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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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泽南和郭嵩焘带有理学印记的学术著作、刘蓉的书信到曾国藩以礼学齐家与经世的主张,所有这些反映的是晚清湖南理学家这样一个学术、政治群体互相关联乃至连续的思考过程。前三人揭示的是政治领袖通过处理家内关系为社会树立道德权威并培养领导才能,或通过模仿家内关系加强与同事情感和思想的充分交流以求和衷共济。他们都相信儒家的道德伦理可以从家内推广到家外。曾国藩在此基础上提出儒家理想的家庭可以作为从政治军的模型。他特别的贡献在于思考如何将程朱理学彰显的普遍道德价值落实于当下的具体情境。为此,他不是自限于心性之学,而是倡导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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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哲学学院,天津30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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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泽南和郭嵩焘带有理学印记的学术著作、刘蓉的书信到曾国藩以礼学齐家与经世的主张,所有这些反映的是晚清湖南理学家这样一个学术、政治群体互相关联乃至连续的思考过程。前三人揭示的是政治领袖通过处理家内关系为社会树立道德权威并培养领导才能,或通过模仿家内关系加强与同事情感和思想的充分交流以求和衷共济。他们都相信儒家的道德伦理可以从家内推广到家外。曾国藩在此基础上提出儒家理想的家庭可以作为从政治军的模型。他特别的贡献在于思考如何将程朱理学彰显的普遍道德价值落实于当下的具体情境。为此,他不是自限于心性之学,而是倡导综合性的礼学,从整个经史学术的传统中寻找思想的资源:对作为道德实践依据的礼的追寻和探索,明显超越了此前儒家各个学术分支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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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补课说"以来,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恢复。在40年的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在院系建设、人才培养、成果译介、本土研究、国际交流合作和学术共同体培育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中国政治学发展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相辅相成,改革实践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重大的课题,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也助力改革攻坚克难向前推进。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一种以全组织和强技术为载体的新国家形态浮现出来,必将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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