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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目前出台的一系列紧缩性政策,缓解通胀压力是其主要的政策目标之一。解决当前的通胀问题是否仅仅靠收缩流动性就能实现?我的看法是中国要走出当下通货膨胀的泥沼,办法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放价格、减税收、松信贷、稳汇率。
中国通胀的本质在于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的长期累积—经济体价格体系系统性扭曲。所以,某种程度上讲,本轮通胀是过去三十年被管制价格的全面反弹,带有为从前高增长、低通胀的“奇迹”埋单的性质。通胀的显性化和扩散化意味着既往的靠低要素价格高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难以为继的尽头,而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确立的前提和核心在于整个价格体系的重构,即要从根本上纠正价格体系的系统性扭曲,切实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内在的价格形成机制。换句话说,只有当资源要素价格上涨能真正成为投资规模的“自动刹车器”之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才可以说初步得以确立。
当然,“放价格”可能会使企业面临短期的痛苦调整。国内要素价格与国际价格的接轨,国内短期CPI和PPI可能较大幅度上涨。但是可以预期的是,这个过程不会很长,因为中国放松价格管制的直接效果,会导致全球商品市场价格开始向下回落,因为价格的放开,意味着商品市场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能源需求增长的预期要大幅向下修正。随着中国因素的降温,必然导致资金从商品市场撤离。当然,为了减小放开价格对企业和居民的冲击,应尽可能熨平经济的波动。政府必须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予以支持和配合。
“松信贷”,为当下严厉的信贷规模控制松绑。在一个政府主导作用还很强的经济体制中,信贷总量政策往往是一刀切的效果,导致信贷结构进一步扭曲。政府直接和间接相关的企业部门更容易或者更大份额地获得信贷资源,而经济中最有效率的私人部门,面临两方面的沉重压力:一是要素成本高企,二是出现更加恶化的信贷紧缩,导致企业效益下滑,本质是劳动生产率开始下滑。所以货币当局必须把工作重心从紧缩信贷转移到资金的有效配置上来,特别是积极支持私人投资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体中,信贷需求的真正控制靠的是企业自主选择,如果价格理顺了,企业投资的利润率正常化了,信贷的过热需求自然就消失了。
“减税收”,通过财政补贴和减税,减轻企业面对的成本上升的压力,支持企业积极进行产业调整和升级,依靠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来提升劳动生产率。这样才能真正将成本上升的因素尽可能消化在企业内部,通胀才能真正得到抑制,不至于转化为恶性的通货膨胀。通过财政补贴和减税手段,稳定通胀的预期,减轻百姓通胀的痛苦。
最后一点是“稳汇率”。更准确地讲,是稳定汇率的预期。今年央行在货币政策空间已经非常狭小的情况下,仍然频繁操作,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冲热钱涌入。但是,货币当局应该回过头来想一想,为什么在今年内外环境都很窘迫,中国经济很可能出现拐点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压力反而加强,热钱更大规模的加速涌入?
2007年8月份以来,中国人民币加速升值的预期是那样明确,甚至写入了货币当局的政策执行报告(央行去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就已经做好了理论背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各国的实践均表明,本币升值有利于抑制国内通货膨胀”),如果中国的货币当局认定了名义汇率升值作为抑制通貨膨胀的武器的话,短期内进入中国套汇的利润真是太丰厚了(结汇后躺在银行的储蓄账户上就有年率15%的收益),预期之明确几乎毫无风险。
坦率地讲,在国内劳动生产率进步拐点尽显、通胀压力释放的情况下,在全球信用紧缩的背景下,人民币升值压力本该较去年大幅减轻的,但事情终究走向了反面,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货币当局的政策偏差。如果央行不尽快稳定汇率的预期,不但抑制不住通胀,相反只可能与流动性搏斗到弹尽粮绝。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中国通胀的本质在于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的长期累积—经济体价格体系系统性扭曲。所以,某种程度上讲,本轮通胀是过去三十年被管制价格的全面反弹,带有为从前高增长、低通胀的“奇迹”埋单的性质。通胀的显性化和扩散化意味着既往的靠低要素价格高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难以为继的尽头,而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确立的前提和核心在于整个价格体系的重构,即要从根本上纠正价格体系的系统性扭曲,切实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内在的价格形成机制。换句话说,只有当资源要素价格上涨能真正成为投资规模的“自动刹车器”之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才可以说初步得以确立。
当然,“放价格”可能会使企业面临短期的痛苦调整。国内要素价格与国际价格的接轨,国内短期CPI和PPI可能较大幅度上涨。但是可以预期的是,这个过程不会很长,因为中国放松价格管制的直接效果,会导致全球商品市场价格开始向下回落,因为价格的放开,意味着商品市场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能源需求增长的预期要大幅向下修正。随着中国因素的降温,必然导致资金从商品市场撤离。当然,为了减小放开价格对企业和居民的冲击,应尽可能熨平经济的波动。政府必须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予以支持和配合。
“松信贷”,为当下严厉的信贷规模控制松绑。在一个政府主导作用还很强的经济体制中,信贷总量政策往往是一刀切的效果,导致信贷结构进一步扭曲。政府直接和间接相关的企业部门更容易或者更大份额地获得信贷资源,而经济中最有效率的私人部门,面临两方面的沉重压力:一是要素成本高企,二是出现更加恶化的信贷紧缩,导致企业效益下滑,本质是劳动生产率开始下滑。所以货币当局必须把工作重心从紧缩信贷转移到资金的有效配置上来,特别是积极支持私人投资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体中,信贷需求的真正控制靠的是企业自主选择,如果价格理顺了,企业投资的利润率正常化了,信贷的过热需求自然就消失了。
“减税收”,通过财政补贴和减税,减轻企业面对的成本上升的压力,支持企业积极进行产业调整和升级,依靠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来提升劳动生产率。这样才能真正将成本上升的因素尽可能消化在企业内部,通胀才能真正得到抑制,不至于转化为恶性的通货膨胀。通过财政补贴和减税手段,稳定通胀的预期,减轻百姓通胀的痛苦。
最后一点是“稳汇率”。更准确地讲,是稳定汇率的预期。今年央行在货币政策空间已经非常狭小的情况下,仍然频繁操作,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冲热钱涌入。但是,货币当局应该回过头来想一想,为什么在今年内外环境都很窘迫,中国经济很可能出现拐点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压力反而加强,热钱更大规模的加速涌入?
2007年8月份以来,中国人民币加速升值的预期是那样明确,甚至写入了货币当局的政策执行报告(央行去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就已经做好了理论背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各国的实践均表明,本币升值有利于抑制国内通货膨胀”),如果中国的货币当局认定了名义汇率升值作为抑制通貨膨胀的武器的话,短期内进入中国套汇的利润真是太丰厚了(结汇后躺在银行的储蓄账户上就有年率15%的收益),预期之明确几乎毫无风险。
坦率地讲,在国内劳动生产率进步拐点尽显、通胀压力释放的情况下,在全球信用紧缩的背景下,人民币升值压力本该较去年大幅减轻的,但事情终究走向了反面,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货币当局的政策偏差。如果央行不尽快稳定汇率的预期,不但抑制不住通胀,相反只可能与流动性搏斗到弹尽粮绝。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