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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文化交流与传播日益频繁的今天，回顾中國典籍英译的发展脉络，分析从古至今不同时期的英译状况，对我们对于典籍英译的研究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明末清初中西方文化交流形成“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并存的局面，在当今社会背景下，中国古代典籍英译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本文通过介绍明末清初中国典籍翻译的背景、特点及意义，旨在对这一时期的典籍翻译进行初步探索。
关键词：明末清初;典籍英译;特点;背景;意义
一、引言
明末清初时期，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其中传教士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当时的明朝政府腐败无能，宦官专权，中国的科技水平和学术水平不及经历过文艺复兴的欧洲各国。传教士来华的初衷是传播基督教义。但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他们渐渐介入了晚清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等社会变革，从而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利玛窦、汤若望就是代表人物。
二、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的翻译背景
随着西方工业化的推进，海外扩张和海上贸易日益频繁，传教士为了传播基督教义来到古老的东方古国，他们带来了西方的文明成果，同时因为传教的需要学习汉语，从而了解到儒家思想。这样一来传教士身上就有两种文化的影子，即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他们把基督教传入中国，又把儒家思想带到西方，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促使传教士来华的国际因素有以下几点：新航路的发现促进了东西方的接触、西方宗教改革引发海外传教浪潮、明末清初的文化传播有一定的思想基础。首先，“丝绸之路”作为中西方重要的贸易通道，把中国的丝绸等商品以及印刷术和造纸术传到西亚和欧洲，促进了圣经的传播。欧洲对古老东方的好奇心越来越强，为了与中国和印度进行直接的贸易往来，西班牙和葡萄牙开辟了海上贸易通道。在中欧贸易发展的早期阶段，荷兰人是贸易往来的主力，从中国运出的货物大多由荷兰人运往欧洲，继而分销在其他欧洲国家。早期中欧贸易中流通的商品以丝绸和茶叶为主，还有一些瓷器、漆器、玉器、铜制品、象牙工艺品等。这些工艺品不仅外貌美观，在日常生活中还十分实用。中国的瓷器漂洋过海来到欧洲，深的欧洲人的喜爱。在很多人眼中，瓷器是财富和品味的象征，瓷器一度成为欧洲贵族争相购买的产品，后来他们便开始仿制中国瓷器;其次，十字军东征虽以失败告终，但是说明了基督教的侵略性和扩张性远胜其他宗教;利奥十世滥售赎罪券事件成为宗教改革的导火索，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打击了教会的实力，为欧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改革奠定了基础;最后，明末清初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商业高度发展，程朱理学获得发展与传播，科技文明思想盛行。
在精神文明方面，康熙帝对文化的开放态度以及对来华传教士的优容，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西传。[1]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在中国得以改造，由传教士主持编修的《崇祯历法》得到康熙皇帝的肯定，之后很多国人开始研究西方历法，并将中西历法加以比较，历史上曾出现学习历法的小高潮。
三、明末清初翻译活动的特点与意义
明末清初的典籍翻译主要是对中国古典典籍的翻译，兼顾自然科学以及其他学科。根据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研究，明末清初包括利玛窦、郭纳爵、卫方济、白乃心等人在内，先后参与《四书》、《五经》翻译的传教士多达十余人。[2]1626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将《五经》译成拉丁文并在杭州刊印，这是中国古典经籍最早刊印的西文译本。这一时期的翻译大多由传教士口译或者初译，再由中国人润色加工完成的。[3]例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就是由利玛窦口述，徐光启笔录的，这也是利玛窦来华后翻译的第一本科学著作。但是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并非易事。耶稣会士的代表人物利玛窦意识到这一点后，开始研习中国古代经典名著，并在传教活动中结识了一些地方官吏，从而为其在华的活动提供了便利。
据马祖毅介绍，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中，知名者有70余人，他们共完成中国典籍30余种。这些典籍大致涉及了经院哲学与宗教、天文学与数学、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学、采矿冶金、军事技术、生理学与医学、生物学、舆地学、语言学和文学等九大领域。这一过程十分艰辛，传教士以及相关的汉语学者往往要再三商榷、反复考究，才能在中西方文化中找到最准确、最易于理解的表达。每一项伟大工程的开拓者都要披荆斩棘，为后人的研究开辟一条道路，翻译工作也不例外。早起天主教传教士的这些来之不易的珍贵成果，为之后的中国典籍英译奠定了重要基础。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在中国得以改造，由传教士主持编修的《崇祯历法》得到康熙皇帝的肯定，之后很多国人开始研究西方历法，并将中西历法加以比较，历史上曾出现学习历法的小高潮。
欧洲传教士把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中国人开始了解西方的宗教、科技和人文，这在中西方交往史和中国翻译史上具有积极意义。自此，明末清初时期的一些士大夫由于和传教士接触密切，甚至和他们一起翻译经籍，从而在地理人文上对西方乃至世纪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并且开始形成一种开放的学习心态。但是由于耶稣会与欧洲新教的对立，耶稣会士们并没有向中国输入文艺复兴以来最具特色、最具革命性的文化成就，从达·芬奇到莎士比亚，从马丁·路德到伏尔泰、狄更斯等文艺巨匠的成就鲜有被介绍到中国，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高潮最终因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而告终。
在文化传播方面，明末清初时期频繁的科技翻译活动有力地影响了当时文人漫谈理学、玄学、心学等唯心主义的风气，经世致用的思想开始为人所知。与此同时，优秀的儒家文化亦经传教士译介进入欧洲国家，其中的精华部分也成为欧洲启蒙思想家们的重要参考。在翻译研究方面，明末清初的翻译活动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很多学者热衷于研究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他们进行了更多的思索和探讨。例如，是否应该对原作进行删改，以适应目标阅读者的文化习惯？在翻译活动中，怎样更好地使用异化和归化手段？为了让译文和原文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对等，如何处理意识形态进而文化价值的差异？越来越多的翻译活动引发了更为深入的思考，某一时期的翻译方式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决定的，在明末清初时期，中国各方面的文化都受到西方冲击，只有融会贯通才能更好地进行文化交流。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之下，我们势必要采取更合适的策略来传承和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
四、结语
明清之际中国典籍的英译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欧洲传教士进行翻译活动的首要目的是传教，因此在知识内容和翻译方法方面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教士们往往用基督教经院哲学穿凿附会的方法任意诠释中国经典，力图从中找出天主创造世界、灵魂不灭、天堂和地狱的存在并非虚构的证据。[4]但是中国古代典籍的译介和传播对于新时代中国文化参与世界文化交流、向世界介绍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构筑中国文化语言体系、构建世界文化多样性至关重要。典籍翻译深受时代背景以及译者主体意识的影响，因而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力求客观公正地传达原作者的意思，这就要求译者视野开阔，具有相应的多元思维，这样才能更好地做一个“文化传播的使者”。
参考文献
[1]冯亚玲.中国明末清初翻译活动中的翻译策略探讨[J].广东培正学院学报，2015，15（3）：35-38.
[2]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67.
[3]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45-48.
[4]马祖毅.汉籍外译史[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77-78.
[5]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16.
[6]孙三军，文军.翻译与中国文化外交：历史发展及策略分析.上海翻译[J]2015（1）：31-36.
[7]王宏印.中外文学经典翻译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06-120.
[8]王佳娣.明末清初汉籍西译及中学西传[N].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30（5）.
[9]谢天振.中西翻译简史[M].北京：外语教与研究出版社.2009：222.
关键词：明末清初;典籍英译;特点;背景;意义
一、引言
明末清初时期，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其中传教士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当时的明朝政府腐败无能，宦官专权，中国的科技水平和学术水平不及经历过文艺复兴的欧洲各国。传教士来华的初衷是传播基督教义。但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他们渐渐介入了晚清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等社会变革，从而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利玛窦、汤若望就是代表人物。
二、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的翻译背景
随着西方工业化的推进，海外扩张和海上贸易日益频繁，传教士为了传播基督教义来到古老的东方古国，他们带来了西方的文明成果，同时因为传教的需要学习汉语，从而了解到儒家思想。这样一来传教士身上就有两种文化的影子，即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他们把基督教传入中国，又把儒家思想带到西方，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促使传教士来华的国际因素有以下几点：新航路的发现促进了东西方的接触、西方宗教改革引发海外传教浪潮、明末清初的文化传播有一定的思想基础。首先，“丝绸之路”作为中西方重要的贸易通道，把中国的丝绸等商品以及印刷术和造纸术传到西亚和欧洲，促进了圣经的传播。欧洲对古老东方的好奇心越来越强，为了与中国和印度进行直接的贸易往来，西班牙和葡萄牙开辟了海上贸易通道。在中欧贸易发展的早期阶段，荷兰人是贸易往来的主力，从中国运出的货物大多由荷兰人运往欧洲，继而分销在其他欧洲国家。早期中欧贸易中流通的商品以丝绸和茶叶为主，还有一些瓷器、漆器、玉器、铜制品、象牙工艺品等。这些工艺品不仅外貌美观，在日常生活中还十分实用。中国的瓷器漂洋过海来到欧洲，深的欧洲人的喜爱。在很多人眼中，瓷器是财富和品味的象征，瓷器一度成为欧洲贵族争相购买的产品，后来他们便开始仿制中国瓷器;其次，十字军东征虽以失败告终，但是说明了基督教的侵略性和扩张性远胜其他宗教;利奥十世滥售赎罪券事件成为宗教改革的导火索，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打击了教会的实力，为欧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改革奠定了基础;最后，明末清初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商业高度发展，程朱理学获得发展与传播，科技文明思想盛行。
在精神文明方面，康熙帝对文化的开放态度以及对来华传教士的优容，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西传。[1]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在中国得以改造，由传教士主持编修的《崇祯历法》得到康熙皇帝的肯定，之后很多国人开始研究西方历法，并将中西历法加以比较，历史上曾出现学习历法的小高潮。
三、明末清初翻译活动的特点与意义
明末清初的典籍翻译主要是对中国古典典籍的翻译，兼顾自然科学以及其他学科。根据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研究，明末清初包括利玛窦、郭纳爵、卫方济、白乃心等人在内，先后参与《四书》、《五经》翻译的传教士多达十余人。[2]1626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将《五经》译成拉丁文并在杭州刊印，这是中国古典经籍最早刊印的西文译本。这一时期的翻译大多由传教士口译或者初译，再由中国人润色加工完成的。[3]例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就是由利玛窦口述，徐光启笔录的，这也是利玛窦来华后翻译的第一本科学著作。但是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并非易事。耶稣会士的代表人物利玛窦意识到这一点后，开始研习中国古代经典名著，并在传教活动中结识了一些地方官吏，从而为其在华的活动提供了便利。
据马祖毅介绍，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中，知名者有70余人，他们共完成中国典籍30余种。这些典籍大致涉及了经院哲学与宗教、天文学与数学、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学、采矿冶金、军事技术、生理学与医学、生物学、舆地学、语言学和文学等九大领域。这一过程十分艰辛，传教士以及相关的汉语学者往往要再三商榷、反复考究，才能在中西方文化中找到最准确、最易于理解的表达。每一项伟大工程的开拓者都要披荆斩棘，为后人的研究开辟一条道路，翻译工作也不例外。早起天主教传教士的这些来之不易的珍贵成果，为之后的中国典籍英译奠定了重要基础。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在中国得以改造，由传教士主持编修的《崇祯历法》得到康熙皇帝的肯定，之后很多国人开始研究西方历法，并将中西历法加以比较，历史上曾出现学习历法的小高潮。
欧洲传教士把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中国人开始了解西方的宗教、科技和人文，这在中西方交往史和中国翻译史上具有积极意义。自此，明末清初时期的一些士大夫由于和传教士接触密切，甚至和他们一起翻译经籍，从而在地理人文上对西方乃至世纪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并且开始形成一种开放的学习心态。但是由于耶稣会与欧洲新教的对立，耶稣会士们并没有向中国输入文艺复兴以来最具特色、最具革命性的文化成就，从达·芬奇到莎士比亚，从马丁·路德到伏尔泰、狄更斯等文艺巨匠的成就鲜有被介绍到中国，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高潮最终因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而告终。
在文化传播方面，明末清初时期频繁的科技翻译活动有力地影响了当时文人漫谈理学、玄学、心学等唯心主义的风气，经世致用的思想开始为人所知。与此同时，优秀的儒家文化亦经传教士译介进入欧洲国家，其中的精华部分也成为欧洲启蒙思想家们的重要参考。在翻译研究方面，明末清初的翻译活动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很多学者热衷于研究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他们进行了更多的思索和探讨。例如，是否应该对原作进行删改，以适应目标阅读者的文化习惯？在翻译活动中，怎样更好地使用异化和归化手段？为了让译文和原文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对等，如何处理意识形态进而文化价值的差异？越来越多的翻译活动引发了更为深入的思考，某一时期的翻译方式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决定的，在明末清初时期，中国各方面的文化都受到西方冲击，只有融会贯通才能更好地进行文化交流。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之下，我们势必要采取更合适的策略来传承和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
四、结语
明清之际中国典籍的英译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欧洲传教士进行翻译活动的首要目的是传教，因此在知识内容和翻译方法方面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教士们往往用基督教经院哲学穿凿附会的方法任意诠释中国经典，力图从中找出天主创造世界、灵魂不灭、天堂和地狱的存在并非虚构的证据。[4]但是中国古代典籍的译介和传播对于新时代中国文化参与世界文化交流、向世界介绍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构筑中国文化语言体系、构建世界文化多样性至关重要。典籍翻译深受时代背景以及译者主体意识的影响，因而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力求客观公正地传达原作者的意思，这就要求译者视野开阔，具有相应的多元思维，这样才能更好地做一个“文化传播的使者”。
参考文献
[1]冯亚玲.中国明末清初翻译活动中的翻译策略探讨[J].广东培正学院学报，2015，15（3）：35-38.
[2]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67.
[3]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45-48.
[4]马祖毅.汉籍外译史[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77-78.
[5]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16.
[6]孙三军，文军.翻译与中国文化外交：历史发展及策略分析.上海翻译[J]2015（1）：31-36.
[7]王宏印.中外文学经典翻译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06-120.
[8]王佳娣.明末清初汉籍西译及中学西传[N].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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