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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来看，当前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建设加速发展的进程之中。在整个世界走向现代化的“美好愿景”的召唤下，这个进程虽有诸多弊端却又难以避免，其带来的必然结果，便是国家和社会由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化。这种转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不平衡的，在乡村与都市这两种空间形态之间，存在着颇为广阔的第三空间——小城。“小城，不仅是个地理概念、社会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也是一个文学概念。”（1）小城文学与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当代尤其是后新时期文学中仍然有着悠远的回响。
贾平凹便是这悠远的回响中的一个易辨的音符。对于贾平凹而言，其进入文坛和奠定文坛地位无疑都与他执着的乡土文学书写密不可分，但这并不代表他的写作缺少城市的维度。事实上，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有着乡土和城市两套笔墨，以《废都》《土门》《白夜》《高兴》等为代表的城市书写已经成为其乡土文学之外重要的文学资源。值得注意的是，贾平凹心中的城市和他笔下的城市是“乡下人眼中的城市”，是身处都市却未进入都市的“小城”。在上述几部城市书写的作品中，贾平凹塑造了眾多处于小城文化状态的人物形象，建构起了不同于乡土和都市的小城文学地理空间，从而透露了贾平凹具有小城意识的农裔城籍作家的文化身份，也昭示着贾平凹及其笔下的艺术世界所具有的颇为明显的小城文化特质。
处于小城文化状态的人物塑造
赵园女士曾在不经意间指出：“当着中国乃未脱出乡土中国时，全然脱出乡下人的城市眼光是不可能的……贾平凹即常写到乡下人眼中的城市。他的人物有时并未真正进入城市，他们仅仅处在城市装饰（且往往是粗俗过火的装饰）中，这也许恰是一种小城文化，小城文化对于‘都市文化’的模拟形态。”（2）赵园的这句话是她在思考城与人的关系时的神来之笔，之后一直未见相关的详细论述，但却在无意中为贾平凹的城市文学研究提供了另一种思考的向度。贾平凹城市书写中的众多人物的确具有明显的小城文化特质，他们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乡土进入城市（以都市“西京”为代表），却又没有完全融入都市文明的圈子，因而常常处于传统乡村与现代都市的夹缝之间，处于一种“小城文化”状态。
虽身处都市却在心理上并未完全认同都市文化和生活方式，从而产生与都市的疏离感和与小城甚至乡土的亲和力，这是庄之蝶所处的文化状态。《废都》中的庄之蝶从农村走出来，成了西京城的文化名人，拥有了都市人的身份，积攒了与之相称的名声、地位和物质基础，却与生活其中的都市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庄之蝶喜欢收集“秦砖汉瓦”，喜欢逛旧书摊，喜欢趴在地上直接吮着奶牛的奶头喝奶……庄之蝶的诸多趣味、行为甚至在性方面的癖好都是“旧式”的，与都市的时尚生活方式和现代化生活节奏相去甚远，在他的身上，体现了相当一部分“农裔城籍”作家面对都市时身心分离的普遍境况。庄之蝶面对都市的“进而不入”和面对乡土的“回而不去”将他的精神和意识逼回到一种小城文化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是作家贾平凹隐性的自我书写。
心理上接受和向往都市生活并为此不断付出努力，但在现实中却只能在都市的最底层挣扎生活，并最终不得不象征性地回到乡土，这是刘高兴所处的文化和人生状态。《高兴》中的刘高兴本来是农村人的身份，却一直在为成为城里人而努力奋斗。刘高兴作为从商州清风镇到西安捡垃圾的“梦想青年”，一心想成为西安人，他把自己的一个肾给了一个西安人，他来到西安始终在关注和寻找移植了自己的肾的西安人，意在象征性地完成由农村人到城里人的身份转变。与他的同乡五富不同，刘高兴身上其实具备了成为城里人的前提和素养，他讲卫生、脑袋灵活、适应能力强，最关键的是他不仅不仇恨城市，相反对城市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和认同感。只可惜刘高兴远离乡土却不得不回到乡土，一心想扎根都市西安却与都市无缘，仅仅维持了几个月的西安生活成了他都市生活梦想的悲剧象征。虽然最后的结局未能扎根都市西安，但在小说有限的时空叙述之内，刘高兴是一个典型的城市梦想青年，他在都市的边缘、在自足自乐的城市底层生活中坚守着自己扎根城市的梦想。
与上述两种极端状态不同，游走在都市边缘的“混混”式人物夜郎身上保留着乡下人的朴素的忠诚（对有恩于自己的祝一鹤不离不弃的照顾），但又有不少“城市病”：冒充领导混吃混喝，和颜铭相好的同时又与虞白暧昧，对花花世界的金钱美女充满向往，如此等等。在笔者看来，夜郎身上的诸多行为在客观上所具有的反抗性和他的精神苦痛并不是现代都市对人性的异化，而是刚刚进入城市的人在并不情愿的市民化过程中所获取的生存“技巧”以及对这种“技巧”的顺从性接受。《白夜》对夜郎有一段精彩的描述，写他夜晚在城墙边受到放枪的闲徒的惊吓后独自走在马路上看到四处无人的时候，“掏出一股尿来边走边摇着撒，心里说：我给西京题题词吧——撒出来的尿是一串歪歪扭扭的‘要在西京！就要在西京！’。”（3）在这个典型的细节里，贾平凹以一种极度漫画化的方式写出了一个一心想跻身都市西京的边缘小人物对都市的迷茫、恐慌和稍带盲目的决心，同时又象征性地暗示了夜郎身上的乡野之气对都市文明的戏谑和反抗。
除了庄之蝶、刘高兴和夜郎，贾平凹笔下还有不少这样的人物，比如韩大宝、夏风等，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具有小城文化特质的人物谱系。这些人物鲜活地存在于小说所呈现的艺术时空中，他们走出了乡土而又怀念乡土，步入了都市而又尚未融入都市，他们对城市的感知和认识还处于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初级形态，其生存技能和对城市的征服能力暂时处于都市的边缘和中小城市的水平，对城市的心理接受能力和归属感亦是如此，因而处于“小城文化”状态。
作为第三文学地理空间的小城建构
英国学者迈克·克朗在其《文化地理学》一书中告诫人们：“远不能把文学作品当成简单描绘城市的文本、一种数据源，我们必须要注重文学作品里的城市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建构起来的。”（4）这表明，文学对城市书写的客观呈现功能是有限的，“提出问题”的城市文学文本远比“提供资料”的城市文学文本要有价值。“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地理景观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揭示了一个包含地理意义、地理经历和地理知识的广泛领域。”（5）换言之，文学不仅描述地理，而且塑造地理，建构地理，当然也描述、塑造和建构城市。 从文学地理学来看，贾平凹作品所呈现的地理空间主要是商州和西京（西安），前者是乡土书写的代表，后者是城市书写的代表。但这并不是铁板一块，贾平凹的商州乡土书写有时眼光是向上的，于是有了龙驹寨（丹凤县城）、山阳县、白浪街等集镇和县城的出现，以及街道、店铺、剧团和电影院等城镇符号的粉墨登场；与此同时，贾平凹在进行西京（西安）都市书写时眼光多半是向下的，于是便有了土门街市、城中村（城南池头村）、兴隆街、按摩店、芙蓉园、城市广场等文化符号，这些符号虽然出现在西京（西安），但并不是都市的典型代表，而是处在都市的边缘地带，在很大程度上反倒成了小城文化的代名词。
在贾平凹与城市书写相关的几部长篇小说中，这种城市地理的边缘性可谓一以贯之。《废都》中出现了钟楼、鼓楼、古城墙、旧书摊等西京特有的城市文化符号，但都是作为一个文化古都的余韵所做的象征性客串，至于商场、舞厅等都市性时尚元素，也只是时不时作为背景或点缀而出现，贾氏对其并没有根本性的表现兴趣，小说中最重要的城市空间是文联大院和双仁府街，还有沾染上些许宗教色彩却又上演着俗世故事的清虚庵、孕璜寺。“废都”之“废”写出了西京的古意的同时也葬送了这座城市的现代感，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废都”之“都”的都市化特性，而将这座融合了文人想象和现实踪影的废都之城退回到非都市的小城。《白夜》在对城市表现的深广度上有所拓展，但仍然没有进入都市领域。主人公夜郎借居的保吉巷是一个三教九流混合的大杂院；面对热闹繁华的南门里三角地带公园，作者借叙述者之口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哪里又像是现代都市呢？十足是个县城，简直更是个大的农贸市场嘛！”（6）夜郎的城市边缘人身份与他所处的小城化的地理空间是吻合的，也是相称的。《土门》中的仁厚村是西京城旧城改造中最后一个面临拆迁的城中村，其它两个都已经与城市连成了一片。在仁厚村人的眼里，西京所代表的城市扩张是消灭这个城中村的危险信号，以新村长成义为代表的力量千方百计对抗拆迁。在这部小说中，西京只是作为一个对仁厚村城市化既推动又造成压力的名词存在，至于具体的城市元素，则只有城市广场、宾馆、城南农科所、房地产公司等一些符号的交替出现。《土门》聚焦的是乡村城市化这个世界难题，城市的扩张必然造成对城中村的挤压甚至消灭，这是将乡村并入城市版图的第一步，也是城市都市化的前提条件，而在都市化之前便是乡村的城镇化，或是小城化，《土门》即将实现的正是这一阶段。《高兴》作为一部直写西安（而不是西京）的城市书写文本，按理说应该进入现代都市的核心了，但贾平凹偏偏把劉高兴设置成一个来城市收废品的乡下人，一下子又将表现的笔触深入到城市底层。所以我们在《高兴》里所看见的，仍然是城中村（城南池头村）、兴隆街、按摩店、芙蓉园，仍然是一些都市的边缘地带和乡村化的城市图景。主人公刘高兴所处阶层的活动范围和见识经历大大制约了《高兴》的都市化书写的彻底性，也正好契合了贾氏对小城化的城市地理空间的关注点和兴趣所在。
由此可见，贾平凹所建构的城市地理与文化空间处于城镇之首、都市之尾。真正属于都市代表的符号在贾平凹的城市书写中不是工笔细描的，而是简笔勾勒的，不是认同和歌颂的，而是隔膜和贬抑的，其给来自乡土的小说人物带来的不是乐在其中的享受，而是陌生、怪异和由此带来的刺痛甚至伤害。曾有人批评贾平凹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都市文学作品，说他笔下的都市都是伪都市，大致也是出于这方面的原因。所以，如果我们将文学地理空间分为乡村与都市两种典型形态的话，贾平凹则通过他的城市书写为我们建构起了第三种文化地理空间——“小城”。对于贾平凹而言，这个“小城”成为乡村与都市之间一个很好的衔接，是贾平凹乡土与都市文化冲突的缓冲地带，也是贾平凹在乡土与都市之间徘徊和栖息的一个理想场所，贾平凹所乐于表现并精心营构的正是这个特殊的文学地理空间。
具有小城意识的农裔城籍作家的文化身份
如此看来，“小城”这一文学地理空间的持续建构是由贾平凹的人生经历、文学兴趣、表现能力等所决定的，也可以说是有意为之的。其根源何在呢？这就涉及与贾平凹的小城文学书写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即他本人的文化身份。
在19岁之前，贾平凹一直生活在农村，是公社社员，可以说是农民身份；从去西北大学读书到毕业之后，贾平凹一直生活在西安，事业和家庭也是在西安，可以说是城里（都市）人身份。但这是他的现实身份。就文化身份而言，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跟沈从文一再声称自己是“乡下人”如出一辙，贾平凹也曾不止一次地说自己是农民，他还写过一本“自传”，书名就叫《我是农民》。在这本自传性作品中，贾平凹回忆了自己在农村当社员的知青岁月，最后做出了这样的“总结”：“农村是一片大树林子，里面什么鸟儿都有，我在其中长高了、长壮了，什么菜饭都能下咽，什么辛苦都能赖得，不怕了狼，不怕了鬼，不怕了不卫生，但农村同时也是一个大染缸，它使我学会了贪婪、自私、狭隘和小小的狡猾。”（7）由此可见，农村生活带给贾平凹的影响是双重的，这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同时作用于一个人身上，无法一一剥离。贾平凹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上的农民根性，他说：“……敏感而固执，仇恨有钱人，仇恨城市，这就是我们父辈留给我们的基因，而又使我们从孩子时起就有了农民的德性。当我已经不是农民……我的农民性并未彻底褪去，心里明明白白地感到厌恶，但行为处事中沉渣不自觉泛起。”（8）在讲到一只酸菜罐子留下的深刻记忆的时候，贾平凹直率地说：“在相当长的岁月里，我不堪回首往事，在城市的繁华中我要进入上流社会，我得竭力忘却和隐瞒我的过去，而要做一个体面的城里人。”（9）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农裔作家面对曾经的农村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时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更是一种无奈的自剖，一次深刻的自我反省。对于农裔城籍的人来说，对农民根性的认识和态度不仅影响个人的成长视野，而且最终关系到城市化的进程。
法国城市社会学家伊夫·格拉夫梅耶尔曾经断言：“融入城市是一种同化程序”，“融合……等同于将他人变为‘同类’的过程。”（10）是否愿意被同化以及被同化的快慢直接决定着农村人融入城市的进度，而在这方面，贾平凹是“落后”的。在《土门》的后记中他说：“我进城20多年了，还常常被一些城里人讥笑。他们不承认我是城市人……”（11）这一略带自嘲的描述正好反衬出贾平凹乡土根性的顽固性，但这种顽固并非坚不可摧，相对于沈从文的“固执”，贾平凹在自我身份的认识上要“圆滑”得多，而且流动性也相对要强，他在《关于小说创作的答问》中说：“说到根子上，咱还有小农经济思想。从根子上咱还是农民。虽然你到了城市，竭力想摆脱农民意识，但打下的烙印，怎么也抹不去。好像农裔作家都是这样。有形无形中对城市有一种仇恨心理，有一种潜在的反感，虽然从理智上知道城市代表着文明。”（12）而在为傅翔的《我的乡村生活》所作的序言中又说：“我们在乡村的时候，总在诅咒着乡村的苦难，盼望长大，在某一日能彻底地脱掉农皮，而我们终于长大了，做了城市人，我们才觉得少年的美好，才知道快乐在苦难之中。”（13）由此可见，贾平凹在面对城市与面对乡土时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选择困境，乡土是回不去的精神故乡，带给他脱不掉的农民根性，城市则是躲不过的现实所在，一个能量强大的同化场。城市在贾平凹那里有一个由拒斥到接纳的过程，拒斥带有几分“本能”，接纳多少有些无奈。 贾平凹类似上述的自述其实还有很多，越多恰好越显示出其作为“农裔城籍”作家的身份焦虑和归属感的游移。贾平凹在农村待过近20年，从事过农业生产，也自称“我是农民”，但他真的是农民吗？当然不是。他尊重农民的生活习惯却绝不会像农民一样生活，他肯定农民的贡献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批判农民的弱点。即使是在贾平凹的笔下，乡土中国无论作为现实生活还是精神还乡也都是失效的，《土门》中仁厚村的人物集体的不健全性就是一个明显的象征，梅梅最后回到的“家园”也是母亲的子宫，而不是代表乡土的仁厚村。另一方面，贾平凹在西安待了40年，家庭和事业的根基都在西安，但他和这个繁华的都市真的完全融合了吗？也没有。贾平凹对西安（西京）的关注点绝不在于它繁华现代的一面，而是土门街、城中村等边缘地带，稍微接触到都市中心就立刻感到了它的残废与堕落。贾平凹的城市书写中基本上没有咖啡馆、夜总会、时装秀、跑马场，偶尔出现歌舞厅等时尚场所也只是单纯作为背景，绝不做过多描述。贾平凹笔下的城市不是穆时英、刘呐鸥笔下声光化电、摩登现代的都市，也不是陈染、卫慧、棉棉笔下缤纷时髦、充满欲望的都市，更不是波德莱尔笔下光怪陆离、阴暗颓废的都市（《废都》之废是精神信仰失落和欲望失控的残废，而不是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和《恶之花》的那种现代派的都市的颓废），贾平凹笔下的城市是乡下人眼中的城市，是由农业文明向都市文明转变的过渡时期的城市，是前工业化时代和前现代社会的“小城”。所以说，就文化身份而言，贾平凹不是纯然农民的，也不是纯然都市的，而是从地理空间到文化意识都体现出了明显的小城文化特质，贾平凹是一个具有小城意识的农裔城籍作家。
结语
栾梅健先生在《小城镇意识与中国新文学作家》一文中认为，对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作家而言，在大城市土生土长的作家很少，大部分都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僑寓作家”，所以，“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沈从文语）的“乡村意识”和与西方现代主义相通的“都市意识”，“都不可能涵盖本时期作家的总体倾向与追求”，而“小城镇意识是本时期作家的主流意识，也是他们行为规范与审美特性的价值中枢”。这种小城镇意识并不局限于反映小城镇题材，更是一种情感取向与价值判断，它保持着对都市的陌生、抗阻，坚守着真诚、勤奋，有着“老实的农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14）小城镇意识作为新文学作家的文化传统，一直延伸到当代。当下，由于我们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化都市也越来越多，所以都市书写发展很快，有些作家的小城镇意识逐渐在向都市意识靠拢。
贾平凹是当代作家中对以小城镇意识和小城文化为主线的新文学传统有明显承继关系的代表作家，相对于冷漠、孤僻、颓废甚至异化的都市意识，小城镇意识对于保留传统乡土意识意义重大，就文学社会学而言，贾平凹城市书写的最大价值亦在于此。在就新作《老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贾平凹对下一部作品做了题材预告，他说：“如今在西安也生活几十年了，对城市积累了很多感悟，也观察到许多问题，尽管还不太了解城市管理层，但比较熟悉城市底层、文化系统等人群的生活，所以下一部作品想写城市题材。”
（15）贾平凹自己心里或许也是清楚的，他虽然写了不少有关城市的作品，但这些作品中的人物甚至整个文学世界似乎还没有正式进入城市（其实是都市），还处于一个由乡村向都市移动的过渡阶段，表现最多也最成功的是小城地理空间和小城文化意识。自此以后，贾平凹创作中的城市地理会不会从具有小城特征的“西京”上升为具有都市特征的“西安”（或另外的都市命名）呢？他的小城意识会不会得以打破，从而向都市意识迈进呢？这是一个虽无法强求但却足可期待的话题。
【作者简介】史习斌，文学博士，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王 宁）
注释：
（1）熊家良：《现代中国的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第1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赵园：《北京：城与人》，第2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贾平凹：《白夜》，第13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
（4）（5）〔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第69、72页，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贾平凹：《白夜》，第14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
（7）（8）贾平凹：《我是农民》，第66、22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
（9）贾平凹：《我是农民》，第29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
（10）〔法〕伊夫·格拉夫梅耶尔：《城市社会学》，第75页，徐伟民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11）贾平凹：《土门》，第233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12）贾平凹、韩鲁华：《关于小说创作的答问》，《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1期。
（13）贾平凹：《我的乡村生活·序》，《福建日报》2004年3月3日。
（14）栾梅健：《小城镇意识与中国新文学作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4期。
（15）卢欢：《贾平凹下一步写城市文学》，《长江商报》2015年4月28日。
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来看，当前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建设加速发展的进程之中。在整个世界走向现代化的“美好愿景”的召唤下，这个进程虽有诸多弊端却又难以避免，其带来的必然结果，便是国家和社会由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化。这种转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不平衡的，在乡村与都市这两种空间形态之间，存在着颇为广阔的第三空间——小城。“小城，不仅是个地理概念、社会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也是一个文学概念。”（1）小城文学与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当代尤其是后新时期文学中仍然有着悠远的回响。
贾平凹便是这悠远的回响中的一个易辨的音符。对于贾平凹而言，其进入文坛和奠定文坛地位无疑都与他执着的乡土文学书写密不可分，但这并不代表他的写作缺少城市的维度。事实上，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有着乡土和城市两套笔墨，以《废都》《土门》《白夜》《高兴》等为代表的城市书写已经成为其乡土文学之外重要的文学资源。值得注意的是，贾平凹心中的城市和他笔下的城市是“乡下人眼中的城市”，是身处都市却未进入都市的“小城”。在上述几部城市书写的作品中，贾平凹塑造了眾多处于小城文化状态的人物形象，建构起了不同于乡土和都市的小城文学地理空间，从而透露了贾平凹具有小城意识的农裔城籍作家的文化身份，也昭示着贾平凹及其笔下的艺术世界所具有的颇为明显的小城文化特质。
处于小城文化状态的人物塑造
赵园女士曾在不经意间指出：“当着中国乃未脱出乡土中国时，全然脱出乡下人的城市眼光是不可能的……贾平凹即常写到乡下人眼中的城市。他的人物有时并未真正进入城市，他们仅仅处在城市装饰（且往往是粗俗过火的装饰）中，这也许恰是一种小城文化，小城文化对于‘都市文化’的模拟形态。”（2）赵园的这句话是她在思考城与人的关系时的神来之笔，之后一直未见相关的详细论述，但却在无意中为贾平凹的城市文学研究提供了另一种思考的向度。贾平凹城市书写中的众多人物的确具有明显的小城文化特质，他们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乡土进入城市（以都市“西京”为代表），却又没有完全融入都市文明的圈子，因而常常处于传统乡村与现代都市的夹缝之间，处于一种“小城文化”状态。
虽身处都市却在心理上并未完全认同都市文化和生活方式，从而产生与都市的疏离感和与小城甚至乡土的亲和力，这是庄之蝶所处的文化状态。《废都》中的庄之蝶从农村走出来，成了西京城的文化名人，拥有了都市人的身份，积攒了与之相称的名声、地位和物质基础，却与生活其中的都市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庄之蝶喜欢收集“秦砖汉瓦”，喜欢逛旧书摊，喜欢趴在地上直接吮着奶牛的奶头喝奶……庄之蝶的诸多趣味、行为甚至在性方面的癖好都是“旧式”的，与都市的时尚生活方式和现代化生活节奏相去甚远，在他的身上，体现了相当一部分“农裔城籍”作家面对都市时身心分离的普遍境况。庄之蝶面对都市的“进而不入”和面对乡土的“回而不去”将他的精神和意识逼回到一种小城文化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是作家贾平凹隐性的自我书写。
心理上接受和向往都市生活并为此不断付出努力，但在现实中却只能在都市的最底层挣扎生活，并最终不得不象征性地回到乡土，这是刘高兴所处的文化和人生状态。《高兴》中的刘高兴本来是农村人的身份，却一直在为成为城里人而努力奋斗。刘高兴作为从商州清风镇到西安捡垃圾的“梦想青年”，一心想成为西安人，他把自己的一个肾给了一个西安人，他来到西安始终在关注和寻找移植了自己的肾的西安人，意在象征性地完成由农村人到城里人的身份转变。与他的同乡五富不同，刘高兴身上其实具备了成为城里人的前提和素养，他讲卫生、脑袋灵活、适应能力强，最关键的是他不仅不仇恨城市，相反对城市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和认同感。只可惜刘高兴远离乡土却不得不回到乡土，一心想扎根都市西安却与都市无缘，仅仅维持了几个月的西安生活成了他都市生活梦想的悲剧象征。虽然最后的结局未能扎根都市西安，但在小说有限的时空叙述之内，刘高兴是一个典型的城市梦想青年，他在都市的边缘、在自足自乐的城市底层生活中坚守着自己扎根城市的梦想。
与上述两种极端状态不同，游走在都市边缘的“混混”式人物夜郎身上保留着乡下人的朴素的忠诚（对有恩于自己的祝一鹤不离不弃的照顾），但又有不少“城市病”：冒充领导混吃混喝，和颜铭相好的同时又与虞白暧昧，对花花世界的金钱美女充满向往，如此等等。在笔者看来，夜郎身上的诸多行为在客观上所具有的反抗性和他的精神苦痛并不是现代都市对人性的异化，而是刚刚进入城市的人在并不情愿的市民化过程中所获取的生存“技巧”以及对这种“技巧”的顺从性接受。《白夜》对夜郎有一段精彩的描述，写他夜晚在城墙边受到放枪的闲徒的惊吓后独自走在马路上看到四处无人的时候，“掏出一股尿来边走边摇着撒，心里说：我给西京题题词吧——撒出来的尿是一串歪歪扭扭的‘要在西京！就要在西京！’。”（3）在这个典型的细节里，贾平凹以一种极度漫画化的方式写出了一个一心想跻身都市西京的边缘小人物对都市的迷茫、恐慌和稍带盲目的决心，同时又象征性地暗示了夜郎身上的乡野之气对都市文明的戏谑和反抗。
除了庄之蝶、刘高兴和夜郎，贾平凹笔下还有不少这样的人物，比如韩大宝、夏风等，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具有小城文化特质的人物谱系。这些人物鲜活地存在于小说所呈现的艺术时空中，他们走出了乡土而又怀念乡土，步入了都市而又尚未融入都市，他们对城市的感知和认识还处于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初级形态，其生存技能和对城市的征服能力暂时处于都市的边缘和中小城市的水平，对城市的心理接受能力和归属感亦是如此，因而处于“小城文化”状态。
作为第三文学地理空间的小城建构
英国学者迈克·克朗在其《文化地理学》一书中告诫人们：“远不能把文学作品当成简单描绘城市的文本、一种数据源，我们必须要注重文学作品里的城市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建构起来的。”（4）这表明，文学对城市书写的客观呈现功能是有限的，“提出问题”的城市文学文本远比“提供资料”的城市文学文本要有价值。“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地理景观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揭示了一个包含地理意义、地理经历和地理知识的广泛领域。”（5）换言之，文学不仅描述地理，而且塑造地理，建构地理，当然也描述、塑造和建构城市。 从文学地理学来看，贾平凹作品所呈现的地理空间主要是商州和西京（西安），前者是乡土书写的代表，后者是城市书写的代表。但这并不是铁板一块，贾平凹的商州乡土书写有时眼光是向上的，于是有了龙驹寨（丹凤县城）、山阳县、白浪街等集镇和县城的出现，以及街道、店铺、剧团和电影院等城镇符号的粉墨登场；与此同时，贾平凹在进行西京（西安）都市书写时眼光多半是向下的，于是便有了土门街市、城中村（城南池头村）、兴隆街、按摩店、芙蓉园、城市广场等文化符号，这些符号虽然出现在西京（西安），但并不是都市的典型代表，而是处在都市的边缘地带，在很大程度上反倒成了小城文化的代名词。
在贾平凹与城市书写相关的几部长篇小说中，这种城市地理的边缘性可谓一以贯之。《废都》中出现了钟楼、鼓楼、古城墙、旧书摊等西京特有的城市文化符号，但都是作为一个文化古都的余韵所做的象征性客串，至于商场、舞厅等都市性时尚元素，也只是时不时作为背景或点缀而出现，贾氏对其并没有根本性的表现兴趣，小说中最重要的城市空间是文联大院和双仁府街，还有沾染上些许宗教色彩却又上演着俗世故事的清虚庵、孕璜寺。“废都”之“废”写出了西京的古意的同时也葬送了这座城市的现代感，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废都”之“都”的都市化特性，而将这座融合了文人想象和现实踪影的废都之城退回到非都市的小城。《白夜》在对城市表现的深广度上有所拓展，但仍然没有进入都市领域。主人公夜郎借居的保吉巷是一个三教九流混合的大杂院；面对热闹繁华的南门里三角地带公园，作者借叙述者之口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哪里又像是现代都市呢？十足是个县城，简直更是个大的农贸市场嘛！”（6）夜郎的城市边缘人身份与他所处的小城化的地理空间是吻合的，也是相称的。《土门》中的仁厚村是西京城旧城改造中最后一个面临拆迁的城中村，其它两个都已经与城市连成了一片。在仁厚村人的眼里，西京所代表的城市扩张是消灭这个城中村的危险信号，以新村长成义为代表的力量千方百计对抗拆迁。在这部小说中，西京只是作为一个对仁厚村城市化既推动又造成压力的名词存在，至于具体的城市元素，则只有城市广场、宾馆、城南农科所、房地产公司等一些符号的交替出现。《土门》聚焦的是乡村城市化这个世界难题，城市的扩张必然造成对城中村的挤压甚至消灭，这是将乡村并入城市版图的第一步，也是城市都市化的前提条件，而在都市化之前便是乡村的城镇化，或是小城化，《土门》即将实现的正是这一阶段。《高兴》作为一部直写西安（而不是西京）的城市书写文本，按理说应该进入现代都市的核心了，但贾平凹偏偏把劉高兴设置成一个来城市收废品的乡下人，一下子又将表现的笔触深入到城市底层。所以我们在《高兴》里所看见的，仍然是城中村（城南池头村）、兴隆街、按摩店、芙蓉园，仍然是一些都市的边缘地带和乡村化的城市图景。主人公刘高兴所处阶层的活动范围和见识经历大大制约了《高兴》的都市化书写的彻底性，也正好契合了贾氏对小城化的城市地理空间的关注点和兴趣所在。
由此可见，贾平凹所建构的城市地理与文化空间处于城镇之首、都市之尾。真正属于都市代表的符号在贾平凹的城市书写中不是工笔细描的，而是简笔勾勒的，不是认同和歌颂的，而是隔膜和贬抑的，其给来自乡土的小说人物带来的不是乐在其中的享受，而是陌生、怪异和由此带来的刺痛甚至伤害。曾有人批评贾平凹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都市文学作品，说他笔下的都市都是伪都市，大致也是出于这方面的原因。所以，如果我们将文学地理空间分为乡村与都市两种典型形态的话，贾平凹则通过他的城市书写为我们建构起了第三种文化地理空间——“小城”。对于贾平凹而言，这个“小城”成为乡村与都市之间一个很好的衔接，是贾平凹乡土与都市文化冲突的缓冲地带，也是贾平凹在乡土与都市之间徘徊和栖息的一个理想场所，贾平凹所乐于表现并精心营构的正是这个特殊的文学地理空间。
具有小城意识的农裔城籍作家的文化身份
如此看来，“小城”这一文学地理空间的持续建构是由贾平凹的人生经历、文学兴趣、表现能力等所决定的，也可以说是有意为之的。其根源何在呢？这就涉及与贾平凹的小城文学书写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即他本人的文化身份。
在19岁之前，贾平凹一直生活在农村，是公社社员，可以说是农民身份；从去西北大学读书到毕业之后，贾平凹一直生活在西安，事业和家庭也是在西安，可以说是城里（都市）人身份。但这是他的现实身份。就文化身份而言，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跟沈从文一再声称自己是“乡下人”如出一辙，贾平凹也曾不止一次地说自己是农民，他还写过一本“自传”，书名就叫《我是农民》。在这本自传性作品中，贾平凹回忆了自己在农村当社员的知青岁月，最后做出了这样的“总结”：“农村是一片大树林子，里面什么鸟儿都有，我在其中长高了、长壮了，什么菜饭都能下咽，什么辛苦都能赖得，不怕了狼，不怕了鬼，不怕了不卫生，但农村同时也是一个大染缸，它使我学会了贪婪、自私、狭隘和小小的狡猾。”（7）由此可见，农村生活带给贾平凹的影响是双重的，这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同时作用于一个人身上，无法一一剥离。贾平凹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上的农民根性，他说：“……敏感而固执，仇恨有钱人，仇恨城市，这就是我们父辈留给我们的基因，而又使我们从孩子时起就有了农民的德性。当我已经不是农民……我的农民性并未彻底褪去，心里明明白白地感到厌恶，但行为处事中沉渣不自觉泛起。”（8）在讲到一只酸菜罐子留下的深刻记忆的时候，贾平凹直率地说：“在相当长的岁月里，我不堪回首往事，在城市的繁华中我要进入上流社会，我得竭力忘却和隐瞒我的过去，而要做一个体面的城里人。”（9）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农裔作家面对曾经的农村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时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更是一种无奈的自剖，一次深刻的自我反省。对于农裔城籍的人来说，对农民根性的认识和态度不仅影响个人的成长视野，而且最终关系到城市化的进程。
法国城市社会学家伊夫·格拉夫梅耶尔曾经断言：“融入城市是一种同化程序”，“融合……等同于将他人变为‘同类’的过程。”（10）是否愿意被同化以及被同化的快慢直接决定着农村人融入城市的进度，而在这方面，贾平凹是“落后”的。在《土门》的后记中他说：“我进城20多年了，还常常被一些城里人讥笑。他们不承认我是城市人……”（11）这一略带自嘲的描述正好反衬出贾平凹乡土根性的顽固性，但这种顽固并非坚不可摧，相对于沈从文的“固执”，贾平凹在自我身份的认识上要“圆滑”得多，而且流动性也相对要强，他在《关于小说创作的答问》中说：“说到根子上，咱还有小农经济思想。从根子上咱还是农民。虽然你到了城市，竭力想摆脱农民意识，但打下的烙印，怎么也抹不去。好像农裔作家都是这样。有形无形中对城市有一种仇恨心理，有一种潜在的反感，虽然从理智上知道城市代表着文明。”（12）而在为傅翔的《我的乡村生活》所作的序言中又说：“我们在乡村的时候，总在诅咒着乡村的苦难，盼望长大，在某一日能彻底地脱掉农皮，而我们终于长大了，做了城市人，我们才觉得少年的美好，才知道快乐在苦难之中。”（13）由此可见，贾平凹在面对城市与面对乡土时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选择困境，乡土是回不去的精神故乡，带给他脱不掉的农民根性，城市则是躲不过的现实所在，一个能量强大的同化场。城市在贾平凹那里有一个由拒斥到接纳的过程，拒斥带有几分“本能”，接纳多少有些无奈。 贾平凹类似上述的自述其实还有很多，越多恰好越显示出其作为“农裔城籍”作家的身份焦虑和归属感的游移。贾平凹在农村待过近20年，从事过农业生产，也自称“我是农民”，但他真的是农民吗？当然不是。他尊重农民的生活习惯却绝不会像农民一样生活，他肯定农民的贡献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批判农民的弱点。即使是在贾平凹的笔下，乡土中国无论作为现实生活还是精神还乡也都是失效的，《土门》中仁厚村的人物集体的不健全性就是一个明显的象征，梅梅最后回到的“家园”也是母亲的子宫，而不是代表乡土的仁厚村。另一方面，贾平凹在西安待了40年，家庭和事业的根基都在西安，但他和这个繁华的都市真的完全融合了吗？也没有。贾平凹对西安（西京）的关注点绝不在于它繁华现代的一面，而是土门街、城中村等边缘地带，稍微接触到都市中心就立刻感到了它的残废与堕落。贾平凹的城市书写中基本上没有咖啡馆、夜总会、时装秀、跑马场，偶尔出现歌舞厅等时尚场所也只是单纯作为背景，绝不做过多描述。贾平凹笔下的城市不是穆时英、刘呐鸥笔下声光化电、摩登现代的都市，也不是陈染、卫慧、棉棉笔下缤纷时髦、充满欲望的都市，更不是波德莱尔笔下光怪陆离、阴暗颓废的都市（《废都》之废是精神信仰失落和欲望失控的残废，而不是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和《恶之花》的那种现代派的都市的颓废），贾平凹笔下的城市是乡下人眼中的城市，是由农业文明向都市文明转变的过渡时期的城市，是前工业化时代和前现代社会的“小城”。所以说，就文化身份而言，贾平凹不是纯然农民的，也不是纯然都市的，而是从地理空间到文化意识都体现出了明显的小城文化特质，贾平凹是一个具有小城意识的农裔城籍作家。
结语
栾梅健先生在《小城镇意识与中国新文学作家》一文中认为，对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作家而言，在大城市土生土长的作家很少，大部分都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僑寓作家”，所以，“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沈从文语）的“乡村意识”和与西方现代主义相通的“都市意识”，“都不可能涵盖本时期作家的总体倾向与追求”，而“小城镇意识是本时期作家的主流意识，也是他们行为规范与审美特性的价值中枢”。这种小城镇意识并不局限于反映小城镇题材，更是一种情感取向与价值判断，它保持着对都市的陌生、抗阻，坚守着真诚、勤奋，有着“老实的农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14）小城镇意识作为新文学作家的文化传统，一直延伸到当代。当下，由于我们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化都市也越来越多，所以都市书写发展很快，有些作家的小城镇意识逐渐在向都市意识靠拢。
贾平凹是当代作家中对以小城镇意识和小城文化为主线的新文学传统有明显承继关系的代表作家，相对于冷漠、孤僻、颓废甚至异化的都市意识，小城镇意识对于保留传统乡土意识意义重大，就文学社会学而言，贾平凹城市书写的最大价值亦在于此。在就新作《老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贾平凹对下一部作品做了题材预告，他说：“如今在西安也生活几十年了，对城市积累了很多感悟，也观察到许多问题，尽管还不太了解城市管理层，但比较熟悉城市底层、文化系统等人群的生活，所以下一部作品想写城市题材。”
（15）贾平凹自己心里或许也是清楚的，他虽然写了不少有关城市的作品，但这些作品中的人物甚至整个文学世界似乎还没有正式进入城市（其实是都市），还处于一个由乡村向都市移动的过渡阶段，表现最多也最成功的是小城地理空间和小城文化意识。自此以后，贾平凹创作中的城市地理会不会从具有小城特征的“西京”上升为具有都市特征的“西安”（或另外的都市命名）呢？他的小城意识会不会得以打破，从而向都市意识迈进呢？这是一个虽无法强求但却足可期待的话题。
【作者简介】史习斌，文学博士，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王 宁）
注释：
（1）熊家良：《现代中国的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第1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赵园：《北京：城与人》，第2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贾平凹：《白夜》，第13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
（4）（5）〔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第69、72页，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贾平凹：《白夜》，第14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
（7）（8）贾平凹：《我是农民》，第66、22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
（9）贾平凹：《我是农民》，第29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
（10）〔法〕伊夫·格拉夫梅耶尔：《城市社会学》，第75页，徐伟民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11）贾平凹：《土门》，第233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12）贾平凹、韩鲁华：《关于小说创作的答问》，《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1期。
（13）贾平凹：《我的乡村生活·序》，《福建日报》2004年3月3日。
（14）栾梅健：《小城镇意识与中国新文学作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4期。
（15）卢欢：《贾平凹下一步写城市文学》，《长江商报》2015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