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女英雄江姐——革命烈士江竹筠的儿子彭云，曾经一度是江姐女友王珍如的“私生子”，在王珍如不顾屈辱的精心呵护下，襁褓中的彭云度过了白色恐怖岁月里最艰难的一段时光。
　　
　　王珍如的命运是这样开始与江姐联系在一起的：1944年春的一天，江姐从重庆撤离到成都后，来到四川省驿运处找她从小到大的挚友何理立。不巧，何理立到城里亲友家过周末去了。王珍如与何理立一起工作，又同居一室，就非常热情地安排了乍到成都的江姐的食宿。两个人就这样偶然结识了。以后，在成都的两年间，她们二人经常在一起，进行党的地下工作，成了志同道合、情同手足的姐妹。
　　1945年夏天，何理立与在重庆三联书店任经理的地下党员仲秋元(解放后长期担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结婚，留在了重庆。江姐也回到重庆与曾经假扮夫妻的彭咏梧正式结成了伉俪，然后回到成都四川大学以学生身份从事学运。春节前的一天，江姐从东门外的四川大学步行十几里来到驿运处王珍如这里，悄悄地对她说：“你把现在的工作辞掉，马上到重庆去工作。”这自然是党组织的决定。1946年早春，王珍如接受任务赶往重庆三联书店从事邮购进步书籍的工作，但是，工作刚刚开展，王珍如就染上了恶性疟疾，组织上只得又安排她暂时回金堂县老家休养。她途经成都看望江姐时，看到江姐在四川大学附近租住的房子里抱着刚出生的儿子彭云“坐月子”。
　　1947年夏天，王珍如在金堂接到秘密通知重返重庆，她渴望快点再次与挚友江姐、何理立并肩战斗。
　　9月初的一天，王珍如刚到白庙子分校报到，突然接到江姐的一封急信，让她立即回重庆相商急事。王珍如匆匆赶到江姐在重庆中信局大厦的家，江姐小声地对她说：“珍姐，我和四哥（彭咏梧）要去下川东组建革命武装根据地了。云儿不能带去，理立的丈夫仲秋元被捕入狱了，不可能带了，只有拜托你把云儿带到白庙子抚养了。万一我和四哥回不来，你就当云儿是你的儿子吧……”
　　王珍如愣了，有些不知所措。又要与江姐分别了吗？她心中万分辛酸。
　　28岁的王珍如此时还是一个大姑娘，她在白庙子分校的聘任表上填的是“未婚”。如今突然抱着个“儿子”来到学校，人们惊奇了：没结婚就有了儿子？私生子吧？
　　流言蜚语纷至沓来。王珍如能说什么呢？她只能苦笑而已。10月10日那天，她索性带着云儿到北碚照了张合影。岂料，此举带来了更大的非难，有人竟然指着她的背脊戳戳点点：“看呐，这大姑娘养了个私生子，还抱着招摇过市照啥子相哩！”王珍如一听，委屈得双腿发软。她什么也不能解释，唯有紧紧地把云儿搂在怀里。
　　1948年春节前的一天，江姐从前线潜回重庆向川东临委汇报工作时，悄悄来到白庙子。云儿已经长高了，江姐感激地说：“珍姐，为云儿的事你受了好多委屈，我和四哥都很过意不去，想把他接走。”王珍如连忙说：“不就是几句烂舌根的话吗？云儿很听话，我也很爱他，我会照看好的。你莫不放心？”江姐摇摇头说：“不是这个意思。你再带着云儿会丢饭碗的，再怎么说，你需要留在这儿工作。”王珍如只得同意了。
　　云儿一被接走，王珍如顿感失落了宝贝似的，她已经从心底里永远割舍不下彭云这个儿子了。岂料，校方依旧以她养“私生子”为名，开除了她。
　　1949年5月，王珍如因特务盯梢而远走广州，辗转到达香港，在三联书店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王珍如在香港呆不住了，迫切想回内地。她与廖沫沙同志同船离开香港，辗转到了北京。1950年被安排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直到这时，她才惊愕地知道：挚友江姐已在几个月前牺牲了。
　　王珍如终于成了家，丈夫是她的同事，前妻去世后留下几个幼小的孩子。1958年，她和丈夫一起带着孩子们南下到了长沙的湖南大学。因为组织关系没有接转的文字依据，王珍如从此只能当图书馆最普通的一名职员，就连她与江姐、彭云母子的关系，也只被视为“江姐家的保姆而已”。
　　直到1980年，已是老太太的王珍如决定北上首都，为自己“说不清楚的历史”讨个“说法”。在北京，她终于见到了何理立等老战友，还惊喜地得悉：几十年日夜思念的云儿的家就在北京。
　　彭云在重庆读完高中，1965年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1970年毕业分配到沈阳，1976年与大学时的同学易小冶结婚，次年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
　　得知彭云时常念叨的“妈妈”王珍如突然出现在北京，易小冶惊喜不已，赶紧带着孩子壮壮去见王珍如。惟一遗憾的是，彭云当时不在北京，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去了。“母子”俩虽然失之交臂，但王珍如的心里仍是难以言语的愉悦。
　　后来，湖南大学给她落实了政策，认定她“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气节”，恢复了她的离休待遇，提高了她的行政级别。
　　（李成双摘自《莫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