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纽约时报》获悉哈佛大学历史教授费正清先生因心脏病猝发逝世，终年84岁。闻此噩耗，许多陈年旧事萦绕在脑间。兹将他与我相交的几件小事记出，以表怀念。
　　费正清于1907年出生在南达科他州的胡隆(Huron)市，中学毕业后就读威斯康星大学，后转入哈佛大学，1929年以最优成绩毕业。同年获罗兹学者(Rhodes Scholar)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1932年回美国。1933年，他以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员的身份到北京清华大学研究中国历史兼任讲师，直到1935年才回国。在北平期间，他曾到各地考察中国风土人情及人民生活实况。费氏夫妇好客，结识了中国学术教育界很多朋友，我是被邀饮茶而认识他们的。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平津沦陷，三个大学——北大、清华、南开联合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一学期后迁往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1942年冬某日，我患疟疾在床。翌晨去到办公室，看见桌上一张名片，印着John King Fairbank(即费正清)，颇吃一惊。其留言道：“我因飞渝飞机发生故障，需时修理，特来拜访，正巧你不在，俟到渝后再行函叙。”第三天我又发烧睡在家里，午饭前忽见一位同事带来一个高大的洋人走进寒舍，我抬头一看，发现站在床前的_LE是费正清先生。我想怎么又来了，一定有要事相商。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做官了。”我问什么官?他说现任美国战略服务处(中央情报局CIA前身)的文化情报员。坐定之后，他很谦虚地道歉在我病中来做不速之客，很不礼貌。然后谈到他造访的目的是：有鉴于战时中国大学教授生活十分清苦，有孩子的人家，父母没有静下来想问题的机会，更谈不到消遣。他有意在昆明联大、重庆中大、乐山武大以及城固西北大学、成都几个教会大学等校园内辟一间小型俱乐部，内置中外报刊，可让老师们打桌球、下棋、玩桥牌，饮茶或咖啡，与朋友谈学问，甚至闲聊，使他们紧张的神经能得以松懈一下。他要求我为联大作一计划和预算给他考虑。我欣然接受，他就高兴地奔回飞机场去了。他两次不辞劳苦找我，足以证明他同情中国学人，想尽力帮助他们改善精神生活。其意可嘉，其情可感。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将计划及预算寄到重庆，但很久没有回音。等了好一阵，他来信致歉说他的构想因经费困难而泡汤了，我们二人皆感失望。
　　费正清后来在重庆美国大使馆任特别助理兼出版品服务处处长，为大使馆收集及分发出版品。后又与中国学术界成立国际学术资料供应委员会，将英美印刷的科学论文分发到后方各大学及研究机关。
　　1944年，费正清调回华盛顿，仍在战略服务处收集资料。1945年再度到上海，出任美国新闻处处长。1946年夏，重庆美国大使馆请我去取一封电报，在那里我见到了费正清夫人Wilma。她告诉我美国图书馆协会及美国国务院邀请我去美国访问11个月，希望我决定行期。我愕然地答道：“我一时不想出国，先为国家做点事，因为教育部朱家骅部长委我负责筹备罗斯福图书馆。”她好奇地问筹备工作何时完成?我说最早明年6月，如果美国方面不能久等，尽可以去请别人。她说她愿去电与邀请者商量，最后她成功了。我于1947年6月在旧金山参加了美国图书馆协会年会，会后我去各州考察了7个月。当我走出费夫人办公室时，她又对我说：“约翰(费正清)想请你到上海新闻处任图书馆副主任(主任需美籍)，你是否有意考虑?”我以同样理由婉谢了她们夫妇的盛意。
　　1949年5月我携眷赴美，在图书馆界服务20余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我只见过费教授二次：一次是1954年冬天因公去哈佛大学顺道到他家里拜访，相谈甚欢；一次是1967年在芝加哥美国东亚学会年会席上，因为开会忙，未能多谈。
　　费正清先生对汉学研究有过人的成就，而且很有影响力，近世美国有地位的汉学家多出其门下。在著作方面，他是一多产作家，编著的书有20多种。其中以《美国和中国》最受欢迎，将中国历史文化作了精简和扼要的介绍，功不可没。
　　从我个人与费正清先生几度交往观察，他着实富有人情味，令人难忘，草此短文，聊表悼念。
　　(摘自《清华旧影》，东方出版社出版，张时标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