从“公”到“私”:新中国的居住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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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私房的社会主义改造、大院、工人村、家属院、筒子楼,到单位住房福利的终结并进入以商品化为主的市场,“住”的理念和形式都成了中国人当代生活的核心内容之一。
  民国时期,政局动荡战乱频繁,使得刚刚起步的“城市化”根本无法进行。1949年至今,中国终于获得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梦寐以求的和平局面,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中国改变了地球的外观。城市,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主导,而住房成了城市居民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大院与工人新村
  北京的大院和上海的工人新村,是20世纪50年代的新兴事物。前者是政治中心,后者是经济中心,而其他的大城市也一样拥有大院和工人新村,算是一种居住形式的“混搭”。
  1950年,为了保护古都北京的老建筑,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与陈占祥吸取巴黎与伦敦的前车之鉴,建议在北京西郊建成新的行政中心。虽然“梁陈方案”最后被否定了,但军队大院却留在了西郊城外。从公主坟一直到北京西山脚下,空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通信兵司令部、总后勤部、总参谋部、炮兵司令部、装甲兵司令部、工程兵司令部(后来是基建工程兵)、铁道兵司令部等大院,以及军事医学科学院、解放军总医院(即301)等鳞次栉比、依次排开,一直延续到西山脚下的北京军区大院。
  高校大院集中在北京的西北面,1950年代初,学院路上自南向北建设了著名的“八大学院”;清华、北大、人大、民族学院则位于跟学院路平行的白石桥路和海淀路上,也都是一圈一大块地。而国家和市属机关的宿舍院,则散布在城外各处。其中三里河地区又是主要的聚集区。
  和北京相比,上海就要更费脑筋来解决工人阶层的居住问题。上海原本就是中国的工业中心,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苏联模式影响下,将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提出“通过增加产业工人数量,把畸形的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再加上“低工资高就业”的经济政策,上海工人数量连年增长。这里成为新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同时聚集了大量的产业工人,其中仅纺织工人就有四五十万之多,居住环境普遍很差。
  1950年,根据中央的指示,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指出:“目前经济情况开始好转,必须照顾工人的待遇和福利”。在此背景下,曹杨新村“1000户”工人住宅(实际建造1002户,即曹杨一村)和“两万户”住宅先后应运而生。曹杨新村成为新中国最早的“工人新村”,之后上海又在沪东、沪西两个工业集中分布区建设了多个工人新村。此后,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工人新村建造活动。
  大院和工人新村,有一个共同点,本质上都是封闭的社区,功能齐全、自给自足的小社会,里面有门诊部、浴室、理发室,还有不同种类的子弟学校。在其他城市,也有各种大院和工人新村的“变种”,用一个形象的词来说,就是单位的“家属院”。大家上班在一个单位,甚至在一个车间,而下班后,又住到同一栋楼,甚至同一单元。父母是同事,而孩子从小就是在一起的玩伴。这是一种集体生活,很容易培养起共同的认知。大院或者工人新村里出来的孩子,往往都经历过某种“残酷青春”,与别的大院或家属院的子弟打架斗殴,似乎是必然要经历的成长课。
  如今,很多“工人新村”都已经被拆或者面临着即将被拆迁的命运。第一代新村的居民,早已是白发老者,他们对这种家属院的生活充满了感情。“新村”,就这个词的意思来说,它让人想起农村的村庄,尽管从事的是工业生产,“新村”仍然是一个传统意义的熟人社会。尽管已经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但就人与人的联系方式来说,仍然充满了温情。父母上班,把孩子托付给邻居看管,或者让孩子们在大院里自由玩耍,都不会有什么安全上的担忧,这样的居住环境,能给人以特别的安全感。
  市场化改革30年
  1998年,《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文件出台,决定自当年起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建立住房分配货币化、住房供给商品化、社会化的住房新体制。在停止福利分房的时候,中国的住房商品化已经试点了10年了。在这10年期间,实行的是商品房交易与福利分房并行的制度。在福利分房的末期,由于有了市场参照,而且可以进行买卖,能分到房子的人,对“福利”的感受更深。
  1987年12月1日,中国首次以公开拍卖的方式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原深房公司总经理骆锦星举起11号牌,赢得中国土地“第一拍”,后来深房公司在竞得的这片土地上修建了东晓华园。2008年2月4日,坐在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花园的花坛前,73岁的骆锦星没有想到,深圳这两年的房价飙升得如此之快,这个20年前在那场“中国土地第一拍”中竞得的土地建成的楼盘,建成时开盘价1600元每平方米,20年之后的今天,也水涨船高,升值已达数倍之多。
  住房的商品化,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改革之一,不但让更多的人拥有住房,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产权的概念。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那些拥有住房的人,对社会的稳定起着巨大的作用。有意思的是,虽然很多人对“70年产权”有意见,国家也在探讨产权到期后如何续签的问题,但是这一政策在当年出台时,却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注意。
  所谓产权,准确的表述是“住宅土地使用权”,“70年”的规定,最早见于199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的王先进这样回忆:“这是根据境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来的。英国可能是实行批租制最早的国家,那时全英土地全部归国王所有。开始时批租年期最高为999年,实际是永租制,后来逐步减少。我国的香港地区原来属英国管辖,也是实行批租制,开始批租最高年期不超过九龙租地的年限,后来还是逐渐调整为75年,但也有更短期的。参考他们的做法,并考虑我们没有批租经验,规定较短的年限为好。于是,国家土地管理局递交国务院的报告中提出“50年”的期限。后来中央讨论转让土地使用权的问题时,时任中央主要领导问我为什么规定50年,长一些行不行?后来制定法律时,改为最高年限70年。”
  “70年”的规定出炉之后,社会舆论几乎没有任何反应。当时最汹涌的舆论,乃是担忧将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给外资企业,会变相造成新的“租界”,是一种“卖国行为”——王先进回忆:“一些人大常委行使法律权利,向国务院提出质疑,要求限期答复。卖国是一项很大的罪名,当时也的确有些紧张。……全国人大还要求我去当面接受质询。”
  住房商品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的巨大,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中国社会面貌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发生巨变,城市化进程是最核心的推动力。“买房”,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购买行为之一,尤其是贷款买房这一用时间换空间的做法,让很多青年都拥有了住房。“有房阶层”至今还在不断的壮大中。
  一个更开放的社会,必定有多元的住房设计。在房地产市场足够发展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仅仅市场,是不够公平的。政府的职责,不仅在于对市场进行法律意义上的监管,也要注意住房公共保障性的一面。最近这些年,很多城市都开发了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前者为城市中低收入者提供了购买房屋的一种可能性,而后者则让那些刚参加工作的青年人,既有房可住,又不会被房价羁绊,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创造社会财富。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本质上是城市管理者利用公共资源提供的一种服务,人们称之为“保障性住房”是很贴切的。市场不是万能的,只有把市场和保障性结合起来,才能既保持市场的活力,又能保障整个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保障性住房,让人想起50年代的最初的住房实践,想起杜甫“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住房理想。千百年来都没有实现过的事情,如今成为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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