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菲勒斯中心主义文化否认女性作为独立个体存在所具有的主体性，并不断通过电影语言将其编码成迎合男性目光的他者。电影《苹果》再现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监督和压制，但同时又打破了社会主流话语对女性的身份定位，通过主要角色刘芦果和王梅在遭遇男权压制后自我意识的觉醒探讨了女性超越社会，发现自我的必要。
[关键词]男权话语 女性形象 主体性 觉醒
女性导演李玉在接受采访时曾指出，女性导演的身份并不意味着她是以女性主义视角塑造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尽管如此，其近作《苹果》却让我们再次见证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复苏。情节是围绕两对夫妇展开的。刘苹果在港商林东开办的沐足中心当洗脚妹，一次酒醉后遭林东强暴。不久刘苹果发现自己怀孕了。其丈夫安坤得知此事后借机敲诈林东并与林东妻子王梅开始通奸。一直膝下无子的林东在对孩子的渴望中与安坤夫妇达成用钱交换孩子的协议。影片展示了男权中心主义话语下女性由迷失自我到重拾自我的过程。本文将以影片中的主要女性王梅和刘苹果为例剖析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一、王梅
与影片的同名主人公刘苹果相比，王梅并不是主角。但是王梅所投射出的女性形象却是我们探讨男权文化对女性服从意识和从属意识的塑造的范本。王梅自认聪明，因为她已深谙父权制度下的生存之道。而透过王梅，我们可以窥探到女性将菲勒斯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内化成自觉意识后的表现。
在王梅看来，女人必须取悅男人。这首先体现在她的自我身体建构中。王梅在影片中的首次出场是以不完整的影像出现在镜头中的。一连串的特写呈现出的是一双修长的腿，丰满的臀部，华丽的服饰和搽着艳丽指甲油的手指。不完整的影像却已让观众自行拼凑出一个性感妩媚，打扮时髦的女性形象。显然，这样的身体传达了一个讯息：女性身体担负着被观赏的使命。女人的身体承受着来自男性的注视，充当着男性欲望的对象。这种规范早已附着在王梅的思想中，引导她以男性需求为标准进行自我形象建构。影片中不断出现的敷面膜，拔罐，脚底按摩等场景都说明了王梅作为男性凝视的接收者试图用符合男性审美的身体获取男性的认同。她的身体是服务于男性欲望，迎合男性目光的。支配其身体的是来自男性的注视，而非她的主体意识。可见，在影片的男权中心主义背景下，王梅已经不是自己身体的主体，她把自己塑造成了身体的他者。
王梅对其丈夫不忠行为的隐忍也再次印证了女性在男权话语中的他者身份。对丈夫林东一次又一次出轨，王梅尽管内心愤恨但还是忍气吞声。当安坤找到王梅揭发她丈夫强暴员工的时候，王梅非常气愤，但从她口中说出的话却是：“他在外面干这样的事情我一点也不奇怪，这又不是第一次。男人不花就像狗突然不吃骨头了。”王梅一语道破男性主义世界的本质。男人们周旋于女人之间，以寻求在性方面得到好处。与情妇在一起时，他们仅需要能延续性行为的时间就足够了。而父权制早已将这种男性行为合理化，并使之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以此规范女性意识，使女性默认这种男性特权。长期的从属意识教育使王梅自然地将丈夫的花心视为正常现象。尽管王梅猛烈砸东西的姿态和发抖的嗓音已流露出她受伤的心理，但是女性的主体感受在此只能屈服于男性权威。她替丈夫驳斥安坤，指出自己与丈夫是“公母俩一窝的”。可见，王梅已将自己置于丈夫的附属物的位置，认为丈夫的利益高于自己的利益。
诚然，王梅身上有着非常明显的父权文化的印记，但李玉似乎并不想让她成为彻头彻尾的男权文化的载体。潜藏在王梅思想深处的女性意识仍传递出微弱的声音。这也为她最后的觉醒奠定了基础。仔细观察王梅与安坤的关系，我们可以捕捉到王梅潜伏在服从价值观下的自我意识。在王梅与安坤的第一次性爱场面中，王梅并没有依照传统模式中被男性压制的动作和姿态。相反，她以操纵者的姿态把安坤压在下面，追求性欲的满足。这与父权制为女性构筑的形象模式截然相反。弗洛伊德认为，女性由于其身体构造，天生不具备男性的主动性，并对男性的攻击有压抑的作用，进而产生强烈的被虐本能。这种女性气质决定了女性在性生活中喜欢处于被动的位置。尽管王梅对欲望的释放是受到报复心理的驱动，在追求性欢愉中她还因为羞赧而用墨镜遮住安坤的眼睛，但这时候的王梅已经发现了自己身体的欲望，并主动地索求欲望的满足。她开始成为自己身体的主体。此外，王梅的女性意识还表现在她对爱情的追求。当王梅意识到自己对安坤的感情时，她驱车到监狱接安坤，甚至不顾年龄、身份和地位的悬殊告诉他她希望他来找她。这样的勇气已经不是那些被动地接受男性感情施舍的女人所能做到的了。她不再对男性特权敢怒不敢言，不甘于作为沉默的存在，而是主动地表达了自己的欲望需求。她开始以一个独立主体的姿态向男性要求平等的感情交流。于是在影片结尾，王梅带着行李走出了那个压制着她的欲望的家。她的主体意识回归了。
二、刘苹果
影片的女主人公刘苹果在剧中经历了一个主体意识由存在到丢失再到回归的变化过程。在卷入“生子协议”之前，主体意识在刘苹果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表现在她在被强暴时忠于自己的主体感受和她对生育的抗拒。
在父权制中，女性的主体感受往往被排斥在社会主流话语之外。长期的男权化教育也使女性默认了这种他者身份而无视自己的主体感觉。但刘苹果在被老板林东强暴时的表现却颠覆了这一传统模式。喝醉酒的刘苹果错把林东当成丈夫安坤，享受着他的亲吻和抚摩。清醒之后，刘苹果虽然作出了反抗，但很快她便放弃反抗了。她感受到了身体的愉悦。强烈的主体感受控制着她的身体，指引她把腿环绕在林东身上，享受林东带给她的性欢愉。在男性建构的社会道德规范和自己的主体感受之间，刘苹果更忠于后者。在此，刘苹果呈现出了强烈的主体性。
除此之外，刘苹果对生育的抗拒也是其女性意识的体现。当刘苹果发现自己怀孕时，她很干脆地对丈夫说：“我就是不想要。我明天就去医院把它做了。”尽管丈夫威胁她：“别做，你要敢做就把你腿打折了!”她还是坚持“就敢，我明天就去做。是我的肚子又不是你的肚子!”在父权中心主义秩序下，生育无疑是女性必须负担的责任，女性通常被视为母亲角色的载体。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指出的，女性的价值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上的，尤其在于生养孩子。但是，刘苹果的话却折射出其对生育职责的反叛。在刘苹果看来，既然孕育孩子的是女性的身体，女性便拥有选择生育的自主权。女性没有必要为了延续后代负担起生育的责任。法国女权主义者埃莱娜，西苏就曾指出：“你想不想要孩子——那是你的事。不要让任何人威胁你。”刘苹果的自我意识使她在面对丈夫的威胁时仍坚持生育自由，这显然是对丈夫安坤所代表的男性权威的挑战。
但是，刘苹果的女性意识并没有使她逃 脱父权制中女性的悲剧命运。男权社会主流话语对女性的排斥逐渐使主体性从刘苹果身上抽离。这首先体现在“生子协议”的形成中刘革果被置于缺席的位置。林东需要孩子，而安坤渴望金钱。两个男人就在大楼的天台上达成协议：林东用12万元换取刘苹果腹中的孩子。因此刘苹果必须产下孩子并哺育其一段时间。显然，刘苹果是协议的实践主体，但在协议达成的过程中她却是缺席的。男权话语早已把女性指派为沉默、缺席以及弱势的存在。在两个男人之间的这场交易中，林东忽略了老婆王梅的感受，安坤也未曾考虑刘苹果的意愿。可见，甚至是在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活动中，女性的主体感受都被排斥在外。在男性中心主义文化中，女性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刘苹果自我意识的丢失还在于在这场交易中她沦为了交换物。在男性主义世界中，女性往往被当成男人的财产而被占有并在男人之间交换。也就是说，女性充当了男人交流的媒介。林东与安坤达成的协议是以实现小孩和金钱的交换为目的的，而孕育小孩的刘苹果无疑也变成了交换的媒介。不难看出，被交换的刘苹果已经被等同于没有主体感受的物。她作为自我的主体意识再一次被弱化了。
刘苹果主体性的丧失在其住进林东家后表现得更加明显。在林东家，刘苹果不仅要照顾儿子，还要料理家务。在原先作为妻子的角色的基础上，刘苹果的身上又承载了母亲和保姆的角色。给儿子喂奶，洗澡，换尿布，为林东夫妇准备三餐，为王梅洗脚按摩，打扫房子，这些作为母亲和保姆所必须完成的琐事把刘苹果所有的时间都瓜分完了。于是这时候的刘苹果就与搬进林家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刘苹果还只是作为一个洗脚妹和安坤的妻子的时候，她可以有时间与同事小妹在人行天桥上大声说出自己的梦想，在小妹被解雇后为她感到悲哀，在得知自己怀孕的时候听见自己内心抗拒的声音，从医院逃离后坐在城墙上陷入沉思。那个时候的刘苹果能够作为视觉主体观察他人和自己，并表达自己的感受。她是作为自己身体的主体而存在的。她的主体意识赋予身体以意义，使自己的身体挣脱了父权社会规范的捆绑，言说自己的欲望。但是搬进林家后，镜头中呈现的刘苹果总是忙碌的。我们无法找到一个刘苹果凝视外界或独自沉思的镜头。她的需求早已退居各种角色对她的需求之后，她内心的声音也早已被锅碗瓢盆的声音和孩子的哭声所掩盖。她作为自我的主体性正渐行渐远。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林东的家。无可辩驳，这是一间豪华气派的房子。对于林东夫妇来说，这样的房子象征着财富和地位。但同时，它也是囚禁刘苹果的牢笼。孩子出生之后，这间房子几乎就是刘苹果全部的活动空间。“妇女的空间不是她自己的身体可以认识和支配的领域，而是囚禁她的监狱。”作为家庭生活载体的这个空间牢牢地把刘苹果限制在保姆和母亲的角色上，束缚她的思想并抑制她的需要。刘苹果的主体意识就这样被父权话语剥夺了，她沦为了自我的他者。到此，刘苹果的形象已与菲勒斯中心主义文化塑造的女性形象重合。
但是，影片后半部分出现的一系列变故使刘苹果开始觉醒。安坤的粗暴冷酷首先令其心灰意冷。当刘苹果表示不相信孩子的真正父亲是安坤时，安坤一边对她拳打脚踢，还一边骂道：“你就是一只鸡!”丈夫的冷酷刺痛了刘苹果，同时也促使其重新思考自己在婚姻中的位置。于是，影片中紧接着出现了刘苹果在电梯中哭泣发呆的长镜头。这是刘苹果住进林家后出现的首个自我反思的镜头，暗示其觉醒的开始。丈夫为了金钱与林东达成“生子协议”时心安理得地践踏她的利益。而现在，当安坤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刘苹果的威胁时，他却不顾一切地对她施加暴力。因为他失去了本该归属于他的孩子，也失去了基于妻子对他的服从而产生的优越感。换言之，他觉得自己的男性权威受到妻子的威胁了。他必须消除这种威胁到其权威的力量，重新构筑自己作为主宰者的形象。而男性逃避女性这种基于阉割情结的威胁的方式往往是对女性进行贬抑和惩罚。这种男权式的惩罚让刘苹果体会到自己被置于弱势地位。她开始思考自己的处境，感受到男女权利的不平衡。于是，她流出了委屈的泪水，她的自我主体意识开始复苏。
小妹的死是刘苹果觉醒的另一原因。刘苹果从小妹的悲剧命运中看到了男权压迫下女性的下场。小妹本来是洗脚城的员工。一开始，不谙世事的她甚至为了捍卫身体的纯洁而弄伤客人的脚趾。小妹的行为无疑与视女性身体为欲望对象的社会主流话语相抵触，因此也无法被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所容纳。被开除后的小妹学会了遵循父权社会规范，利用女性身体的意义在社会中谋生。从拒绝将身体当作交换工具，到让客人“摸一下”以换取时尚手机，再到最终沦落为妓女，小妹似乎想通过她的变化轨迹告诉其他女性：只有将自己物化才能在男性世界中生存。小妹的变化无疑是女性根据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改造自我的结果。但是即使是对男性权威妥协了，小妹仍逃脱不了被嫖客杀害的悲惨下场。影片临近尾声时刻苹果来到大楼的天台上，望着眼前迷蒙的城市再次陷入沉思。她开始意识到屈服于男权不是女性摆脱不幸的出路。要从男性为女性设置的非我处境中寻求解脱，女性就必须冲破这个囚禁她们的躯体，扼杀她们的自我的牢笼。“并没有一个永恒的本质或罪恶的选择注定她要沦为内在和低下，这一切都是别人强加于她的。一切压迫都会引起战争状态……被当作非本质的生命必然会试图获得自己的主权。”于是影片的结尾是刘苹果收拾行李，离开林家的镜头。只有获得自由，女性才能找寻自我的意义并实现自我。刘苹果身上曾一度丢失的自我意识又重返她的身体。
波伏瓦认为，女人是男人确定自我存在的参照物，是一种补偿性事物，唯独不是她们自己。这种被物化和客体化的女性形象被编码成许多电影作品的主流语言。《苹果》中的几位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所经历的挫折便反映了社会主流话语对女性形象的偏见。但影片并不局限于对这种形象模式化的再现，而是让“她们”对这种男性倾向的意识形态做出反应：找回丢失的自我。王梅和刘苹果在遭受了男权的压制后自我意识的觉醒颠覆了传统电影中男性视觉塑造的女性形象，也为观众对女性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反思的空间。
[关键词]男权话语 女性形象 主体性 觉醒
女性导演李玉在接受采访时曾指出，女性导演的身份并不意味着她是以女性主义视角塑造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尽管如此，其近作《苹果》却让我们再次见证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复苏。情节是围绕两对夫妇展开的。刘苹果在港商林东开办的沐足中心当洗脚妹，一次酒醉后遭林东强暴。不久刘苹果发现自己怀孕了。其丈夫安坤得知此事后借机敲诈林东并与林东妻子王梅开始通奸。一直膝下无子的林东在对孩子的渴望中与安坤夫妇达成用钱交换孩子的协议。影片展示了男权中心主义话语下女性由迷失自我到重拾自我的过程。本文将以影片中的主要女性王梅和刘苹果为例剖析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一、王梅
与影片的同名主人公刘苹果相比，王梅并不是主角。但是王梅所投射出的女性形象却是我们探讨男权文化对女性服从意识和从属意识的塑造的范本。王梅自认聪明，因为她已深谙父权制度下的生存之道。而透过王梅，我们可以窥探到女性将菲勒斯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内化成自觉意识后的表现。
在王梅看来，女人必须取悅男人。这首先体现在她的自我身体建构中。王梅在影片中的首次出场是以不完整的影像出现在镜头中的。一连串的特写呈现出的是一双修长的腿，丰满的臀部，华丽的服饰和搽着艳丽指甲油的手指。不完整的影像却已让观众自行拼凑出一个性感妩媚，打扮时髦的女性形象。显然，这样的身体传达了一个讯息：女性身体担负着被观赏的使命。女人的身体承受着来自男性的注视，充当着男性欲望的对象。这种规范早已附着在王梅的思想中，引导她以男性需求为标准进行自我形象建构。影片中不断出现的敷面膜，拔罐，脚底按摩等场景都说明了王梅作为男性凝视的接收者试图用符合男性审美的身体获取男性的认同。她的身体是服务于男性欲望，迎合男性目光的。支配其身体的是来自男性的注视，而非她的主体意识。可见，在影片的男权中心主义背景下，王梅已经不是自己身体的主体，她把自己塑造成了身体的他者。
王梅对其丈夫不忠行为的隐忍也再次印证了女性在男权话语中的他者身份。对丈夫林东一次又一次出轨，王梅尽管内心愤恨但还是忍气吞声。当安坤找到王梅揭发她丈夫强暴员工的时候，王梅非常气愤，但从她口中说出的话却是：“他在外面干这样的事情我一点也不奇怪，这又不是第一次。男人不花就像狗突然不吃骨头了。”王梅一语道破男性主义世界的本质。男人们周旋于女人之间，以寻求在性方面得到好处。与情妇在一起时，他们仅需要能延续性行为的时间就足够了。而父权制早已将这种男性行为合理化，并使之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以此规范女性意识，使女性默认这种男性特权。长期的从属意识教育使王梅自然地将丈夫的花心视为正常现象。尽管王梅猛烈砸东西的姿态和发抖的嗓音已流露出她受伤的心理，但是女性的主体感受在此只能屈服于男性权威。她替丈夫驳斥安坤，指出自己与丈夫是“公母俩一窝的”。可见，王梅已将自己置于丈夫的附属物的位置，认为丈夫的利益高于自己的利益。
诚然，王梅身上有着非常明显的父权文化的印记，但李玉似乎并不想让她成为彻头彻尾的男权文化的载体。潜藏在王梅思想深处的女性意识仍传递出微弱的声音。这也为她最后的觉醒奠定了基础。仔细观察王梅与安坤的关系，我们可以捕捉到王梅潜伏在服从价值观下的自我意识。在王梅与安坤的第一次性爱场面中，王梅并没有依照传统模式中被男性压制的动作和姿态。相反，她以操纵者的姿态把安坤压在下面，追求性欲的满足。这与父权制为女性构筑的形象模式截然相反。弗洛伊德认为，女性由于其身体构造，天生不具备男性的主动性，并对男性的攻击有压抑的作用，进而产生强烈的被虐本能。这种女性气质决定了女性在性生活中喜欢处于被动的位置。尽管王梅对欲望的释放是受到报复心理的驱动，在追求性欢愉中她还因为羞赧而用墨镜遮住安坤的眼睛，但这时候的王梅已经发现了自己身体的欲望，并主动地索求欲望的满足。她开始成为自己身体的主体。此外，王梅的女性意识还表现在她对爱情的追求。当王梅意识到自己对安坤的感情时，她驱车到监狱接安坤，甚至不顾年龄、身份和地位的悬殊告诉他她希望他来找她。这样的勇气已经不是那些被动地接受男性感情施舍的女人所能做到的了。她不再对男性特权敢怒不敢言，不甘于作为沉默的存在，而是主动地表达了自己的欲望需求。她开始以一个独立主体的姿态向男性要求平等的感情交流。于是在影片结尾，王梅带着行李走出了那个压制着她的欲望的家。她的主体意识回归了。
二、刘苹果
影片的女主人公刘苹果在剧中经历了一个主体意识由存在到丢失再到回归的变化过程。在卷入“生子协议”之前，主体意识在刘苹果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表现在她在被强暴时忠于自己的主体感受和她对生育的抗拒。
在父权制中，女性的主体感受往往被排斥在社会主流话语之外。长期的男权化教育也使女性默认了这种他者身份而无视自己的主体感觉。但刘苹果在被老板林东强暴时的表现却颠覆了这一传统模式。喝醉酒的刘苹果错把林东当成丈夫安坤，享受着他的亲吻和抚摩。清醒之后，刘苹果虽然作出了反抗，但很快她便放弃反抗了。她感受到了身体的愉悦。强烈的主体感受控制着她的身体，指引她把腿环绕在林东身上，享受林东带给她的性欢愉。在男性建构的社会道德规范和自己的主体感受之间，刘苹果更忠于后者。在此，刘苹果呈现出了强烈的主体性。
除此之外，刘苹果对生育的抗拒也是其女性意识的体现。当刘苹果发现自己怀孕时，她很干脆地对丈夫说：“我就是不想要。我明天就去医院把它做了。”尽管丈夫威胁她：“别做，你要敢做就把你腿打折了!”她还是坚持“就敢，我明天就去做。是我的肚子又不是你的肚子!”在父权中心主义秩序下，生育无疑是女性必须负担的责任，女性通常被视为母亲角色的载体。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指出的，女性的价值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上的，尤其在于生养孩子。但是，刘苹果的话却折射出其对生育职责的反叛。在刘苹果看来，既然孕育孩子的是女性的身体，女性便拥有选择生育的自主权。女性没有必要为了延续后代负担起生育的责任。法国女权主义者埃莱娜，西苏就曾指出：“你想不想要孩子——那是你的事。不要让任何人威胁你。”刘苹果的自我意识使她在面对丈夫的威胁时仍坚持生育自由，这显然是对丈夫安坤所代表的男性权威的挑战。
但是，刘苹果的女性意识并没有使她逃 脱父权制中女性的悲剧命运。男权社会主流话语对女性的排斥逐渐使主体性从刘苹果身上抽离。这首先体现在“生子协议”的形成中刘革果被置于缺席的位置。林东需要孩子，而安坤渴望金钱。两个男人就在大楼的天台上达成协议：林东用12万元换取刘苹果腹中的孩子。因此刘苹果必须产下孩子并哺育其一段时间。显然，刘苹果是协议的实践主体，但在协议达成的过程中她却是缺席的。男权话语早已把女性指派为沉默、缺席以及弱势的存在。在两个男人之间的这场交易中，林东忽略了老婆王梅的感受，安坤也未曾考虑刘苹果的意愿。可见，甚至是在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活动中，女性的主体感受都被排斥在外。在男性中心主义文化中，女性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刘苹果自我意识的丢失还在于在这场交易中她沦为了交换物。在男性主义世界中，女性往往被当成男人的财产而被占有并在男人之间交换。也就是说，女性充当了男人交流的媒介。林东与安坤达成的协议是以实现小孩和金钱的交换为目的的，而孕育小孩的刘苹果无疑也变成了交换的媒介。不难看出，被交换的刘苹果已经被等同于没有主体感受的物。她作为自我的主体意识再一次被弱化了。
刘苹果主体性的丧失在其住进林东家后表现得更加明显。在林东家，刘苹果不仅要照顾儿子，还要料理家务。在原先作为妻子的角色的基础上，刘苹果的身上又承载了母亲和保姆的角色。给儿子喂奶，洗澡，换尿布，为林东夫妇准备三餐，为王梅洗脚按摩，打扫房子，这些作为母亲和保姆所必须完成的琐事把刘苹果所有的时间都瓜分完了。于是这时候的刘苹果就与搬进林家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刘苹果还只是作为一个洗脚妹和安坤的妻子的时候，她可以有时间与同事小妹在人行天桥上大声说出自己的梦想，在小妹被解雇后为她感到悲哀，在得知自己怀孕的时候听见自己内心抗拒的声音，从医院逃离后坐在城墙上陷入沉思。那个时候的刘苹果能够作为视觉主体观察他人和自己，并表达自己的感受。她是作为自己身体的主体而存在的。她的主体意识赋予身体以意义，使自己的身体挣脱了父权社会规范的捆绑，言说自己的欲望。但是搬进林家后，镜头中呈现的刘苹果总是忙碌的。我们无法找到一个刘苹果凝视外界或独自沉思的镜头。她的需求早已退居各种角色对她的需求之后，她内心的声音也早已被锅碗瓢盆的声音和孩子的哭声所掩盖。她作为自我的主体性正渐行渐远。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林东的家。无可辩驳，这是一间豪华气派的房子。对于林东夫妇来说，这样的房子象征着财富和地位。但同时，它也是囚禁刘苹果的牢笼。孩子出生之后，这间房子几乎就是刘苹果全部的活动空间。“妇女的空间不是她自己的身体可以认识和支配的领域，而是囚禁她的监狱。”作为家庭生活载体的这个空间牢牢地把刘苹果限制在保姆和母亲的角色上，束缚她的思想并抑制她的需要。刘苹果的主体意识就这样被父权话语剥夺了，她沦为了自我的他者。到此，刘苹果的形象已与菲勒斯中心主义文化塑造的女性形象重合。
但是，影片后半部分出现的一系列变故使刘苹果开始觉醒。安坤的粗暴冷酷首先令其心灰意冷。当刘苹果表示不相信孩子的真正父亲是安坤时，安坤一边对她拳打脚踢，还一边骂道：“你就是一只鸡!”丈夫的冷酷刺痛了刘苹果，同时也促使其重新思考自己在婚姻中的位置。于是，影片中紧接着出现了刘苹果在电梯中哭泣发呆的长镜头。这是刘苹果住进林家后出现的首个自我反思的镜头，暗示其觉醒的开始。丈夫为了金钱与林东达成“生子协议”时心安理得地践踏她的利益。而现在，当安坤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刘苹果的威胁时，他却不顾一切地对她施加暴力。因为他失去了本该归属于他的孩子，也失去了基于妻子对他的服从而产生的优越感。换言之，他觉得自己的男性权威受到妻子的威胁了。他必须消除这种威胁到其权威的力量，重新构筑自己作为主宰者的形象。而男性逃避女性这种基于阉割情结的威胁的方式往往是对女性进行贬抑和惩罚。这种男权式的惩罚让刘苹果体会到自己被置于弱势地位。她开始思考自己的处境，感受到男女权利的不平衡。于是，她流出了委屈的泪水，她的自我主体意识开始复苏。
小妹的死是刘苹果觉醒的另一原因。刘苹果从小妹的悲剧命运中看到了男权压迫下女性的下场。小妹本来是洗脚城的员工。一开始，不谙世事的她甚至为了捍卫身体的纯洁而弄伤客人的脚趾。小妹的行为无疑与视女性身体为欲望对象的社会主流话语相抵触，因此也无法被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所容纳。被开除后的小妹学会了遵循父权社会规范，利用女性身体的意义在社会中谋生。从拒绝将身体当作交换工具，到让客人“摸一下”以换取时尚手机，再到最终沦落为妓女，小妹似乎想通过她的变化轨迹告诉其他女性：只有将自己物化才能在男性世界中生存。小妹的变化无疑是女性根据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改造自我的结果。但是即使是对男性权威妥协了，小妹仍逃脱不了被嫖客杀害的悲惨下场。影片临近尾声时刻苹果来到大楼的天台上，望着眼前迷蒙的城市再次陷入沉思。她开始意识到屈服于男权不是女性摆脱不幸的出路。要从男性为女性设置的非我处境中寻求解脱，女性就必须冲破这个囚禁她们的躯体，扼杀她们的自我的牢笼。“并没有一个永恒的本质或罪恶的选择注定她要沦为内在和低下，这一切都是别人强加于她的。一切压迫都会引起战争状态……被当作非本质的生命必然会试图获得自己的主权。”于是影片的结尾是刘苹果收拾行李，离开林家的镜头。只有获得自由，女性才能找寻自我的意义并实现自我。刘苹果身上曾一度丢失的自我意识又重返她的身体。
波伏瓦认为，女人是男人确定自我存在的参照物，是一种补偿性事物，唯独不是她们自己。这种被物化和客体化的女性形象被编码成许多电影作品的主流语言。《苹果》中的几位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所经历的挫折便反映了社会主流话语对女性形象的偏见。但影片并不局限于对这种形象模式化的再现，而是让“她们”对这种男性倾向的意识形态做出反应：找回丢失的自我。王梅和刘苹果在遭受了男权的压制后自我意识的觉醒颠覆了传统电影中男性视觉塑造的女性形象，也为观众对女性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反思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