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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世纪之交有关革命叙述的小说中，以项小米、马晓丽、裘山山、姜安等为代表的一批女性军旅作家，以集群的方式表现出对历史再书写的兴趣。在革命题材小说这块“失声野地”发出了多重之声，与正史写作展开了反诘、互动和探询。本文以现代生命哲学的理性认知态度结合女性自身的真实体验，对小说主体进行性别解读，去发现权力对女性的压抑以及女性在历史中的真实。
关键词：性别 女性革命小说 婚姻 生育 死亡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在世纪之交有关革命叙述的小说中，以项小米、马晓丽、裘山山、姜安等为代表的一批女性军旅作家，携带着《英雄无语》、《楚河汉界》、《我在天堂等你》、《走出硝烟的女神》等作品，以集群的方式表现出对历史再书写的兴趣。她们肩负着强烈的现代意识，或在困惑中拷问革命与人性的历史脉象，或在探索中思索历史生成中女性的挣扎与突围，或在文化的中心地带寻隙性别的宣战，在革命题材小说这块“失声野地”发出了多重之声，与正史写作展开了反诘、互动和探询，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突进宏大的革命叙事内部。
一 婚姻——无爱与认命
作為人类生存状态中两种既普遍又特殊的存在境遇，革命和爱情婚姻一直是集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极致性之大成的表现场域和永恒的文学表达，它们既诉说着个体微细的生命体验，又昭示出人类整体的宏观生存寓言；既传达出显层的社会文化心理，又蕴含着深层的集体无意识。
对现代女性而言，失去她们所执著的爱情，就意味着失去了生存的信念。在新世纪女性革命小说中，女性对于爱情的渴望与追求，却显得如此无力与麻木。作家们以苍凉而忧郁的文本语言，冷漠地告诫男性世界：在革命的宏大历史进程中，女性之所以要结婚，并不是因为真“爱”，而是出于无奈。《英雄无语》中，作者以“我”的名义介入历史言说，在夹叙夹议的言说中公开表达出自己对“奶奶”婚姻的反思。出生三天做了童养媳，十七岁圆房，生下三个孩子后，爷爷对奶奶不感兴趣了，于是就有了英雄的“爷爷”“抛下奶奶去和别的女人好，而且不止和一个女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蹂躏奶奶的感情，视奶奶的屈辱和生死于不顾，甚至能够当着奶奶的面和另外的一个女人睡觉”。想到这里，“我就痛苦得不能呼吸”，“我想奶奶一定是始终认为这段往事很丑恶，如果有可能，她一辈子也不愿去回想它，而且，不仅仅是丑恶，这里面还包含了一个女人所能遭受的最深的创痛”。这是作者对祖母血肉之躯的体验和女性声音的认真阅读和细心倾听。正是带着这份深刻的理解、体验和感悟，作家抚摸和应和着革命中女性的心路历程和心灵之声，不断深化着对婚姻爱情之痛和历史之忧的双重省思。与《英雄无语》不同，《楚河汉界》则将关注点转向了爱情婚姻与革命功利性的两难选择和双重博弈。当婚姻放弃了爱情，与功利的前途和荣辱联系到一起，心也就破碎了。苏娅为了南征的前途与周家的荣辱，强忍着未婚怀孕的痛苦，离开了自己深爱的南征，让自己“只剩下一个躯壳”，无奈走入东进的婚姻，却“整天挣扎在两难的境地中，精神几乎都要崩溃”。她努力想不怨恨这个男人，但“怨恨却在心中发芽，并悄悄地生长出来了”。因为她清醒地看到，当真情变成标本，内里的脉络清晰地显现出来，正如男人的自私自利、无情无义，于是“选择轻蔑、选择不理，选择连眼珠也不转过去”。《走出硝烟的女神》更是直接表达了战争与女性、情爱的悖论。兵败河西走廊，历尽千辛万苦返回延安的大曼，怀着重逢的喜悦去与先期到达的恋人相见，却因为男人对贞操的怀疑，被无情地鄙视与拒绝。“战争，不仅让她付出了鲜血，也让她付出了爱情，甚至更多的东西”，从此，她的生活中不再有柔情，不再有儿童和摇篮，不再有丈夫和家庭。女性人生的爱情缺席，也就象征着女性人格的缺失。
二 生育——恐惧与磨难
生育是女性生命的自然现象，是女性人生不可或缺的神圣责任、独特优势和绝对权利。因为它不仅造就了富有独立人格、博爱情怀、创造精神的普泛意义上的新人，而且魔法师般地唤醒了女性压抑已久的精神性别，将她们锻造为彻里彻外的真正的女人。然而，在现代女性革命小说中，我们却读到了对女性孕育的质疑和反省，发现了女性孕育神话写作的另一条轨迹。在这里，我们很难从作品的生育描述中获得生命创造的喜悦和母性幸福的感受，看到的更多是肉体的撕裂和鲜红的血流，是一个即将诞生的生命对母体的破坏与摧残，其场面充斥着生命死亡的恐怖，而其中“男性的缺席”与“婴儿的缺席”，更是加重了女性群体在阴暗冰冷的社会角落孤独承受、咀嚼其人生的悲剧气息，展示了女性精神世界被遮蔽或被压抑了的集体无意识。
作为一部战争时期的女性史诗，《走出硝烟的女神》以沉郁的笔调，充分展示了战争残酷与生育恐惧的相伴相生。“阿霞已被来势凶猛的疼痛折磨得脱去了原形……十根曾抚琴弹奏出美妙乐曲的纤指此刻如同枯柴般痉挛着，爆出了青筋……痛苦万状的阿霞，发出近乎母兽般的号吼”，“她感到自己好像跌进了万丈深渊，她感觉自己的身体在踏不到底的深坑里翻滚着、挤压着”，“产妇痛苦得几近昏厥过去。在最后一刹那，她几乎是被苦难撕碎了一般，惨叫出如同与生命诀别般的绝望声音”。这些触目惊心的惨烈画面，由衷地传达出作家自觉的性别意识：在宏大的革命历史叙述过程中，男性凭借着战场上的英雄姿态介入到女性的生命之中，造成了她们的生育之苦，但男人们却在期间“离场”，从而带给女性更大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虐杀。于是，女人犹豫而可怜地望着周围的人们，用断断续续的嘶哑声呻吟：“太不……公平了。丈夫们……总说，他们能……担当起一切，可是……他们究竟……担当了多少？”
如果说《走出硝烟的女神》通过血淋淋的生育场景给人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在《英雄无语》中，历史的理性则遭遇到幼小生命的血泪质疑，辉煌的革命历史与生命的发展在此刻遭遇了尴尬。“奶奶”以老式农村妇女罕有的大无畏反封建精神，在她的五个生龙活虎的孙儿中选中一个最丑、最羸弱、脾气性格各方面都不理想的孙女来偏袒，这里面包含着“奶奶”对嫁给人家做童养媳而导致生命如流星闪电般短暂的女儿细妹那如草似茎般纤细柔弱生命的深情缅怀和无限眷顾，和对女人曾经如鸡似狗般的命运所做的身体力行的抗议。怀着对两个童养媳女儿最痛苦的记忆，奶奶不顾老家的习俗，留下了每——这个惟一的心灵寄托。然而，厄运仍不断降临到奶奶和这个小生命身上。先是和母亲一起承受“爷爷”新欢的屈辱和歧视，在危急关头，“爷爷”一走了之，可怜的孩童还未懂事，就不得不经历生活的磨难，代替“爷爷”坐牢，最后在贫病交加中痛苦地死去——由于有“爷爷”的故事作背景，每的遭遇就格外令人心痛——给“奶奶”留下了终身难愈的心灵创伤。正如作者项小米说：“‘每’这个人，我自己觉得在小说中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实际上写的历史，历史就是这样残酷。历史的前进或者说历史的每一个动作（因为有时不是前进）都不仅仅是大人物们的呼风唤雨，而且需要铺满普通人的尸身。我想表现在这样一种历史过程中，在那样强大的政治势力的厮杀较量中，那些完全不能把握自己的最普通人物的命运。小说中的‘奶奶’和‘每’就是代表了这一群人物。奶奶完全不懂革命为何物，每更是不懂，面对外面陌生的实际是残酷的世界，她充满新奇、渴望，同时充满恐惧，她是太柔弱，太容易被伤害了。”
三 死亡——生之解脱与反抗
作为个体存在的最后一件事实，死亡描写从灵魂的最深处展露着人们对世界和生命存在的深刻体验和形而上的思考。新世纪女性革命小说以细致入微的感悟和最深沉的痛苦体验着女性肉体的消亡，在这里，死亡与其说代表了一种消极的选择，一种真实消失，不如说是一种对于“生”的诘问，一种辨别真相、显现荒诞的女性生存困境的寓言。当死亡回归自身，其意义也就与超个体的民族、国家政治和革命历史价值产生辩驳，而见于故事之外的召唤之力令女性迷惘而战栗。
女性身体不仅是死的坟墓，也是生的温床、爱的圣殿，这种三位一体的共鸣交响构成了女性死亡的独异风貌。《走出硝烟的女神》以刻骨铭心的笔触谱写了女性在死亡中再造生命的生死之音。“她预感到了死神的到来……她产生了一种超脱尘世的感觉，也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轻松愉快的感觉”，“志坚吃力地看着前方……一个准备走向神秘遥远的死亡之地的心灵，是平静的，当她想到即将与尘世脱离联系的时刻，她眼中燃烧的欲望之火就逐渐消失了，只剩下坦然”。女性的身体预约着死亡也孕育着生命，覆盖着死者也粘连着生者。在宏大的历史进程中，在“男性缺席”的孤独场景中，女性使尽人生的最后力气，终于超脫了尘世，回归到自身，因此，当她们接近死亡，反倒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平静与轻松。与之类似，《我在天堂等你》中，苏队长为了革命征程，忍痛抛下自己幼小的儿子，并在对儿子的思念中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实在太累了，我想休息。让我休息吧。”这位曾经英姿勃勃的女兵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真实地表露了女人对革命进程中主流价值的厌倦与抛弃。
女性一方面以自己的死亡来否定生之意义，另一方面，那些投身革命的女性遭际更加强了这种审视历史的性别视角。《英雄无语》中连姓名都没有出现的女革命者，被特务头子谢也夫百般凌辱，摧残致死，其真实目的只是为了探查有共产党嫌疑的“爷爷”等几个人的确切身份。为了革命大计，保存自己，“爷爷”他们在女革命者的凄厉惨叫声中喝酒玩牌直到天亮，他们后来的作为，也证明了这样的忍耐是必要的。然而，在“我”的心目中，耳闻目睹这位女革命者的牺牲而无所表现的“爷爷”们，却不能不经受后来人的追问：“爷爷他们，能救而没有救她，这合乎逻辑吗？这是真实的吗？……或者是人性能容忍的吗？是一个正常人所能承受的吗？”
除了女性自身的死亡，孩童的夭折更是给女人心灵带来了最深重的痛楚。《我在天堂等你》中，“我”怀着对革命的憧憬与热情融入到伟大的历史进程，但亲历两个孩子的死亡却让“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也随之死去”。而《英雄无语》中“每”的无辜死亡，更是成为奶奶心中永远不能触及的伤痛。因而，无论“爷爷”是活着还是死了，奶奶都称呼他为“那死人”、“那死鬼”。“死”在这里意味着人格的不健全、人性的不平衡，是“奶奶”对男权文化最朴素的反抗，对女性命运下意识的呵护。
男性关注的历史往往忽略了历史缝隙中女性的命运，女作家们把她们挖掘出来，让她们成为历史的见证人和叙事者，以人文理想的价值之光揭示被压抑、被遮蔽、被曲解的女人生存之真，以及女人的个人真实性，证明她们常常是战争与时代的牺牲品的历史存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新世纪女性革命小说创作，与其说是去发现历史中的女性，不如说是女性去发现历史。
注：本文系2010-2011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项目“新世纪革命题材文学与主流价值观建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011172B。
参考文献：
[1] 李仰智：《革命时期的爱情婚姻故事——〈父亲进城〉与〈英雄无语〉比较谈》，《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2] 张志忠：《怀疑与追问——新世纪长篇小说的一种思想气质》，《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3] 张志忠：《历史、现实与心灵的探险——读项小米长篇新作〈英雄无语〉》，《小说评论》，2000年第3期。
[4] 宋剑华：《灵魂的“失乐园”：论萧红小说的女性悲剧意识》，《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04年第4期。
[5] 赵树勤：《找寻夏娃——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透视》，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 项小米：《英雄无语》，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7] 马晓丽：《楚河汉界》，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8] 姜安：《走出硝烟的女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9] 石一龙：《点击军旅作家》，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
[10] 裘山山：《我在天堂等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关键词：性别 女性革命小说 婚姻 生育 死亡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在世纪之交有关革命叙述的小说中，以项小米、马晓丽、裘山山、姜安等为代表的一批女性军旅作家，携带着《英雄无语》、《楚河汉界》、《我在天堂等你》、《走出硝烟的女神》等作品，以集群的方式表现出对历史再书写的兴趣。她们肩负着强烈的现代意识，或在困惑中拷问革命与人性的历史脉象，或在探索中思索历史生成中女性的挣扎与突围，或在文化的中心地带寻隙性别的宣战，在革命题材小说这块“失声野地”发出了多重之声，与正史写作展开了反诘、互动和探询，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突进宏大的革命叙事内部。
一 婚姻——无爱与认命
作為人类生存状态中两种既普遍又特殊的存在境遇，革命和爱情婚姻一直是集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极致性之大成的表现场域和永恒的文学表达，它们既诉说着个体微细的生命体验，又昭示出人类整体的宏观生存寓言；既传达出显层的社会文化心理，又蕴含着深层的集体无意识。
对现代女性而言，失去她们所执著的爱情，就意味着失去了生存的信念。在新世纪女性革命小说中，女性对于爱情的渴望与追求，却显得如此无力与麻木。作家们以苍凉而忧郁的文本语言，冷漠地告诫男性世界：在革命的宏大历史进程中，女性之所以要结婚，并不是因为真“爱”，而是出于无奈。《英雄无语》中，作者以“我”的名义介入历史言说，在夹叙夹议的言说中公开表达出自己对“奶奶”婚姻的反思。出生三天做了童养媳，十七岁圆房，生下三个孩子后，爷爷对奶奶不感兴趣了，于是就有了英雄的“爷爷”“抛下奶奶去和别的女人好，而且不止和一个女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蹂躏奶奶的感情，视奶奶的屈辱和生死于不顾，甚至能够当着奶奶的面和另外的一个女人睡觉”。想到这里，“我就痛苦得不能呼吸”，“我想奶奶一定是始终认为这段往事很丑恶，如果有可能，她一辈子也不愿去回想它，而且，不仅仅是丑恶，这里面还包含了一个女人所能遭受的最深的创痛”。这是作者对祖母血肉之躯的体验和女性声音的认真阅读和细心倾听。正是带着这份深刻的理解、体验和感悟，作家抚摸和应和着革命中女性的心路历程和心灵之声，不断深化着对婚姻爱情之痛和历史之忧的双重省思。与《英雄无语》不同，《楚河汉界》则将关注点转向了爱情婚姻与革命功利性的两难选择和双重博弈。当婚姻放弃了爱情，与功利的前途和荣辱联系到一起，心也就破碎了。苏娅为了南征的前途与周家的荣辱，强忍着未婚怀孕的痛苦，离开了自己深爱的南征，让自己“只剩下一个躯壳”，无奈走入东进的婚姻，却“整天挣扎在两难的境地中，精神几乎都要崩溃”。她努力想不怨恨这个男人，但“怨恨却在心中发芽，并悄悄地生长出来了”。因为她清醒地看到，当真情变成标本，内里的脉络清晰地显现出来，正如男人的自私自利、无情无义，于是“选择轻蔑、选择不理，选择连眼珠也不转过去”。《走出硝烟的女神》更是直接表达了战争与女性、情爱的悖论。兵败河西走廊，历尽千辛万苦返回延安的大曼，怀着重逢的喜悦去与先期到达的恋人相见，却因为男人对贞操的怀疑，被无情地鄙视与拒绝。“战争，不仅让她付出了鲜血，也让她付出了爱情，甚至更多的东西”，从此，她的生活中不再有柔情，不再有儿童和摇篮，不再有丈夫和家庭。女性人生的爱情缺席，也就象征着女性人格的缺失。
二 生育——恐惧与磨难
生育是女性生命的自然现象，是女性人生不可或缺的神圣责任、独特优势和绝对权利。因为它不仅造就了富有独立人格、博爱情怀、创造精神的普泛意义上的新人，而且魔法师般地唤醒了女性压抑已久的精神性别，将她们锻造为彻里彻外的真正的女人。然而，在现代女性革命小说中，我们却读到了对女性孕育的质疑和反省，发现了女性孕育神话写作的另一条轨迹。在这里，我们很难从作品的生育描述中获得生命创造的喜悦和母性幸福的感受，看到的更多是肉体的撕裂和鲜红的血流，是一个即将诞生的生命对母体的破坏与摧残，其场面充斥着生命死亡的恐怖，而其中“男性的缺席”与“婴儿的缺席”，更是加重了女性群体在阴暗冰冷的社会角落孤独承受、咀嚼其人生的悲剧气息，展示了女性精神世界被遮蔽或被压抑了的集体无意识。
作为一部战争时期的女性史诗，《走出硝烟的女神》以沉郁的笔调，充分展示了战争残酷与生育恐惧的相伴相生。“阿霞已被来势凶猛的疼痛折磨得脱去了原形……十根曾抚琴弹奏出美妙乐曲的纤指此刻如同枯柴般痉挛着，爆出了青筋……痛苦万状的阿霞，发出近乎母兽般的号吼”，“她感到自己好像跌进了万丈深渊，她感觉自己的身体在踏不到底的深坑里翻滚着、挤压着”，“产妇痛苦得几近昏厥过去。在最后一刹那，她几乎是被苦难撕碎了一般，惨叫出如同与生命诀别般的绝望声音”。这些触目惊心的惨烈画面，由衷地传达出作家自觉的性别意识：在宏大的革命历史叙述过程中，男性凭借着战场上的英雄姿态介入到女性的生命之中，造成了她们的生育之苦，但男人们却在期间“离场”，从而带给女性更大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虐杀。于是，女人犹豫而可怜地望着周围的人们，用断断续续的嘶哑声呻吟：“太不……公平了。丈夫们……总说，他们能……担当起一切，可是……他们究竟……担当了多少？”
如果说《走出硝烟的女神》通过血淋淋的生育场景给人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在《英雄无语》中，历史的理性则遭遇到幼小生命的血泪质疑，辉煌的革命历史与生命的发展在此刻遭遇了尴尬。“奶奶”以老式农村妇女罕有的大无畏反封建精神，在她的五个生龙活虎的孙儿中选中一个最丑、最羸弱、脾气性格各方面都不理想的孙女来偏袒，这里面包含着“奶奶”对嫁给人家做童养媳而导致生命如流星闪电般短暂的女儿细妹那如草似茎般纤细柔弱生命的深情缅怀和无限眷顾，和对女人曾经如鸡似狗般的命运所做的身体力行的抗议。怀着对两个童养媳女儿最痛苦的记忆，奶奶不顾老家的习俗，留下了每——这个惟一的心灵寄托。然而，厄运仍不断降临到奶奶和这个小生命身上。先是和母亲一起承受“爷爷”新欢的屈辱和歧视，在危急关头，“爷爷”一走了之，可怜的孩童还未懂事，就不得不经历生活的磨难，代替“爷爷”坐牢，最后在贫病交加中痛苦地死去——由于有“爷爷”的故事作背景，每的遭遇就格外令人心痛——给“奶奶”留下了终身难愈的心灵创伤。正如作者项小米说：“‘每’这个人，我自己觉得在小说中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实际上写的历史，历史就是这样残酷。历史的前进或者说历史的每一个动作（因为有时不是前进）都不仅仅是大人物们的呼风唤雨，而且需要铺满普通人的尸身。我想表现在这样一种历史过程中，在那样强大的政治势力的厮杀较量中，那些完全不能把握自己的最普通人物的命运。小说中的‘奶奶’和‘每’就是代表了这一群人物。奶奶完全不懂革命为何物，每更是不懂，面对外面陌生的实际是残酷的世界，她充满新奇、渴望，同时充满恐惧，她是太柔弱，太容易被伤害了。”
三 死亡——生之解脱与反抗
作为个体存在的最后一件事实，死亡描写从灵魂的最深处展露着人们对世界和生命存在的深刻体验和形而上的思考。新世纪女性革命小说以细致入微的感悟和最深沉的痛苦体验着女性肉体的消亡，在这里，死亡与其说代表了一种消极的选择，一种真实消失，不如说是一种对于“生”的诘问，一种辨别真相、显现荒诞的女性生存困境的寓言。当死亡回归自身，其意义也就与超个体的民族、国家政治和革命历史价值产生辩驳，而见于故事之外的召唤之力令女性迷惘而战栗。
女性身体不仅是死的坟墓，也是生的温床、爱的圣殿，这种三位一体的共鸣交响构成了女性死亡的独异风貌。《走出硝烟的女神》以刻骨铭心的笔触谱写了女性在死亡中再造生命的生死之音。“她预感到了死神的到来……她产生了一种超脱尘世的感觉，也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轻松愉快的感觉”，“志坚吃力地看着前方……一个准备走向神秘遥远的死亡之地的心灵，是平静的，当她想到即将与尘世脱离联系的时刻，她眼中燃烧的欲望之火就逐渐消失了，只剩下坦然”。女性的身体预约着死亡也孕育着生命，覆盖着死者也粘连着生者。在宏大的历史进程中，在“男性缺席”的孤独场景中，女性使尽人生的最后力气，终于超脫了尘世，回归到自身，因此，当她们接近死亡，反倒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平静与轻松。与之类似，《我在天堂等你》中，苏队长为了革命征程，忍痛抛下自己幼小的儿子，并在对儿子的思念中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实在太累了，我想休息。让我休息吧。”这位曾经英姿勃勃的女兵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真实地表露了女人对革命进程中主流价值的厌倦与抛弃。
女性一方面以自己的死亡来否定生之意义，另一方面，那些投身革命的女性遭际更加强了这种审视历史的性别视角。《英雄无语》中连姓名都没有出现的女革命者，被特务头子谢也夫百般凌辱，摧残致死，其真实目的只是为了探查有共产党嫌疑的“爷爷”等几个人的确切身份。为了革命大计，保存自己，“爷爷”他们在女革命者的凄厉惨叫声中喝酒玩牌直到天亮，他们后来的作为，也证明了这样的忍耐是必要的。然而，在“我”的心目中，耳闻目睹这位女革命者的牺牲而无所表现的“爷爷”们，却不能不经受后来人的追问：“爷爷他们，能救而没有救她，这合乎逻辑吗？这是真实的吗？……或者是人性能容忍的吗？是一个正常人所能承受的吗？”
除了女性自身的死亡，孩童的夭折更是给女人心灵带来了最深重的痛楚。《我在天堂等你》中，“我”怀着对革命的憧憬与热情融入到伟大的历史进程，但亲历两个孩子的死亡却让“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也随之死去”。而《英雄无语》中“每”的无辜死亡，更是成为奶奶心中永远不能触及的伤痛。因而，无论“爷爷”是活着还是死了，奶奶都称呼他为“那死人”、“那死鬼”。“死”在这里意味着人格的不健全、人性的不平衡，是“奶奶”对男权文化最朴素的反抗，对女性命运下意识的呵护。
男性关注的历史往往忽略了历史缝隙中女性的命运，女作家们把她们挖掘出来，让她们成为历史的见证人和叙事者，以人文理想的价值之光揭示被压抑、被遮蔽、被曲解的女人生存之真，以及女人的个人真实性，证明她们常常是战争与时代的牺牲品的历史存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新世纪女性革命小说创作，与其说是去发现历史中的女性，不如说是女性去发现历史。
注：本文系2010-2011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项目“新世纪革命题材文学与主流价值观建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011172B。
参考文献：
[1] 李仰智：《革命时期的爱情婚姻故事——〈父亲进城〉与〈英雄无语〉比较谈》，《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2] 张志忠：《怀疑与追问——新世纪长篇小说的一种思想气质》，《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3] 张志忠：《历史、现实与心灵的探险——读项小米长篇新作〈英雄无语〉》，《小说评论》，2000年第3期。
[4] 宋剑华：《灵魂的“失乐园”：论萧红小说的女性悲剧意识》，《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04年第4期。
[5] 赵树勤：《找寻夏娃——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透视》，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 项小米：《英雄无语》，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7] 马晓丽：《楚河汉界》，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8] 姜安：《走出硝烟的女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9] 石一龙：《点击军旅作家》，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
[10] 裘山山：《我在天堂等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