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习近平主政后的外交频率来看，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可以明显感觉到，中国内政和外交已经特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单纯靠内部的改革或简单的对外开放，都不足以推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交采取的是“请进来”和“接轨”战略，只是相当有限地借助外资和技术引进，基本不与外部世界进行深层接触和发生根本性的冲突。在领导层，相信只要经营好国家内部，就能保证自己的快速发展。从经验层面看，这一战略非常有效。最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为中国提供了机会和途径，它在保障中国内部发展的同时提高了中国的外在影响力，中国的利益和西方的利益相当一致。但近年全球产业格局也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地缘政治结构正在重新洗牌，中国的外部拓展也遇到很大的阻力。但若要解决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就必须在全球的层面上进行战略经营，在全球市场和世界政治的意义上设计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中国并没有其他的选择。
　　进入习近平时代之后，领导层意识到这一历史趋势，在自我认知上，开始明确放弃“韬光养晦”策略，采取一种新的外交战略。因此，必须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诉求，对自己的外交目标和价值观，对自己的外交战略有清晰的界定和说明。这是中国所面临的外交任务的内在需求。
　　中国所面临的复杂的外交局面，首先来自于外部的误读。在英文文献中，存在着大量中国正崛起为霸权国家的表述。石之瑜文章认为，这是中国既有的“利益均沾”、“天下观”在英文世界中引起误读的表现。或许中国不应仅仅拘泥于自己单边发展的概念，而应以自制或者让步的方式，发展更为浅显、但也易于在国际战略中打开局面的双边话语。蔡孟翰文章则点出了中国面临的外交局面的另一层原因：中国崛起的理论困境和危机，有其对内部国家体制的认识不足，进而导致了无法构思对外有说服力的崛起战略。
　　严海蓉文章所描绘的中国在非洲所遭遇的误读，正是此一外交处境的注脚。较之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甚或各新兴经济体，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实践只能说是一个蹒跚学步的新来乍到者，努力在各类利益纠葛和文化冲突间找到合适的做法。但面对海外媒体和本地选举政治对中国议题的操控和误读，中国显然应对乏力。
　　因此，若要真正形成“走出去”时代的积极战略，培养起真正与外部认知互相匹配和适应的外交话语，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杨成文章指出，中国外交现在不缺形而上的宏大概念和理论，但实证研究却严重不足。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上，需要相当的物质投入和制度性产品。这就要求相关研究必须克服功利性需求的诱惑，调整既有的粗放型研究路径。只有这样，才能走出自我的利益和价值认知，以坚实的知识基础，建立起健康的大国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