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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国以来的中国诗学研究我一直有个疑问：有些研究工作者，只是从理论到理论，而不是从创作到理论。这样研究出来的成果往往隔靴搔痒，难中肯綮，而且容易出现错误。
多年以前，我就跟一位搞文艺理论的朋友谈过，古代文论家(包括诗论家)，首先都是作者(古文家、诗人、词人)。前人有所谓“诗功”与“诗学”，诗功，指诗词的创作实践，诗学，则指诗词创作规律的理论探讨，需要经史子集的根柢和对历代诗、文的总集和别集的刻苦钻研。某些诗论家，例如严羽，所作诗不如其理论要求，那是因为他平生用力于诗学者深，而用力于诗功者浅。但是，严羽对古人及当代的诗是博览、精熟的，自己也会创作。
不但古人，即以现当代而论，王国维能作《人间词话》，首先他是《人间词》的作者。缪钺、叶嘉莹能合著《灵谿词说》，也是因为他们作诗填词，不愧名家。就是写《王国维诗学研究》的佛雏，也会创作旧体诗。该书后记有自作的赞美王国维的四言古诗一首，我曾旁批：“此诗足征学力，非如今之君子，诗犹不解，而遽为诗论，且沾沾自喜者。”我所谓“诗犹不解”，是指这些人的诗论，只是从理论到理论，袭用中外诗论的名词术语或论点，牵强附会。这自然很难有自己的真知卓见，相反，很容易出现“硬伤”。
我那位朋友也很赞同，但又认为，现在的人，传统文化中的元典都没有诵习过，也谈不上博览四部，我所提的要求过高。
然而经过这么多年，我却越来越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只有这样，才是诗论研究的正确方法。今年看了两本书，正好可以从正反两面论证我的观点。
一本是许龙先生的《钱钟书诗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我从头到尾细读了一遍，觉得作者的贡献有两点：搜集有关资料比较丰富；力求把钱钟书先生的诗学思想系统化、理论化。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作者的刻苦用功，也可以看出他立志高远。此外，对钱先生的不足之处，也能正确指出。如第1章第88页，指出钱先生回避时代现实，只从主体去谈影响。第163页，能引格式塔心理学“异质同构”原理说明“通感”现象的原因。
但是，全书给我的总印象是：第一，述而不作，虽然旁征博引，却基本上没有作者自己的看法。第二，研究钱先生的诗学思想，却丝毫不涉及其诗歌创作(《槐聚诗存》)。第三是个别地方误解了钱先生的原意(如评论陆游的“功夫在诗外”)。
我想找出上述三点的原因。我想到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一书论析庄周部分，也想到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
徐复观认为庄周的“道”就是“艺术精神”。这个观点是他提出来的，为了论证这点，引用了董其昌、铃木大拙、圆赖三、托尔斯泰、卡西勒、康德、雅斯柏斯、莫尔顿等等。很多引文，尤其是西方学者的，并非直接评论庄子哲学的，却完全可以用来佐证徐氏的论点，如第97页引雅斯柏斯一段话说明“人在美地观照中，是一种满足，一个完成，一种永恒的存在，这便不仅超越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计较、苦恼；同时也即超越了死生……庄子正提供了此一实证。”这样引书，体现了徐氏的著作特点：“著书立说”。他是有了自己的看法，才来著书的，一切材料，都是为我所用。
跟徐复观相反，许先生对钱钟书的诗学思想并没有自己的看法，他只是注释式地论述钱先生的诗学思想，而这种论述也是综合别人对钱先生诗学思想的评论的。就是前面我所举的钱先生的不足之处，那两点也是别人指出的，许先生只是引用而已。所以，整本书像是一本分类资料汇编。
佛雏的《王国维诗学研究》一书，不但体系化了王国维的诗学思想，而且处处以我为主，引用资料只是证成己说。另外，他大量引用并分析王氏创作的诗词，藉以分析王氏的诗论。全书426页，这方面的文字占了八分之一。而且这种分析全是佛雏自己做的。
反观许先生的书，不说其他四章，第五章“诗歌创作论”本应大量引用《槐聚诗存》的诗来印证并论析钱钟书的诗学思想，才真正能剖析人微，鞭辟入里。然而许先生完全没有。
许先生吃亏就吃在缺乏“诗功”的修养，所以只能一味地在“诗学”中折腾，那就只能由理论到理论，而且所有的理论都是别人的，自己只不过剪裁组合而已。
顾炎武曾在《与人书十》中谈到，“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日废铜，以充铸而已。”(《亭林文集》卷四)把这段话具体移用到对钱钟书诗学思想的研究方面，就是说要理解钱钟书的诗学思想，必须对他所创作的诗歌全部了解，还要对他所熟悉的四部之学有一个根本认识，还要自己会作诗(这才能味辨淄渑)。另外，还必须了解他的诗学思想的成因、传承、变化，这就是所谓知人论世。顾炎武的采铜深山，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学术界在兴起“国学热”，主张回归传统。我虽然不主张儿童读经，但认为研究古典文学的，一定要熟悉传统文化中的元典；而研究诗学的，一定要诗功诗学齐头并进，这样分析诗论，才不会隔靴搔痒，或尽搬他人陈言。
许书附录二“钱钟书论陆游诗”第240页有这么一段话：“正是陆游以上这种亲近大自然的创作倾向，拓展了他的审美视野，激发了他的诗歌灵感，使其领悟到‘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下面还引了钱先生一段话：“要做好诗，该跟外面的世界接触……”似乎陆游讲的诗外功夫就是“亲近大自然”这一点。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在《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上钱先生说：“什么是诗家的生路、‘诗外’的‘工夫’呢?陆游作过几种答复。最值得注意而一向被人忽视的是下面的主张。”这就是许先生概括的“亲近大自然”。这概括并不完整，钱先生说的是社会现实，而不仅指大自然。但问题还不在此，而是陆游的诗外功夫实在主要的别有所指。我们看看陆游的“几种答复”。
(1)器识：“贤者之所养，动天地，开金石，其胸中之妙，充实洋溢，而后发见于外，气全力余，中正宏博，是岂可容一毫之伪于其间哉!”“某(陆游自称)故务重其身而养其气……每以其全自养，以其余见之于文。”“天下岂有器识卑陋，而文词超然者哉!”(《渭南文集》卷十三《上辛给事书》)
(2)学、行：“学不通天人，行不能无愧于俯仰，果可以言诗乎?”(同卷《答陆伯政上舍书》)
(3)悲愤：“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苏武、李陵、陶潜、谢灵运、杜甫、李白，激于不能自己，故其诗为百代法……绍兴间，秦丞相桧用事，动以语言罪士大夫，士气抑而不伸，大抵窃寓于诗，亦多不免。”(文集卷十四《澹斋居士诗序》)
(4)养气：“文以气为主，出处无愧，气乃不挠。”(同卷《傅给事外制集序》)
(5)忠爱：“少陵，天下士也……盖尝慨然以稷、契自许。及落魄巴蜀，感汉昭烈、诸葛丞相之事，屡见于诗，顿挫悲壮，反覆动人，其规模志意岂小哉!……少陵非区区于仕进者，不胜爱君忧国之心，思少出所学佐天子，兴贞观、开元之治……”(文集卷十七《东屯高斋记》)
(6)忠义：“文章垂世自一事，忠义凛凛令人思。”(《剑南诗稿》卷三《游锦屏山 谒少陵祠堂》)
(7)英概：“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诗稿卷三十三《读杜诗》)
综合以上所引诗文，可见陆游所谓诗外功夫，主要是指有治国平天下之志、经邦济世之才，这样的人，如与明主遇合，如诸葛亮之于刘先主，马周之于唐太宗，立德立功立言，均可不朽。所以他以杜甫为例，说明杜诗之所以高妙，关键不在于诗艺，而在器识、怀抱。
许先生之误，就在于既不了解陆游的本意，又没有注意钱钟书的原话，竟认为“亲近大自然”就是诗外功夫。
再来谈另一本书：丁功谊先生的《钱谦益文学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版)。
我看这本书的感觉是它越来越吸引我。查5月11日日记：“晨起至礼堂工会门廊阅丁功谊君《钱谦益文学思想研究》一书，弥觉有味。此君真治学者，未来造就不可测也。方法对，又勤苦，善用思力，造诣安得不深!”5月14日日记：“续看丁功谊君论牧斋书，弥觉其佳。”5月16日日记：“续看丁书，趣味盎然。”一部学术著作能如此吸引人，而且越读越有味，回顾平生，只有读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时，才有这种感受。
我认为丁书最突出的优点有如下几个方面：
(1)导言部分就提出全书从八个方面力图创新，这可以看出作者对自己的研究课题充满信心。读完全书，可以看出，这种信心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的，丝毫没有虚憍之气。
(2)从哲学(心学、禅学)的高度来分析钱谦益的文学思想，细致而深刻地抉发出他的矛盾心态，以及这种心态的变化对其文学思想的不同影响。高屋建瓴，出手不凡。
(3)第64、114、116页皆结合钱氏的创作实际、交游影响来研究其诗学思想，使读者对钱氏的“性其情”与“情其性”获得清晰的理解。
(4)第105、107页，指出今人认为李梦阳为雄霸文坛而攻讦李东阳是一种误解，“事实正相反”。又指出《明史·文苑传序》对李东阳诗学思想的评论有较大偏差。从这些直抒己见的地方，可以看出丁先生的学力与识力。
(5)第109、174页，前者从钱氏的一道策问，指出他意图扭转士人们的文学观念；后者从钱氏在《列朝诗集》为阮大铖立小传以及收录阮诗，分析出钱对阮在内心深处并无恶感。这种分析十分深刻。
(6)第115页，指出《明诗归》对钱氏《十一月初十日召对，感恩述事》诗的点评，“天王圣明”实“满心不服”，是钱诗和诗论的悖论。论析深微，前所未有。
(7)第132页，认为钱谦益学习宋诗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直接、正面地化用宋诗；二是以“反”类诗的方式反用宋诗。底下举例详细说明。作者这样分析，真是自出手眼，非沉潜于钱诗而有自得者，是无从措手的。
(8)第136页，对钱氏如何学习宋诗，分别从(一)句式、声调；(二)对偶；(三)用事几个方面细致分析，特别可贵的是处处明确地指出，这种种形式技巧的运用，都是源于钱诗内容的需要，是钱氏仕途失意、命途多舛的背景下的产物。这类艺术分析，具见作者缒幽凿险功夫，非盲人评古辈可同日而语。
(9)第151页，钱谦益降清的思想原因，至今学术界仍众说纷纭。作者非常细致地分析了儒学、佛学、心学对钱氏的影响，指出几种思想激烈交锋后，最终是虚空寂灭的思想牢牢占据了他的心灵，使其冲决名教的堤防、道德的底线，而走向至善的反面。这一结论来自入微的分析。例如作为管志道的弟子，钱氏汲取了晚明心学的无善无恶思想，这就使他忽视道德的自律，以致善恶不分。对钱氏的复杂的心理素质，真算得剖析入微了。
(10)第177页，钱氏《鸡人》一诗，自注说他力主援救扬州，并自请督师往救。后来的研究者多引此注，以为他忠心救国。作者却引钱曾对此诗的补注：“公之疏请援扬，自愿督兵者，意在求出国门，借此远祸害，亦无聊不得已之谋也。”揭穿了钱氏的自我形象塑造技巧。由此精彩的分析，不但看出作者善于知人论世，而且知道充分掌握资料的重要性。
(11)第179页，作者通过《鸡人》《一年》两诗的抽丝剥茧的分析，指出钱氏不仅把诗歌用于抒情和言志，还能用于叙史和表演。所谓表演，即在叙史中展现自己正义的面孔，在哀伤气氛中完成自我塑造的遗民形象。全书不少这类分析，笔挟风霜，十分冷峻。
(12)第214页，通过同一题材“西湖”的题咏，作者分析出钱谦益以常景写悲情，而吴伟业以变景传哀感。但钱诗传达出的改变现状(反清复明)的沉痛心情却是吴诗(包括清初许多诗人)所不具备的，从而指出钱氏的诗歌创作与其悲情世运的文学思想密切吻合。分析之细腻，令我真叹为观止。
总之，气势阔大，是丁书的特点。其所以阔大，是因为宏观的概括建立在丝丝入扣的微观分析上。洋洋三十万言，可谓体大思精。丁君作为罗宗强先生的再传弟子，不仅继承了罗先生在南开开创的学风，而且又有丁先生自己的手眼。在罗先生的研究轨迹上，显示出丁先生的雏凤清声。
当然，大醇小疵，亦所难免，聊相商榷，或可增益高明。
(1)第9页：引《明神宗实录》：“荡尽行简”。疑为“行检”。
(2)第40页：引《列朝诗集小传》汤显祖条：“李梦阳至琅琊，气力强弱；巨细不同，等赝文尔。”琅琊为王姓郡望，此以指王世贞，为后七子之代表；李梦阳则前七子之代表。“气力强弱”后的分号应删，气有强弱，力有巨细，故“气力强弱巨细不同”为一句。
(3)第106页“柄文者承弊袭常方，工雕浮靡丽之词，取媚时眼。”应于“承弊袭常”处断，用逗号。“方”连下旬。
(4)第122页引陈子龙《宋尚木诗稿序》：“始则年少气盛方饶乐，”我查续修四库全书的《安雅堂集》，独不见此文，疑引文有漏字，应为“方饶乐事”之类。
(5)第135页引钱诗“细雨新丰扬酒旗”，“扬”应为“飚”，“飚”有平仄两读，“扬”则只能平读。
(6)第138页引钱诗“希文敢拟贤称四，展季何妨黜有三”，作者释上句为“指范仲淹(字希文)上疏四论”云云，此用范本传，非是。钱氏实用《宋史·蔡襄传》：“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请与同贬，欧阳修移书责司谏高若讷，由是三人者皆坐谴。襄作《四贤一不肖诗》，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下句作者释为“‘展季’即春秋时候的鲁国大夫柳下惠，当国者知道他有才能而不荐举”，并于引《论语·卫灵公》“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亦非，乃用《论语·微子》“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7)第158页谢象三和钱诗：“囹圄不入惭萧傅，缧绁无辜愧冶妻”，作者说：“在钱谦益诗中，河东君是‘山妻’、‘贤妻’，而在谢象三笔下，是‘冶妻’……”作者以为“冶”是“冶容诲淫”之“冶”，非也。上句用《汉书·萧望之传》，望之为元帝 太傅，为弘恭、石显所害，将下之狱，望之仰天叹日：“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饮鸩自杀。元帝闻之惊日：“向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不就牢狱”即“囹圄不入”，钱谦益于顺治四年三月，因涉嫌山东起兵案，被捕下狱，后获释，故曰“惭萧傅”。下旬用《论语·公冶长》：“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以公冶长比钱谦益，虽曾下狱，其实无罪。“冶妻”，以公冶长之妻比柳如是，钱被逮，柳从行，且救之出狱，其行为足使公冶长妻自愧不如。
(8)第17l页引钱诗“青史不刊忘郢志”句，作者解释为“钱谦益把自己比作隐忍复仇的伍子胥，同时他又感慨‘青史不刊忘郢志’，以后的史书可能不会刊录自己复明的隐秘心事了。”
作者弄反了，“不刊”是永不磨灭，“青史”指司马迁的《史记》，《伍子胥列传》不明明说，“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怎么是“不会刊录”呢?《古文苑》卷十扬雄《答刘歆书》：“是县诸日月，不刊之书也。”可证。
(9)第178页引钱氏《吴母徐太孺人八十寿序》：“今请取次胪陈，为太孺人献一觞其可乎?”“觞”字后应加逗号。下文“坐予指(主)使”，不知作者何以加一括号中的“主”字?“指使”甚古，《礼记·曲礼》《战国策·燕一》《三国志·孙策传》皆有，“主使”则《清律例》始有。
(10)第237引钱氏《复李叔则书》“昌黎之学，流入于蒙古，而有姚燧。”作者解释说：“到了蒙古国的姚燧这里……”按：钱谦益站在明遗民的立场，不承认元朝，仍称为“蒙古”，而姚燧一生都在元朝，《元史》卷一百七十四《姚燧传》：自世祖至元八年(1271，始改国号为元)姚燧三十八岁，始为秦王府文学，中历成宗、武宗，到武宗至大四年(1311)始告归，时已七十九岁，卒于仁宗延韦占元年(1314)。可见他是元朝人，而不是蒙古国人。
(11)第244页引钱氏《梅村先生诗集序》：“善画马者日：天闲万厩，皆吾师也。”作者解释说：“就像善画马的人，天下万马的神态都谙熟于他的胸中。”以“天闲”为“天下”，错了，“天闲”是皇帝养马的场所，“闲”即关马的房子。陆游《感秋》：“古来真龙驹，未必置天闲。”杨载《骆马湖》诗：“不至天闲观帝服(古代一车四马，居中两马为服)，如此骨相何由知?”可证。
以上所提商榷之处，只是白璧微瑕。希望丁先生今后把文史根底打得更深厚，不但可以比迹前贤，而且一定有更大的成就。
最后，摘录我今年5月6日一段日记，那正在读丁书前一日，对此书还一无所知。
评许书，应先肯定：钱钟书氏书无系统，(诗学)不成体系，许之大功即将钱诗学体系化。其次，搜罗材料较完备。第三，对大师勇于质疑。第一部著作有此，难能可贵。为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拟更高要求：(1)如徐复观之著书，以我为主，引中外古今人以自助，证成己说。(2)如佛雏之论王国维，多引钱氏之诗，尤其谈钱之诗歌创作论时更应多引，且应分析其诗功渊源及变化。(3)“意象”问题可与敏泽商榷。“功夫在诗外”不可以偏概全。(4)寄望于许及所有年青学者回到传统，加强诗功，以提高诗学。徐复观、佛雏皆采铜于山者。必如此为文，始为全面，不负后生之勤劬，又能使其更向上。语气必充分谦和肫挚。
就以这则日记作为全文总结。
(《钱钟书诗学思想研究》，许龙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23.00元；《钱谦益文学思想研究》，丁功谊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版。28.00元)
多年以前，我就跟一位搞文艺理论的朋友谈过，古代文论家(包括诗论家)，首先都是作者(古文家、诗人、词人)。前人有所谓“诗功”与“诗学”，诗功，指诗词的创作实践，诗学，则指诗词创作规律的理论探讨，需要经史子集的根柢和对历代诗、文的总集和别集的刻苦钻研。某些诗论家，例如严羽，所作诗不如其理论要求，那是因为他平生用力于诗学者深，而用力于诗功者浅。但是，严羽对古人及当代的诗是博览、精熟的，自己也会创作。
不但古人，即以现当代而论，王国维能作《人间词话》，首先他是《人间词》的作者。缪钺、叶嘉莹能合著《灵谿词说》，也是因为他们作诗填词，不愧名家。就是写《王国维诗学研究》的佛雏，也会创作旧体诗。该书后记有自作的赞美王国维的四言古诗一首，我曾旁批：“此诗足征学力，非如今之君子，诗犹不解，而遽为诗论，且沾沾自喜者。”我所谓“诗犹不解”，是指这些人的诗论，只是从理论到理论，袭用中外诗论的名词术语或论点，牵强附会。这自然很难有自己的真知卓见，相反，很容易出现“硬伤”。
我那位朋友也很赞同，但又认为，现在的人，传统文化中的元典都没有诵习过，也谈不上博览四部，我所提的要求过高。
然而经过这么多年，我却越来越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只有这样，才是诗论研究的正确方法。今年看了两本书，正好可以从正反两面论证我的观点。
一本是许龙先生的《钱钟书诗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我从头到尾细读了一遍，觉得作者的贡献有两点：搜集有关资料比较丰富；力求把钱钟书先生的诗学思想系统化、理论化。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作者的刻苦用功，也可以看出他立志高远。此外，对钱先生的不足之处，也能正确指出。如第1章第88页，指出钱先生回避时代现实，只从主体去谈影响。第163页，能引格式塔心理学“异质同构”原理说明“通感”现象的原因。
但是，全书给我的总印象是：第一，述而不作，虽然旁征博引，却基本上没有作者自己的看法。第二，研究钱先生的诗学思想，却丝毫不涉及其诗歌创作(《槐聚诗存》)。第三是个别地方误解了钱先生的原意(如评论陆游的“功夫在诗外”)。
我想找出上述三点的原因。我想到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一书论析庄周部分，也想到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
徐复观认为庄周的“道”就是“艺术精神”。这个观点是他提出来的，为了论证这点，引用了董其昌、铃木大拙、圆赖三、托尔斯泰、卡西勒、康德、雅斯柏斯、莫尔顿等等。很多引文，尤其是西方学者的，并非直接评论庄子哲学的，却完全可以用来佐证徐氏的论点，如第97页引雅斯柏斯一段话说明“人在美地观照中，是一种满足，一个完成，一种永恒的存在，这便不仅超越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计较、苦恼；同时也即超越了死生……庄子正提供了此一实证。”这样引书，体现了徐氏的著作特点：“著书立说”。他是有了自己的看法，才来著书的，一切材料，都是为我所用。
跟徐复观相反，许先生对钱钟书的诗学思想并没有自己的看法，他只是注释式地论述钱先生的诗学思想，而这种论述也是综合别人对钱先生诗学思想的评论的。就是前面我所举的钱先生的不足之处，那两点也是别人指出的，许先生只是引用而已。所以，整本书像是一本分类资料汇编。
佛雏的《王国维诗学研究》一书，不但体系化了王国维的诗学思想，而且处处以我为主，引用资料只是证成己说。另外，他大量引用并分析王氏创作的诗词，藉以分析王氏的诗论。全书426页，这方面的文字占了八分之一。而且这种分析全是佛雏自己做的。
反观许先生的书，不说其他四章，第五章“诗歌创作论”本应大量引用《槐聚诗存》的诗来印证并论析钱钟书的诗学思想，才真正能剖析人微，鞭辟入里。然而许先生完全没有。
许先生吃亏就吃在缺乏“诗功”的修养，所以只能一味地在“诗学”中折腾，那就只能由理论到理论，而且所有的理论都是别人的，自己只不过剪裁组合而已。
顾炎武曾在《与人书十》中谈到，“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日废铜，以充铸而已。”(《亭林文集》卷四)把这段话具体移用到对钱钟书诗学思想的研究方面，就是说要理解钱钟书的诗学思想，必须对他所创作的诗歌全部了解，还要对他所熟悉的四部之学有一个根本认识，还要自己会作诗(这才能味辨淄渑)。另外，还必须了解他的诗学思想的成因、传承、变化，这就是所谓知人论世。顾炎武的采铜深山，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学术界在兴起“国学热”，主张回归传统。我虽然不主张儿童读经，但认为研究古典文学的，一定要熟悉传统文化中的元典；而研究诗学的，一定要诗功诗学齐头并进，这样分析诗论，才不会隔靴搔痒，或尽搬他人陈言。
许书附录二“钱钟书论陆游诗”第240页有这么一段话：“正是陆游以上这种亲近大自然的创作倾向，拓展了他的审美视野，激发了他的诗歌灵感，使其领悟到‘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下面还引了钱先生一段话：“要做好诗，该跟外面的世界接触……”似乎陆游讲的诗外功夫就是“亲近大自然”这一点。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在《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上钱先生说：“什么是诗家的生路、‘诗外’的‘工夫’呢?陆游作过几种答复。最值得注意而一向被人忽视的是下面的主张。”这就是许先生概括的“亲近大自然”。这概括并不完整，钱先生说的是社会现实，而不仅指大自然。但问题还不在此，而是陆游的诗外功夫实在主要的别有所指。我们看看陆游的“几种答复”。
(1)器识：“贤者之所养，动天地，开金石，其胸中之妙，充实洋溢，而后发见于外，气全力余，中正宏博，是岂可容一毫之伪于其间哉!”“某(陆游自称)故务重其身而养其气……每以其全自养，以其余见之于文。”“天下岂有器识卑陋，而文词超然者哉!”(《渭南文集》卷十三《上辛给事书》)
(2)学、行：“学不通天人，行不能无愧于俯仰，果可以言诗乎?”(同卷《答陆伯政上舍书》)
(3)悲愤：“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苏武、李陵、陶潜、谢灵运、杜甫、李白，激于不能自己，故其诗为百代法……绍兴间，秦丞相桧用事，动以语言罪士大夫，士气抑而不伸，大抵窃寓于诗，亦多不免。”(文集卷十四《澹斋居士诗序》)
(4)养气：“文以气为主，出处无愧，气乃不挠。”(同卷《傅给事外制集序》)
(5)忠爱：“少陵，天下士也……盖尝慨然以稷、契自许。及落魄巴蜀，感汉昭烈、诸葛丞相之事，屡见于诗，顿挫悲壮，反覆动人，其规模志意岂小哉!……少陵非区区于仕进者，不胜爱君忧国之心，思少出所学佐天子，兴贞观、开元之治……”(文集卷十七《东屯高斋记》)
(6)忠义：“文章垂世自一事，忠义凛凛令人思。”(《剑南诗稿》卷三《游锦屏山 谒少陵祠堂》)
(7)英概：“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诗稿卷三十三《读杜诗》)
综合以上所引诗文，可见陆游所谓诗外功夫，主要是指有治国平天下之志、经邦济世之才，这样的人，如与明主遇合，如诸葛亮之于刘先主，马周之于唐太宗，立德立功立言，均可不朽。所以他以杜甫为例，说明杜诗之所以高妙，关键不在于诗艺，而在器识、怀抱。
许先生之误，就在于既不了解陆游的本意，又没有注意钱钟书的原话，竟认为“亲近大自然”就是诗外功夫。
再来谈另一本书：丁功谊先生的《钱谦益文学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版)。
我看这本书的感觉是它越来越吸引我。查5月11日日记：“晨起至礼堂工会门廊阅丁功谊君《钱谦益文学思想研究》一书，弥觉有味。此君真治学者，未来造就不可测也。方法对，又勤苦，善用思力，造诣安得不深!”5月14日日记：“续看丁功谊君论牧斋书，弥觉其佳。”5月16日日记：“续看丁书，趣味盎然。”一部学术著作能如此吸引人，而且越读越有味，回顾平生，只有读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时，才有这种感受。
我认为丁书最突出的优点有如下几个方面：
(1)导言部分就提出全书从八个方面力图创新，这可以看出作者对自己的研究课题充满信心。读完全书，可以看出，这种信心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的，丝毫没有虚憍之气。
(2)从哲学(心学、禅学)的高度来分析钱谦益的文学思想，细致而深刻地抉发出他的矛盾心态，以及这种心态的变化对其文学思想的不同影响。高屋建瓴，出手不凡。
(3)第64、114、116页皆结合钱氏的创作实际、交游影响来研究其诗学思想，使读者对钱氏的“性其情”与“情其性”获得清晰的理解。
(4)第105、107页，指出今人认为李梦阳为雄霸文坛而攻讦李东阳是一种误解，“事实正相反”。又指出《明史·文苑传序》对李东阳诗学思想的评论有较大偏差。从这些直抒己见的地方，可以看出丁先生的学力与识力。
(5)第109、174页，前者从钱氏的一道策问，指出他意图扭转士人们的文学观念；后者从钱氏在《列朝诗集》为阮大铖立小传以及收录阮诗，分析出钱对阮在内心深处并无恶感。这种分析十分深刻。
(6)第115页，指出《明诗归》对钱氏《十一月初十日召对，感恩述事》诗的点评，“天王圣明”实“满心不服”，是钱诗和诗论的悖论。论析深微，前所未有。
(7)第132页，认为钱谦益学习宋诗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直接、正面地化用宋诗；二是以“反”类诗的方式反用宋诗。底下举例详细说明。作者这样分析，真是自出手眼，非沉潜于钱诗而有自得者，是无从措手的。
(8)第136页，对钱氏如何学习宋诗，分别从(一)句式、声调；(二)对偶；(三)用事几个方面细致分析，特别可贵的是处处明确地指出，这种种形式技巧的运用，都是源于钱诗内容的需要，是钱氏仕途失意、命途多舛的背景下的产物。这类艺术分析，具见作者缒幽凿险功夫，非盲人评古辈可同日而语。
(9)第151页，钱谦益降清的思想原因，至今学术界仍众说纷纭。作者非常细致地分析了儒学、佛学、心学对钱氏的影响，指出几种思想激烈交锋后，最终是虚空寂灭的思想牢牢占据了他的心灵，使其冲决名教的堤防、道德的底线，而走向至善的反面。这一结论来自入微的分析。例如作为管志道的弟子，钱氏汲取了晚明心学的无善无恶思想，这就使他忽视道德的自律，以致善恶不分。对钱氏的复杂的心理素质，真算得剖析入微了。
(10)第177页，钱氏《鸡人》一诗，自注说他力主援救扬州，并自请督师往救。后来的研究者多引此注，以为他忠心救国。作者却引钱曾对此诗的补注：“公之疏请援扬，自愿督兵者，意在求出国门，借此远祸害，亦无聊不得已之谋也。”揭穿了钱氏的自我形象塑造技巧。由此精彩的分析，不但看出作者善于知人论世，而且知道充分掌握资料的重要性。
(11)第179页，作者通过《鸡人》《一年》两诗的抽丝剥茧的分析，指出钱氏不仅把诗歌用于抒情和言志，还能用于叙史和表演。所谓表演，即在叙史中展现自己正义的面孔，在哀伤气氛中完成自我塑造的遗民形象。全书不少这类分析，笔挟风霜，十分冷峻。
(12)第214页，通过同一题材“西湖”的题咏，作者分析出钱谦益以常景写悲情，而吴伟业以变景传哀感。但钱诗传达出的改变现状(反清复明)的沉痛心情却是吴诗(包括清初许多诗人)所不具备的，从而指出钱氏的诗歌创作与其悲情世运的文学思想密切吻合。分析之细腻，令我真叹为观止。
总之，气势阔大，是丁书的特点。其所以阔大，是因为宏观的概括建立在丝丝入扣的微观分析上。洋洋三十万言，可谓体大思精。丁君作为罗宗强先生的再传弟子，不仅继承了罗先生在南开开创的学风，而且又有丁先生自己的手眼。在罗先生的研究轨迹上，显示出丁先生的雏凤清声。
当然，大醇小疵，亦所难免，聊相商榷，或可增益高明。
(1)第9页：引《明神宗实录》：“荡尽行简”。疑为“行检”。
(2)第40页：引《列朝诗集小传》汤显祖条：“李梦阳至琅琊，气力强弱；巨细不同，等赝文尔。”琅琊为王姓郡望，此以指王世贞，为后七子之代表；李梦阳则前七子之代表。“气力强弱”后的分号应删，气有强弱，力有巨细，故“气力强弱巨细不同”为一句。
(3)第106页“柄文者承弊袭常方，工雕浮靡丽之词，取媚时眼。”应于“承弊袭常”处断，用逗号。“方”连下旬。
(4)第122页引陈子龙《宋尚木诗稿序》：“始则年少气盛方饶乐，”我查续修四库全书的《安雅堂集》，独不见此文，疑引文有漏字，应为“方饶乐事”之类。
(5)第135页引钱诗“细雨新丰扬酒旗”，“扬”应为“飚”，“飚”有平仄两读，“扬”则只能平读。
(6)第138页引钱诗“希文敢拟贤称四，展季何妨黜有三”，作者释上句为“指范仲淹(字希文)上疏四论”云云，此用范本传，非是。钱氏实用《宋史·蔡襄传》：“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请与同贬，欧阳修移书责司谏高若讷，由是三人者皆坐谴。襄作《四贤一不肖诗》，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下句作者释为“‘展季’即春秋时候的鲁国大夫柳下惠，当国者知道他有才能而不荐举”，并于引《论语·卫灵公》“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亦非，乃用《论语·微子》“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7)第158页谢象三和钱诗：“囹圄不入惭萧傅，缧绁无辜愧冶妻”，作者说：“在钱谦益诗中，河东君是‘山妻’、‘贤妻’，而在谢象三笔下，是‘冶妻’……”作者以为“冶”是“冶容诲淫”之“冶”，非也。上句用《汉书·萧望之传》，望之为元帝 太傅，为弘恭、石显所害，将下之狱，望之仰天叹日：“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饮鸩自杀。元帝闻之惊日：“向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不就牢狱”即“囹圄不入”，钱谦益于顺治四年三月，因涉嫌山东起兵案，被捕下狱，后获释，故曰“惭萧傅”。下旬用《论语·公冶长》：“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以公冶长比钱谦益，虽曾下狱，其实无罪。“冶妻”，以公冶长之妻比柳如是，钱被逮，柳从行，且救之出狱，其行为足使公冶长妻自愧不如。
(8)第17l页引钱诗“青史不刊忘郢志”句，作者解释为“钱谦益把自己比作隐忍复仇的伍子胥，同时他又感慨‘青史不刊忘郢志’，以后的史书可能不会刊录自己复明的隐秘心事了。”
作者弄反了，“不刊”是永不磨灭，“青史”指司马迁的《史记》，《伍子胥列传》不明明说，“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怎么是“不会刊录”呢?《古文苑》卷十扬雄《答刘歆书》：“是县诸日月，不刊之书也。”可证。
(9)第178页引钱氏《吴母徐太孺人八十寿序》：“今请取次胪陈，为太孺人献一觞其可乎?”“觞”字后应加逗号。下文“坐予指(主)使”，不知作者何以加一括号中的“主”字?“指使”甚古，《礼记·曲礼》《战国策·燕一》《三国志·孙策传》皆有，“主使”则《清律例》始有。
(10)第237引钱氏《复李叔则书》“昌黎之学，流入于蒙古，而有姚燧。”作者解释说：“到了蒙古国的姚燧这里……”按：钱谦益站在明遗民的立场，不承认元朝，仍称为“蒙古”，而姚燧一生都在元朝，《元史》卷一百七十四《姚燧传》：自世祖至元八年(1271，始改国号为元)姚燧三十八岁，始为秦王府文学，中历成宗、武宗，到武宗至大四年(1311)始告归，时已七十九岁，卒于仁宗延韦占元年(1314)。可见他是元朝人，而不是蒙古国人。
(11)第244页引钱氏《梅村先生诗集序》：“善画马者日：天闲万厩，皆吾师也。”作者解释说：“就像善画马的人，天下万马的神态都谙熟于他的胸中。”以“天闲”为“天下”，错了，“天闲”是皇帝养马的场所，“闲”即关马的房子。陆游《感秋》：“古来真龙驹，未必置天闲。”杨载《骆马湖》诗：“不至天闲观帝服(古代一车四马，居中两马为服)，如此骨相何由知?”可证。
以上所提商榷之处，只是白璧微瑕。希望丁先生今后把文史根底打得更深厚，不但可以比迹前贤，而且一定有更大的成就。
最后，摘录我今年5月6日一段日记，那正在读丁书前一日，对此书还一无所知。
评许书，应先肯定：钱钟书氏书无系统，(诗学)不成体系，许之大功即将钱诗学体系化。其次，搜罗材料较完备。第三，对大师勇于质疑。第一部著作有此，难能可贵。为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拟更高要求：(1)如徐复观之著书，以我为主，引中外古今人以自助，证成己说。(2)如佛雏之论王国维，多引钱氏之诗，尤其谈钱之诗歌创作论时更应多引，且应分析其诗功渊源及变化。(3)“意象”问题可与敏泽商榷。“功夫在诗外”不可以偏概全。(4)寄望于许及所有年青学者回到传统，加强诗功，以提高诗学。徐复观、佛雏皆采铜于山者。必如此为文，始为全面，不负后生之勤劬，又能使其更向上。语气必充分谦和肫挚。
就以这则日记作为全文总结。
(《钱钟书诗学思想研究》，许龙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23.00元；《钱谦益文学思想研究》，丁功谊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版。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