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的议会选举已经结束，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派——全国民主同盟——不出所料地赢得了绝大多数席位。然而，公民社会（议会制下的多数党）控制国家并不是眼下缅甸的现实，更趋复杂的政治博弈才刚刚开始。在接下来的三个多月里，获胜的昂山派必须和仍然拥有极大影响力的军队协商组建一个新政府。没有人能够预料这一新政府的最终形态，但它很可能是一个“双头政治”，昂山派和军队将各自代表一个权力中心。
　　在看待近年来缅甸的转型时，一种流行的意见是将昂山派和军队分别划入民主派和保守派阵营。在这种视野中，选举后的缅甸似乎陷入不可化解的僵局中。这种刻板的两分模式忽略了缅甸新政治游戏的实质，也简单化了军队的角色。显然，强势的军队自上而下地推动了这一波民主化转型，并试图将民主化控制在事先划定的红线之内。反对派也明白，只有与现有体制合作，才可能逐步地谋求对政权的控制。至于军队退出政治、回归职业本色，则是一个更加长期的过程，将最终取决于届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性质。
　　政权崩溃和政权维持理论是比较政治学者解释民主化转型的主流模式。但这两种模式似乎都无法适用于缅甸。其一，在任何意义上，转型时的缅甸军人政权都没有显出崩溃迹象，事实上，它的统治日趋稳固，并且保持着二战以后军人执政的最长记录。其二，政权维持一说在转型初期颇有市场，但随着2010年大选后登盛新政府陆续推出一系列“公开化”改革（例如开放党禁、报禁），这一理论也无法自圆其说。就此，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李琼斯（Lee Jones）在《解读缅甸的政治转型》（Explaining Myanmar's Regime Transition）一文中，提出了一种新解说。他认为，只有从军队这一关键制度和角色入手，才能理解缅甸的政治发展逻辑。而理解军队角色的关键，又在于缅甸自独立以来所面临的“国家性”问题。简言之，战后缅甸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时刻受到边境少数民族叛乱和分离主义的威胁，发育不良的文人政府无力应对这一紧迫的国家存亡危机，军队作为一个更有力的政治机构随即掌舵，成为国家的捍卫者和治理者。在此期间，军队很自然地形成了一套特殊的自我认知观念，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国家统一和完整的捍卫者，而文人政党和官僚则易于腐败，缅甸政权内充斥着罔顾国家整体利益的派系争斗。柏拉图曾在自己的《理想国》中设想过一个护卫者阶级，在现实中的缅甸，这一职责就历史性地落在了军队身上。
　　
　　最近一个阶段的缅甸政治史起始自1988年奈温政权的瓦解。当年，奈温政权在民众抗议浪潮中濒临崩溃，以苏貌和丹瑞为首的新一代军队将领发动“自我政变”，接管了权力，组建“法律和秩序恢复委员会”，制止了政权的全面瓦解。在危急时刻，为安抚高度政治化的反对派力量，军政府声称无意维持政权，许诺在大选后随即移交权力。但随着局势趋于稳定，军政府开始意识到仓促移交权力的风险，转而寻求对宪制的重新安排，以从根本上消除政治和分离主义冲突，并捍卫军队的特殊利益。1989年，军政府宣布1990年的选举将是一次制宪选举，旨在制定一部新宪法，其后，它将再举行组建政府的议会选举。在次年的大选中，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取得绝对多数席位。但它并不接受军队的逻辑，要求军政府立即移交权力，但遭到拒绝。此时，民盟选择了对抗，其发言人建议举行纽伦堡式的审判，清算军人政府的历史罪行，并自行召集新议会——这意味着组建平行政府。军政府被逼到了墙角，它的本能反应是镇压，缅甸由此陷入长达20多年的政治僵局。
　　在接下来的几年，军政府又进行了一次政权移交的不成功尝试。1992年，它召集全国制宪大会，试图与各派政治力量达成和解。此前与政府达成停火协议的多支少数民族武装参加了这次大会，反对派民盟也有保留地参加了。但对于军队所坚持的宪法应纳入限制少数民族力量、强化中央政府的若干基本原则，反对派再一次加以抵制。民盟干脆于1995年退出大会，几个少数民族武装也撕毁停火协议，内战重新爆发。至此，军政府只得在1996年放弃了制宪大会计划，并于次年改组为“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1990年代的两次政权移交均告失败，表面上的原因在于，以民盟为首的反对派不愿接受妥协，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军队所致力的国家建设的基础依旧薄弱。
　　第三次政权移交的尝试开启于2003年。军政府宣布了分步走的民主路线图，又一次召集制宪大会。民盟为了抗议自己的领袖被软禁，对此加以抵制，但参与的少数民族派别相较前两次则更广泛。2004年，军队集团内部发生了一次严重内讧，前军事情报局局长、现任总理纽钦被清洗。纽钦享有自由派的开明声誉，外界一般认为是他主导了这一波转型。然而，在纽钦出局之后，路线图仍然按照原计划推进，这显示军队领导层对于转型所持的基本共识。2008年，新起草的宪法经全民公投通过。这部宪法符合军队的心意，护卫者阶级所设想的特殊地位以及缅甸国家完整性和中央权威的精神均被写入其中，享有制度上的保证，但它也为反对派利用选举控制政权开启了真正的机会窗口，前提是他们尊重军队设定的若干底线。
　　2010年的选举之后，新产生的登盛政府接管了大部分权力，军队则退出日常政治，但保留了涉及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高级政治”领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军人统治之后，军队领导层决意从制度上实现军队和国家的正式分离，或者说顺应时代的大潮流，换一种方式影响政治。只要护卫者阶级所捍卫的国家完整和主权不受到侵害，它乐于看到文人冲到前台去处理实际政务。一些乐观的评论就认为，从2010年后的诸多发展来看，军队试图移交政权的动机是真实的，只要这一转型过程是平稳的、大体可控制的。
　　然而，转型过程决不可能像科学实验那样可控。在军队的政治计算里，11月的选举结果可能就是最坏的情形之一。人心思变，民盟获得压倒性胜利，军队所支持的巩发党在非军队保留席位的选举中一败涂地，很可能无法继续作为一个议会反对党而存在（在最好的情形下，巩发党原本可以像柬埔寨洪森政权所控制的人民党那样，成为军队集团在议会体制下的完美代言人，或者成为缅甸的专业集团党，它虽然无法做到一党主导，但至少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政治整合工具。）或许正是预见到这种前景，不愿意接受政治自杀的巩发党才选择了与反对党民盟接近，试图达成某种幕后交易，从而越出军队大佬容忍的底线，而党主席瑞曼本人，也野心过大，觊觎下一任总统职位，与希望谋求连任的登盛直接碰撞，最终导致他本人在8月被清洗——党内斗争一直存在，只是方式有别。比如在最近执掌以色列政权的内库德集团内，总理内塔尼亚胡排斥挑战者的方法是放逐，他将对手打发到美国去担任大使。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军队集团而言，失去巩发党这一工具后，它的迫切任务就是处理与议会多数党昂山派的关系，并考虑是否重新组建另一个新的政治平台。
　　李琼斯大略描述了自1988年以来军队移交政权的几次尝试。2010年开启的这一轮转型已是第三次，且已经走入一个虽然前景难料、但逆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的关键阶段。它并非如一些评论所称的那样，是无来由的“突然”转型。实际上，同时期内，除了政治转型，缅甸还经历了一场同样深刻的经济转型，从国家主导转向市场经济。在军人集团的设计中，转型应仿照其他东亚先进国家的模式，最终带来一个私人主导的活跃的市场经济。实际结果是，国家/军队控制仍大量存在，并创造出一个裙带关系盛行、日益寡头化的经济。由于缅甸商人和资产阶级的历史性缺失，人们很少在政治舞台上看到他们的角色。大部分政治分析在不考虑这一群体存在的情况下仍然成立。至于缅甸的工农等社会群体，其在政治上则更加破碎、无组织。军队自许是国家的护卫者阶级，而昂山派的真正社会基础在哪里？其仍然有待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