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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经过农贸市场，看到门口这位曾经指点江山的领导在满头大汗地一手执锅，一手执铲，系着污垢满是的厨布，在那里从事第三产业的时候，心里像承受核弹爆炸一般……
我是一个有着强烈忧患意识却始终未走出忧患的70后，标准的中年男人，上有老，下有小。
每到夜深，我会像传说的土财主一样，战战兢兢翻开自己的宝藏，那脆弱不堪的微信公众号，看看粉丝在贫瘠的土壤里生长着，看看钱包在缓慢无比的节奏里增长着，然后有意无意地祷告：幸运之神啊，求你赐福与我，扩张我的领地，保佑不被封号，不被屏蔽，不被下岗。
我总是对现实、对社会，保持着一种较高度的不信任感。
这来自于父母辈的教训。
这要从我成长的环境说起，我是在县级国有企业的院子里长大的。
父母都是知青，1980年前后回城，父亲在学校工作，母亲进入了一家让人极度羡慕的企业：县五金交电化公司。在那个买一辆凤凰牌永久牌自行车都得求爷爷告奶奶的时代，这家单位的光环足以让在里面工作的人自我感觉高人一等。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那是一个销售行业工人无忧无虑，甚至有点嚣张的时代。
他们的称呼本来就是一种荣誉，不叫售货员，不叫服务生，而是堂堂正正的“营业员”。
1984年春晚，张明敏的“中国心”红遍大江南北，而春晚第二天大早，第一个用收录机满大街播放的，就是县五金交电化公司。那霸气的分贝，那高大上的气势，感觉好像张明敏是在五交化公司演唱似的。
有时候，在盛夏的夜间，五交化的小伙子们在营业大厅里大分贝打开电视机，看全国武术锦标赛直播，因为电影《少林寺》的关系，那时候的武术比赛颇有粉丝，小伙子们一面喝彩，一面喝汽水，脸上洋溢着无比张扬的幸福笑容。
当时，所有的人都相信，他们这种自豪而幸福的生活，会一直持续下去。
而且，按照当时的就业思路，这种幸福会延伸到下一辈——我的身上，因为当时还流行一个职业接班制度：顶职。
那时的公司开会，很少谈及具体的业务，诸如营业额、利润，公司经理作报告，主要内容是讲政治，讲新时期的大好形势，那语气，完全是党委书记作政治报告。
种种的骄傲和豪迈，都来自于行业的垄断特性。享受特权的人，总是豪迈而幸福的，甚至有点任性。
姑且举一例：五交化公司有一家专门卖化工产品的门市部，我母亲曾在那里工作过。一位同事阿姨，胖胖的，坐在柜台里守着柜台。某日，一位农民来买货，问：“同志，请问有土红吗？”她懒懒地回答：“没有土红，只有铁红。”
其实，土红和铁红就一回事。
这恐怕是当时销售行业态度的一个生动写照，傲慢，来自于行业的垄断和特权。
然而，幸运之神不会总是与你同在。不久，我就亲眼看到和感受到这个行业的寒冬。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考上大学，虽然只是个师专，在那个年代，还是不错的。
母亲公司的人都很高兴，有一位识时事者，很真诚地祝福说：“你的崽，好争气，考上大学，又是教师，以后就不用像我们这样担心行业会垮掉，被社会淘汰了。”
彼时关于五交化公司会垮掉的传闻，一浪比一浪高，有时候公司员工会自我安慰说：“不会的，肯定不会，我们是国有企业，我们的干部可以直接调到县委当领导，都是国家工作人员，政府怎么能让国家工作人员没饭吃呢？”
大家都有危机感，但是谁也不知道怎样对付危机。
然而，寒冬还是在危机感中如期而至了。
我母亲在公司垮掉之前退休了，领到了退休工资。但是绝大部分中年壮年员工，都在这个时候忽然失去了手中的饭碗。
母亲描述说：公司开了最后一次员工大会，宣布公司不行了，除几个留守人员负责公司房产和租赁事项外，其余的人都散伙。老员工们痛哭起来：以前私人和家庭有事，可以找公司解决，以后，我们有事，找谁去？
下岗对于国有企业的员工来说，是一件残酷的事儿，尤其是那些年过四十，上有老下有小的男性领导，他们已经来不及走出去，无法再学习新的技能，无法找到一份与以前一样体面相称的工作。
公司有一位营业主任，个子不高，三十来岁时当上公司领导，意气风发，也有点得意忘形，见了普通员工，爱理不理。下岗后，一切的官架子，都转变为在闹市炒米粉的姿势。
当时我在家乡教书，每次经过农贸市场，看到门口这位曾经指点江山的领导在满头大汗地一手执锅，一手执铲，系着污垢满是的厨布，在那里从事第三产业的时候，心里像承受核弹爆炸一般，升起巨大的蘑菇云，这朵蘑菇云就是：忧患感。
我不能像我的叔叔、阿姨辈那样，在一个兴旺的时代，被捆在一个没落的行业上，被其活活耽误。对于这个时代，他们也曾鼓掌，也曾欢呼，然而，他们却在鼓掌和欢呼中憔悴和凋零。
然而，那时的男教师，处于一个怎样的境地呢？有一个指标可以说明问题，看你能娶到一个什么样的老婆。
像我这样的男教师能娶到的就是：下岗女员工。女教师不理你，女干部不鸟你，你只好和下岗女工人将就结婚。
不要说我歧视下岗工人，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被歧视的一群。
那时的我，为了不让家族的优秀基因被中断，要找一个好的配种，于是走了另一条异样的路——考研，以我魯钝的资质，考了三次才考中。
毕业，我进入媒体，纸质媒界。
我骄傲地认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每年回家，和父母走在大街上，遇母亲的同事，父母都会骄傲地介绍一番：我崽，现在报社当记者。
母亲同事们，那些曾经在盛夏的夜晚，在公司营业大厅一面喝酒，一面看武术锦标赛的一群人，如今用仰慕的眼光看着我——彼时，多少人曾用这样的眼光看着他们。
我进入纸媒，并不只是虚荣心使然，也是一种宿命。我喜欢文字，喜欢传播文字，喜欢很多的人感受到我文字里散发的真诚、激情和那么一点点勉强称得上是智慧的玩意。 我是如此地狂爱码字，2000年的年底，2001年春节前夕，我许下一个愿望：希望我的名字每天都能在印刷品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地传播出去。果然，幸运之神光顾了一下我，我进入一家大型纸媒集团，成了经济新闻部的编辑，每天报纸左上角都印着我的大名：刘黎平。
前辈们碌碌无为，靠着国家特殊的垄断经济形态过着舒心的日子，让我很不以为然。
我觉得，这家纸媒，不只是一个饭碗，更是一个盛放理想的容器，它实现了我的理想，让我署名的文章每周几十万地向外传播，让我走在路上都能遇到粉丝，让我能出版几本不太畅销的书。
这个世纪初，我进入纸媒时，纸媒正是如日中天的时期，广告收入超过几乎同级别的电视台，而近几年，纸媒断崖式的崩塌让人大跌眼镜。
记得有一天晚上，十二点左右，下晚班回家，叫了一辆的士，司机知道我是报社的，很羡慕地说：“报纸好啊，国民党要办，共产党也要办，反正缺不了你们。”
——人民如此看好我们，我们干嘛要忧患呢？
其实，这位司机大哥的话，有一个词要替换，就是“报纸”要替换成“新闻”。
所谓的反正缺不了我们，这个我们，其实应该是职业化的新闻群体，而不是具体的我们的这一群个体。
广告断崖式的下滑，甚至能听到断崖的声音，这声音来自于工资卡里越发越少的工资。
记得有一回参加儿子的家长会，一位女家长，也是同城报纸的，她跟我说：你们已经算幸运的了，年终奖季度奖照发，尽管购买力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已经很多人在家里闲着，每个星期做不了几个版，薪水实在是很没面子。
开完家长会，我牵着儿子的手，走在学校的林荫大道上，儿子突然好奇地问我：爸爸，我们什么时候买路虎，我们什么时候换电梯房。
看着他忽闪忽闪的眼睛，充满着对父母未来，对自己未来的憧憬，我忽然有点紧张，我亲爱的孩子，你知道吗？爸爸的下半辈子可能陷入贫困。可能你得在这个贫寒的家庭里长大，如果你不够努力，不够走运，这种贫寒可能还会延续下去。
我惊恐不安地悲伤起来，所有曾经有过的使命感、责任感，此刻被生存危机感冲刷得荡然无存。
脑海忽然闪现母亲公司那位曾经嚣张得不可一世的业务主任在闹市满头大汗地炒米粉的景象，不禁悲从心起：我的下半生会不会像他们一样呢？
幼稚的儿子，目前不能感知我的危机感，就好像当年的我不能感知父母叔叔阿姨辈的危机感一样。
我前几年就有个担心，担心在媒体界，会出现像产业工人那样的下岗潮。
这种潮流，冷眼去看，不是某一个政策的失误，不是某一个领导的品质问题，而是一种无法拒绝的时代潮流。
所以，不要嘲笑上一代人的落魄，因为很可能你会成为他们。
伴随着对下半生贫寒的恐惧，还有对光荣感失去的恐惧。我们很可能会成为被照顾的一类群体，拿着国家的救济过日子，一旦想到这个，我忽然明白，欧美那些高傲的曾经的精英，为什么宁肯在地铁口搞杂耍，也不愿意去领救济金。
纸媒从业者，如今从事的新营生，可谓五花八门，搞厨艺，卖“心灵鸡汤”，从事童书推销，或者跑动漫业务，或靠一栋大楼收租，这个社会只要不懒，不太蠢，混一碗吃是不难的。
大船要沉了，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只能像船上的老鼠一样，仓皇逃生。
2014年，我踏上了微信公众号这个平台，以期能靠着自己的笔杆子谋生。有时候，我也庆幸自己走上了这一条道路，每到深夜，翻出来看看，看到几个小钱在钱包里叮叮当当响，明天的肉菜总算有着落了，儿子的学费总算有着落了，贷款近两百万的房贷，总算有着落了……
搞笑的是，让我在微信里人五人六地当大师，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赚生活费的，恰好是我当年十分嫌弃，一入社会就扔掉的专业：古代文学。
寺庙立碑，婚丧喜庆，公司开张等文稿……挽起袖子就写，不，是挽起袖子就敲。
有一回，被某东家要求去为一座古庙写碑志，站在高高的城头上，看着汪洋大海，看着远远紫气东来的高山，正幸甚至哉的时候，忽然想起先父说的一个典故：你曾祖父的弟弟，不争气，田产守不住，全败光了，只好拿只笔，蹲在大街边，替人写状纸，写祭文谋生，过日子，千万不要学他。
一刹那间，突然觉得曾祖父的弟弟英魂附体。
又一刹那间，家乡五交化公司那位中年下岗的中层领导，满头大汗在菜市场炒东莞米粉的身影，也浮现在眼前。
奋斗那么多年，我是不是走回了他们的老路？
什么新闻使命感，什么铁肩担道义，到头来，不就是人模人样的活着吗！？
——即便现在，我手握10万粉丝，月赚2万+，被粉丝仰视为大师，可我依旧感觉生活危机重重。
网友评论：
智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相信作者的后半生不会再焦虑了。
无为：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焦虑感在不同的人群中蔓延，尤其是在中产阶层，他们好像“病了”，得了财富焦虑症。他们被人称作白领，享受着看上去让别人羡慕的工作、生活，但是他们却时刻在担心，担心他们今天所从事的工作，明天会不会被辞掉？今天身体很健康，明天会不会因为一场大病而致贫？
空空道人：凭个人天赋和能力，谋一口饭吃，很好，比寄生在某个组织里碌碌无为一生要好。
大汉子民：笔者有研究生文凭，文章写的这么好，粉丝十多万，月收入应至少2万以上吧，对生活尚且如此焦虑和忧患，让我等高中毕业在工厂干活月薪3千多，还悠哉悠哉看电影过周末的人情何以堪呀？
紅尘过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兴衰荣辱寻常事，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编辑 倚天
我是一个有着强烈忧患意识却始终未走出忧患的70后，标准的中年男人，上有老，下有小。
每到夜深，我会像传说的土财主一样，战战兢兢翻开自己的宝藏，那脆弱不堪的微信公众号，看看粉丝在贫瘠的土壤里生长着，看看钱包在缓慢无比的节奏里增长着，然后有意无意地祷告：幸运之神啊，求你赐福与我，扩张我的领地，保佑不被封号，不被屏蔽，不被下岗。
我总是对现实、对社会，保持着一种较高度的不信任感。
这来自于父母辈的教训。
这要从我成长的环境说起，我是在县级国有企业的院子里长大的。
父母都是知青，1980年前后回城，父亲在学校工作，母亲进入了一家让人极度羡慕的企业：县五金交电化公司。在那个买一辆凤凰牌永久牌自行车都得求爷爷告奶奶的时代，这家单位的光环足以让在里面工作的人自我感觉高人一等。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那是一个销售行业工人无忧无虑，甚至有点嚣张的时代。
他们的称呼本来就是一种荣誉，不叫售货员，不叫服务生，而是堂堂正正的“营业员”。
1984年春晚，张明敏的“中国心”红遍大江南北，而春晚第二天大早，第一个用收录机满大街播放的，就是县五金交电化公司。那霸气的分贝，那高大上的气势，感觉好像张明敏是在五交化公司演唱似的。
有时候，在盛夏的夜间，五交化的小伙子们在营业大厅里大分贝打开电视机，看全国武术锦标赛直播，因为电影《少林寺》的关系，那时候的武术比赛颇有粉丝，小伙子们一面喝彩，一面喝汽水，脸上洋溢着无比张扬的幸福笑容。
当时，所有的人都相信，他们这种自豪而幸福的生活，会一直持续下去。
而且，按照当时的就业思路，这种幸福会延伸到下一辈——我的身上，因为当时还流行一个职业接班制度：顶职。
那时的公司开会，很少谈及具体的业务，诸如营业额、利润，公司经理作报告，主要内容是讲政治，讲新时期的大好形势，那语气，完全是党委书记作政治报告。
种种的骄傲和豪迈，都来自于行业的垄断特性。享受特权的人，总是豪迈而幸福的，甚至有点任性。
姑且举一例：五交化公司有一家专门卖化工产品的门市部，我母亲曾在那里工作过。一位同事阿姨，胖胖的，坐在柜台里守着柜台。某日，一位农民来买货，问：“同志，请问有土红吗？”她懒懒地回答：“没有土红，只有铁红。”
其实，土红和铁红就一回事。
这恐怕是当时销售行业态度的一个生动写照，傲慢，来自于行业的垄断和特权。
然而，幸运之神不会总是与你同在。不久，我就亲眼看到和感受到这个行业的寒冬。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考上大学，虽然只是个师专，在那个年代，还是不错的。
母亲公司的人都很高兴，有一位识时事者，很真诚地祝福说：“你的崽，好争气，考上大学，又是教师，以后就不用像我们这样担心行业会垮掉，被社会淘汰了。”
彼时关于五交化公司会垮掉的传闻，一浪比一浪高，有时候公司员工会自我安慰说：“不会的，肯定不会，我们是国有企业，我们的干部可以直接调到县委当领导，都是国家工作人员，政府怎么能让国家工作人员没饭吃呢？”
大家都有危机感，但是谁也不知道怎样对付危机。
然而，寒冬还是在危机感中如期而至了。
我母亲在公司垮掉之前退休了，领到了退休工资。但是绝大部分中年壮年员工，都在这个时候忽然失去了手中的饭碗。
母亲描述说：公司开了最后一次员工大会，宣布公司不行了，除几个留守人员负责公司房产和租赁事项外，其余的人都散伙。老员工们痛哭起来：以前私人和家庭有事，可以找公司解决，以后，我们有事，找谁去？
下岗对于国有企业的员工来说，是一件残酷的事儿，尤其是那些年过四十，上有老下有小的男性领导，他们已经来不及走出去，无法再学习新的技能，无法找到一份与以前一样体面相称的工作。
公司有一位营业主任，个子不高，三十来岁时当上公司领导，意气风发，也有点得意忘形，见了普通员工，爱理不理。下岗后，一切的官架子，都转变为在闹市炒米粉的姿势。
当时我在家乡教书，每次经过农贸市场，看到门口这位曾经指点江山的领导在满头大汗地一手执锅，一手执铲，系着污垢满是的厨布，在那里从事第三产业的时候，心里像承受核弹爆炸一般，升起巨大的蘑菇云，这朵蘑菇云就是：忧患感。
我不能像我的叔叔、阿姨辈那样，在一个兴旺的时代，被捆在一个没落的行业上，被其活活耽误。对于这个时代，他们也曾鼓掌，也曾欢呼，然而，他们却在鼓掌和欢呼中憔悴和凋零。
然而，那时的男教师，处于一个怎样的境地呢？有一个指标可以说明问题，看你能娶到一个什么样的老婆。
像我这样的男教师能娶到的就是：下岗女员工。女教师不理你，女干部不鸟你，你只好和下岗女工人将就结婚。
不要说我歧视下岗工人，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被歧视的一群。
那时的我，为了不让家族的优秀基因被中断，要找一个好的配种，于是走了另一条异样的路——考研，以我魯钝的资质，考了三次才考中。
毕业，我进入媒体，纸质媒界。
我骄傲地认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每年回家，和父母走在大街上，遇母亲的同事，父母都会骄傲地介绍一番：我崽，现在报社当记者。
母亲同事们，那些曾经在盛夏的夜晚，在公司营业大厅一面喝酒，一面看武术锦标赛的一群人，如今用仰慕的眼光看着我——彼时，多少人曾用这样的眼光看着他们。
我进入纸媒，并不只是虚荣心使然，也是一种宿命。我喜欢文字，喜欢传播文字，喜欢很多的人感受到我文字里散发的真诚、激情和那么一点点勉强称得上是智慧的玩意。 我是如此地狂爱码字，2000年的年底，2001年春节前夕，我许下一个愿望：希望我的名字每天都能在印刷品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地传播出去。果然，幸运之神光顾了一下我，我进入一家大型纸媒集团，成了经济新闻部的编辑，每天报纸左上角都印着我的大名：刘黎平。
前辈们碌碌无为，靠着国家特殊的垄断经济形态过着舒心的日子，让我很不以为然。
我觉得，这家纸媒，不只是一个饭碗，更是一个盛放理想的容器，它实现了我的理想，让我署名的文章每周几十万地向外传播，让我走在路上都能遇到粉丝，让我能出版几本不太畅销的书。
这个世纪初，我进入纸媒时，纸媒正是如日中天的时期，广告收入超过几乎同级别的电视台，而近几年，纸媒断崖式的崩塌让人大跌眼镜。
记得有一天晚上，十二点左右，下晚班回家，叫了一辆的士，司机知道我是报社的，很羡慕地说：“报纸好啊，国民党要办，共产党也要办，反正缺不了你们。”
——人民如此看好我们，我们干嘛要忧患呢？
其实，这位司机大哥的话，有一个词要替换，就是“报纸”要替换成“新闻”。
所谓的反正缺不了我们，这个我们，其实应该是职业化的新闻群体，而不是具体的我们的这一群个体。
广告断崖式的下滑，甚至能听到断崖的声音，这声音来自于工资卡里越发越少的工资。
记得有一回参加儿子的家长会，一位女家长，也是同城报纸的，她跟我说：你们已经算幸运的了，年终奖季度奖照发，尽管购买力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已经很多人在家里闲着，每个星期做不了几个版，薪水实在是很没面子。
开完家长会，我牵着儿子的手，走在学校的林荫大道上，儿子突然好奇地问我：爸爸，我们什么时候买路虎，我们什么时候换电梯房。
看着他忽闪忽闪的眼睛，充满着对父母未来，对自己未来的憧憬，我忽然有点紧张，我亲爱的孩子，你知道吗？爸爸的下半辈子可能陷入贫困。可能你得在这个贫寒的家庭里长大，如果你不够努力，不够走运，这种贫寒可能还会延续下去。
我惊恐不安地悲伤起来，所有曾经有过的使命感、责任感，此刻被生存危机感冲刷得荡然无存。
脑海忽然闪现母亲公司那位曾经嚣张得不可一世的业务主任在闹市满头大汗地炒米粉的景象，不禁悲从心起：我的下半生会不会像他们一样呢？
幼稚的儿子，目前不能感知我的危机感，就好像当年的我不能感知父母叔叔阿姨辈的危机感一样。
我前几年就有个担心，担心在媒体界，会出现像产业工人那样的下岗潮。
这种潮流，冷眼去看，不是某一个政策的失误，不是某一个领导的品质问题，而是一种无法拒绝的时代潮流。
所以，不要嘲笑上一代人的落魄，因为很可能你会成为他们。
伴随着对下半生贫寒的恐惧，还有对光荣感失去的恐惧。我们很可能会成为被照顾的一类群体，拿着国家的救济过日子，一旦想到这个，我忽然明白，欧美那些高傲的曾经的精英，为什么宁肯在地铁口搞杂耍，也不愿意去领救济金。
纸媒从业者，如今从事的新营生，可谓五花八门，搞厨艺，卖“心灵鸡汤”，从事童书推销，或者跑动漫业务，或靠一栋大楼收租，这个社会只要不懒，不太蠢，混一碗吃是不难的。
大船要沉了，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只能像船上的老鼠一样，仓皇逃生。
2014年，我踏上了微信公众号这个平台，以期能靠着自己的笔杆子谋生。有时候，我也庆幸自己走上了这一条道路，每到深夜，翻出来看看，看到几个小钱在钱包里叮叮当当响，明天的肉菜总算有着落了，儿子的学费总算有着落了，贷款近两百万的房贷，总算有着落了……
搞笑的是，让我在微信里人五人六地当大师，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赚生活费的，恰好是我当年十分嫌弃，一入社会就扔掉的专业：古代文学。
寺庙立碑，婚丧喜庆，公司开张等文稿……挽起袖子就写，不，是挽起袖子就敲。
有一回，被某东家要求去为一座古庙写碑志，站在高高的城头上，看着汪洋大海，看着远远紫气东来的高山，正幸甚至哉的时候，忽然想起先父说的一个典故：你曾祖父的弟弟，不争气，田产守不住，全败光了，只好拿只笔，蹲在大街边，替人写状纸，写祭文谋生，过日子，千万不要学他。
一刹那间，突然觉得曾祖父的弟弟英魂附体。
又一刹那间，家乡五交化公司那位中年下岗的中层领导，满头大汗在菜市场炒东莞米粉的身影，也浮现在眼前。
奋斗那么多年，我是不是走回了他们的老路？
什么新闻使命感，什么铁肩担道义，到头来，不就是人模人样的活着吗！？
——即便现在，我手握10万粉丝，月赚2万+，被粉丝仰视为大师，可我依旧感觉生活危机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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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相信作者的后半生不会再焦虑了。
无为：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焦虑感在不同的人群中蔓延，尤其是在中产阶层，他们好像“病了”，得了财富焦虑症。他们被人称作白领，享受着看上去让别人羡慕的工作、生活，但是他们却时刻在担心，担心他们今天所从事的工作，明天会不会被辞掉？今天身体很健康，明天会不会因为一场大病而致贫？
空空道人：凭个人天赋和能力，谋一口饭吃，很好，比寄生在某个组织里碌碌无为一生要好。
大汉子民：笔者有研究生文凭，文章写的这么好，粉丝十多万，月收入应至少2万以上吧，对生活尚且如此焦虑和忧患，让我等高中毕业在工厂干活月薪3千多，还悠哉悠哉看电影过周末的人情何以堪呀？
紅尘过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兴衰荣辱寻常事，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编辑 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