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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飞来峰》见人教版七年级《语文》下册第五单元《古代诗歌五首》。全诗为七绝。内容如下：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诗的起句，诗人用“千寻”这一夸张的词语，借写峰上古塔之高，写出自己的立足点之高。诗的承句用典，写目极之辽远。巧妙地虚写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表现了诗人朝气蓬勃、胸怀改革大志、对前途充满信心，成为全诗感情色彩的基调。《玄中记》云：“桃都山有大树，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以此验之，则“闻说鸡鸣见日升”七字，不仅言其目极万里，亦且言其声闻遐迩，颇具气势。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则是“先日出，后天鸡鸣”，但王安石不说“闻说日升听鸡鸣”，而说“闻说鸡鸣见日升”，则是“先鸡鸣，后日升”。诗人用事，常有点化，此固不能以强求平仄，或用事失误目之，恐意有另指。
转句的”浮云遮望眼”是用典。古人常有浮云蔽日、邪臣蔽贤的忧虑，而诗人在转句加上“不畏”二字，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西汉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如陆贾在《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王安石即用此意。唐朝李自在《登金陵凤凰台》写过：“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意思是：那些悠悠浮云总是遮蔽太阳的光辉，登高不见长安城，怎么不让人内心沉痛忧郁：表达自己离开长安是由于皇帝听信了小人的谗言。王安石把这个典故反过来用，他说：我不怕浮云遮住我远望的视线，那就是因为我站得最高，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
这两句是全诗的精华，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人不能只為眼前的利益，应该放眼大局和长远。
结句用“身在最高层”拔高诗境，有高瞻远瞩的思想境界和豪迈气概。若就情境说，语序应是“因为身在最高层，所以不畏浮云遮目”，但作者却倒过来，先说果，后说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说明诗眼的转换。这虽是作诗的常法，亦见出作者构思的精深。
这是对《登飞来峰》一诗的基本赏析。但是我要说的是，表现诗人“胸怀改革大志”有拔高、过度解读之嫌。理由如下：
一、承句“闻说鸡鸣见日升”暗示诗人并未担上宰相要职。中国古代对“日”“天鸡”者寄寓了美好的愿望。
例一：
李白作《行路难其一》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李白从“拔剑四顾”开始，到“冰塞川”“雪满山”的困境，依然不甘消沉，而要继续追求。“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诗人在心境茫然之中，忽然想到两位开始在政治上并不顺利，而最后终于大有作为的人物：一位是吕尚，九十岁在磻溪钓鱼，得遇文王;一位是伊尹，在受汤聘前曾梦见自己乘舟绕日而过。“垂钓碧溪”“乘舟梦日”的典故，表达自己有朝一日能像古人一样，为统治者信任重用，建立一番伟业的信心。
例二：唐代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中有“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诗意是：站在高山之巅，看见东海的红日在半山腰涌出，听见天鸡在空中啼叫。看到红日升，听见天鸡鸣，这是一种象征美好境遇的景象。
王安石“闻说鸡鸣见日升”，也是奔着那个美好的“闻说”而去登飞来峰的，寄寓诗人对美好政治前途的愿景。这从一个侧面表明王安石此时并未掌大权。
二、王安石作此诗的背景也可证明并未登高仕途。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年），22岁时，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1070）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1076）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登飞来峰》为王安石30岁时所作。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夏，他在浙江鄞县知县任满回江西临川故里时，途经杭州，写下此诗。是他初涉宦海之作。此时诗人正值壮年，抱负不凡，正好借登飞来峰一抒胸臆，表达宽阔情怀。因此，不能牵强附会说，表现诗人胸怀改革大志、对前途充满信心。只能说，王安石年轻气盛，对人生积极进取，前途充满信心。
三、王安石诗作容易让读者联系变法的情况。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王安石变法中，最大阻力就是，以皇太后和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神宗皇帝一死，王安石变法就被废除！
在他的变法中，所谓奸佞小人，应该就是那些保守派以及大地主和一些地方官员。因为王安石的特殊政治经历，后人解读《登飞来峰》的末句时，会自然而然的引伸到变法的阻力上，这也是客观存在的。
对于诗歌的解读，了解写作背景非常重要。只有清楚写作的时代背景及诗人的生活状态，才能正确的解读诗歌的主题。这也是诗歌鉴赏中一直强调的“知人论世”。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诗的起句，诗人用“千寻”这一夸张的词语，借写峰上古塔之高，写出自己的立足点之高。诗的承句用典，写目极之辽远。巧妙地虚写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表现了诗人朝气蓬勃、胸怀改革大志、对前途充满信心，成为全诗感情色彩的基调。《玄中记》云：“桃都山有大树，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以此验之，则“闻说鸡鸣见日升”七字，不仅言其目极万里，亦且言其声闻遐迩，颇具气势。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则是“先日出，后天鸡鸣”，但王安石不说“闻说日升听鸡鸣”，而说“闻说鸡鸣见日升”，则是“先鸡鸣，后日升”。诗人用事，常有点化，此固不能以强求平仄，或用事失误目之，恐意有另指。
转句的”浮云遮望眼”是用典。古人常有浮云蔽日、邪臣蔽贤的忧虑，而诗人在转句加上“不畏”二字，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西汉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如陆贾在《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王安石即用此意。唐朝李自在《登金陵凤凰台》写过：“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意思是：那些悠悠浮云总是遮蔽太阳的光辉，登高不见长安城，怎么不让人内心沉痛忧郁：表达自己离开长安是由于皇帝听信了小人的谗言。王安石把这个典故反过来用，他说：我不怕浮云遮住我远望的视线，那就是因为我站得最高，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
这两句是全诗的精华，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人不能只為眼前的利益，应该放眼大局和长远。
结句用“身在最高层”拔高诗境，有高瞻远瞩的思想境界和豪迈气概。若就情境说，语序应是“因为身在最高层，所以不畏浮云遮目”，但作者却倒过来，先说果，后说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说明诗眼的转换。这虽是作诗的常法，亦见出作者构思的精深。
这是对《登飞来峰》一诗的基本赏析。但是我要说的是，表现诗人“胸怀改革大志”有拔高、过度解读之嫌。理由如下：
一、承句“闻说鸡鸣见日升”暗示诗人并未担上宰相要职。中国古代对“日”“天鸡”者寄寓了美好的愿望。
例一：
李白作《行路难其一》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李白从“拔剑四顾”开始，到“冰塞川”“雪满山”的困境，依然不甘消沉，而要继续追求。“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诗人在心境茫然之中，忽然想到两位开始在政治上并不顺利，而最后终于大有作为的人物：一位是吕尚，九十岁在磻溪钓鱼，得遇文王;一位是伊尹，在受汤聘前曾梦见自己乘舟绕日而过。“垂钓碧溪”“乘舟梦日”的典故，表达自己有朝一日能像古人一样，为统治者信任重用，建立一番伟业的信心。
例二：唐代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中有“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诗意是：站在高山之巅，看见东海的红日在半山腰涌出，听见天鸡在空中啼叫。看到红日升，听见天鸡鸣，这是一种象征美好境遇的景象。
王安石“闻说鸡鸣见日升”，也是奔着那个美好的“闻说”而去登飞来峰的，寄寓诗人对美好政治前途的愿景。这从一个侧面表明王安石此时并未掌大权。
二、王安石作此诗的背景也可证明并未登高仕途。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年），22岁时，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1070）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1076）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登飞来峰》为王安石30岁时所作。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夏，他在浙江鄞县知县任满回江西临川故里时，途经杭州，写下此诗。是他初涉宦海之作。此时诗人正值壮年，抱负不凡，正好借登飞来峰一抒胸臆，表达宽阔情怀。因此，不能牵强附会说，表现诗人胸怀改革大志、对前途充满信心。只能说，王安石年轻气盛，对人生积极进取，前途充满信心。
三、王安石诗作容易让读者联系变法的情况。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王安石变法中，最大阻力就是，以皇太后和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神宗皇帝一死，王安石变法就被废除！
在他的变法中，所谓奸佞小人，应该就是那些保守派以及大地主和一些地方官员。因为王安石的特殊政治经历，后人解读《登飞来峰》的末句时，会自然而然的引伸到变法的阻力上，这也是客观存在的。
对于诗歌的解读，了解写作背景非常重要。只有清楚写作的时代背景及诗人的生活状态，才能正确的解读诗歌的主题。这也是诗歌鉴赏中一直强调的“知人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