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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声音
编者按：在关于大学的诸多书籍中，《大学的声音》不算是很厚的书，却透着厚重感。这是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对20多位国内著名大学书记、校长进行的访谈，其中话题涉及大学的社会责任、办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教学与科研、高等教育改革等各个层面。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些大学管理者正在思考的高等教育问题，领略他们的风采，感受中国大学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挑战。《大学的声音》是一本好书，因为这是校长对校长（书记）的访谈，可以让我们看到更真实的一面，听到更真实的声音，让我们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更真实的认识。高等教育界需要这样的好书，社会也需要越来越多这样真实的“大学声音”。
2010年12月，我卸任中山大学校长，想做一件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去走访中国的大学校长（书记）。到目前为止，我与24位国内著名大学在任或卸任的校长（书记）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每次谈话都超过2个小时。
经过近半年的访谈，感触很深。当今时代，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是中国高等教育飞速发展的时期，我们正经历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国农业大学瞿振元书记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以前我们与国外大学交流，是做学生，现在更多的是做同学。”今天中国的一批大学，已经具有和国外高水平大学平等对话的实力。在交流的过程中，我深感我们不少大学校长和书记有思想、有理念、不抱怨、能做事，而且还能做成事，即使面对困难，他们也没有推托，而是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把大学的发展与国家重大需求结合起来，他们的性格影响了大学的性格，他们的精神状态影响着师生员工们的士气。因此，我觉得，在高等教育领域，我们大可不必“言必称希腊”。当今中国并不缺乏教育家，他们为大学的发展付出了巨大心力，为中国高等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正从事着伟大的事业，他们代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主流，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体会。
第一点体会是，中国的大学更像是一座百花园，而不是整齐划一的花圃。现在，社会上有各种大学排行榜，对于任何一种排行榜，人们都会有质疑。我认为，这种质疑是正常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对一所大学的评价不可能有唯一的标准，而且也不应该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和要求。在这次访谈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各个大学的共同点，更看到了各个大学不同的办学理念和举措。这让我想起了我校李延保老书记的一句名言，“大的方向确定以后，任何办法都只不过是一种选择而已”，一定还有别的方法是可行的。总之，如何治校，的确是有多种办法、多个思路的。在我与大学校长、书记们的访谈中，我感到其实每所学校，各自都有内涵不同、与本校传统更加贴切的理念表达。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提出“人民、人本、人文，大师、大楼、大气，真情、真想、真干”的十八字方针和“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人大核心精神。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集思广益而确立“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校训，并在此基础上诠释了哈工大精神。他们也努力把这些理念内化为全校师生的共同信念。这是令人欣慰的。
第二点体会是，看到了一些共识，要之有三。
第一个共识是，大学要将学校的发展与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结合起来。从北航、中南大学、哈工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华中科大等这些工科背景的大学，到北大、武大、兰州大学等这些综合性大学，都将解决国家战略需求、完成国家重大专项作为本校发展的一个着力点。这一点，已经成为这一批中国大学的共识。北航前校长李未院士提出要“通过完成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来走向高水平大学”。中南大学前校长黄伯云院士把满足国家重大需求作为学校的责任和任务。他认为，作为一所大学，首先要满足国家的需求，解决国家的重大问题。哈工大校长王树国明确提出“两个面向”，即既要面向国际科学前沿，又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即使是校办企业也要用“两个面向”的标准重新审视。中国农大党委书记瞿振元提出，中国农大不作“农技推广总站”、要成为中国农业科学技术的源头活水。上海交大党委书记马德秀提出要通过强化产学研结合促进一流大学建设。上海交大现在成立的产研院，一方面是把一部分未来能做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团队凝聚在一起，另一方面就是要把技术转移这条路走到底，但这条路不是学校自己办公司，而是承担国家若干项重大任务。为此，她作了很多学科方面的布局。她曾对我说，她是从国家发改委过来的，哪里懂什么教育。我说，她这样把学校的发展和国家重大需求结合在一起，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此外，华中科大李培根校长提出“应用领先”的发展方略，结合国家重大需求，通过国家实验室和大科学装置的建设，推动学校理工科的发展。作为综合性大学的北大、武大和兰州大学，也都提出大学必须去围绕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承担国家任务。北大校长周其凤认为，北大的传统是自由探索有余，满足国家需求不足。在国家经济、科技、社会快速发展的阶段，很多重大的、迫切的问题有待处理。所以，在独立思考、独立钻研的同时，北大鼓励甚至是组织力量来解决国家的一些重大需求。武大校长李晓红提出，国家有需求，大学就该有行动。兰州大学前校长李发伸院士提出，要“建一流大学，做西部文章”，结合国家需求，把西部的地域劣势变成科研优势。
第二个共识是，更加强调对学生的感情投入和对教学质量的关注。例如：李未院士提出，最重要的是尊重学生的选择，让学生自由选专业。我认为，能够说出这种话的校长是了不起的。北师大钟秉林校长也提出，要尊重学生的选择权，重视他们个性和特长的发挥，对他们进行多样化和个性化培养。南开大学龚克校长认为，大学校长要直接抓学生的工作，这不是某个副书记分工的事，校长和书记都要直接关心学生。西安交大校长郑南宁在学校大力推广书院制，对学生的情感溢于言表。我原以为，坚持给学生授予学位是善待学生的体现，但和他相比，我做得还不够。川大校长谢和平提出，要关心每一位同学，还总结了一句话：现在成绩好的学生将来可能成为院士，成绩中等的学生将来可能是我们的同事，成绩一般的学生将来可能成为我们的董事。这虽是句玩笑，但看得出他对全部学生的重视。中科大校长侯建国说，中科大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关心学生、关心教学。学校要建学生宿舍，动员拆迁，校内都能理解支持；而要建专家公寓，已经准备了几年，现在还没法动工。厦大校长朱崇实通过“校长有约”的形式与学生交流，以早餐会的形式开始，往往过了午饭时间才结束。华中科大校长李培根认为，与学生对话，不仅是关心学生，也是对学生人格的培养，要让学生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激发他们的质疑精神，所以，关心学生更深层的意思是重视教学和人才培养。在访谈过程中，我也深刻感受到了书记、校长们对本科教学工作的重视。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秦绍德认为，因为衡量一个大学的主要标准不是它短期内的科研成绩，主要是看它是不是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推动社会前进的人才。武大原校长顾海良提出，要重视本科教学，把武大改革、发展的成果和成效落实、体现在大学生的身上，并使之成为武大建设一流大学的起点。
第三个共识是，对中国一流大学建设有深刻而独到的认识。例如：浙大前校长潘云鹤院士提到，当时“在浙大，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思想，而且是充满信心的，就是办世界一流大学”。他说：“这是激励他们当校长的主要动力。如果不办世界一流大学，这个浙大校长就没当好。”浙大校长杨卫认为，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里，大致有三个互相递进的前进方向或者目标，以总量起步，以内涵攻坚，以声誉立校。南大党委书记洪银兴是一位经济学家，他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认为大学发展与国家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美国之所以有那么多世界一流大学，与美国是世界经济强国有着必然的联系。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国时，肯定会有一大批大学成为世界一流。清华老校长王大中院士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化的一个概念，但同时需要一个参照系，当时清华大学就选了AAU（美国研究型大学联盟），成员里既有顶尖大学，也有后起之秀，像加州的那些学校整个建校历史都不足50年，可以增强信心说明我们也能够跨越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本文摘编自《大学的声音》一书“序言”，有删节）
近年来，大学教育一直是个热门的公共话题，相关文章很多。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们的相关言论，在网络上可谓是“一抓一大把”。准确地说，这本书反映的是大学领导的声音，所以，与大学教授们、公共知识分子们谈得有所不同。比如，去年离任的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秦绍德说：“我觉得我们这些在任的校长、书记都是次要的，关键是要肯定这个时代。动辄憧憬民国时代、憧憬国民党统治时代的老校长，是不对的。比如，蔡元培、胡适、傅斯年，他们有自己的办学成就，但也不是神。”
我认为，之所以会有这种观点上的不同，主要是基于角色的差异、视角的差异。《大学的声音》一书中，其访谈双方都是有实践经验的大学管理者，问者比一般记者更能抓要害，答者比教授们更切实。这是此书值得关注的一个理由。（对大学领导与专家教授在思考方式、思想观念等上的差异，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在《同创香港科技大学》中以及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任彦申在《从清华园到未名湖》中均有论及）
也许是因为访谈双方以前均有接触，较为熟悉，这种访谈多少有些“私聊”性质，所以，谈得比较开、比较深。书中有些话，是其他采访稿、讲话稿中见不到的。这也是此书值得关注的另一个理由。如下面一段对话。
秦绍德：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速成，也不可能嫁接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现在各地已经开始做了，因为觉得我们自己的大学还不行，希望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到中国来办分校，或合作办学，我看是搞不成的。
黄达人：办学可能会成功，但绝对不是一流的，这只是一个办学点，而不是一个世界一流大学。
秦绍德：对，因为一所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除了有很好的师资，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植根于当地的经济、政治、社会之中，植根于当地的历史、文化之中。
这段对话很明显是针对同在上海的另一所著名高校而说的。这样鲜明的评论，有点像“拍砖”。当然，秦绍德的这些话也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网友：故乡的异乡人）
大学以育人为核心使命，因此学生的想法必须认真对待。我们既要坚持自己的培养目标，也要解决现实的问题。科学技术对于中国的未来非常重要，国家要发展，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撑是不行的。我们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我们的使命、传统、优势与特色都在于高层次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一方面，我们要针对学生特点，通过改革教育内容和方式，改进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对科学与技术的兴趣；另一方面，我们也尊重学生的多元选择，为学生选择非科技职业生涯提供更好、更有效的教育，通过富有中科大特色的通识教育，让学生具备多方面的素质和独特的能力，为他们在其他领域的顺利发展奠定基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 侯建国
一个大学的校长要直接抓学生的工作，这不是某个副书记分工的事，校长和书记都要直接关心学生。学校不是为了养老师而招学生，是为了育学生而请老师。大学必须关心学生，让学生处于一种主动学习、生龙活虎的状态。我一直对只注重“教”的教改持怀疑态度。我们教的内容，在总体上，本来就比世界一流大学所教的还要多出许多。我们有个“潜意识”，就是“不教则不会”，其实这是不对的。我看我们的必修课把学生搞烦了，把主动性搞少了。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强调什么重要，就要进教材进课堂，已经进了课堂的就要加学时，结果适得其反，好心办蠢事。在大学里，应该更注重“学”，即“教”是为了“不教”，“不教”就是使学生主动地学、主动地发展。这是教育理念问题。
——南开大学校长 龚克
大学是一个最宽容的地方，大学生是最自由的。教师和学生的利益是统一的，没有任何利害冲突，学生和校长也是如此。大学是人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光，在这里，你调皮一点、散漫一点都没有关系，但是离开了大学，你如果还是这样就要碰壁了。因此，我们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在给学生充分自由的同时也用“守则”来教育他们，让他们懂得遵守社会准则。学校是一个宽容的地方，也是一个严格的地方，一方面要创造自由宽松的环境，另一方面要有非常严明严格的纪律。我现在每学期与不同年级的学生共进四次早餐，听取同学们对学校工作的意见与建议。我们是采取网上自愿报名的方式组织活动，很受同学们欢迎。早餐会通常要“吃”三个多小时，大家畅所欲言，十分开心，我从中了解到很多同学们的想法，更好地知道了同学们对学校的要求。当然，同学们也能了解我对学校工作的一些想法与目标。
——厦门大学校长 朱崇实
在关心学生的问题上，我有一个想法，也许不太正统，我不太强调学生要听话，去年还提出学生要有质疑精神。有的大学强调学生要“听话、出活”，但我不大认同这个观点。学生在大学期间要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而创新能力的培养也是与此有关系的。在教育中过分强调“听话”，在我看来是不太好的。我跟学生对话，不仅是关心学生，也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让学生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激发他们的质疑精神，这是对学生人格的培养。另外，学校里有些很调皮的和很“愤青”的学生，我觉得，能跟他们交朋友是好事情。如果学生群体有什么不稳定情绪的时候，我们做一下这些学生的思想工作，是有好处的。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李培根
人才培养是学校的根本任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学校改革工作的核心，这是一个理论上清晰而实际上容易被忽视的重要理念。师范大学一般培养两类人才，一是教师，二是学术人才。北师大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在精英教育，具体而言就是要培养满足社会高端需求的高素质教师和创新型学术人才。在改革探索中，我们重点解决两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两类人才怎样“打通”培养。学生考入北师大，如果想做教师，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教育，如果想成为学术人才，我认为也应该尊重，也应该得到非常好的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钟秉林
责编：思 源
《大学的声音》 黄达人等著
商务印书馆 2012年1月
黄达人，1945年4月生，浙江象山人，数学教授，1992年至1998年任浙江大学副校长，1998年11月调任中山大学常务副校长，1999年8月至2010年12月任中山大学校长。
编者按：在关于大学的诸多书籍中，《大学的声音》不算是很厚的书，却透着厚重感。这是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对20多位国内著名大学书记、校长进行的访谈，其中话题涉及大学的社会责任、办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教学与科研、高等教育改革等各个层面。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些大学管理者正在思考的高等教育问题，领略他们的风采，感受中国大学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挑战。《大学的声音》是一本好书，因为这是校长对校长（书记）的访谈，可以让我们看到更真实的一面，听到更真实的声音，让我们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更真实的认识。高等教育界需要这样的好书，社会也需要越来越多这样真实的“大学声音”。
2010年12月，我卸任中山大学校长，想做一件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去走访中国的大学校长（书记）。到目前为止，我与24位国内著名大学在任或卸任的校长（书记）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每次谈话都超过2个小时。
经过近半年的访谈，感触很深。当今时代，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是中国高等教育飞速发展的时期，我们正经历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国农业大学瞿振元书记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以前我们与国外大学交流，是做学生，现在更多的是做同学。”今天中国的一批大学，已经具有和国外高水平大学平等对话的实力。在交流的过程中，我深感我们不少大学校长和书记有思想、有理念、不抱怨、能做事，而且还能做成事，即使面对困难，他们也没有推托，而是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把大学的发展与国家重大需求结合起来，他们的性格影响了大学的性格，他们的精神状态影响着师生员工们的士气。因此，我觉得，在高等教育领域，我们大可不必“言必称希腊”。当今中国并不缺乏教育家，他们为大学的发展付出了巨大心力，为中国高等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正从事着伟大的事业，他们代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主流，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体会。
第一点体会是，中国的大学更像是一座百花园，而不是整齐划一的花圃。现在，社会上有各种大学排行榜，对于任何一种排行榜，人们都会有质疑。我认为，这种质疑是正常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对一所大学的评价不可能有唯一的标准，而且也不应该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和要求。在这次访谈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各个大学的共同点，更看到了各个大学不同的办学理念和举措。这让我想起了我校李延保老书记的一句名言，“大的方向确定以后，任何办法都只不过是一种选择而已”，一定还有别的方法是可行的。总之，如何治校，的确是有多种办法、多个思路的。在我与大学校长、书记们的访谈中，我感到其实每所学校，各自都有内涵不同、与本校传统更加贴切的理念表达。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提出“人民、人本、人文，大师、大楼、大气，真情、真想、真干”的十八字方针和“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人大核心精神。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集思广益而确立“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校训，并在此基础上诠释了哈工大精神。他们也努力把这些理念内化为全校师生的共同信念。这是令人欣慰的。
第二点体会是，看到了一些共识，要之有三。
第一个共识是，大学要将学校的发展与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结合起来。从北航、中南大学、哈工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华中科大等这些工科背景的大学，到北大、武大、兰州大学等这些综合性大学，都将解决国家战略需求、完成国家重大专项作为本校发展的一个着力点。这一点，已经成为这一批中国大学的共识。北航前校长李未院士提出要“通过完成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来走向高水平大学”。中南大学前校长黄伯云院士把满足国家重大需求作为学校的责任和任务。他认为，作为一所大学，首先要满足国家的需求，解决国家的重大问题。哈工大校长王树国明确提出“两个面向”，即既要面向国际科学前沿，又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即使是校办企业也要用“两个面向”的标准重新审视。中国农大党委书记瞿振元提出，中国农大不作“农技推广总站”、要成为中国农业科学技术的源头活水。上海交大党委书记马德秀提出要通过强化产学研结合促进一流大学建设。上海交大现在成立的产研院，一方面是把一部分未来能做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团队凝聚在一起，另一方面就是要把技术转移这条路走到底，但这条路不是学校自己办公司，而是承担国家若干项重大任务。为此，她作了很多学科方面的布局。她曾对我说，她是从国家发改委过来的，哪里懂什么教育。我说，她这样把学校的发展和国家重大需求结合在一起，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此外，华中科大李培根校长提出“应用领先”的发展方略，结合国家重大需求，通过国家实验室和大科学装置的建设，推动学校理工科的发展。作为综合性大学的北大、武大和兰州大学，也都提出大学必须去围绕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承担国家任务。北大校长周其凤认为，北大的传统是自由探索有余，满足国家需求不足。在国家经济、科技、社会快速发展的阶段，很多重大的、迫切的问题有待处理。所以，在独立思考、独立钻研的同时，北大鼓励甚至是组织力量来解决国家的一些重大需求。武大校长李晓红提出，国家有需求，大学就该有行动。兰州大学前校长李发伸院士提出，要“建一流大学，做西部文章”，结合国家需求，把西部的地域劣势变成科研优势。
第二个共识是，更加强调对学生的感情投入和对教学质量的关注。例如：李未院士提出，最重要的是尊重学生的选择，让学生自由选专业。我认为，能够说出这种话的校长是了不起的。北师大钟秉林校长也提出，要尊重学生的选择权，重视他们个性和特长的发挥，对他们进行多样化和个性化培养。南开大学龚克校长认为，大学校长要直接抓学生的工作，这不是某个副书记分工的事，校长和书记都要直接关心学生。西安交大校长郑南宁在学校大力推广书院制，对学生的情感溢于言表。我原以为，坚持给学生授予学位是善待学生的体现，但和他相比，我做得还不够。川大校长谢和平提出，要关心每一位同学，还总结了一句话：现在成绩好的学生将来可能成为院士，成绩中等的学生将来可能是我们的同事，成绩一般的学生将来可能成为我们的董事。这虽是句玩笑，但看得出他对全部学生的重视。中科大校长侯建国说，中科大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关心学生、关心教学。学校要建学生宿舍，动员拆迁，校内都能理解支持；而要建专家公寓，已经准备了几年，现在还没法动工。厦大校长朱崇实通过“校长有约”的形式与学生交流，以早餐会的形式开始，往往过了午饭时间才结束。华中科大校长李培根认为，与学生对话，不仅是关心学生，也是对学生人格的培养，要让学生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激发他们的质疑精神，所以，关心学生更深层的意思是重视教学和人才培养。在访谈过程中，我也深刻感受到了书记、校长们对本科教学工作的重视。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秦绍德认为，因为衡量一个大学的主要标准不是它短期内的科研成绩，主要是看它是不是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推动社会前进的人才。武大原校长顾海良提出，要重视本科教学，把武大改革、发展的成果和成效落实、体现在大学生的身上，并使之成为武大建设一流大学的起点。
第三个共识是，对中国一流大学建设有深刻而独到的认识。例如：浙大前校长潘云鹤院士提到，当时“在浙大，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思想，而且是充满信心的，就是办世界一流大学”。他说：“这是激励他们当校长的主要动力。如果不办世界一流大学，这个浙大校长就没当好。”浙大校长杨卫认为，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里，大致有三个互相递进的前进方向或者目标，以总量起步，以内涵攻坚，以声誉立校。南大党委书记洪银兴是一位经济学家，他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认为大学发展与国家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美国之所以有那么多世界一流大学，与美国是世界经济强国有着必然的联系。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国时，肯定会有一大批大学成为世界一流。清华老校长王大中院士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化的一个概念，但同时需要一个参照系，当时清华大学就选了AAU（美国研究型大学联盟），成员里既有顶尖大学，也有后起之秀，像加州的那些学校整个建校历史都不足50年，可以增强信心说明我们也能够跨越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本文摘编自《大学的声音》一书“序言”，有删节）
近年来，大学教育一直是个热门的公共话题，相关文章很多。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们的相关言论，在网络上可谓是“一抓一大把”。准确地说，这本书反映的是大学领导的声音，所以，与大学教授们、公共知识分子们谈得有所不同。比如，去年离任的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秦绍德说：“我觉得我们这些在任的校长、书记都是次要的，关键是要肯定这个时代。动辄憧憬民国时代、憧憬国民党统治时代的老校长，是不对的。比如，蔡元培、胡适、傅斯年，他们有自己的办学成就，但也不是神。”
我认为，之所以会有这种观点上的不同，主要是基于角色的差异、视角的差异。《大学的声音》一书中，其访谈双方都是有实践经验的大学管理者，问者比一般记者更能抓要害，答者比教授们更切实。这是此书值得关注的一个理由。（对大学领导与专家教授在思考方式、思想观念等上的差异，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在《同创香港科技大学》中以及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任彦申在《从清华园到未名湖》中均有论及）
也许是因为访谈双方以前均有接触，较为熟悉，这种访谈多少有些“私聊”性质，所以，谈得比较开、比较深。书中有些话，是其他采访稿、讲话稿中见不到的。这也是此书值得关注的另一个理由。如下面一段对话。
秦绍德：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速成，也不可能嫁接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现在各地已经开始做了，因为觉得我们自己的大学还不行，希望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到中国来办分校，或合作办学，我看是搞不成的。
黄达人：办学可能会成功，但绝对不是一流的，这只是一个办学点，而不是一个世界一流大学。
秦绍德：对，因为一所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除了有很好的师资，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植根于当地的经济、政治、社会之中，植根于当地的历史、文化之中。
这段对话很明显是针对同在上海的另一所著名高校而说的。这样鲜明的评论，有点像“拍砖”。当然，秦绍德的这些话也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网友：故乡的异乡人）
大学以育人为核心使命，因此学生的想法必须认真对待。我们既要坚持自己的培养目标，也要解决现实的问题。科学技术对于中国的未来非常重要，国家要发展，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撑是不行的。我们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我们的使命、传统、优势与特色都在于高层次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一方面，我们要针对学生特点，通过改革教育内容和方式，改进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对科学与技术的兴趣；另一方面，我们也尊重学生的多元选择，为学生选择非科技职业生涯提供更好、更有效的教育，通过富有中科大特色的通识教育，让学生具备多方面的素质和独特的能力，为他们在其他领域的顺利发展奠定基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 侯建国
一个大学的校长要直接抓学生的工作，这不是某个副书记分工的事，校长和书记都要直接关心学生。学校不是为了养老师而招学生，是为了育学生而请老师。大学必须关心学生，让学生处于一种主动学习、生龙活虎的状态。我一直对只注重“教”的教改持怀疑态度。我们教的内容，在总体上，本来就比世界一流大学所教的还要多出许多。我们有个“潜意识”，就是“不教则不会”，其实这是不对的。我看我们的必修课把学生搞烦了，把主动性搞少了。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强调什么重要，就要进教材进课堂，已经进了课堂的就要加学时，结果适得其反，好心办蠢事。在大学里，应该更注重“学”，即“教”是为了“不教”，“不教”就是使学生主动地学、主动地发展。这是教育理念问题。
——南开大学校长 龚克
大学是一个最宽容的地方，大学生是最自由的。教师和学生的利益是统一的，没有任何利害冲突，学生和校长也是如此。大学是人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光，在这里，你调皮一点、散漫一点都没有关系，但是离开了大学，你如果还是这样就要碰壁了。因此，我们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在给学生充分自由的同时也用“守则”来教育他们，让他们懂得遵守社会准则。学校是一个宽容的地方，也是一个严格的地方，一方面要创造自由宽松的环境，另一方面要有非常严明严格的纪律。我现在每学期与不同年级的学生共进四次早餐，听取同学们对学校工作的意见与建议。我们是采取网上自愿报名的方式组织活动，很受同学们欢迎。早餐会通常要“吃”三个多小时，大家畅所欲言，十分开心，我从中了解到很多同学们的想法，更好地知道了同学们对学校的要求。当然，同学们也能了解我对学校工作的一些想法与目标。
——厦门大学校长 朱崇实
在关心学生的问题上，我有一个想法，也许不太正统，我不太强调学生要听话，去年还提出学生要有质疑精神。有的大学强调学生要“听话、出活”，但我不大认同这个观点。学生在大学期间要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而创新能力的培养也是与此有关系的。在教育中过分强调“听话”，在我看来是不太好的。我跟学生对话，不仅是关心学生，也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让学生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激发他们的质疑精神，这是对学生人格的培养。另外，学校里有些很调皮的和很“愤青”的学生，我觉得，能跟他们交朋友是好事情。如果学生群体有什么不稳定情绪的时候，我们做一下这些学生的思想工作，是有好处的。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李培根
人才培养是学校的根本任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学校改革工作的核心，这是一个理论上清晰而实际上容易被忽视的重要理念。师范大学一般培养两类人才，一是教师，二是学术人才。北师大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在精英教育，具体而言就是要培养满足社会高端需求的高素质教师和创新型学术人才。在改革探索中，我们重点解决两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两类人才怎样“打通”培养。学生考入北师大，如果想做教师，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教育，如果想成为学术人才，我认为也应该尊重，也应该得到非常好的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钟秉林
责编：思 源
《大学的声音》 黄达人等著
商务印书馆 2012年1月
黄达人，1945年4月生，浙江象山人，数学教授，1992年至1998年任浙江大学副校长，1998年11月调任中山大学常务副校长，1999年8月至2010年12月任中山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