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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德米拉·伊格纳坚科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牺牲的消防员瓦西里·伊格纳坚科之妻，她回忆了事故发生之后，她奋不顾身坚持陪伴遭受辐射的爱人直到生命终点的往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说死亡还是说爱情？或者这是一码事，应该说什么呢？
我们结婚时间不长，就住在他服役的消防队宿舍，住在2层。那里还住着3个新婚之家，大家共用一个厨房。一层停放着消防车，红色的消防车。这是他的工作。我对他了如指掌：他在哪里，他情况如何。
1986年4月26日凌晨，我听到嘈杂声，喊叫声。我隔窗张望。
他看见了我：“把小窗关上，躺下睡觉。电站失火。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没有看见爆炸，只看见火焰。一切仿佛都映得通亮，整个天空，高高的火焰，黑烟。可怕的火灾。而他始终不见踪迹。冒黑烟是因为沥青被点燃了，电站顶层铺了沥青。后来他回忆说，就像走在焦油上。人们在扑火，他们却蹒跚而行，用脚将滚烫的石墨踢开……他们去的时候，没有穿帆布防护服，只穿了件衬衫，就这样走了。
7点钟我被告知，他被送到医院了。我跑过去，可是医院四周被警察团团围住，一个人都不让进去。只有救护车驶入。民警们高喊：“别靠近救护车，辐射爆表了！”不只我一个人，而是那夜所有丈夫在电站的妻子们都跑了过去。我扑过去寻找一个熟人，她在这家医院上班。她从救护车里出来的时候，我揪住她的大褂：“让我进去吧！”“不行！他情况不好。他们所有人都不好。”我抓住她：“就看一眼。”“那好吧，”她说，“那我们快去。只能15到20分钟。”我见到了他，他的眼睛几乎看不到了……
我问他：“瓦先卡，怎么办？”“离开这儿吧！走！你要照顾孩子。”可我怎能抛下他？他在求我：“走吧！救救孩子！”
我的闺密塔尼娅·基贝诺克跑来了——她的丈夫也在这间病房。不知为什么，医生确诊他们是煤气中毒，谁也没提辐射的事。
晚上，医院不让进了。四周人山人海，我站在他窗户对面，他挪近窗户对我呼喊。我是那么绝望！人群中有人听说：他们将在夜里被送往莫斯科。妻子们聚集起来，她们想：我们要和他们一起走。让我们到我们的丈夫身边吧！你们无权阻止！她们推搡着，撕扯着。士兵们已经站成两道防线，将我们推开。那时，有个医生站出来说，他们是要乘飞机去莫斯科，但是我想给他们带换洗衣服——他们在电站时穿的衣服都已经烧光了。公交车已经停驶，我们跑步穿过整个城区，当我们拿着行李跑回来的时候，飞机已经飞走了。
早晨起床时我闪过一个念头，我要去趟莫斯科。妈妈哭着说：“你这样怎么去啊？”她让父亲和我一起去：“让他开车送你过去。”我们问警察，切尔诺贝利消防员住在哪家医院，他告诉了我们。
休金大街第六医院，这所专门治疗放射病的医院，没有通行证不得入内。我给值班员塞了钱，她就说“进去吧”，还说了是几楼。我还找过人，也求过别人。就这样，我坐在了放射病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里耶夫娜·古西科娃的办公室。
她开门见山地问我：“我亲爱的！我亲爱的……有孩子吗？”
“有。”我说。
“几个？”
我想，应该说两个。若说一个，还是会不让进。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既然有两个了，看来也不用再生了。现在听着，中枢神经系统完全损坏，头骨完全损坏……”
“那好吧，”我想，“他会变得比较神经质。”
“现在听着：你要是哭，我立刻轰你走。不许拥抱和亲吻，也不许走近。我给你半小时。”
可我知道，我已经不可能从这儿离开。即便离开，也是和他一起离开。我暗自发誓。
我走进去时，他们正坐在床上，玩牌说笑。
“瓦夏！”他们对他喊道。
“哎呀，弟兄们，我完蛋啦！在这儿她也能找到我！”
肿胀已经从他脸上消失，他们都在输着什么药物……
“你怎么突然消失了？”我问。
他想抱我。
“坐下，坐下，”医生不让他走近我，“这里不让拥抱。”
我们把这当成玩笑话。所有人都跑到这个病房来了，从别的病房跑过来。他们都是我们那儿的人，从普里皮亚季来的。
我想和他单独待一会，哪怕只有1分钟。大伙儿感觉到了，纷纷找理由去了走廊。于是我拥抱和亲吻了他。他躲闪着说：
“别挨着我坐。拿把椅子。”
“得了，这都是瞎说呢，”我挥了挥手，“你看见哪儿发生爆炸了？那里怎么回事？你们可是第一批到的……”
“很可能是一起破坏事件，有人故意破坏。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个意见。”
于是我们就这样说着话。想着事。
第二天，我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进了单人病房，每人一间。他们被严禁去走廊，严禁交流。他们靠敲墙彼此联系：嗒嗒，嗒嗒……嗒……医生说，每个人的体质对辐射剂量反应不同，某个人所能承受的，另一个人可能就不行。他们所住的地方，連墙都被“测量”过。在他们左右和上下楼层中的所有人都搬走了，一个病人都不剩……
我的世界缩小到只有他。我还记得一位老卫生员，她告诉我：“有些病治不好。只能坐在一旁，执手相抚。”
我去医院，在那里坐到晚上。到了晚上再回到城市的另一端。我还要跑多久啊？3天之后我被告知，我可以住在医院职工招待所，就在医院里面。天哪，太幸福啦！！
“可是那儿没有厨房。我怎么给他们做饭呢？”
“您已经不需要做饭了。他们的肠胃已经不消化了。”
他开始变了——我每天都看见不同的他，但这是我的瓦夏，我那么珍爱的瓦夏！这无法描述！无法记录！那真是生不如死，幸好一切转瞬即逝，没空想，也没空哭。
我爱他！我不知道有多爱他！我们新婚不久，彼此还没爱够……我们走在街上，他会拉着我的手转圈，还吻啊吻的。路人走过，都在对我们笑。 来医院的第一天，测量人员就对我进行检测。衣服、书包、钱包和皮鞋，所有物件都在“燃烧”。他们立即拿走了我所有的东西，甚至内衣。没动的东西只有钱。他们给我一件病号服，换掉了我的衣服。他们说，衣服可能送还，也可能不还，因为未必洗得“干净”。我就这么穿着出现在他面前。他吓坏了：“我的天哪，你怎么这身打扮？”我不能穿着病号服去市场，有人会给我送来些绿菜。
5月9日，他常跟我说：“你不能想象，莫斯科有多美！特别是在胜利日放烟火的时候。我也想让你看到。”我在病房他身旁坐下，他睁开眼睛：“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
“晚上9点。”
“开窗！快放烟火了！”
我打开窗户。这里是8楼，全城都在我们面前！一束烟火腾空而起。
“瞧啊！我答应你看莫斯科！
我还答应，一辈子过节都给你买花……”
我回头一看——他从枕头底下取出3支康乃馨。“我给了护士钱——她给买的。”
我奔过去，亲吻他：“我的唯一！我的爱！”
他埋怨地说：“医生是怎么要求你的？你不能拥抱我！不能亲吻！”
我不能拥抱他，撫摸他。但是我搀扶他起来，让他坐在病床上。我重铺了床单，放好体温计，为他放好便器，彻夜陪伴在一旁。我守护着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呼吸。
在完成骨髓移植后，他已经不住普通病房，而是住在透明薄膜后面的特殊气压舱，那里严禁入内。那里有特殊仪器设备，不用进入透明薄膜里便可打针，插管子。那里是封闭起来的，但我已经学会怎么打开。我轻撩薄膜走到他身边，在他床边放了一把小凳子。他的情况更糟了，我一分钟都不能离开。他一直在喊我：“柳霞，你在哪儿？柳霞！”
我每天都听说：死了，死了……季舒拉死了，季坚诺克死了，就像当头一棒……
他每昼夜排便二三十次，带有血和黏液。手上、腿上的皮肤开始龟裂，全身长满水泡。他一转头，枕头上便留下一团团头发。可是他的一切都是那么亲切，惹人怜爱。我强颜欢笑：“这下省事了，不用梳头了。”没过多久，他的头发就被剃光了。我亲手给他剃的。我想亲自给他做所有事。只要我体力允许，我就24小时都不离开他。我每一分钟都牵挂他。我兄弟来了，吓得够呛：“我不许你去那儿！”可是父亲对他说：“你拦得住她吗？她能跳窗户！走消防通道进去！”
我暂时离开了一会儿，回来以后，他的小桌上有个橙子。大个的，不是金黄色的，而是玫瑰色。他对我笑：“人家送我的，你拿去吧。”护士隔着透明薄膜冲我摆手：这个橙子不能吃。它在他身边放过一段时间，不仅不能吃，触碰都有危险。“来，你吃，”他恳求说，“你不是爱吃橙子吗？”我把橙子拿在手里。而他此刻闭上眼睛睡着了。他一直在打睡觉的针，是麻醉针。护士惊恐地看着我。而我呢？我什么都可以做，我不想让他想到死，想到他令人恐惧的病症，想到我因此而怕他。有人劝我：“您别忘了，您面前的已经不是丈夫，不是爱人，而是高污染辐射体。您如果不想自杀，就不要感情用事。”可我就像个神经质似的说：“我爱他！我爱他！”他睡着了，我对他低语：“我爱你！”我走在医院的院子里：“我爱你！”端着便器：“我爱你！”我还记得我和他从前是怎么过的。在我们的宿舍里，他夜里只有拉着我的手才能睡着。他有这个习惯：拉着我的手睡，一整夜。
我在医院拉着他的手，一直不松开……
我在气压舱过夜的事，没有一个大夫知道。没人能想到，是护士让我进去的。她们一开始也劝我：“你还年轻，你在想什么啊？他已经不是人了，而是个反应堆。你们会一起‘烧’起来的。”我就像条小狗一样，围着她们转，在门口一站就是几小时。说啊，求啊。于是她们说：“随你的便吧！你真是有病。”早晨8点查房之前，她们隔着薄膜一摆手：“快跑！”我就跑回招待所待一小时。从早9点到晚9点我有通行证。我的腿，膝盖以下都青了，肿了，我太累了。我的心灵比身体强健。我的爱……
接下去——就是最后的事情……我只零零星星地记得一些。一切都在慢慢消失……
我夜里坐在他身边的小凳子上，早晨8点我对他说：“瓦先卡，我出去一趟。我稍微休息一会儿。”他睁开眼睛又合上了——他让我走。我就去了招待所，来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地板上，浑身疼痛。
女清洁工过来敲门：“快去！快到他那儿去吧！他正狂喊呢！”就在那时，塔尼亚·基贝诺克恳求我，她说：“跟我一块儿去墓地吧。你不去，我去不了。”那天早晨我们埋葬了维佳·基贝诺克和瓦洛佳·布拉维克。他们和我们是朋友，我们几个家庭的关系也很好。爆炸前一天，我们还在宿舍一起照了相。我们的丈夫们，他们多潇洒啊！多快乐啊！那是我们生活的最后一天，切尔诺贝利以前的生活，我们多幸福啊！
我从墓地回来给护士站打电话：“他怎么样？”“15分钟前死了。”什么？我整宿都在他身边，就离开了3个小时！我趴在窗户上大叫：“为什么？为什么？”我望着天大喊，喊得整个招待所都听得见，人们害怕来看我。冷静下来后，我决定去看他最后一眼！最后一眼！我连滚带爬地下楼梯……他还躺在气压舱里，没被抬走，他最后的话是：“柳霞！柳先卡！”“她刚走，一会儿就回来。”护士安慰他，他叹了口气，便再没有发出声音了。
我与他寸步不离，我陪他走到棺椁前，我还记得那不是棺椁，而是一个很大的塑料袋。他们在太平间问我：“如果您想的话，我们给您看一下他穿的什么衣服。”我想！他们给他穿了礼服，头盔放在胸前。鞋穿不上，因为脚肿了。双腿肿得像炸弹。礼服也剪开了，因为穿不进去。躯体已经不完整了，全身都是渗血的伤口。他们当着我的面把穿礼服的他塞进了塑料袋，并把它扎紧。又把这个袋子放进木制棺椁，棺椁再用个袋子包上，塑料袋是透明的，但像油布一样厚重。所有东西都放进了锌制棺椁，勉强挤下了。只有一顶头盔落在上面。
辐射医院——14昼夜……14昼夜死掉一个人……
我那时23岁。
（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切尔诺贝利的祭祷》作者：[白俄罗斯]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译者：孙越）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说死亡还是说爱情？或者这是一码事，应该说什么呢？
我们结婚时间不长，就住在他服役的消防队宿舍，住在2层。那里还住着3个新婚之家，大家共用一个厨房。一层停放着消防车，红色的消防车。这是他的工作。我对他了如指掌：他在哪里，他情况如何。
1986年4月26日凌晨，我听到嘈杂声，喊叫声。我隔窗张望。
他看见了我：“把小窗关上，躺下睡觉。电站失火。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没有看见爆炸，只看见火焰。一切仿佛都映得通亮，整个天空，高高的火焰，黑烟。可怕的火灾。而他始终不见踪迹。冒黑烟是因为沥青被点燃了，电站顶层铺了沥青。后来他回忆说，就像走在焦油上。人们在扑火，他们却蹒跚而行，用脚将滚烫的石墨踢开……他们去的时候，没有穿帆布防护服，只穿了件衬衫，就这样走了。
7点钟我被告知，他被送到医院了。我跑过去，可是医院四周被警察团团围住，一个人都不让进去。只有救护车驶入。民警们高喊：“别靠近救护车，辐射爆表了！”不只我一个人，而是那夜所有丈夫在电站的妻子们都跑了过去。我扑过去寻找一个熟人，她在这家医院上班。她从救护车里出来的时候，我揪住她的大褂：“让我进去吧！”“不行！他情况不好。他们所有人都不好。”我抓住她：“就看一眼。”“那好吧，”她说，“那我们快去。只能15到20分钟。”我见到了他，他的眼睛几乎看不到了……
我问他：“瓦先卡，怎么办？”“离开这儿吧！走！你要照顾孩子。”可我怎能抛下他？他在求我：“走吧！救救孩子！”
我的闺密塔尼娅·基贝诺克跑来了——她的丈夫也在这间病房。不知为什么，医生确诊他们是煤气中毒，谁也没提辐射的事。
晚上，医院不让进了。四周人山人海，我站在他窗户对面，他挪近窗户对我呼喊。我是那么绝望！人群中有人听说：他们将在夜里被送往莫斯科。妻子们聚集起来，她们想：我们要和他们一起走。让我们到我们的丈夫身边吧！你们无权阻止！她们推搡着，撕扯着。士兵们已经站成两道防线，将我们推开。那时，有个医生站出来说，他们是要乘飞机去莫斯科，但是我想给他们带换洗衣服——他们在电站时穿的衣服都已经烧光了。公交车已经停驶，我们跑步穿过整个城区，当我们拿着行李跑回来的时候，飞机已经飞走了。
早晨起床时我闪过一个念头，我要去趟莫斯科。妈妈哭着说：“你这样怎么去啊？”她让父亲和我一起去：“让他开车送你过去。”我们问警察，切尔诺贝利消防员住在哪家医院，他告诉了我们。
休金大街第六医院，这所专门治疗放射病的医院，没有通行证不得入内。我给值班员塞了钱，她就说“进去吧”，还说了是几楼。我还找过人，也求过别人。就这样，我坐在了放射病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里耶夫娜·古西科娃的办公室。
她开门见山地问我：“我亲爱的！我亲爱的……有孩子吗？”
“有。”我说。
“几个？”
我想，应该说两个。若说一个，还是会不让进。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既然有两个了，看来也不用再生了。现在听着，中枢神经系统完全损坏，头骨完全损坏……”
“那好吧，”我想，“他会变得比较神经质。”
“现在听着：你要是哭，我立刻轰你走。不许拥抱和亲吻，也不许走近。我给你半小时。”
可我知道，我已经不可能从这儿离开。即便离开，也是和他一起离开。我暗自发誓。
我走进去时，他们正坐在床上，玩牌说笑。
“瓦夏！”他们对他喊道。
“哎呀，弟兄们，我完蛋啦！在这儿她也能找到我！”
肿胀已经从他脸上消失，他们都在输着什么药物……
“你怎么突然消失了？”我问。
他想抱我。
“坐下，坐下，”医生不让他走近我，“这里不让拥抱。”
我们把这当成玩笑话。所有人都跑到这个病房来了，从别的病房跑过来。他们都是我们那儿的人，从普里皮亚季来的。
我想和他单独待一会，哪怕只有1分钟。大伙儿感觉到了，纷纷找理由去了走廊。于是我拥抱和亲吻了他。他躲闪着说：
“别挨着我坐。拿把椅子。”
“得了，这都是瞎说呢，”我挥了挥手，“你看见哪儿发生爆炸了？那里怎么回事？你们可是第一批到的……”
“很可能是一起破坏事件，有人故意破坏。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个意见。”
于是我们就这样说着话。想着事。
第二天，我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进了单人病房，每人一间。他们被严禁去走廊，严禁交流。他们靠敲墙彼此联系：嗒嗒，嗒嗒……嗒……医生说，每个人的体质对辐射剂量反应不同，某个人所能承受的，另一个人可能就不行。他们所住的地方，連墙都被“测量”过。在他们左右和上下楼层中的所有人都搬走了，一个病人都不剩……
我的世界缩小到只有他。我还记得一位老卫生员，她告诉我：“有些病治不好。只能坐在一旁，执手相抚。”
我去医院，在那里坐到晚上。到了晚上再回到城市的另一端。我还要跑多久啊？3天之后我被告知，我可以住在医院职工招待所，就在医院里面。天哪，太幸福啦！！
“可是那儿没有厨房。我怎么给他们做饭呢？”
“您已经不需要做饭了。他们的肠胃已经不消化了。”
他开始变了——我每天都看见不同的他，但这是我的瓦夏，我那么珍爱的瓦夏！这无法描述！无法记录！那真是生不如死，幸好一切转瞬即逝，没空想，也没空哭。
我爱他！我不知道有多爱他！我们新婚不久，彼此还没爱够……我们走在街上，他会拉着我的手转圈，还吻啊吻的。路人走过，都在对我们笑。 来医院的第一天，测量人员就对我进行检测。衣服、书包、钱包和皮鞋，所有物件都在“燃烧”。他们立即拿走了我所有的东西，甚至内衣。没动的东西只有钱。他们给我一件病号服，换掉了我的衣服。他们说，衣服可能送还，也可能不还，因为未必洗得“干净”。我就这么穿着出现在他面前。他吓坏了：“我的天哪，你怎么这身打扮？”我不能穿着病号服去市场，有人会给我送来些绿菜。
5月9日，他常跟我说：“你不能想象，莫斯科有多美！特别是在胜利日放烟火的时候。我也想让你看到。”我在病房他身旁坐下，他睁开眼睛：“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
“晚上9点。”
“开窗！快放烟火了！”
我打开窗户。这里是8楼，全城都在我们面前！一束烟火腾空而起。
“瞧啊！我答应你看莫斯科！
我还答应，一辈子过节都给你买花……”
我回头一看——他从枕头底下取出3支康乃馨。“我给了护士钱——她给买的。”
我奔过去，亲吻他：“我的唯一！我的爱！”
他埋怨地说：“医生是怎么要求你的？你不能拥抱我！不能亲吻！”
我不能拥抱他，撫摸他。但是我搀扶他起来，让他坐在病床上。我重铺了床单，放好体温计，为他放好便器，彻夜陪伴在一旁。我守护着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呼吸。
在完成骨髓移植后，他已经不住普通病房，而是住在透明薄膜后面的特殊气压舱，那里严禁入内。那里有特殊仪器设备，不用进入透明薄膜里便可打针，插管子。那里是封闭起来的，但我已经学会怎么打开。我轻撩薄膜走到他身边，在他床边放了一把小凳子。他的情况更糟了，我一分钟都不能离开。他一直在喊我：“柳霞，你在哪儿？柳霞！”
我每天都听说：死了，死了……季舒拉死了，季坚诺克死了，就像当头一棒……
他每昼夜排便二三十次，带有血和黏液。手上、腿上的皮肤开始龟裂，全身长满水泡。他一转头，枕头上便留下一团团头发。可是他的一切都是那么亲切，惹人怜爱。我强颜欢笑：“这下省事了，不用梳头了。”没过多久，他的头发就被剃光了。我亲手给他剃的。我想亲自给他做所有事。只要我体力允许，我就24小时都不离开他。我每一分钟都牵挂他。我兄弟来了，吓得够呛：“我不许你去那儿！”可是父亲对他说：“你拦得住她吗？她能跳窗户！走消防通道进去！”
我暂时离开了一会儿，回来以后，他的小桌上有个橙子。大个的，不是金黄色的，而是玫瑰色。他对我笑：“人家送我的，你拿去吧。”护士隔着透明薄膜冲我摆手：这个橙子不能吃。它在他身边放过一段时间，不仅不能吃，触碰都有危险。“来，你吃，”他恳求说，“你不是爱吃橙子吗？”我把橙子拿在手里。而他此刻闭上眼睛睡着了。他一直在打睡觉的针，是麻醉针。护士惊恐地看着我。而我呢？我什么都可以做，我不想让他想到死，想到他令人恐惧的病症，想到我因此而怕他。有人劝我：“您别忘了，您面前的已经不是丈夫，不是爱人，而是高污染辐射体。您如果不想自杀，就不要感情用事。”可我就像个神经质似的说：“我爱他！我爱他！”他睡着了，我对他低语：“我爱你！”我走在医院的院子里：“我爱你！”端着便器：“我爱你！”我还记得我和他从前是怎么过的。在我们的宿舍里，他夜里只有拉着我的手才能睡着。他有这个习惯：拉着我的手睡，一整夜。
我在医院拉着他的手，一直不松开……
我在气压舱过夜的事，没有一个大夫知道。没人能想到，是护士让我进去的。她们一开始也劝我：“你还年轻，你在想什么啊？他已经不是人了，而是个反应堆。你们会一起‘烧’起来的。”我就像条小狗一样，围着她们转，在门口一站就是几小时。说啊，求啊。于是她们说：“随你的便吧！你真是有病。”早晨8点查房之前，她们隔着薄膜一摆手：“快跑！”我就跑回招待所待一小时。从早9点到晚9点我有通行证。我的腿，膝盖以下都青了，肿了，我太累了。我的心灵比身体强健。我的爱……
接下去——就是最后的事情……我只零零星星地记得一些。一切都在慢慢消失……
我夜里坐在他身边的小凳子上，早晨8点我对他说：“瓦先卡，我出去一趟。我稍微休息一会儿。”他睁开眼睛又合上了——他让我走。我就去了招待所，来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地板上，浑身疼痛。
女清洁工过来敲门：“快去！快到他那儿去吧！他正狂喊呢！”就在那时，塔尼亚·基贝诺克恳求我，她说：“跟我一块儿去墓地吧。你不去，我去不了。”那天早晨我们埋葬了维佳·基贝诺克和瓦洛佳·布拉维克。他们和我们是朋友，我们几个家庭的关系也很好。爆炸前一天，我们还在宿舍一起照了相。我们的丈夫们，他们多潇洒啊！多快乐啊！那是我们生活的最后一天，切尔诺贝利以前的生活，我们多幸福啊！
我从墓地回来给护士站打电话：“他怎么样？”“15分钟前死了。”什么？我整宿都在他身边，就离开了3个小时！我趴在窗户上大叫：“为什么？为什么？”我望着天大喊，喊得整个招待所都听得见，人们害怕来看我。冷静下来后，我决定去看他最后一眼！最后一眼！我连滚带爬地下楼梯……他还躺在气压舱里，没被抬走，他最后的话是：“柳霞！柳先卡！”“她刚走，一会儿就回来。”护士安慰他，他叹了口气，便再没有发出声音了。
我与他寸步不离，我陪他走到棺椁前，我还记得那不是棺椁，而是一个很大的塑料袋。他们在太平间问我：“如果您想的话，我们给您看一下他穿的什么衣服。”我想！他们给他穿了礼服，头盔放在胸前。鞋穿不上，因为脚肿了。双腿肿得像炸弹。礼服也剪开了，因为穿不进去。躯体已经不完整了，全身都是渗血的伤口。他们当着我的面把穿礼服的他塞进了塑料袋，并把它扎紧。又把这个袋子放进木制棺椁，棺椁再用个袋子包上，塑料袋是透明的，但像油布一样厚重。所有东西都放进了锌制棺椁，勉强挤下了。只有一顶头盔落在上面。
辐射医院——14昼夜……14昼夜死掉一个人……
我那时23岁。
（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切尔诺贝利的祭祷》作者：[白俄罗斯]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译者：孙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