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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建安文人的努力，两汉乐府诗主要来源于民间的传统发生了巨大的改观。在曹氏父子的带领下，乐府诗在这一时期被文人所重视，呈现出“云蒸霞蔚”的创作局面。随着创作群体的变化，乐府诗在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也呈现了与前代不同的面貌，总体体现出“文人化”的倾向。这一倾向从曹操的诗的内涵中就已初见端倪，又被曹丕赋予形式上的华丽，到曹植“集父兄之大成”，为乐府诗的“文人化”最终奠基。
南朝钟嵘在《诗品》中评价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并将其诗列为上品。这一评价虽受当时追求诗歌“总是争华”的时代风气影响，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曹植的诗的确在格调、内涵和艺术形式等各方面都表现出雅化的文人意趣。他的《美女篇》也以其语言华美精炼和描写细腻生动被清代的叶燮推为“汉魏压卷”之作。而这篇五言乐府诗很显然是受汉乐府《陌上桑》的影响，但在模仿中又有多处创新，体现出诗人独特的“文人化”倾向。以下就通过内容和艺术两方面的比较来试析曹植乐府诗的“文人化”倾向及其形成的原因。
一、内容：主题与内涵的人文化
在中国文学史上，由于农业生产和节日祭祀等一系列活动的影响，桑林已经成为了一个带有特定文化内涵的意象，成为了一个文学母题。似乎一提到就会使人联想到男女情爱。如《诗经》中的“桑间濮上”指的就是男女约会的地点。而桑树似乎也总与年轻貌美的采桑女有关。
汉乐府《陌上桑》写的就是一件由采桑引起的，发生在男女之间故事。汉代有“春兴季节太守出行劝课农桑”这一制度，太守出行时恰好看到在城南采桑的美女罗敷，因其貌美而忘记了礼节，被罗敷严肃地指出。这个故事主要表现的是罗敷作为大家女高尚的节操和坚贞、聪慧的品性，是一个略带喜剧和讽刺效果的民间故事。
而曹植的《美女篇》虽然写的也是一位佳人采桑的故事，从开头直到“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写采桑女的美貌让路人驻足，与《陌上桑》前半部分的情节几乎相同。结合当时作者曹植在政治上被排挤，空有“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愿望而不能实现的背景，就可以知道此处是诗人在以出身高贵、相貌出众的美人自喻，抒发一种英雄不为当世之用的愤慨之情。
二、艺术形式
（一）艺术手法——由叙事变为抒情言志
《陌上桑》主要采用的是描写和人物对话的形式来展开故事，通篇叙述，体现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叙事传统。而到了曹植的《美女篇》则对这一传统进行了突破，叙事在已不再是诗歌最主要的手法，而是让位给了抒情和言志。诗中前半部分写美女妖妙的身姿、华丽的服饰、高贵的出身并不是为了讲述故事，而是为后面抒发美女不嫁之愁，进而隐喻志士怀才不遇之情作铺垫。
曹植在诗中“借美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抒发的是一种对政治理想和生命价值的追求。诗人“生乎乱，长乎军”，是一个有才华又非常有政治理想的人，在《与杨德祖书》中曾表达出“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抱负。从此，这样一个有着宏大的政治抱负且对人生价值充满执着追求的人就注定了被幽囚的命运。有着出色的才华和伟大的抱负却不被人理解和认可，不能为时所用，那种孤独、愤懑与深深的无奈之感，与虽“容华耀朝日”却只能“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的美女何其相似！
正因如此，曹植的《美女篇》抒发的是一种政治抱负、自我价值不能实现的生命情绪，是一种悲剧英雄的哀怨意识。“骨气奇高”，充满了郁郁不得志的颓丧之感，带有强烈的文人化主观色彩，感情明显比汉乐府更加充沛、浓厚和强烈。
（二）语言——由民歌通俗化到文人典雅化
除了“骨气奇高”，曹植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词采华茂”。在《美女篇》与《陌上桑》的民歌化语言进行比较时，这一特点尤其凸显。
对比二者的语言可以看出，《陌上桑》运用的是口语化的平民语言，具有通俗易懂的特点。而《美女篇》则呈现出典雅赡丽、富于修饰且声韵天然的特点。如“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两句，对仗工整，且使用同韵叠字“冉冉”和“翩翩”，既写出了桑林环境的幽美、桑树枝条的柔美和桑叶的翩跹，又暗指美女身姿曼妙柔美。形象性略胜一筹，语言典雅工丽且声韵天然和谐。
总得来说，汉乐府《陌上桑》用的语言就是民歌化的通俗语言，不“曼辞以自饰”，而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而曹植《美女篇》的语言则是诗人作为文人自觉修饰过的，更加华丽和典雅的语言。这就逐步向“文人化”迈进，表现出文人诗的含蓄蕴藉，形象性和艺术性都提升了一个层次。
（三）表达技巧——由铺叙到通篇用“比”
在汉乐府《陌上桑》中，通篇一直运用叙述描写语言和人物语言来讲述故事，除了罗敷对其夫婿的描述运用铺排之外并未运用太多修辞;而曹植的《美女篇》则是通篇用“比”，将诗人失意的身世之感打并入失落的美女，在情感上予以寄托。
在《美女篇》中，诗人借美女自喻，美女的形象实际上是失意的文人君子的象征。诗人写美女的容饰华美、气质脱俗、出身高贵实际上是比喻自己才华横溢且身份高贵;而“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实际上是借对媒人忽视美女的埋怨写自己无人问津的外部政治环境;写“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实际上是暗指自身高洁脱俗、不愿与世俗小人同流合污的品格与追求，像美女一样不被众人理解;而最后一句“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借美女的闺房之叹实则写出了诗人自己盛年不得志，像空有容貌的美女不能摆脱孤独的命运一样，空有才华和抱负却不能摆脱幽囚困顿的命运。
这是从屈原那里继承来的“香草美人”传统，借香草、美人以自喻，抒发胸中愤懑的块垒，和对英雄不为当世之用的嗟叹。这是一种文人化的寄托，是怀才不遇的君子独有的情感，远非群体创作的汉乐府民歌所能抒发。
以上就是曹植的《美女篇》在内容和艺术上对汉乐府的超越，表现出了浓郁的“文人化”倾向，“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从中可以窥见其乐府诗对汉乐府民歌的“文人化”超越。 究其原因，大概有一下四个方面：其一是创作群体和接受群体的变化，汉乐府民歌的创作者和接受者大都是劳动人民，而到了曹魏时期，由于君主的提倡造成文人乐府诗呈现出“云蒸霞蔚”的局面，因此必然在思想情感和语言艺术等各方面向着文人的典雅化发展;其二是曹魏时代战乱频仍、思想解放，人们摆脱了经学的束缚，追求思想的自由，在文人乐府诗中也就有了个人化文人情怀的表达，由汉乐府的关注社会环境转向自身遭际命运，且受“诗赋欲丽”观念的影响，也有了自觉的修辞意识;其三是文人的受教育程度高，个人修养也比普通的老百姓高，有不同于世俗众人的文人生活和文人情趣，且能够参与政治从而具有一种超阶级的忧患意识，因此在诗歌中表露出更多的人文关怀;其四是文人在政治上多遭遇不幸，从而形成独特的情怀，曹植这位才高八斗的诗人先天的个性禀赋与其不幸的命运相结合，形成了他“孤岛化”的崇高人格，因此他的文人情怀的抒发也比一般诗人更加悲观哀怨，表现出及其个人化的倾向。
虽然曹植的词采华茂、“总是争华”的倾向对建安之后的诗人产生过“形式主义”的负面引导，但这并不能过分苛责。因为诗人自身并没有刻意地追求语言的形式美，而是追求文与质的和谐统一，正如他自己所说：“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因此，不论后人将其发展成为了何种面貌，都不可否认他对乐府诗文人化的巨大贡献。曹植是建安时期文人特质最明显的诗人，他的乐府诗也是那个时期“文人化”特征表现最集中的诗人，他将乐府诗民间化到文人化的过渡最终完成，为后世诗歌的“文人化”倾向开辟了道路。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这也许就是这位风流名士、悲怀文人的永恒魅力所在吧。
【参考文献】
[1]余冠英.三曹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王运熙.三曹诗文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
[3]王运熙，王国安.汉魏六朝乐府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4]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史素昭.古代文学中的桑林母题及其文化内涵[J].贵州文史丛刊 2007（12）
作者简介：李笑妍（1994-），女，山东泰安人，汉族，大学本科在读，汉语言文学方向。
南朝钟嵘在《诗品》中评价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并将其诗列为上品。这一评价虽受当时追求诗歌“总是争华”的时代风气影响，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曹植的诗的确在格调、内涵和艺术形式等各方面都表现出雅化的文人意趣。他的《美女篇》也以其语言华美精炼和描写细腻生动被清代的叶燮推为“汉魏压卷”之作。而这篇五言乐府诗很显然是受汉乐府《陌上桑》的影响，但在模仿中又有多处创新，体现出诗人独特的“文人化”倾向。以下就通过内容和艺术两方面的比较来试析曹植乐府诗的“文人化”倾向及其形成的原因。
一、内容：主题与内涵的人文化
在中国文学史上，由于农业生产和节日祭祀等一系列活动的影响，桑林已经成为了一个带有特定文化内涵的意象，成为了一个文学母题。似乎一提到就会使人联想到男女情爱。如《诗经》中的“桑间濮上”指的就是男女约会的地点。而桑树似乎也总与年轻貌美的采桑女有关。
汉乐府《陌上桑》写的就是一件由采桑引起的，发生在男女之间故事。汉代有“春兴季节太守出行劝课农桑”这一制度，太守出行时恰好看到在城南采桑的美女罗敷，因其貌美而忘记了礼节，被罗敷严肃地指出。这个故事主要表现的是罗敷作为大家女高尚的节操和坚贞、聪慧的品性，是一个略带喜剧和讽刺效果的民间故事。
而曹植的《美女篇》虽然写的也是一位佳人采桑的故事，从开头直到“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写采桑女的美貌让路人驻足，与《陌上桑》前半部分的情节几乎相同。结合当时作者曹植在政治上被排挤，空有“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愿望而不能实现的背景，就可以知道此处是诗人在以出身高贵、相貌出众的美人自喻，抒发一种英雄不为当世之用的愤慨之情。
二、艺术形式
（一）艺术手法——由叙事变为抒情言志
《陌上桑》主要采用的是描写和人物对话的形式来展开故事，通篇叙述，体现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叙事传统。而到了曹植的《美女篇》则对这一传统进行了突破，叙事在已不再是诗歌最主要的手法，而是让位给了抒情和言志。诗中前半部分写美女妖妙的身姿、华丽的服饰、高贵的出身并不是为了讲述故事，而是为后面抒发美女不嫁之愁，进而隐喻志士怀才不遇之情作铺垫。
曹植在诗中“借美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抒发的是一种对政治理想和生命价值的追求。诗人“生乎乱，长乎军”，是一个有才华又非常有政治理想的人，在《与杨德祖书》中曾表达出“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抱负。从此，这样一个有着宏大的政治抱负且对人生价值充满执着追求的人就注定了被幽囚的命运。有着出色的才华和伟大的抱负却不被人理解和认可，不能为时所用，那种孤独、愤懑与深深的无奈之感，与虽“容华耀朝日”却只能“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的美女何其相似！
正因如此，曹植的《美女篇》抒发的是一种政治抱负、自我价值不能实现的生命情绪，是一种悲剧英雄的哀怨意识。“骨气奇高”，充满了郁郁不得志的颓丧之感，带有强烈的文人化主观色彩，感情明显比汉乐府更加充沛、浓厚和强烈。
（二）语言——由民歌通俗化到文人典雅化
除了“骨气奇高”，曹植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词采华茂”。在《美女篇》与《陌上桑》的民歌化语言进行比较时，这一特点尤其凸显。
对比二者的语言可以看出，《陌上桑》运用的是口语化的平民语言，具有通俗易懂的特点。而《美女篇》则呈现出典雅赡丽、富于修饰且声韵天然的特点。如“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两句，对仗工整，且使用同韵叠字“冉冉”和“翩翩”，既写出了桑林环境的幽美、桑树枝条的柔美和桑叶的翩跹，又暗指美女身姿曼妙柔美。形象性略胜一筹，语言典雅工丽且声韵天然和谐。
总得来说，汉乐府《陌上桑》用的语言就是民歌化的通俗语言，不“曼辞以自饰”，而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而曹植《美女篇》的语言则是诗人作为文人自觉修饰过的，更加华丽和典雅的语言。这就逐步向“文人化”迈进，表现出文人诗的含蓄蕴藉，形象性和艺术性都提升了一个层次。
（三）表达技巧——由铺叙到通篇用“比”
在汉乐府《陌上桑》中，通篇一直运用叙述描写语言和人物语言来讲述故事，除了罗敷对其夫婿的描述运用铺排之外并未运用太多修辞;而曹植的《美女篇》则是通篇用“比”，将诗人失意的身世之感打并入失落的美女，在情感上予以寄托。
在《美女篇》中，诗人借美女自喻，美女的形象实际上是失意的文人君子的象征。诗人写美女的容饰华美、气质脱俗、出身高贵实际上是比喻自己才华横溢且身份高贵;而“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实际上是借对媒人忽视美女的埋怨写自己无人问津的外部政治环境;写“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实际上是暗指自身高洁脱俗、不愿与世俗小人同流合污的品格与追求，像美女一样不被众人理解;而最后一句“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借美女的闺房之叹实则写出了诗人自己盛年不得志，像空有容貌的美女不能摆脱孤独的命运一样，空有才华和抱负却不能摆脱幽囚困顿的命运。
这是从屈原那里继承来的“香草美人”传统，借香草、美人以自喻，抒发胸中愤懑的块垒，和对英雄不为当世之用的嗟叹。这是一种文人化的寄托，是怀才不遇的君子独有的情感，远非群体创作的汉乐府民歌所能抒发。
以上就是曹植的《美女篇》在内容和艺术上对汉乐府的超越，表现出了浓郁的“文人化”倾向，“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从中可以窥见其乐府诗对汉乐府民歌的“文人化”超越。 究其原因，大概有一下四个方面：其一是创作群体和接受群体的变化，汉乐府民歌的创作者和接受者大都是劳动人民，而到了曹魏时期，由于君主的提倡造成文人乐府诗呈现出“云蒸霞蔚”的局面，因此必然在思想情感和语言艺术等各方面向着文人的典雅化发展;其二是曹魏时代战乱频仍、思想解放，人们摆脱了经学的束缚，追求思想的自由，在文人乐府诗中也就有了个人化文人情怀的表达，由汉乐府的关注社会环境转向自身遭际命运，且受“诗赋欲丽”观念的影响，也有了自觉的修辞意识;其三是文人的受教育程度高，个人修养也比普通的老百姓高，有不同于世俗众人的文人生活和文人情趣，且能够参与政治从而具有一种超阶级的忧患意识，因此在诗歌中表露出更多的人文关怀;其四是文人在政治上多遭遇不幸，从而形成独特的情怀，曹植这位才高八斗的诗人先天的个性禀赋与其不幸的命运相结合，形成了他“孤岛化”的崇高人格，因此他的文人情怀的抒发也比一般诗人更加悲观哀怨，表现出及其个人化的倾向。
虽然曹植的词采华茂、“总是争华”的倾向对建安之后的诗人产生过“形式主义”的负面引导，但这并不能过分苛责。因为诗人自身并没有刻意地追求语言的形式美，而是追求文与质的和谐统一，正如他自己所说：“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因此，不论后人将其发展成为了何种面貌，都不可否认他对乐府诗文人化的巨大贡献。曹植是建安时期文人特质最明显的诗人，他的乐府诗也是那个时期“文人化”特征表现最集中的诗人，他将乐府诗民间化到文人化的过渡最终完成，为后世诗歌的“文人化”倾向开辟了道路。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这也许就是这位风流名士、悲怀文人的永恒魅力所在吧。
【参考文献】
[1]余冠英.三曹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王运熙.三曹诗文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
[3]王运熙，王国安.汉魏六朝乐府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4]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史素昭.古代文学中的桑林母题及其文化内涵[J].贵州文史丛刊 2007（12）
作者简介：李笑妍（1994-），女，山东泰安人，汉族，大学本科在读，汉语言文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