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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城记》的后记中，张柠断言：“现代小说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成长小说，或者是成长受阻的抵抗小说。它们都是在线性物理时间支配下的叙事，同时要为主人公寻找生活的出路，探讨人生的价值。”①说起“成长小说”自然要追溯到德国教育小说（修养小说）或者发展小说（Entwicklungsroman），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三百年间几乎每个德国一流小说家都写过此类长篇小说，歌德的《威廉·麦斯特》（学习时代和漫游时代）无疑是其中代表。用冯至的归纳来说，这种小说不像英国和法国小说那样，描绘出一幅广大的社会图像，或是单纯的故事叙述，而更多表达一个人在内心的发展与外界的遭遇中所演化出来的历史，它探究的是“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外边的社会怎样阻碍了或助长了个人的发展。在社会里偶然与必然、命运与规律织成错综的网，个人在这里边有时把握住自己生活的计划，运转自如，有时却完全变成被动的，失却自主。经过无数不能避免的奋斗、反抗、诱惑、服从、迷途……最后回顾过去的生命，有的是完成了，有的却只是无数破裂的片断”②。也就是说，“成长小说”的底色是一种启蒙叙事，一般而言主人公在一系列经历之后总会获得一种提升，或者有个即便难称完满但至少释然的结局;同时很难说成长小说有什么明确的主旨，就如同艾克曼在回忆歌德多次谈到《威廉·麦斯特》时所说：“这是一部最不易估计的作品，连我自己也很难说有一个打开秘奥的钥匙。人们在寻找他的中心点，这是难事，而且往往导致错误。我倒是认为把一种丰富多彩的生活展现在眼前，这本身就有些价值，用不着有什么明确说出的倾向，倾向毕竟是诉诸概念的。”③不过，歌德还是提示人们可以从该书结尾弗里德里希对威廉的话中寻到一些蛛丝马迹：“我觉得你像基士的儿子扫罗，他外出寻找他父亲的驴，而得到一个王国。”对此，威廉的回答是：“我不懂得一个王国的价值，我只知道，我已获得幸福，这幸福我并配不上，但在这个世界上，谁拿任何东西换这幸福，我也不愿意。”④在歌德那里，有着某种“高高在上的手”给可能会干蠢事、犯错误的普通人以道路的指引，从而使他（她）达至幸福的目标，那个“高高在上的手”显然是对抗宗教的人文主义和启蒙精神。
但是在张柠书写成长故事的时代，对于启蒙叙事的乐观已经不复存在，尤其是对于《三城记》主人公顾明笛这样的80后而言，已经很难存在某种令人信服的、能够提供绝对律令或者道路方向的理念。确切地说，张柠所处的是关于启蒙的“态度的一致性”断裂的时代，在经历了从左翼革命失败到冷战格局瓦解，从形形色色“后学”的流播到多元主义的兴起之后，所有稳固可靠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乌托邦想象失效之后，来自社会结构上端的设计缺乏凝聚性的精神力量而集中于经济与务实操作，这使得民众不得不投身于生活政治之中，在既有观念废墟中冉冉升起而弥散于一切之中的是消费主义和生活美学。应该意识到与90年代的“启蒙后（late）时代”不一样，这是后启蒙（post）时代。所谓“启蒙后时代”意味着无论是启蒙与反启蒙，其思维模式还带有启蒙的整合性预设，“各种主义以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以化约主义的独断，提出一个个自我满足的整全性解决方案”⑤;而后启蒙时代则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不会再有某种先验的价值作为导引，事实上这种思维模式已经被丢弃——这是一个存在主义式的时代，相信存在限于本质，认识论取代了本体论。
精神性的话题在缺乏统摄性观念以及物质主义占主导的后启蒙时代洪流中如果不算格格不入，至少也是无人问津。然而，它又是无法回避的确切存在，就像杨德昌在电影《独立时代》的开头字幕中引用《论语·子路》中的一段话：“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士人（知识分子）设想人们在物质生活与身体娱乐的满足之后自然而然会转向更为高层面的心理与精神探索，甚至天真的想象自己可以施加教化之力。《独立时代》以台北为中心讨论当代復杂社会中人的精神困惑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繁荣和城市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它所提到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母题，也可以说是隐藏在《三城记》背后的终极追问，只是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无法拥有宣称“教之”的自信了。
如何在后启蒙时代书写精神的成长，是张柠所面对的难题，这注定了他笔下的叙述者是一个“苦恼的叙述者”，因为外部社会文化的稳定体系松弛甚至主导性观念也面临危机，而新的价值并没有形成，这同样给叙述世界带来了骚动不安⑥。所以这部小说的主人公顾明笛无论从肉体到精神自始至终都在左支右绌、上下求索，无法安稳地生活在某种环境中，与之相同构的是叙事视角、节奏和密度无法形成一以贯之的秩序。小说在线性时间中展开，主体讲述的是顾明笛从2006年到2011年五年间的生命史。这五年正是中国综合国力增长，以奥运会召开为标志，逐渐崛起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时期，与此同时也是各种思潮与话语彼此争论乃至相互攻讦的意识形态未定之局。个体身处此种语境，无论从肉体到精神都处于急剧变化之中，不可能构成一条统一的情节线，而不得不伴随着纷至沓来的事物与信息而相应作出反应。这种反应很多时候出自本能，在欲图建构主体的同时承受着有时堪称天人交战的痛苦和挣扎。所以张柠采取了通过城市空间拼贴的方式，让顾明笛在上海、北京、广州三城之间游走，经历市民生活、社会媒体、学院生涯和新兴创业的不同社会层面，与一般成长小说不同的是，张柠没有从顾明笛的“学习时代”开始，而是直接让他进入“漫游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夹杂了“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novel）的特点。
可以注意到在不同空间之中，《三城记》的叙述腔调为适应环境所做的改变，随着顾明笛游走的不同空间、城市与生活，叙述者虽然保持了一贯的插话、议论和干涉，但叙述节奏和叙述声音略有不同。第一卷上海的生活被命名为“沙龙”，小说起始就用急速的叙事向前推进，以极大的信息量勾勒出顾家从祖父到当下所经历了的一系列大小历史，这构成了家族史式的宏大开篇，但是到第二节很快就发生了收缩，转变成城市文艺青年的“茶杯中的风暴”：大学毕业分配到父亲曾经工作过的东山公园管理处上班的顾明笛百无聊赖，自修中文并且尝试写作，还与高中文科实验班的同学们组成了一个读书沙龙式的小圈子不定期聚会。这种小资式的生活并没有让这个受过高等教育、充满自我分析乐趣的人满意，因为沙龙中的朋友各有其言不及义、言行不一之处，让他有种无力与疏离感：“顾明笛厌倦了那种几个人报团取暖式的小沙龙，感觉不像年轻人的生活，倒是更有中年绅士气质，甚至濒临老年绅士边缘。”（73页）与张薇祎偶发的性关系以及随之产生的柔情，只是让这个自我反思者更加确信“他确实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去过那种卿卿我我、儿女情长的小日子。他还怀抱着憧憬和希望，想要过一种目的不明的、随性的、混乱的、充满冒险精神的生活”（74页）。这个部分是个人主义自我中心的叙事，涉及关于上海和北京的文化差异，来自叙述者的粗糙类型化陈述，而不是由人物设身处地的经验——外在的、间接的、文本的生活笼罩在肉身生活之上。 叙述者对北京的散文式描述，直到第二卷“世界”中顾明笛辞职奔赴北京后也没有根本改变，在他通过同学万嫣的介绍任职《时报》后两人一起逛街的情节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他对于北京依然是旁观者的议论和游客般的走马观花。走出“小世界”个人的悲欢，投身到“大世界”的万千事物之中，在追求自我完善的顾明笛身上主要体现为通过媒体所提供的广泛机会：去塞罕坝接触到少数民族的质朴，陪同事裴志武去他甘肃武威的家乡顺便调查触及地方企业污染环境问题，从新闻部到文化部体验到“红包新闻”的潜规则……这确实扩展了他的视野，但泥沙俱下涌来的信息和应接不暇的经验来不及反刍，顾明笛和他的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同事们一样带有媒体人的通病，对于社会问题有很多“意见”，却难以构建出建设性的价值观：这一方面如同《时报》主编柳童批评的属于时代青年的“小资情调”通病，另一方面也是未经折磨的理想主义的偏执与幼稚。张柠借助小说人物之口不时对叙述进行干涉：“社会实践比道德理想要复杂得多（220页）。”情节也顺理成章地导向顾明笛无法适应报社工作中的权宜性而受到处分并辞职。在这一卷中，叙述基本上采取的是自然主义风格，对社会的芜杂、龃龉和无奈进行如其本然的扫描。
到第三章“书斋”，顾明笛的考博及学术生涯是作为大学教授的张柠最为熟悉的部分，其叙述由自然主义转为暴露与反讽，很容易让人想到现代文学以来那些有关“学院大厦”的高校题材小说。学术观点的讨论、学院晋升政治、学阀体系和学术组织生态在顾明笛的亲身经历和教授的经验谈中呈现出黑幕小说的意味，加上对于情感问题的迷惘，这一切的精神分裂使得他几乎走上歇斯底里的边缘。高校和导师在这个时候也显露出作为现代性装置的压抑机制，他们合力将顾明笛送进了另一个压抑机制的典型处所——精神病院。进入学院，原本是顾明笛试图接受再教育的尝试，但是高校已经不再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处所，“象牙塔”没有像现代文学初期那样存在着转向“十字街头”的可能，而成为一个“酱缸文化”细致而微的景观。顾明笛所纠结的重大事情“我能做什么？我爱什么人？”无法从中得到解决，毋宁说反倒加深了危机。直到此时，从上海到北京的学生同仁、媒体人、教授基本上属于同一个社会群体和阶层，他们共同构成了顾明笛的小知识分子从行为到观念的牢笼。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打破这种小资产阶级式的局限接触到底层农民工，顾明笛给农民工夜校上课预示了从咖啡馆到城中村的转型可能，但此种尝试同样带有虚妄性质，在现实的农民工与资本家的冲突中，经不起任何实际暴力和利益的冲击。这促使顾明笛不得不从言说走向行动。
张柠在这里重申了“五四”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传统，而象征“民间”的无疑是区别于上海与北京的广州，顾明笛顺理成章地南下到前《时报》同事施越北在广州开创的新媒体公司。广州在城市类型学的意义上，被描述为“礼失求诸野”兼具世俗性和前沿性的存在。前两个城市日常中难以意识到的残忍与压抑给精神敏感的顾明笛所造成的戕伤，在这里通过工作实践找到了心理治疗，并且在互助与体恤中收获了劳雨燕情感的慰藉。追随情感的冲动，顾明笛赶到了河北新興开发的安新县，从而开启了立足乡土、建设新农村的愿景，这无疑是理想化的设置，但这种理想主义也只是在萌芽之中，因为他同时也面临着是否要再次北上与同事发展新媒体事业的抉择。小说终结于这个未定之局，落脚的基点则是兄弟之情与朋友之谊。
从顾明笛在不同城市空间中漫游的情节来看，这是一场未曾终结也不可能终结的旅程，这个小说是一部无法给出结局的小说。成长小说所需要的“高高在上的手”并不是外部的指引，而置换为来自主人公内在的道德律令和自觉。小说中唯一一个可能充当外部指引的人物是“乌先生”，这位博古通今的隐士确实是理想人物，但跟他的名字一样，只是一个乌有的存在，并且在叙事中很快退隐，并没有在顾明笛每次面临“决断”时发挥重要作用——这个带有精神封闭性的个体与外部象征秩序之间互不兼容，被迫进行不由自主的选择。而读者也会注意到尽管有着曲折起伏的遭际，顾明笛也几乎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长，他在开除/辞职、迷惘/医疗、爱情/创业的几次阶段性人生节点上，与其说在肉体与精神上获得了改变，莫如说更多来自漫游中的一次次被拒斥，来自他那过于喧嚣的精神世界的内在发展。他的顽固心性自始至终也并没有太多改变。小说第四卷“民间”中有一个情节是施越北带着朋友们吃完饭去按摩、唱歌，顾明笛被歌厅中陪酒小姐的说辞所打动掏钱给她，劝她不要再从事这种陪酒卖笑的生涯，并且因此与施越北发生巨大的冲突。这个时候顾明笛已经三十多岁，在报社工作过、经历过许多事情，但依然显示出丝毫不懂社会人情世故的模样，他的“救风尘”式的举动不过是一种小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滥情与幼稚，而不是纯真与理想主义。
个人在身体发育或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时刻，比如出生、青春期或死亡这样从生命或社会地位的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都会存在生命转折仪式（life-crisis rituals），顾明笛的五年北上南下、社会内外的生活始终处于漫长而延宕的青春期。用人类学的通过仪式理论来说，他的经历始终处于“阈限”阶段，也即过渡阶段。如同特纳简明扼要的概括：“范·杰内普已经阐明，所有的通过仪式或‘转换仪式’都有着标识性的三个阶段：分离（separation）阶段、边缘（margin）阶段[或叫阈限阶段，阈限（limen）这个词在拉丁文中有‘门槛’的意思]以及聚合（aggregation）阶段。第一个阶段（分离阶段包含带有象征意义的行为，表现个人或群体从原有的处境——社会结构里先前所固定的位置，或整体的一种文化状态（称为“旧有形式”），或二者兼有——之中‘分离出去’的行为。而在介乎二者之间的‘阈限’时期里，仪式主体[被称作‘通过者’（passenger）]的特征并不清晰;……在第三个阶段（重新聚合或重新并入的阶段），通过过程就圆满地完成了。仪式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重新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状态，并且还因此获得了（相对于其他人的）明确定义、‘结构性’类型的权利和义务。”⑦如果将顾明笛的成长视为一个通过仪式，他一次次地从旧有状态中分离出来，却又无法形成新的聚合，这使得他始终处于动荡不安的移动当中。完成通过仪式获得成长，意味着“不管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里，我们都彼此关联。我们自己的‘重要时刻’，也同样是他人的‘重要时刻’”⑧，也即需要将个人与更广范围的他人结合起来，与新近接触的社会群体及其文化相协商并融合，而顾明笛所显示出来的则是每次都是与新群体及其文化的疏离，从心理学上来说仍然处于将复杂事物简化的叛逆期。 事实上，顾明笛的经历体现出我们时代一个根本性症候：过于丰盛的经验和过于理性的个体难以与他人连接成真正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流动的现代性”场景，个体因为间接经验（教育和知识）的丰富而变得富于理性而缺乏肉身的激情，这使他更倾向于以犬儒主义和愤世嫉俗的态度来应对接踵而至、披拂而来的无数新奇陌生经验。他在纷繁复杂的身份变化中难以形成任何根深蒂固的忠诚认同，无论是小公务员、记者、学者还是公司职员，而他与所遇到的人所结成的小型共同体，比如读书沙龙小组、《时报》记者同事、博士同门、公司团队，也都是“短暂多变、‘方向单一’（single-aspect）或‘目标单一’（single-purpose）的。它们的生命区间是短狭的，然而又充满嘈杂和狂暴激烈”⑨。用鲍曼的话来说，这是匮乏“共同奋斗目标”（common cause）的“衣帽间式的”“表演会式”的共同体，它们只是需要一个舞台，“一个公开展示的场面，来吸引在其他方面毫不相干的个体的潜伏着的相似兴趣，并因而当其他兴趣——这些不同的兴趣，在把他们分开，而不是把他们聚合起来——暂时地被压制起来或被搁置到一边时，能在一段时间里，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公开表演的场面，作为衣帽间式共同体短暂存在的一个场合，并不会将个体的关注溶汇成‘团体兴趣’;这些个体的关注，也并不会通过被汇聚在一起，而获得一个新的属性，而且这一表演场面所造成的这种错觉和假象，也并不会比对表演的兴奋激动持续的事件要长久得多”⑩。顾明笛所遇到的所有人几乎都可以视为他的过客，他们短暂的相遇和共事，因为缺乏“共同奋斗目标”，而不过是一群个人的随机排列组合。尽管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其中许多人似乎成为他可以寻求帮助和关键时刻依靠的朋友，但他们之间在观念与认知中并不相同，许多时候甚至会发生极端的冲突，维系着关系的不过是脆弱的情感（友情）。
同时，顾明笛在漫游过程所接触到的海量信息与经验，很轻易地被他以单一的态度与方式处理，这并不能显示出个体的主体性，而只是心灵封闭的表征。不能融入个体内部的经验只是无意义的盲动和刺激，这便是顾明笛所经历着的事实。小说中写到他与三个女人不同的性经历颇值得注意，显示经验与理性会使得个体愈加无视肉身感受与体验，而转移到纯粹观念性的领域。性这个原本被赋予解放与革命潜能，带有通过仪式意味的行为，在小说中被处理得轻描淡写，这可能正是顾明笛这样一代人对于性的实际态度。
他在小說中的第一次性行为（这并不是说他此前没有性经验）是与读书沙龙的同学张薇祎在一次聚会后因为回家晚偶然发生的，事后两个人都没有觉得这是多么不平常的事情。小说没有直接描写，只是在张薇祎离开、顾明笛醒来时的回想中：“昨天晚上整个过程，就像最温柔体贴、最高效的妈妈给孩子换纸尿布一样，准确、有力、快捷、舒适，没有任何耽搁和拖延。”（18页）当他无须面对另一个肉体时，“回忆中的情景弥漫在他身边，无须任何回报：爱抚、羞涩、感谢、愧疚、甜言蜜语、海誓山盟”。第二次是在读博时候被离异的师姐何鸢诱惑，文字也极为精省：“两人云行雨施，山藏海纳，这让顾明笛感慨万千，久久难以忘怀。”（309页）肉体的快乐让他有短暂的迷恋，但是成年女人在激情过后很快就恢复理性，他在再次求欢无果后，也就放弃了。顾明笛对于这两个女人甚至都没有头脑中的爱情，更遑论心灵中的爱情，他只是将她们作为文化分析和精神解剖的对象。他的第三个女人是劳雨燕，小说当然也没有写他们的性爱，而是通过写劳雨燕的意外怀孕两人去做人流（450-451页），读者才知道他们没有确定爱情之前就开始同居。性和爱的分离，当然映射出“浪漫爱”在当代退隐的现实，但这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主人公行事过程中对于情感的态度：个体在无法定型的认同和流动的身份中，所能寻求的似乎只是情感的救赎，而这最后的救赎因为内在激情的退却，也要放在观念的分析之中。这种沉浸于个人的观念里恰恰是缺乏行动力的体现，尽管在给农民工上课和立足乡土创业的构想中隐含着脚踏实地的实践意味，但旋即前者被证明无效，后者则遭到来自朋友们北上创业的诱惑。
所以，《三城记》并没有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呈现出80后一代的生存与生活状态，并进而对青春叙事进行盘点。它通过主观设定的模式对生活进行萃取，客观上显示了后启蒙时代成长叙事和主体性建构的不可能。事实上，在以80后为主体的“青春文学”那里，成长的主题就已经被放逐了，沉浸在个人、内心、欲望和情感中的青年无法与外界进行互动，同时“青年”在主流文学中也被化约为城市青年。在70后的小镇叙事中，青年的范围才有所扩展，但很大程度上又陷入“失败者”的面相之中，外在社会成为伤害的来源和根源。在描写底层青年的当代故事中，比如《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个人的悲惨遭遇更像是来自命运诅咒的象征性寓言，那个倒霉的主人公性格固化、同样没有从经历中获得成长。那么，青年还有没有可能成长，如何成长？
回到《三城记》来看，我们会发现，这同样是一个青春叙事，因为它是排除中老年的。顾明笛基本上在与同龄人的共事、交往、冲突中行事，周围的父母、乌先生、导师朱志皓、劳雨燕的父母都是面目模糊的人，他与所有这些人都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互动。一个事物的意义必须要参考它所无视和遮蔽的整个体系才能真正确立：青年的意义需要从被他们所放逐和鄙视的中老年那里才能得以全面理解，后者构成了整体性的压抑环境。没有互动的他人投射出的是顾明笛对他人的无动于衷，虽然在某些时候表现出对他人的关心（比如对陪酒女的同情和教诲），但那不过是他的自我抒情与表演。张柠几乎全方位地展示了一个时代青年所可能遭遇的各种命运以及他们在各种遭遇中所无法完成的自我建构。那么，是否我们时代的青年就只能如同“刺激—反应”一样随波逐流、随遇而安呢？这是后启蒙时代的一个关键性命题，顾明笛在经历了漫游阶段之后，如何实现自我？也即歌德在构想《威廉·麦斯特》时只写了学习时代、漫游时代，还有一个最终成熟的阶段——为师时代——没有完成。从文化史上来说，这隐喻了未竟的启蒙事业，同时也暗示了启蒙的内在缺陷：启蒙不可能靠知识者独自完成，也不会是纯然思辨与观念的事业，它必然要走向知识者与广阔的他者群体的联合，以及从理论到实践、从观念到行动的跃升。
乌先生在最初与顾明笛的讨论中就提到“行动哲学”，建议他走出“自我”，接触世俗事物，行动起来。顾明笛也正是在这个感召中辞职离开了上海，在北京、广州兜兜转转走了一圈之后，他的旅途尚未完成，还有待继续。也许，多年后他再次回到上海，能够坦然面对曾经感受的困惑与焦灼，才是漫游时代的结束，也才能体现出后启蒙时代对于启蒙的推进。
【注释】
①张柠：《三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第463页。后文只随文标注页码。
②冯至：《译本序》，见《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冯至、姚可昆译，收入《歌德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第2页。
③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1823-1832年）》，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62页。
④歌德：《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冯至、姚可昆译，见《歌德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第578-579页。
⑤许纪霖等著：《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第18-19页。
⑥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第1-2页。
⑦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94-95页。
⑧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商务印书馆，2006，第7页。
⑨⑩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第310、311页。
（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但是在张柠书写成长故事的时代，对于启蒙叙事的乐观已经不复存在，尤其是对于《三城记》主人公顾明笛这样的80后而言，已经很难存在某种令人信服的、能够提供绝对律令或者道路方向的理念。确切地说，张柠所处的是关于启蒙的“态度的一致性”断裂的时代，在经历了从左翼革命失败到冷战格局瓦解，从形形色色“后学”的流播到多元主义的兴起之后，所有稳固可靠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乌托邦想象失效之后，来自社会结构上端的设计缺乏凝聚性的精神力量而集中于经济与务实操作，这使得民众不得不投身于生活政治之中，在既有观念废墟中冉冉升起而弥散于一切之中的是消费主义和生活美学。应该意识到与90年代的“启蒙后（late）时代”不一样，这是后启蒙（post）时代。所谓“启蒙后时代”意味着无论是启蒙与反启蒙，其思维模式还带有启蒙的整合性预设，“各种主义以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以化约主义的独断，提出一个个自我满足的整全性解决方案”⑤;而后启蒙时代则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不会再有某种先验的价值作为导引，事实上这种思维模式已经被丢弃——这是一个存在主义式的时代，相信存在限于本质，认识论取代了本体论。
精神性的话题在缺乏统摄性观念以及物质主义占主导的后启蒙时代洪流中如果不算格格不入，至少也是无人问津。然而，它又是无法回避的确切存在，就像杨德昌在电影《独立时代》的开头字幕中引用《论语·子路》中的一段话：“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士人（知识分子）设想人们在物质生活与身体娱乐的满足之后自然而然会转向更为高层面的心理与精神探索，甚至天真的想象自己可以施加教化之力。《独立时代》以台北为中心讨论当代復杂社会中人的精神困惑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繁荣和城市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它所提到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母题，也可以说是隐藏在《三城记》背后的终极追问，只是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无法拥有宣称“教之”的自信了。
如何在后启蒙时代书写精神的成长，是张柠所面对的难题，这注定了他笔下的叙述者是一个“苦恼的叙述者”，因为外部社会文化的稳定体系松弛甚至主导性观念也面临危机，而新的价值并没有形成，这同样给叙述世界带来了骚动不安⑥。所以这部小说的主人公顾明笛无论从肉体到精神自始至终都在左支右绌、上下求索，无法安稳地生活在某种环境中，与之相同构的是叙事视角、节奏和密度无法形成一以贯之的秩序。小说在线性时间中展开，主体讲述的是顾明笛从2006年到2011年五年间的生命史。这五年正是中国综合国力增长，以奥运会召开为标志，逐渐崛起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时期，与此同时也是各种思潮与话语彼此争论乃至相互攻讦的意识形态未定之局。个体身处此种语境，无论从肉体到精神都处于急剧变化之中，不可能构成一条统一的情节线，而不得不伴随着纷至沓来的事物与信息而相应作出反应。这种反应很多时候出自本能，在欲图建构主体的同时承受着有时堪称天人交战的痛苦和挣扎。所以张柠采取了通过城市空间拼贴的方式，让顾明笛在上海、北京、广州三城之间游走，经历市民生活、社会媒体、学院生涯和新兴创业的不同社会层面，与一般成长小说不同的是，张柠没有从顾明笛的“学习时代”开始，而是直接让他进入“漫游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夹杂了“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novel）的特点。
可以注意到在不同空间之中，《三城记》的叙述腔调为适应环境所做的改变，随着顾明笛游走的不同空间、城市与生活，叙述者虽然保持了一贯的插话、议论和干涉，但叙述节奏和叙述声音略有不同。第一卷上海的生活被命名为“沙龙”，小说起始就用急速的叙事向前推进，以极大的信息量勾勒出顾家从祖父到当下所经历了的一系列大小历史，这构成了家族史式的宏大开篇，但是到第二节很快就发生了收缩，转变成城市文艺青年的“茶杯中的风暴”：大学毕业分配到父亲曾经工作过的东山公园管理处上班的顾明笛百无聊赖，自修中文并且尝试写作，还与高中文科实验班的同学们组成了一个读书沙龙式的小圈子不定期聚会。这种小资式的生活并没有让这个受过高等教育、充满自我分析乐趣的人满意，因为沙龙中的朋友各有其言不及义、言行不一之处，让他有种无力与疏离感：“顾明笛厌倦了那种几个人报团取暖式的小沙龙，感觉不像年轻人的生活，倒是更有中年绅士气质，甚至濒临老年绅士边缘。”（73页）与张薇祎偶发的性关系以及随之产生的柔情，只是让这个自我反思者更加确信“他确实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去过那种卿卿我我、儿女情长的小日子。他还怀抱着憧憬和希望，想要过一种目的不明的、随性的、混乱的、充满冒险精神的生活”（74页）。这个部分是个人主义自我中心的叙事，涉及关于上海和北京的文化差异，来自叙述者的粗糙类型化陈述，而不是由人物设身处地的经验——外在的、间接的、文本的生活笼罩在肉身生活之上。 叙述者对北京的散文式描述，直到第二卷“世界”中顾明笛辞职奔赴北京后也没有根本改变，在他通过同学万嫣的介绍任职《时报》后两人一起逛街的情节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他对于北京依然是旁观者的议论和游客般的走马观花。走出“小世界”个人的悲欢，投身到“大世界”的万千事物之中，在追求自我完善的顾明笛身上主要体现为通过媒体所提供的广泛机会：去塞罕坝接触到少数民族的质朴，陪同事裴志武去他甘肃武威的家乡顺便调查触及地方企业污染环境问题，从新闻部到文化部体验到“红包新闻”的潜规则……这确实扩展了他的视野，但泥沙俱下涌来的信息和应接不暇的经验来不及反刍，顾明笛和他的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同事们一样带有媒体人的通病，对于社会问题有很多“意见”，却难以构建出建设性的价值观：这一方面如同《时报》主编柳童批评的属于时代青年的“小资情调”通病，另一方面也是未经折磨的理想主义的偏执与幼稚。张柠借助小说人物之口不时对叙述进行干涉：“社会实践比道德理想要复杂得多（220页）。”情节也顺理成章地导向顾明笛无法适应报社工作中的权宜性而受到处分并辞职。在这一卷中，叙述基本上采取的是自然主义风格，对社会的芜杂、龃龉和无奈进行如其本然的扫描。
到第三章“书斋”，顾明笛的考博及学术生涯是作为大学教授的张柠最为熟悉的部分，其叙述由自然主义转为暴露与反讽，很容易让人想到现代文学以来那些有关“学院大厦”的高校题材小说。学术观点的讨论、学院晋升政治、学阀体系和学术组织生态在顾明笛的亲身经历和教授的经验谈中呈现出黑幕小说的意味，加上对于情感问题的迷惘，这一切的精神分裂使得他几乎走上歇斯底里的边缘。高校和导师在这个时候也显露出作为现代性装置的压抑机制，他们合力将顾明笛送进了另一个压抑机制的典型处所——精神病院。进入学院，原本是顾明笛试图接受再教育的尝试，但是高校已经不再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处所，“象牙塔”没有像现代文学初期那样存在着转向“十字街头”的可能，而成为一个“酱缸文化”细致而微的景观。顾明笛所纠结的重大事情“我能做什么？我爱什么人？”无法从中得到解决，毋宁说反倒加深了危机。直到此时，从上海到北京的学生同仁、媒体人、教授基本上属于同一个社会群体和阶层，他们共同构成了顾明笛的小知识分子从行为到观念的牢笼。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打破这种小资产阶级式的局限接触到底层农民工，顾明笛给农民工夜校上课预示了从咖啡馆到城中村的转型可能，但此种尝试同样带有虚妄性质，在现实的农民工与资本家的冲突中，经不起任何实际暴力和利益的冲击。这促使顾明笛不得不从言说走向行动。
张柠在这里重申了“五四”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传统，而象征“民间”的无疑是区别于上海与北京的广州，顾明笛顺理成章地南下到前《时报》同事施越北在广州开创的新媒体公司。广州在城市类型学的意义上，被描述为“礼失求诸野”兼具世俗性和前沿性的存在。前两个城市日常中难以意识到的残忍与压抑给精神敏感的顾明笛所造成的戕伤，在这里通过工作实践找到了心理治疗，并且在互助与体恤中收获了劳雨燕情感的慰藉。追随情感的冲动，顾明笛赶到了河北新興开发的安新县，从而开启了立足乡土、建设新农村的愿景，这无疑是理想化的设置，但这种理想主义也只是在萌芽之中，因为他同时也面临着是否要再次北上与同事发展新媒体事业的抉择。小说终结于这个未定之局，落脚的基点则是兄弟之情与朋友之谊。
从顾明笛在不同城市空间中漫游的情节来看，这是一场未曾终结也不可能终结的旅程，这个小说是一部无法给出结局的小说。成长小说所需要的“高高在上的手”并不是外部的指引，而置换为来自主人公内在的道德律令和自觉。小说中唯一一个可能充当外部指引的人物是“乌先生”，这位博古通今的隐士确实是理想人物，但跟他的名字一样，只是一个乌有的存在，并且在叙事中很快退隐，并没有在顾明笛每次面临“决断”时发挥重要作用——这个带有精神封闭性的个体与外部象征秩序之间互不兼容，被迫进行不由自主的选择。而读者也会注意到尽管有着曲折起伏的遭际，顾明笛也几乎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长，他在开除/辞职、迷惘/医疗、爱情/创业的几次阶段性人生节点上，与其说在肉体与精神上获得了改变，莫如说更多来自漫游中的一次次被拒斥，来自他那过于喧嚣的精神世界的内在发展。他的顽固心性自始至终也并没有太多改变。小说第四卷“民间”中有一个情节是施越北带着朋友们吃完饭去按摩、唱歌，顾明笛被歌厅中陪酒小姐的说辞所打动掏钱给她，劝她不要再从事这种陪酒卖笑的生涯，并且因此与施越北发生巨大的冲突。这个时候顾明笛已经三十多岁，在报社工作过、经历过许多事情，但依然显示出丝毫不懂社会人情世故的模样，他的“救风尘”式的举动不过是一种小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滥情与幼稚，而不是纯真与理想主义。
个人在身体发育或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时刻，比如出生、青春期或死亡这样从生命或社会地位的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都会存在生命转折仪式（life-crisis rituals），顾明笛的五年北上南下、社会内外的生活始终处于漫长而延宕的青春期。用人类学的通过仪式理论来说，他的经历始终处于“阈限”阶段，也即过渡阶段。如同特纳简明扼要的概括：“范·杰内普已经阐明，所有的通过仪式或‘转换仪式’都有着标识性的三个阶段：分离（separation）阶段、边缘（margin）阶段[或叫阈限阶段，阈限（limen）这个词在拉丁文中有‘门槛’的意思]以及聚合（aggregation）阶段。第一个阶段（分离阶段包含带有象征意义的行为，表现个人或群体从原有的处境——社会结构里先前所固定的位置，或整体的一种文化状态（称为“旧有形式”），或二者兼有——之中‘分离出去’的行为。而在介乎二者之间的‘阈限’时期里，仪式主体[被称作‘通过者’（passenger）]的特征并不清晰;……在第三个阶段（重新聚合或重新并入的阶段），通过过程就圆满地完成了。仪式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重新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状态，并且还因此获得了（相对于其他人的）明确定义、‘结构性’类型的权利和义务。”⑦如果将顾明笛的成长视为一个通过仪式，他一次次地从旧有状态中分离出来，却又无法形成新的聚合，这使得他始终处于动荡不安的移动当中。完成通过仪式获得成长，意味着“不管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里，我们都彼此关联。我们自己的‘重要时刻’，也同样是他人的‘重要时刻’”⑧，也即需要将个人与更广范围的他人结合起来，与新近接触的社会群体及其文化相协商并融合，而顾明笛所显示出来的则是每次都是与新群体及其文化的疏离，从心理学上来说仍然处于将复杂事物简化的叛逆期。 事实上，顾明笛的经历体现出我们时代一个根本性症候：过于丰盛的经验和过于理性的个体难以与他人连接成真正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流动的现代性”场景，个体因为间接经验（教育和知识）的丰富而变得富于理性而缺乏肉身的激情，这使他更倾向于以犬儒主义和愤世嫉俗的态度来应对接踵而至、披拂而来的无数新奇陌生经验。他在纷繁复杂的身份变化中难以形成任何根深蒂固的忠诚认同，无论是小公务员、记者、学者还是公司职员，而他与所遇到的人所结成的小型共同体，比如读书沙龙小组、《时报》记者同事、博士同门、公司团队，也都是“短暂多变、‘方向单一’（single-aspect）或‘目标单一’（single-purpose）的。它们的生命区间是短狭的，然而又充满嘈杂和狂暴激烈”⑨。用鲍曼的话来说，这是匮乏“共同奋斗目标”（common cause）的“衣帽间式的”“表演会式”的共同体，它们只是需要一个舞台，“一个公开展示的场面，来吸引在其他方面毫不相干的个体的潜伏着的相似兴趣，并因而当其他兴趣——这些不同的兴趣，在把他们分开，而不是把他们聚合起来——暂时地被压制起来或被搁置到一边时，能在一段时间里，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公开表演的场面，作为衣帽间式共同体短暂存在的一个场合，并不会将个体的关注溶汇成‘团体兴趣’;这些个体的关注，也并不会通过被汇聚在一起，而获得一个新的属性，而且这一表演场面所造成的这种错觉和假象，也并不会比对表演的兴奋激动持续的事件要长久得多”⑩。顾明笛所遇到的所有人几乎都可以视为他的过客，他们短暂的相遇和共事，因为缺乏“共同奋斗目标”，而不过是一群个人的随机排列组合。尽管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其中许多人似乎成为他可以寻求帮助和关键时刻依靠的朋友，但他们之间在观念与认知中并不相同，许多时候甚至会发生极端的冲突，维系着关系的不过是脆弱的情感（友情）。
同时，顾明笛在漫游过程所接触到的海量信息与经验，很轻易地被他以单一的态度与方式处理，这并不能显示出个体的主体性，而只是心灵封闭的表征。不能融入个体内部的经验只是无意义的盲动和刺激，这便是顾明笛所经历着的事实。小说中写到他与三个女人不同的性经历颇值得注意，显示经验与理性会使得个体愈加无视肉身感受与体验，而转移到纯粹观念性的领域。性这个原本被赋予解放与革命潜能，带有通过仪式意味的行为，在小说中被处理得轻描淡写，这可能正是顾明笛这样一代人对于性的实际态度。
他在小說中的第一次性行为（这并不是说他此前没有性经验）是与读书沙龙的同学张薇祎在一次聚会后因为回家晚偶然发生的，事后两个人都没有觉得这是多么不平常的事情。小说没有直接描写，只是在张薇祎离开、顾明笛醒来时的回想中：“昨天晚上整个过程，就像最温柔体贴、最高效的妈妈给孩子换纸尿布一样，准确、有力、快捷、舒适，没有任何耽搁和拖延。”（18页）当他无须面对另一个肉体时，“回忆中的情景弥漫在他身边，无须任何回报：爱抚、羞涩、感谢、愧疚、甜言蜜语、海誓山盟”。第二次是在读博时候被离异的师姐何鸢诱惑，文字也极为精省：“两人云行雨施，山藏海纳，这让顾明笛感慨万千，久久难以忘怀。”（309页）肉体的快乐让他有短暂的迷恋，但是成年女人在激情过后很快就恢复理性，他在再次求欢无果后，也就放弃了。顾明笛对于这两个女人甚至都没有头脑中的爱情，更遑论心灵中的爱情，他只是将她们作为文化分析和精神解剖的对象。他的第三个女人是劳雨燕，小说当然也没有写他们的性爱，而是通过写劳雨燕的意外怀孕两人去做人流（450-451页），读者才知道他们没有确定爱情之前就开始同居。性和爱的分离，当然映射出“浪漫爱”在当代退隐的现实，但这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主人公行事过程中对于情感的态度：个体在无法定型的认同和流动的身份中，所能寻求的似乎只是情感的救赎，而这最后的救赎因为内在激情的退却，也要放在观念的分析之中。这种沉浸于个人的观念里恰恰是缺乏行动力的体现，尽管在给农民工上课和立足乡土创业的构想中隐含着脚踏实地的实践意味，但旋即前者被证明无效，后者则遭到来自朋友们北上创业的诱惑。
所以，《三城记》并没有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呈现出80后一代的生存与生活状态，并进而对青春叙事进行盘点。它通过主观设定的模式对生活进行萃取，客观上显示了后启蒙时代成长叙事和主体性建构的不可能。事实上，在以80后为主体的“青春文学”那里，成长的主题就已经被放逐了，沉浸在个人、内心、欲望和情感中的青年无法与外界进行互动，同时“青年”在主流文学中也被化约为城市青年。在70后的小镇叙事中，青年的范围才有所扩展，但很大程度上又陷入“失败者”的面相之中，外在社会成为伤害的来源和根源。在描写底层青年的当代故事中，比如《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个人的悲惨遭遇更像是来自命运诅咒的象征性寓言，那个倒霉的主人公性格固化、同样没有从经历中获得成长。那么，青年还有没有可能成长，如何成长？
回到《三城记》来看，我们会发现，这同样是一个青春叙事，因为它是排除中老年的。顾明笛基本上在与同龄人的共事、交往、冲突中行事，周围的父母、乌先生、导师朱志皓、劳雨燕的父母都是面目模糊的人，他与所有这些人都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互动。一个事物的意义必须要参考它所无视和遮蔽的整个体系才能真正确立：青年的意义需要从被他们所放逐和鄙视的中老年那里才能得以全面理解，后者构成了整体性的压抑环境。没有互动的他人投射出的是顾明笛对他人的无动于衷，虽然在某些时候表现出对他人的关心（比如对陪酒女的同情和教诲），但那不过是他的自我抒情与表演。张柠几乎全方位地展示了一个时代青年所可能遭遇的各种命运以及他们在各种遭遇中所无法完成的自我建构。那么，是否我们时代的青年就只能如同“刺激—反应”一样随波逐流、随遇而安呢？这是后启蒙时代的一个关键性命题，顾明笛在经历了漫游阶段之后，如何实现自我？也即歌德在构想《威廉·麦斯特》时只写了学习时代、漫游时代，还有一个最终成熟的阶段——为师时代——没有完成。从文化史上来说，这隐喻了未竟的启蒙事业，同时也暗示了启蒙的内在缺陷：启蒙不可能靠知识者独自完成，也不会是纯然思辨与观念的事业，它必然要走向知识者与广阔的他者群体的联合，以及从理论到实践、从观念到行动的跃升。
乌先生在最初与顾明笛的讨论中就提到“行动哲学”，建议他走出“自我”，接触世俗事物，行动起来。顾明笛也正是在这个感召中辞职离开了上海，在北京、广州兜兜转转走了一圈之后，他的旅途尚未完成，还有待继续。也许，多年后他再次回到上海，能够坦然面对曾经感受的困惑与焦灼，才是漫游时代的结束，也才能体现出后启蒙时代对于启蒙的推进。
【注释】
①张柠：《三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第463页。后文只随文标注页码。
②冯至：《译本序》，见《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冯至、姚可昆译，收入《歌德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第2页。
③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1823-1832年）》，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62页。
④歌德：《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冯至、姚可昆译，见《歌德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第578-579页。
⑤许纪霖等著：《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第18-19页。
⑥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第1-2页。
⑦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94-95页。
⑧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商务印书馆，2006，第7页。
⑨⑩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第310、311页。
（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