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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清时期，随着徽商势力达到鼎盛，徽州德育思想也随之成熟完善。徽州地区商业发达，但却并未出现礼坏乐崩的社会变动现象，整个徽州地区直至衰落都保持着极为稳定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状态，这与崇儒尚教的社会风气，仁义道德的价值追求，躬行致知的德育方法，制情节欲的道德束缚等德育思想有着不容忽视的紧密关系。徽州道德教育出于保持宗族稳定，科举求仕谋求政治地位的目的，借助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为纽带，通过显性隐性相结合的教育方式形成了兼具政治色彩与商业特色的徽州特色的德育思想，其相关的价值观，义利观，教育理念，教育方式等蕴含了丰富的现代价值亟待挖掘。
【关键词】明清时期；道德；德育；徽州地区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9）10-0062-01
G642作为中国古代地域文化的代表之一，徽州文化依靠德育与儒学形成了其特有的德育思想内涵。一方面，徽州地区因地势封闭，研究材料保存相对完好，可以提供更加多元的研究方向，同时也值得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徽州德育思想不同于一般地区，其背后实质上是儒与商两个中国以往历史上相对对立的社会角色的融合，这种融合看似矛盾且不稳定，却使徽州地区在明清时期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教育领域都大放异彩，这背后德育思想的作用不可小觑，由此对徽州德育思想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一、徽州德育思想形成的历史渊源
1.自然环境。
徽州乃至徽州教育的兴起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徽州置于黄山、天目山和白际山脉三山环绕之中，山脉之间或平行或交错则形成了休歙、黟县、祁门等盆地，新安江及其众多支流也依山而成，形成了符合中国传统审美的山水相依。
2.人才资源。
林壑尤美的优越自然环境，也因其地势的封闭成为中原地区世家大族迁徙的重要目的地，中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南迁浪潮致使大量中原人口的迁入，其中世家大族尤为居多，三次南迁浪潮也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大换血，世家大族躲避战乱远离位处政治中心的中原地区，势力削弱，无法依靠门第来获取官位，同时科举制度也日趋成熟。世家大族迁入较为闭塞的徽州地区，首先便是将封建宗法观念进行普及强化，首要方式便是宗族势力的强化，以血缘为纽带，地缘为基础修建祠堂，完善族规，通过祭祀活动强化宗族内联系，宗族教育自然必不可少，但同时也不应忽视世家大族崇文遗风。
3.理学风气。
由朱熹婺源讲学为开端，再进而出现专门以研究朱子理学的一批门徒，经由历史沉积形成专门学派即新安理学。新安理学在徽州宗族教育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讲学之风盛行，人文氛围浓厚致使徽州对教育更为重视，大批书院也是在宋朝时期创办。除却前年所讲民办私学对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宗族教育的成熟的历史影响，唐宋时期徽州地区官学的兴办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唐宋徽州长官重教育，兴办官学，虽然徽州地区因其三面环山而较为闭塞，比起发达的中原地区，民智开化开启较晚，但因世家大族的支持与政策措施的到位，徽州教育迅速发展。以上种种，使明清时期徽州教育达到鼎盛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二、徽州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1.崇儒尚教的风尚塑造。
崇尚儒学，重视教育的风气外化的直接表现便是教育形式的丰富。私塾教育，徽州的私塾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民办私学，一般大户人家会在宅院内专修一栋“公子楼”作为读书求学的场所；宗族办学，即由宗族出资成立的族塾，同姓同宗内有显赫世家，也就会有破落小户，宗族内依据乡约族规理应对这些同族的没落家庭的子弟予以照顾，解决族内子弟的教育问题；书院教育，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用途，普通读书人科举求仕和名士大儒讲学会学的学术交流：义学，作为专供徽州地区贫寒子弟读书求学的民办教育方式，面向平民阶层提供教育机会。
崇尚儒学，重视教育的风气促进了地域民智的开发，徽州德育通过由家庭私塾到宗族书院，再到儒学大家的讲学书院，实现了由启蒙教育到科举教育再到理学教育三层次的递进，继而形成适应人才培养循序渐进规律的阶段性教育模式。宗族教育，尤其是义学的出现，实现了相对的教育平等，给予贫民受教育的权利，不仅影响了徽商所到之处的教育观念。也促进了徽州地区整体民智的开化，崇儒重学蔚然成风。
2.仁义道德的价值追求。
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不同于其他儒学色彩浓厚的地域，理学传统与徽州地区出身的理学大家如朱熹，使得徽州地区对于程朱理学有着特殊的心理依赖，不仅是读书人自己用仁义礼智信来自律，提升个人道德水平；徽州地区的统治者，无论是官府，还是世家大族，都借助程朱理学作为教化民众，管理民众的指导思想，宗族内部族规为明文规范，祭祀为活动形式，地区内部缔结乡约，其中条例大多体现了程朱理学纲常礼教之内核。[1]
仁义道德于个人修身而言，便是做到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同时追求政治人格，徽州重教育的直接目的便是追求政治地位。我们需要正视儒学从诞生之日起便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儒学讲求入世，通过教化达成稳定政治，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即便程朱理学比起“外王”更强调“内圣”，但格物致知此类的外事绝不可忽视；于外部关系之中便是三纲五常，恪守伦理等级规范，以稳定的伦理等级达成稳定的政治等级，反之，稳定的政治等级强化伦理规范，通过建碑立坊此类“光宗耀祖”的荣誉来鼓励民众身体力行，从而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实际所应用的伦理规范也越来越严苛。
3.躬行致知的德育方法。
躬行即亲自实践，致知即强调理性思考。徽州地区因商業而崛起，而贾人恰好最为儒家所不齿，徽州地区的儒贾则去发掘儒家文化与自身职业相竞合的内容，以佐证自身存在的价值，以间接达到提升徽商社会地位的目的，从而对于躬行非常推崇，我们需要认识到一点，徽州德育思想并不仅仅存在于正统的儒学教育之中，也蕴藏于徽州教育所特有的商业职业教育之中，躬行致知即要求读书人知行合一，也指导徽商经商应踏实严谨，诚实守信，与此同时应行事以孝悌礼义信为首，不应唯利是图。 4.制情节欲的道德束缚。
制情即制约情感，节欲即节制欲望，徽州地区严格贯彻程朱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观念，否认人的欲望，通过道德的教化使民众抛弃欲望的牵绊，在乡约族规中压迫个人欲望，尤其针对徽州女性，体现在对其守贞而殉道现象的大肆鼓吹和赞扬。
明清时期徽州德育思想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便是教育内容主要为程朱理学，学生唯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第一要务，再加上明清时期官府对思想控制的强化，宗族教育比起传授知识，更多的是起到社会教化的功效，思想束缚下，民众难以求新变革，徽商也在清末走向没落。其次便是宗族礼法控制下对女性的压迫，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对贞节烈女的病态追捧，更加荒谬的是鼓吹女子通过自残，自杀来表其忠贞，从而获得宗族赞颂，官府表彰。徽州贞节牌坊群上面密密麻麻的贞女烈妇名字的背后是无数女性因愚贞而丧失的生命，这无不显示了封建礼教的人性的扭曲，男权社会对女性自由意志的禁锢。[5]
三、徽州德育思想的特征
1.宗族稳定与科举求仕的双重目的性。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宗族势力强大，依靠祭祀等教化活动建立起区域内稳定的统治局面，宗族内的德育教育更是越发强化，一是文风传统的继承，子孙后代通过宗族教育自小便树立起忠信孝义的忠臣意识，继而对宗族的控制形成思想认同，顺从宗族，继而达到宗族统治长期稳定。
徽商壮大的同时，科举制度也趋向稳定，考试内容唯四书五经，考试格式固化为八股文，这对于来自理学氛围浓厚的朱子祖籍地，自幼入读私塾书院的徽州子弟自然是有优势的，徽商虽然赚取了大量的财富，但社会地位仍然属于低层，科举自然是求仕，从而获取政治权利，官商相互照应，既可以稳固财产，也可以提高社会地位。
2.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
显性教育即通过授课教学的常规方式，在私塾，族学，书院此类的专门传授知识的场所学习的方式都可以称为显性教育。有关隐性教育，更多是指宗族凝聚力的增强，朱熹在《家礼》一书中提出通过建祠堂，明世系，墓祭祖先，置祭田等方式强化宗族内的心理认同感，进而兴旺宗族。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既做到了知识的系统传授，也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受教育者的宗族观念，增强了宗族文化的凝聚力。这种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特征就使得徽州德育思想的贯彻具有极强的执行力，其依靠成熟的宗族体系而稳定有序运作，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进而使得徽州德育思想的传播和继承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机制。
3.政治色彩与商业特色的交融。
徽州德育思想并没有忽视实用教育，尤其是对商业教育的普及。要做到这一点，首先便是打破儒贵贾贱的社会固有偏见.“古者四民不分，故傅岩色盐中，良强师保寓焉，员何后于士哉世远制殊.不特士贾分也。然士而贵其行，贾哉而修好其行，安知贾之不为士也。故业儒服贾各随其矩，而事道亦相为通，人之自律其身亦何艰于业哉？”徽州人认为经商、业儒，只是各人的志向不同而已，二者并无实质性区别.重要的是个人的修性齐身，而不在于职业的不同，若以“贾名而儒行”依照儒家的道德规范行事，把儒学思想贯彻到商业经营当中，那么商人为何还会低于读书人.徽州德育思想认为，在“道”面前，儒、贾是平等的，无所谓尊卑贵贱。[1]
4.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相结合。
宗族内同姓同宗，宗族内子弟自然基本都可收到宗族所提供的教育。明清时期外出的徽商积累大量财富，首要的支出便是回乡购买土地，大兴土木，土地兼并也因此严重。首先我们必须清楚一点徽商仍属于封建地主阶级，起初徽州地区因人口大量迁入，人多地少，为维持生计，一些人选择背井离乡，即便后期靠经商发黄腾达，但对土地仍然有极强的渴望，大量徽商回乡大肆购买土地资助宗族，称之为置族田。在农业经济下，掌握着土地的宗族自然在徽州具有极强的话语权，德育教育也便是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结合，始于宗族内，延伸到面向平民階层的义学，这种结合缓冲了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稳定了社会统治。[2]
四、徽州德育思想的现代价值
1.重视社群与族群的作用，发挥家风乡约共同作用。
现今中国，区域文化差异在现代科技的冲击下逐渐缩小，区域文化自信并不显著，地域文化自信建构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古代徽州社群内相互扶持，从而辐射整个徽州地区，社群内的约定俗成和自觉意识的集合，致使徽州人拥有强烈的自我归属感，将这种情形投射至现今的社区中，依靠社区服务的完善和社区文化的建设以及规范的订立建立起统一居住区域内个体家庭的相互联系。
2.尊重知识，尊重教育。
教育是国立之本，国民素质的提高才能为一个国家长期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支持。徽州地区以经商起家，却以儒商结合而扬名自小深受儒学浸染，即便物质富足，却仍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尊师重道，徽商与宗族共同作用下徽州在中华历史上留下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尊重知识，尊重教育，才能保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后继有人。现今因为物质财富的高速积累，在社交平台上一方面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发表阶层固化，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等言论，另一方面富二代富三代们大肆炫富标榜读书无用，诸如此类的反智风气提醒着我们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仍面临着巨大挑战，不容松懈。尊重知识，尊重教育不能只停留在口号标语层面，措施政策要做到上行下效，有的放矢。
3.重视个人理想信念教育，注重培养自立自律自强精神。
个人理想信念是不可或缺的。现今社会中，随着日本“宅”文化以及“废柴”文化在一批青年人中的传播，仅仅唯利是图已经不足以概括现在年轻人的内心追求，他们中的许多开始追求无意义的得过且过，满足于即时欲望之中，以无欲望无追求无思考为人生准则，能啃老就啃老，不能啃了去工作来维持自己即时欲望的满足，这种现象才是最为可怕的。徽州德育思想中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实际的便是对功名的渴望，崇高的便是身先士卒，实现政治抱负，对于现今的德育教育之中，对于个人理想信念教育的强化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对于青年人来说，需要自立自律自强。十八大以来，无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梦”的提出都为我们指明了在现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个人与国家，与社会密不可分的关系，年青一代不能垮，要有理想，有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形，以实际行动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
参考文献
[1]安丽梅.传统家训的德育价值探析[J].决策与信息，2016，（11）.
[2]崔振成.儒家“克己”文化的当代德育价值阐解与内嵌[J].南京社会科学，2017，（10）.
[3]吕相国.论文选介 圣贤学问与世俗教化——晚清时期程朱理学与纲常名教关系辨析[Z].中国儒学年鉴：2009.
[4]陶昱.明清徽商的家庭教育[J].科教文汇（中旬刊），2008，（3）.
[5]黄成林.试论徽商对徽州文化的影响[J].人文地理，1995，（4）.
【关键词】明清时期；道德；德育；徽州地区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9）10-0062-01
G642作为中国古代地域文化的代表之一，徽州文化依靠德育与儒学形成了其特有的德育思想内涵。一方面，徽州地区因地势封闭，研究材料保存相对完好，可以提供更加多元的研究方向，同时也值得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徽州德育思想不同于一般地区，其背后实质上是儒与商两个中国以往历史上相对对立的社会角色的融合，这种融合看似矛盾且不稳定，却使徽州地区在明清时期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教育领域都大放异彩，这背后德育思想的作用不可小觑，由此对徽州德育思想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一、徽州德育思想形成的历史渊源
1.自然环境。
徽州乃至徽州教育的兴起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徽州置于黄山、天目山和白际山脉三山环绕之中，山脉之间或平行或交错则形成了休歙、黟县、祁门等盆地，新安江及其众多支流也依山而成，形成了符合中国传统审美的山水相依。
2.人才资源。
林壑尤美的优越自然环境，也因其地势的封闭成为中原地区世家大族迁徙的重要目的地，中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南迁浪潮致使大量中原人口的迁入，其中世家大族尤为居多，三次南迁浪潮也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大换血，世家大族躲避战乱远离位处政治中心的中原地区，势力削弱，无法依靠门第来获取官位，同时科举制度也日趋成熟。世家大族迁入较为闭塞的徽州地区，首先便是将封建宗法观念进行普及强化，首要方式便是宗族势力的强化，以血缘为纽带，地缘为基础修建祠堂，完善族规，通过祭祀活动强化宗族内联系，宗族教育自然必不可少，但同时也不应忽视世家大族崇文遗风。
3.理学风气。
由朱熹婺源讲学为开端，再进而出现专门以研究朱子理学的一批门徒，经由历史沉积形成专门学派即新安理学。新安理学在徽州宗族教育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讲学之风盛行，人文氛围浓厚致使徽州对教育更为重视，大批书院也是在宋朝时期创办。除却前年所讲民办私学对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宗族教育的成熟的历史影响，唐宋时期徽州地区官学的兴办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唐宋徽州长官重教育，兴办官学，虽然徽州地区因其三面环山而较为闭塞，比起发达的中原地区，民智开化开启较晚，但因世家大族的支持与政策措施的到位，徽州教育迅速发展。以上种种，使明清时期徽州教育达到鼎盛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二、徽州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1.崇儒尚教的风尚塑造。
崇尚儒学，重视教育的风气外化的直接表现便是教育形式的丰富。私塾教育，徽州的私塾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民办私学，一般大户人家会在宅院内专修一栋“公子楼”作为读书求学的场所；宗族办学，即由宗族出资成立的族塾，同姓同宗内有显赫世家，也就会有破落小户，宗族内依据乡约族规理应对这些同族的没落家庭的子弟予以照顾，解决族内子弟的教育问题；书院教育，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用途，普通读书人科举求仕和名士大儒讲学会学的学术交流：义学，作为专供徽州地区贫寒子弟读书求学的民办教育方式，面向平民阶层提供教育机会。
崇尚儒学，重视教育的风气促进了地域民智的开发，徽州德育通过由家庭私塾到宗族书院，再到儒学大家的讲学书院，实现了由启蒙教育到科举教育再到理学教育三层次的递进，继而形成适应人才培养循序渐进规律的阶段性教育模式。宗族教育，尤其是义学的出现，实现了相对的教育平等，给予贫民受教育的权利，不仅影响了徽商所到之处的教育观念。也促进了徽州地区整体民智的开化，崇儒重学蔚然成风。
2.仁义道德的价值追求。
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不同于其他儒学色彩浓厚的地域，理学传统与徽州地区出身的理学大家如朱熹，使得徽州地区对于程朱理学有着特殊的心理依赖，不仅是读书人自己用仁义礼智信来自律，提升个人道德水平；徽州地区的统治者，无论是官府，还是世家大族，都借助程朱理学作为教化民众，管理民众的指导思想，宗族内部族规为明文规范，祭祀为活动形式，地区内部缔结乡约，其中条例大多体现了程朱理学纲常礼教之内核。[1]
仁义道德于个人修身而言，便是做到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同时追求政治人格，徽州重教育的直接目的便是追求政治地位。我们需要正视儒学从诞生之日起便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儒学讲求入世，通过教化达成稳定政治，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即便程朱理学比起“外王”更强调“内圣”，但格物致知此类的外事绝不可忽视；于外部关系之中便是三纲五常，恪守伦理等级规范，以稳定的伦理等级达成稳定的政治等级，反之，稳定的政治等级强化伦理规范，通过建碑立坊此类“光宗耀祖”的荣誉来鼓励民众身体力行，从而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实际所应用的伦理规范也越来越严苛。
3.躬行致知的德育方法。
躬行即亲自实践，致知即强调理性思考。徽州地区因商業而崛起，而贾人恰好最为儒家所不齿，徽州地区的儒贾则去发掘儒家文化与自身职业相竞合的内容，以佐证自身存在的价值，以间接达到提升徽商社会地位的目的，从而对于躬行非常推崇，我们需要认识到一点，徽州德育思想并不仅仅存在于正统的儒学教育之中，也蕴藏于徽州教育所特有的商业职业教育之中，躬行致知即要求读书人知行合一，也指导徽商经商应踏实严谨，诚实守信，与此同时应行事以孝悌礼义信为首，不应唯利是图。 4.制情节欲的道德束缚。
制情即制约情感，节欲即节制欲望，徽州地区严格贯彻程朱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观念，否认人的欲望，通过道德的教化使民众抛弃欲望的牵绊，在乡约族规中压迫个人欲望，尤其针对徽州女性，体现在对其守贞而殉道现象的大肆鼓吹和赞扬。
明清时期徽州德育思想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便是教育内容主要为程朱理学，学生唯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第一要务，再加上明清时期官府对思想控制的强化，宗族教育比起传授知识，更多的是起到社会教化的功效，思想束缚下，民众难以求新变革，徽商也在清末走向没落。其次便是宗族礼法控制下对女性的压迫，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对贞节烈女的病态追捧，更加荒谬的是鼓吹女子通过自残，自杀来表其忠贞，从而获得宗族赞颂，官府表彰。徽州贞节牌坊群上面密密麻麻的贞女烈妇名字的背后是无数女性因愚贞而丧失的生命，这无不显示了封建礼教的人性的扭曲，男权社会对女性自由意志的禁锢。[5]
三、徽州德育思想的特征
1.宗族稳定与科举求仕的双重目的性。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宗族势力强大，依靠祭祀等教化活动建立起区域内稳定的统治局面，宗族内的德育教育更是越发强化，一是文风传统的继承，子孙后代通过宗族教育自小便树立起忠信孝义的忠臣意识，继而对宗族的控制形成思想认同，顺从宗族，继而达到宗族统治长期稳定。
徽商壮大的同时，科举制度也趋向稳定，考试内容唯四书五经，考试格式固化为八股文，这对于来自理学氛围浓厚的朱子祖籍地，自幼入读私塾书院的徽州子弟自然是有优势的，徽商虽然赚取了大量的财富，但社会地位仍然属于低层，科举自然是求仕，从而获取政治权利，官商相互照应，既可以稳固财产，也可以提高社会地位。
2.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
显性教育即通过授课教学的常规方式，在私塾，族学，书院此类的专门传授知识的场所学习的方式都可以称为显性教育。有关隐性教育，更多是指宗族凝聚力的增强，朱熹在《家礼》一书中提出通过建祠堂，明世系，墓祭祖先，置祭田等方式强化宗族内的心理认同感，进而兴旺宗族。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既做到了知识的系统传授，也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受教育者的宗族观念，增强了宗族文化的凝聚力。这种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特征就使得徽州德育思想的贯彻具有极强的执行力，其依靠成熟的宗族体系而稳定有序运作，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进而使得徽州德育思想的传播和继承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机制。
3.政治色彩与商业特色的交融。
徽州德育思想并没有忽视实用教育，尤其是对商业教育的普及。要做到这一点，首先便是打破儒贵贾贱的社会固有偏见.“古者四民不分，故傅岩色盐中，良强师保寓焉，员何后于士哉世远制殊.不特士贾分也。然士而贵其行，贾哉而修好其行，安知贾之不为士也。故业儒服贾各随其矩，而事道亦相为通，人之自律其身亦何艰于业哉？”徽州人认为经商、业儒，只是各人的志向不同而已，二者并无实质性区别.重要的是个人的修性齐身，而不在于职业的不同，若以“贾名而儒行”依照儒家的道德规范行事，把儒学思想贯彻到商业经营当中，那么商人为何还会低于读书人.徽州德育思想认为，在“道”面前，儒、贾是平等的，无所谓尊卑贵贱。[1]
4.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相结合。
宗族内同姓同宗，宗族内子弟自然基本都可收到宗族所提供的教育。明清时期外出的徽商积累大量财富，首要的支出便是回乡购买土地，大兴土木，土地兼并也因此严重。首先我们必须清楚一点徽商仍属于封建地主阶级，起初徽州地区因人口大量迁入，人多地少，为维持生计，一些人选择背井离乡，即便后期靠经商发黄腾达，但对土地仍然有极强的渴望，大量徽商回乡大肆购买土地资助宗族，称之为置族田。在农业经济下，掌握着土地的宗族自然在徽州具有极强的话语权，德育教育也便是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结合，始于宗族内，延伸到面向平民階层的义学，这种结合缓冲了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稳定了社会统治。[2]
四、徽州德育思想的现代价值
1.重视社群与族群的作用，发挥家风乡约共同作用。
现今中国，区域文化差异在现代科技的冲击下逐渐缩小，区域文化自信并不显著，地域文化自信建构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古代徽州社群内相互扶持，从而辐射整个徽州地区，社群内的约定俗成和自觉意识的集合，致使徽州人拥有强烈的自我归属感，将这种情形投射至现今的社区中，依靠社区服务的完善和社区文化的建设以及规范的订立建立起统一居住区域内个体家庭的相互联系。
2.尊重知识，尊重教育。
教育是国立之本，国民素质的提高才能为一个国家长期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支持。徽州地区以经商起家，却以儒商结合而扬名自小深受儒学浸染，即便物质富足，却仍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尊师重道，徽商与宗族共同作用下徽州在中华历史上留下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尊重知识，尊重教育，才能保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后继有人。现今因为物质财富的高速积累，在社交平台上一方面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发表阶层固化，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等言论，另一方面富二代富三代们大肆炫富标榜读书无用，诸如此类的反智风气提醒着我们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仍面临着巨大挑战，不容松懈。尊重知识，尊重教育不能只停留在口号标语层面，措施政策要做到上行下效，有的放矢。
3.重视个人理想信念教育，注重培养自立自律自强精神。
个人理想信念是不可或缺的。现今社会中，随着日本“宅”文化以及“废柴”文化在一批青年人中的传播，仅仅唯利是图已经不足以概括现在年轻人的内心追求，他们中的许多开始追求无意义的得过且过，满足于即时欲望之中，以无欲望无追求无思考为人生准则，能啃老就啃老，不能啃了去工作来维持自己即时欲望的满足，这种现象才是最为可怕的。徽州德育思想中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实际的便是对功名的渴望，崇高的便是身先士卒，实现政治抱负，对于现今的德育教育之中，对于个人理想信念教育的强化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对于青年人来说，需要自立自律自强。十八大以来，无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梦”的提出都为我们指明了在现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个人与国家，与社会密不可分的关系，年青一代不能垮，要有理想，有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形，以实际行动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
参考文献
[1]安丽梅.传统家训的德育价值探析[J].决策与信息，2016，（11）.
[2]崔振成.儒家“克己”文化的当代德育价值阐解与内嵌[J].南京社会科学，2017，（10）.
[3]吕相国.论文选介 圣贤学问与世俗教化——晚清时期程朱理学与纲常名教关系辨析[Z].中国儒学年鉴：2009.
[4]陶昱.明清徽商的家庭教育[J].科教文汇（中旬刊），2008，（3）.
[5]黄成林.试论徽商对徽州文化的影响[J].人文地理，19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