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部，关于民办教育发展模式的探索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一种精神和梦想支撑下的“万里模式”破土而出，这种被业内人士称之为“杂交稻”的新品种长势喜人；一种理念孵化出的“教育股份制”在东海之滨的小城正在进行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迎着人们惊喜、惶惑的目光呱呱坠地。
　　与此同时，在南方，连锁经营、教育经理人的问世，完成民办教育在夹缝中的突围。
　　
　　宁波：“万里模式”
　　撕开裂缝
　　“我就是‘杂交稻’！”徐亚芬爽朗地笑起来。江南女人特有的温婉和职业化的干练如此奇妙地融合在她身上。在教育界，“万里模式”被称之为“杂交稻”有着另一层含义，即其特点在于既能享受公办学校的体制优势，又能灵活运用民办学校的灵活机制。
　　徐亚芬是从公立学校“杀”出来的。1992年，她就任宁波机械学校的党委副书记。600个学生的学校，竟有200个老师！人浮于事、教育资源利用率极低的现象使她强烈地感受到，传统教育体制的积弊是制约教育发展的根本原因。
　　1993年5月，她和另一位志同道合者应雄接管了濒临倒闭的宁波机械局职工学校，将其更名为培训中心，开始了大胆的教改尝试。他们做出的承诺让许多人迷惑不解：办校不用国家一分拨款，亏了自己承担，成功了办学形成的固定资产归国家所有。这个直冒“傻气”的承诺让人们议论纷纷。
　　徐亚芬6年办了8所学校，从创业时的两个人发展到现在1500余名教职工，从当初接管的36名学生发展到现在1.2万余在校生，从职业培训起步发展到现在涵盖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三大类型，教育总投资突破6亿。
　　与此同时，万里的教学质量也快速提升。从1997年至今，万里国际学校高中部连续一次性全部通过各科省证书会考，并达到省1级水平；英语特色教育、自主式教学、“学生点老师”等教学模式的创新都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就在众多的民办学校面临着生源不足的窘境时，万里的在校生规模却急剧扩充，招生计划数与生源数高达1∶5。
　　万里创造性地提出了“教育经济一体化”的办学理念：引入市场经济的成本概念，严格成本核算；接受双重的考核评价标准，既有政府部门认可，严格按教育规律办事，更听从学生和家长的信息反馈，接受市场和社会的监督；建立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浙江省教科院在对“万里模式”进行调研后得出结论：“这是懂教育的企业家和懂经济的教育家的优化组合，是一种‘双赢’的体制。”
　　1998年11月，万里集团投资8000万元将濒临倒闭的原浙江农技师专收编，改制成了大学，并在宁波高教园区征地67万平方米，一期已建成12万平方米校舍。目前在校生已达5200人左右，并正向万人大学的目标迈进。
　　万里学院探索的“国有、事办、民营”模式，引起了教育界乃至社会的瞩目。正如业内人士指出，“万里模式”的真正意义在于为深化国有高校办学体制改革探索了一条新路，尤其是探索出了一条国办高校在不增加国家财政投入的条件下，如何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办学、促进学校自主发展的新路。
　　“万里模式”的出现，使人们看到公立教育走向市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现在的万里是一个拥有数以亿计资产的财团，但万里人始终信守着当初的承诺：这几亿资产全部归国家所有。万里办学坚持所有收费都纳入国家财政专户，然后按教育用途逐项下拨，确保经费100%用于教育。“这是一群搞党务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国家没有一分钱拨款的情况下，以教养学，用滚雪球的方式积累资金来办学。这是一群无私的真正致力于教育事业的人。”浙江教委副主任黄新茂曾做出如是评价。
　　就在众多的民办学校为产权归属的政策制约深深困扰时，“万里模式”也在业界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从办学者的思想境界来说无疑是可钦佩的，但从教育产业的发展来说，这种“杂交稻”难以大面积推广。毕竟，教育不是创办者几个人的短期行为，它需要几代人的传承接替，发展过程难免曲折兴衰，现有产权不明晰，很可能构成将来的法律纠纷。
　　
　　台州：“教育股份制”
　　的宁静革命
　　我没有想到推动“教育股份制”出台的主导力量竟是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在我的采访中，来自民间的办学力量总与当地的政府部门发生着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冲突，它们惯于“像黄鳝一样躲来躲去”地逃避着政府整肃的目光。但在椒江，这两种力量是如此默契地相融为一体。
　　“教育主管部门有责任心推动，对我们以后的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这是椒江‘教育股份制’的政策基础。”台州书生教育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牟振彬特别强调说。
　　90年代以来，椒江教育供给不足的矛盾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瓶颈，全区只有一所上规模的省重点中学椒江一中，且招生数只能保持在300人左右。
　　政府教育经费的短缺是瓶颈所在。在椒江的日子里，我发现当地旅游部门有一个独特的项目：“股份制明星企业考察游”。原来，椒江还是股份制企业发端的源头。椒江的经济模式决定了社会闲散资金多但个体资金额不高的特点。结合种种情况，教育股份制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台州书生集团组建于1996年底，32个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共同入股1200万元，资产规模达8000万元，成为全国第一家以股份制方式组建、以投资办学为主业的教育公司。
　　“当时一提股份制，教育界人士立马想到仅仅是实现利润最大化，与《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规定的‘不以赢利为目的’相冲突，省里有领导认为‘教育股份制’的提法不妥，因此，讨论后决定将公司章程中有关赢利分红的内容改为‘按照投资比例计算股息’，才算是过了这道关……
　　“教育股份制”就这样在初期“上层不认可、不能张扬”的气氛下推动着。它所建立的“双法人结构”基本由两部分构成，即以办学为目的的股份公司法人和由股份公司投资设立的学校法人。两个法人各负其责，借助制度相互制约，以解决教育的特殊性与市场、企业运作特性的矛盾。而政府作为最终受益者，对学校办学进行调控管理和政策扶持。
　　台州鸿宇中学曾是当地名噪一时的民办学校。但去年遭遇破产。“这其实也是目前很多民办学校的通病，所有权和经营权都集中在同一人手上，没有良好的制度约束，盲目追求短期效益，投资风险过大。教育股份制的最大特点就在于规范了整个运行机制，从制度上加以约束。在双法人结构中，公司作为媒介，隔开了股东与资金和学校与管理，一方面避免了校长和总经理、投资人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以制度制约了投资人通过收费来赢利的任何可能性，为教育创造了健康发展的良性环境。”
　　去年，椒江教育界再一次成为传媒关注的焦点。书生教育集团公开招聘独立董事！倡导者就是椒江区教育局局长徐正福。这位“教育股份制”的积极推动者认为，股份制尽管避免了传统民办教育中投资人过深地介入学校运作造成的诸多矛盾，但由于股权集中，董事会由大股东“一统天下”，独立性很弱甚至造成政企不分。而独立董事的引入，正是打破局面的良好途径之一。
　　
　　广州：教育经理人浮出水面
　　“应该让最优秀的人从事教育！”说这话时，信力建已经在今年初在集团内部完成了一次重要的人事变动:聘请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教育学博士王卫东出任集团总经理，原董事长兼总经理信力建只保留董事长一职。这个不动声色的举动还是引起了广东众多媒体的纷纷猜测:作为广东民办教育界的龙头，信孚推出了国内第一位教育经理人，是否有意解决深藏于内部的投资者与管理者之间的难解矛盾？
　　信力建否认了这种说法。倒是更多地谈到了人才之于教育的重要性：“民办教育呼唤有思想、有独立人格的校长。你只要去看看我们的中小学，中专毕业生充当了公立学校的师资主力，广州市各中小学校长本科学历百分比之低，就明白为什么我们的教育难以冲破旧有体制、观念的桎梏。”
　　民办教育走到今天，对于教育管理者的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教育经理人必须是既懂得教育教学规律、又通晓现代科学管理的专业人士。”
　　近年来，广东省一些民办学校高薪聘请的校长往往两三年就要辞职。信力建也坦言，信孚的校长流动也很大，几乎快成了民办学校校长的“黄埔军校”。目前，民办学校校长都没有完全的人权和财权，校长（管理者）更容易与董事长（投资者）产生矛盾。而此次王卫东就任总经理后将能拥有充分的人权和财权，100万元以内的开支可以自主决定，自主聘任26所学校的校长及教师。当然，如不能按期完成集团的经营指标，王卫东个人的奖金和任期就会面临严峻的考验。
　　信孚在中国教育界首先推出教育经理人的概念，实行教育管理的专业化制度，对破除家长式管理的弊端，转变管理机制，实施集团产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制度，具有积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中国教育产业呼唤一大批职业教育经理人，民办学校在培养教育经理人上要先行一步！”
　　信孚教育集团是一个拥有26个教育实体、近万名学生和800多名教职工的教育集团，办学层次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到社区服务中心、养老院等。信孚连锁经营的运作模式，在广东教育界也堪称“吃螃蟹者”。几年来，通过全资创建、租赁、收购、承包等资本运营方式，在广东多个县市的幼儿园、学校冠名，收到非常好的联动发展效应和规模效应。
　　
　　请呼吸这种空气
　　公办学校如果还不在机制和体制上发生质变的话，进入21世纪后，是否会成为一艘“泰坦尼克号”？
　　一位教育专家发出这样的警世危言。可谓振聋发聩。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成为最后一块几乎被人忘却的垄断坚冰。直到种种教育黑幕撕开后露出令人瞠目的体制性溃疡，直到由于垄断造成的教育短缺表现出越来越严重之势。
　　民办教育就恰逢其时地处在这个交界点上。这种坚韧而泼辣的民间力量，20年来一面在夹缝中争取生存的权利，一面不断敲打着现行教育沉重的幕墙，试图寻找到一次次蜕变的可能。尽管艰难，尽管曲折。
　　在业界，“万里模式”激起的冲击波是深远的。从现代企业制度的层面看，仅靠一种“理想”或“精神”来支撑的企业文化，常常孕育着危险的种子。因此，必须建立“法人制度”、“产权制度”，以确保民办教育长远的、健康的发展。
　　有专家预言，迅猛发展的民办教育产业必将催生“法人”，现行教育体制面临大裂变！
　　椒江的“教育股份制”则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更为理性的制度探索。它会怎样成长？需要何种适宜的土壤和温度？这些需要时间，需要在改革的试验中自然地给出回答。
　　当人们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在民办教育正在破茧而出的体制变革时，其实，我们最该讨论的是，怎样让政府权力主体赋予民办教育更大的创新空间。少一点窒息，多一分自由、宽松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