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因为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自主创新的蒙太奇数字电影播放机全国免费大赠送”活动，张宝全的名字不断登上各大报纸的版面。这似乎与他地产商人的身份愈行愈远。“我是一个具有艺术情结的地产商人。”曾几何时，张宝全如是说。梦想与事业，这始终是纠缠于他心中的两个名词。
　　
　　艺术家和商人的区别
　　
　　记者：您曾说艺术家和商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浪漫和风险。您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两者的区别？
　　张宝全：商人的灵性和风险意识是天生的，这不是任何商学院能教出来的。我这个人先天既有对艺术的敏感，也天生忧患。我从小家境不太好，经历过上山下乡，当过兵、打过仗、做过木匠……这些都帮助我形成了一种生存的忧患。做任何事之前，我首先想的都是最坏的可能性。
　　记者：当您决定做数字电影时，有没有听到有人说您太过理想化了？
　　张宝全：听到过，但我经商多年，不会一拍脑袋就做出决定。我承认我是个很有电影情结的人，我几乎做过电影的所有工种。只有当一个人有情结时，才会有热情，也才会更早感应到机遇的降临。而且我做了多年地产，知道要盈利光有热情不行，还要有市场经验和能力，这正是我的优势。
　　记者：那万一做不好怎么办？
　　张宝全：我相信能做好，只是速度问题。我看到了中国电影的堕落，也看到了中国电影是座钻石矿。如果不挖，我不甘心。我设想了各种困难，但想到和身临其境有很大差异。尤其当你看到这能带来多赢结果的事面临各种阻力时，你会倍感煎熬。但每前进一步，你又能感到无法言说的快乐。
　　记者：将来您有没有可能完全放弃地产商人的身份，转而去做文化商人？
　　张宝全：这次“蒙太奇数字电影机全国免费大赠送”的活动就将成为转折点。从现在起，我会将主要精力放在数字电影上。在地产上，我们的品牌和团队已经很成熟和规范了，我只需要抓两件事情——拍地和设计。
　　
　　解决了生存，才能谈精神
　　
　　记者：您说过，经营自己的长处是一种快乐的赚钱方式。
　　张宝全：这种做法的风险小，成本低，把握性也大，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你也最快乐。对我来说，纯粹为了赚钱的事，我兴趣不大。
　　记者：但据我所知，当初您进入地产业并非心甘情愿，而是迫于生存压力。
　　张宝全：当生存都受到威胁时，哪有自由可言？当年我从电影学院出来，想拍电影必须自己找钱。我觉得自己也不笨，为什么不能曲线救国呢？按当时的计划，挣到50万元就可以去拍电影。但我没想到，上了商场这趟车，方向盘握在手中，如果我下来，就没人掌握方向了。车上有这么多人，我只能开车往前。但后来我发现，为什么不在车上装点别的呢？比如电影。
　　记者：您还记得挣到的第一个50万元用在哪里了吗？
　　张宝全：老实说，当时我早就忘了“挣到50元万去拍电影”的话。刚到海南时，我还在想：“这里似乎是一片文化沙漠，我能受得了吗？”但后来我发现，这种担心完全没必要。公司成立后，我每天六七点来上班，晚上九十点下班，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干活的机器，根本没有精力考虑其他事情。
　　记者：经营兴趣是有前提的？
　　张宝全：是的。生存与发展的压力永远是最大的，不解决生存问题，又何谈自由？只有在生存压力不大或相对自由的情况下，一个人的精神才能被释放出来。在商业社会，你必须按商业规律来解决问题。
　　记者：您曾说人生最理想的状态是干自己喜欢的事，被大家认可，还能赚到钱。您达到这种理想状态了吗？
　　张宝全：理想总是有距离的，否则就不叫理想了。在地产方面，我努力地“假公济私”，在盖房子时，把艺术悄悄塞进去。苹果二十二院街到现在还没建好，但却已在国内外获得了30多个建筑奖项。从这个角度讲，它在给你带来商业价值的同时，也超越了商业本身的意义。
　　
　　解案：民企老板的困惑
　　
　　李先生：我刚创业时，企业只有五六个人，没有考核制度、奖惩制度，但大家的工作热情极高，晚上经常加班，从来没人提出过加班费问题，员工表现出的奉献精神令人感动。现在，企业大了，员工多了，相应的考核与奖惩制度也完善了，但员工的奉献精神却消失了，甚至一起创业的人也开始斤斤计较起来。这是不是意味着，制度越多，员工越自私？
　　张宝全观点：从“人治”到“法治”的必然转变。
　　小公司依靠“人治”，而大公司依靠“法治”。在小公司，反正就是这样一件事，就是这么几个人，大家把事做完就可以了。这时人比较少，麻烦也比较少，员工的唯一目标就是将事做好，先帮助公司发展起来，等公司发展壮大了，就必然要经历制度化过程。小公司求快不求稳，大公司求稳不求快。对大公司而言，不能再靠人治，而一定要建立制度，这时劳动的价值也会发生变化。小公司就好比计件工资，一个员工就可以独立完成一件事情。但大公司更像是计时工资，分工合作，好坏取决于团队的合作，制度成为员工之间的关系纽带。人的作用被弱化了，制度的作用则被放大了。这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过程，谈不上“奉献”或“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