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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简历
1935年出生于香港。195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师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奇安，1967年获博士学位，随后跟随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科斯工作，1969年获聘华盛顿大学教授，1982年至今任香港大学教授。
张五常是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1997年，他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一职位是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
久闻楼梯响，今见人下来！
中国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话题，吵了好些年了。年多以来，看似事在必成，找我分析中国入世贸的传媒或机构，数以百计，而最近几个月邀请我讲话或发表意见的，差不多没有世贸之外的兴趣。
我的回应是世贸的分析不容易拿得准。协议的内容没有可靠的阐释，而协议与履行是两回事。网上找到的英文版本是一年多前的。数之不尽的评论文字，都戴着有色眼镜看协议，不值一读。美国克林顿总统是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的。他旗下机构所作的报告或评述，都说中国做了很大的让步，条件是美国占优。反对中国入世贸的，大都是所谓人权支持者。
1993年，美国的人权组织极力反对把中国列入贸易优惠国家，反对与中国贸易。我对弗里德曼（M. Friedman）说：“我不知道人权与贸易扯上什么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若抵制中国贸易，得益的是中国的特权分子，怎样看对中国的人权都没有好处。”弗老同意我的观点，以之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支持对中国贸易开放。
回头说世贸协议的内容，我不仅要读最新的原文，也要看中文的版本。几经查询，得到的回应是中文版要到协议正式开始后才公布，据说是因为北京恐怕事前公布会引起国内的不同意的人的反对声浪。这是道听途说，作不得准，但我认为是可信的。我认为可信是因为美国的舆论说中国做了很大的让步，而好些自以为懂经济的评论说入了世贸中国的失业人数会以千万计。
让步有两个阐释。其一是中国减进口关税，美国不减，因而让也。另一个阐释，是世贸协议指定的中国减进口税，减到尽也不及美国的进口税低。这阐释是说，美国先让步，中国继之，但让来让去也不够人家让得多。至于中国将会因为世贸而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失业，则是胡说八道。转业早就在神州大地迅速发生了，世贸会使转业加速一点。
虽然手头上没有世贸协议的详尽版本，但大致内容我是知道的。作大略的分析，应该不会大错。这篇文章发表时，世贸协议应该公开了。有时间的约束，预先下笔要避免所有细节上的数字：但求大概地对，避免精确地错。
我认为中国加入世贸只有一个重点，那就是协议的履行会迫使中国的特权利益加速瓦解，主要是国营企业的垄断权。1981年我写的一本小书，推断了中国会走向私营（国内称作民营）与自由市场的路。当时我提到中国改革最困难的一关，将会是比较容易垄断的国营企业的特权。
1988年我与弗里德曼畅游中国时，就向他解释中国南方的发展比北方快，主要是因为前者没有后者那么多的庞大国营企业。我们大家都知道国营企业的不济是因为用他人的钱永远不及用自己的钱来得小心谨慎。但我指出国企本身的不济是一回事，要维护自己的不济而阻碍私营的参与竞争，是更重要的一回事了。我当时也指出，香港的商人要在广东的东莞设厂，申请许可只是几天的工夫，但在上海就远为困难。弗老同意我的分析，1988年的中国之行，遇到干部高举国企的优越性时，我们的回应都是一样：既然国企优越，何妨让私营的参与竞争，比赛一下？
那是13年前的事。曾几何时，上海自邓小平于1992年南巡后，突飞猛进。这迫使我在3年多前公开认错，说上海势将超越香港！不相信的朋友，要到上海去走走。事实上，虽然1982年弗里德曼读到我对中国的推断就说我是世界上对中国最乐观的人，今天回顾，当年我怎样也想不到中国的改革会进展得那样快。我当年的推断没有错，但在时间上我说制度的转变是以历史的时间来衡量的，而20年算不上是历史！
是的，无论我怎样批评中国的发展，不管中国大部分的老百姓还是一穷二白，但私下里弗老和我都同意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人类历史的奇迹。1997年在洛杉矶加州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夏保加讲座，我就以《邓小平的伟大改革》为题，申述中国的经验。那次讲话的文稿，在美国两处发表，获得颇大的反响。我批评北京的领导人还是左管右管，对市场运作信心不足，但赞赏他们的清廉意识，佩服他们能成功地压制通货膨胀。我也指出老问题驱之不去：国企的垄断特权怎样处理了？白纸黑字，20年前我认为这将会是中国改革最顽固的障碍。很不幸，今天我还是那样看。
世贸的重点，是无可避免地让外来的压力与国企的特权较量一下。朋友，你要赌的钱放在哪一边？让我从4个行业的角度告诉你吧。
（一） 农 业
农产品要自供自给的经济观点，是250年前的欧洲看法。今天，先进之邦再不那样看（日本“保护”农业，是因为大地主好些是国会议员，要维持高地价。这是日本十多年来经济持续不景的主要原因）。中国放宽农产品进口是正着。不久前我作过大略的估计，今天在中国，工业用地的回报率比农业用地的回报率高出十倍以上。另一方面，我曾多次指出，没有任何供应能比让他人赚钱的供应来得可靠。
虽然中国今天还有农产品自供自给的意识，但我认为这保守意识起不了作用。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农民从来都没有什么垄断特权。其二是某程度上持有土地特权的地方政府，不会维护农业。正相反，地方政府为了经费，要在土地上赚点收入。既然工、商、住用地的回报率比农地的高出那么多，地方政府的选择是不言自明的。
（二） 工 业
工业我只谈汽车工业，若有类同的读者可如此类推。近几年来，中国出产的汽车的质量进步得非常快，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的。不仅外资投产的如是，国产的也如是。世贸之后，进口汽车减税，若今天在中国出产的外来品种的零件及配件的进口税跟着递减，外地出产的汽车进口不会大幅上升。上升的进口只是一些名贵或特别的品种。另一方面，因为中国的劳力实在便宜，其质量看来比墨西哥等地的为高，若干年后，在中国出产的外来品种出口，甚至卖到先进之都，是很可能的事。
困难还是国产的品种。这主要不是国营的问题（国营可以股份私有化），而是国产的在设计与科技两方面都落后于外来的。是外资的多年研究，其所得好些有专利保障。国产的在研究上要急起直追既不容易，也不值得。人家花了巨资发明了的，就用人家的算了。这样，国产汽车若要不被淘汰，其出路是向廉价的、大众化的那个方向走。
中国大陆汽车行业的发展，不选走台湾的路是正着。台湾以奇高的汽车进口税维护台产的汽车，经过那么多年，台产的还是不成气候，到今天香港一辆也没有见过！保护工业会有反结果，这就是例证。
（三） 资讯业
资讯可分通讯、传媒与出版。这三者都有国企的垄断权，非同小可也。通讯说之不通也。在香港打个电话到深圳，其费用比打到美国高出好几倍！打到上海或北京更不用说了。这个与现代化脱了节的现象，显然是国企垄断的结果。
我认为在世贸之后，通讯垄断不容易守得住。外资参进越多，需求廉价通讯的压力越大。北京的执政者不可能不知道，通讯费用若能大幅度地下降，对工商业的发展很重要。他们也应该知道通讯费用下降所带来的其它收益，会远比通讯的垄断收益为高。
传媒方面虽然最近大陆的电视对外资的参与明显地开放了一点，但那里报章的广告收费，比香港的高出4倍。这是牌照管制的结果。
出版行业与传媒类同。外资不能在国内办出版社，是维护特权所致。我很怀疑是要控制言论所以不让外人搞出版的说法。我不相信某北京出版社说我的书要经北京有关部门的批准才能在大陆出版。我的书根本不重要，而大陆每天出版的书无数，有关部门不会给我那样大的面子，花时间去审阅我的书。
（四） 金融业
我认为金融业的转变或不转变将会是整个世贸协议的重心所在，虽然在协议中金融问题不是重点。我的观点有如下的论据。第一，金融业的开放是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成败得失的关键。第二，这行业的垄断特权庞大，也最顽固。有关国家货币的事，其重要性怎会不自成一家？第三，外资的参进永远看着外汇的兑换与进出口为一项重要的指标。我因此认为世贸协议所带来的压力与垄断特权的抗拒，会在金融这个行业上争持得最激烈。
且让我先说一个大前提。中国是一个占有世界1/5强的人口的国家。若要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中国不能没有一个国际性的金融中心。这金融中心的一个必需条件是不能有外汇管制。那是说，外汇要可以自由兑换，自由进出口。但没有外汇管制只是必需的，并不足够。还需要的是让外国的银行、股票经纪、投资顾问等到中国自由做生意。这一切与今天中国所容许的相去甚远。
回头说世贸协议的内容，外汇管制的问题并没有提及。13年前北京的看法是要尽早解除外汇管制，但后来只是放宽了一点。去年又说于年底会有新例再放宽。但总结来说我的印象是到今天还是只闻楼梯响。就是6个月前，北京的朋友还在对我说10多年前我听到的话：解除汇管时机未到，中国有特别的情况，外人不明白。10多年前我的回应是汇管是为维护特权而设，今天我还是这样看。
协助中国的金融发展，世贸协议中只有一项非常重要。那就是让外资银行在中国做人民币的生意:两年后可与中国企业进行人民币业务；5年后可与中国人民进行人民币业务；地方的限制也将会放宽。
目前在中国可做人民币生意的银行，全部是国营的。撇开国营的效率问题不谈，外资的银行若参与竞争，在三方面会有很大的优越性。其一是一般而言，外资银行的财力比较稳健，顾客会较有信心。其二是外资银行在保密上比较可靠，这对顾客是重要的。其三是外资银行有国际联系，客户存款的调动比较容易地有跨国之能。
银行这个行业，一般而言，是顾客要转户易如反掌，而若对某银行较有信心，或认为资金的调动较为方便，他们取舍的决定只是分秒之间。一些国企银行，例如中国银行，办得相当好，就是在香港也是竞争中的佼佼者。有这样水平的国企银行，在国内与外资银行竞争应该可以站得住脚，但次一级的恐怕会遇到困难。我因此认为外资银行两年后在国内做人民币生意，会遇到阻力：分行的数量可能被管制，牌照的规限、手续，来往账的法例等，都可能是头痛的事。
还有一个有趣而重要的话题：外资银行在国内做人民币生意，外汇管制会怎样了？我的看法是:要是外资银行在国内做人民币生意的运作与国外银行一样自由，外汇管制怎样也守不住！人民币若可以经过银行自由地进出口，存户在国外提款提什么货币都可以，因为外间的市场一定有自由汇率。这是说，你有你管，我有我换！
汇管的特权利益要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将会是相当精彩的演变。政府与市场永远都是各有各法。外资银行可以搞内放外存（客户在国内放钱进去，户口在国外），也可以搞内存外借（存款在国内，国外不可以提款，但可以国内的存款作抵押在国外借钱），等等，不一而足。当然，最理想的发展，是两年之后中国再没有外汇管制了。
关于开放金融这个重要话题，我认为世贸的发展是会有间接而重要的帮助的。中国的进口增加，金融的开放（包括解除汇管）会导致外资进口急升，足以补偿物品进口（外币流失）的增加而有余。中国几个商业重点的商业楼宇卖不起钱，开放金融会有起死回生之效。这些利益是会给目前的金融垄断特权很大压力的。
最近香港贸易发展局的梁海国在报告上说上海可能在15～20年间超越香港，被政府的一位高官痛骂，说是荒天下之大谬。那就让我来说吧。我可以肯定：如果中国大事开放金融（这是一个大“如果”），从开放后算起，上海会在5年超越香港。我也可以肯定：从大事开放金融后算起，上海一带会在20年后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繁盛的工商业中心。
1935年出生于香港。195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师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奇安，1967年获博士学位，随后跟随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科斯工作，1969年获聘华盛顿大学教授，1982年至今任香港大学教授。
张五常是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1997年，他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一职位是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
久闻楼梯响，今见人下来！
中国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话题，吵了好些年了。年多以来，看似事在必成，找我分析中国入世贸的传媒或机构，数以百计，而最近几个月邀请我讲话或发表意见的，差不多没有世贸之外的兴趣。
我的回应是世贸的分析不容易拿得准。协议的内容没有可靠的阐释，而协议与履行是两回事。网上找到的英文版本是一年多前的。数之不尽的评论文字，都戴着有色眼镜看协议，不值一读。美国克林顿总统是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的。他旗下机构所作的报告或评述，都说中国做了很大的让步，条件是美国占优。反对中国入世贸的，大都是所谓人权支持者。
1993年，美国的人权组织极力反对把中国列入贸易优惠国家，反对与中国贸易。我对弗里德曼（M. Friedman）说：“我不知道人权与贸易扯上什么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若抵制中国贸易，得益的是中国的特权分子，怎样看对中国的人权都没有好处。”弗老同意我的观点，以之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支持对中国贸易开放。
回头说世贸协议的内容，我不仅要读最新的原文，也要看中文的版本。几经查询，得到的回应是中文版要到协议正式开始后才公布，据说是因为北京恐怕事前公布会引起国内的不同意的人的反对声浪。这是道听途说，作不得准，但我认为是可信的。我认为可信是因为美国的舆论说中国做了很大的让步，而好些自以为懂经济的评论说入了世贸中国的失业人数会以千万计。
让步有两个阐释。其一是中国减进口关税，美国不减，因而让也。另一个阐释，是世贸协议指定的中国减进口税，减到尽也不及美国的进口税低。这阐释是说，美国先让步，中国继之，但让来让去也不够人家让得多。至于中国将会因为世贸而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失业，则是胡说八道。转业早就在神州大地迅速发生了，世贸会使转业加速一点。
虽然手头上没有世贸协议的详尽版本，但大致内容我是知道的。作大略的分析，应该不会大错。这篇文章发表时，世贸协议应该公开了。有时间的约束，预先下笔要避免所有细节上的数字：但求大概地对，避免精确地错。
我认为中国加入世贸只有一个重点，那就是协议的履行会迫使中国的特权利益加速瓦解，主要是国营企业的垄断权。1981年我写的一本小书，推断了中国会走向私营（国内称作民营）与自由市场的路。当时我提到中国改革最困难的一关，将会是比较容易垄断的国营企业的特权。
1988年我与弗里德曼畅游中国时，就向他解释中国南方的发展比北方快，主要是因为前者没有后者那么多的庞大国营企业。我们大家都知道国营企业的不济是因为用他人的钱永远不及用自己的钱来得小心谨慎。但我指出国企本身的不济是一回事，要维护自己的不济而阻碍私营的参与竞争，是更重要的一回事了。我当时也指出，香港的商人要在广东的东莞设厂，申请许可只是几天的工夫，但在上海就远为困难。弗老同意我的分析，1988年的中国之行，遇到干部高举国企的优越性时，我们的回应都是一样：既然国企优越，何妨让私营的参与竞争，比赛一下？
那是13年前的事。曾几何时，上海自邓小平于1992年南巡后，突飞猛进。这迫使我在3年多前公开认错，说上海势将超越香港！不相信的朋友，要到上海去走走。事实上，虽然1982年弗里德曼读到我对中国的推断就说我是世界上对中国最乐观的人，今天回顾，当年我怎样也想不到中国的改革会进展得那样快。我当年的推断没有错，但在时间上我说制度的转变是以历史的时间来衡量的，而20年算不上是历史！
是的，无论我怎样批评中国的发展，不管中国大部分的老百姓还是一穷二白，但私下里弗老和我都同意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人类历史的奇迹。1997年在洛杉矶加州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夏保加讲座，我就以《邓小平的伟大改革》为题，申述中国的经验。那次讲话的文稿，在美国两处发表，获得颇大的反响。我批评北京的领导人还是左管右管，对市场运作信心不足，但赞赏他们的清廉意识，佩服他们能成功地压制通货膨胀。我也指出老问题驱之不去：国企的垄断特权怎样处理了？白纸黑字，20年前我认为这将会是中国改革最顽固的障碍。很不幸，今天我还是那样看。
世贸的重点，是无可避免地让外来的压力与国企的特权较量一下。朋友，你要赌的钱放在哪一边？让我从4个行业的角度告诉你吧。
（一） 农 业
农产品要自供自给的经济观点，是250年前的欧洲看法。今天，先进之邦再不那样看（日本“保护”农业，是因为大地主好些是国会议员，要维持高地价。这是日本十多年来经济持续不景的主要原因）。中国放宽农产品进口是正着。不久前我作过大略的估计，今天在中国，工业用地的回报率比农业用地的回报率高出十倍以上。另一方面，我曾多次指出，没有任何供应能比让他人赚钱的供应来得可靠。
虽然中国今天还有农产品自供自给的意识，但我认为这保守意识起不了作用。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农民从来都没有什么垄断特权。其二是某程度上持有土地特权的地方政府，不会维护农业。正相反，地方政府为了经费，要在土地上赚点收入。既然工、商、住用地的回报率比农地的高出那么多，地方政府的选择是不言自明的。
（二） 工 业
工业我只谈汽车工业，若有类同的读者可如此类推。近几年来，中国出产的汽车的质量进步得非常快，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的。不仅外资投产的如是，国产的也如是。世贸之后，进口汽车减税，若今天在中国出产的外来品种的零件及配件的进口税跟着递减，外地出产的汽车进口不会大幅上升。上升的进口只是一些名贵或特别的品种。另一方面，因为中国的劳力实在便宜，其质量看来比墨西哥等地的为高，若干年后，在中国出产的外来品种出口，甚至卖到先进之都，是很可能的事。
困难还是国产的品种。这主要不是国营的问题（国营可以股份私有化），而是国产的在设计与科技两方面都落后于外来的。是外资的多年研究，其所得好些有专利保障。国产的在研究上要急起直追既不容易，也不值得。人家花了巨资发明了的，就用人家的算了。这样，国产汽车若要不被淘汰，其出路是向廉价的、大众化的那个方向走。
中国大陆汽车行业的发展，不选走台湾的路是正着。台湾以奇高的汽车进口税维护台产的汽车，经过那么多年，台产的还是不成气候，到今天香港一辆也没有见过！保护工业会有反结果，这就是例证。
（三） 资讯业
资讯可分通讯、传媒与出版。这三者都有国企的垄断权，非同小可也。通讯说之不通也。在香港打个电话到深圳，其费用比打到美国高出好几倍！打到上海或北京更不用说了。这个与现代化脱了节的现象，显然是国企垄断的结果。
我认为在世贸之后，通讯垄断不容易守得住。外资参进越多，需求廉价通讯的压力越大。北京的执政者不可能不知道，通讯费用若能大幅度地下降，对工商业的发展很重要。他们也应该知道通讯费用下降所带来的其它收益，会远比通讯的垄断收益为高。
传媒方面虽然最近大陆的电视对外资的参与明显地开放了一点，但那里报章的广告收费，比香港的高出4倍。这是牌照管制的结果。
出版行业与传媒类同。外资不能在国内办出版社，是维护特权所致。我很怀疑是要控制言论所以不让外人搞出版的说法。我不相信某北京出版社说我的书要经北京有关部门的批准才能在大陆出版。我的书根本不重要，而大陆每天出版的书无数，有关部门不会给我那样大的面子，花时间去审阅我的书。
（四） 金融业
我认为金融业的转变或不转变将会是整个世贸协议的重心所在，虽然在协议中金融问题不是重点。我的观点有如下的论据。第一，金融业的开放是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成败得失的关键。第二，这行业的垄断特权庞大，也最顽固。有关国家货币的事，其重要性怎会不自成一家？第三，外资的参进永远看着外汇的兑换与进出口为一项重要的指标。我因此认为世贸协议所带来的压力与垄断特权的抗拒，会在金融这个行业上争持得最激烈。
且让我先说一个大前提。中国是一个占有世界1/5强的人口的国家。若要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中国不能没有一个国际性的金融中心。这金融中心的一个必需条件是不能有外汇管制。那是说，外汇要可以自由兑换，自由进出口。但没有外汇管制只是必需的，并不足够。还需要的是让外国的银行、股票经纪、投资顾问等到中国自由做生意。这一切与今天中国所容许的相去甚远。
回头说世贸协议的内容，外汇管制的问题并没有提及。13年前北京的看法是要尽早解除外汇管制，但后来只是放宽了一点。去年又说于年底会有新例再放宽。但总结来说我的印象是到今天还是只闻楼梯响。就是6个月前，北京的朋友还在对我说10多年前我听到的话：解除汇管时机未到，中国有特别的情况，外人不明白。10多年前我的回应是汇管是为维护特权而设，今天我还是这样看。
协助中国的金融发展，世贸协议中只有一项非常重要。那就是让外资银行在中国做人民币的生意:两年后可与中国企业进行人民币业务；5年后可与中国人民进行人民币业务；地方的限制也将会放宽。
目前在中国可做人民币生意的银行，全部是国营的。撇开国营的效率问题不谈，外资的银行若参与竞争，在三方面会有很大的优越性。其一是一般而言，外资银行的财力比较稳健，顾客会较有信心。其二是外资银行在保密上比较可靠，这对顾客是重要的。其三是外资银行有国际联系，客户存款的调动比较容易地有跨国之能。
银行这个行业，一般而言，是顾客要转户易如反掌，而若对某银行较有信心，或认为资金的调动较为方便，他们取舍的决定只是分秒之间。一些国企银行，例如中国银行，办得相当好，就是在香港也是竞争中的佼佼者。有这样水平的国企银行，在国内与外资银行竞争应该可以站得住脚，但次一级的恐怕会遇到困难。我因此认为外资银行两年后在国内做人民币生意，会遇到阻力：分行的数量可能被管制，牌照的规限、手续，来往账的法例等，都可能是头痛的事。
还有一个有趣而重要的话题：外资银行在国内做人民币生意，外汇管制会怎样了？我的看法是:要是外资银行在国内做人民币生意的运作与国外银行一样自由，外汇管制怎样也守不住！人民币若可以经过银行自由地进出口，存户在国外提款提什么货币都可以，因为外间的市场一定有自由汇率。这是说，你有你管，我有我换！
汇管的特权利益要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将会是相当精彩的演变。政府与市场永远都是各有各法。外资银行可以搞内放外存（客户在国内放钱进去，户口在国外），也可以搞内存外借（存款在国内，国外不可以提款，但可以国内的存款作抵押在国外借钱），等等，不一而足。当然，最理想的发展，是两年之后中国再没有外汇管制了。
关于开放金融这个重要话题，我认为世贸的发展是会有间接而重要的帮助的。中国的进口增加，金融的开放（包括解除汇管）会导致外资进口急升，足以补偿物品进口（外币流失）的增加而有余。中国几个商业重点的商业楼宇卖不起钱，开放金融会有起死回生之效。这些利益是会给目前的金融垄断特权很大压力的。
最近香港贸易发展局的梁海国在报告上说上海可能在15～20年间超越香港，被政府的一位高官痛骂，说是荒天下之大谬。那就让我来说吧。我可以肯定：如果中国大事开放金融（这是一个大“如果”），从开放后算起，上海会在5年超越香港。我也可以肯定：从大事开放金融后算起，上海一带会在20年后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繁盛的工商业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