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在鲁迅校辑的古籍中，精力耗费最多、时间延续最长的当数《嵇康集》。从《鲁迅日记》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为校辑“嵇康集》所付出的心血：
1913年9月23日下午，“往留黎厂搜《嵇中散集》不得，遂以托本立堂”；1913年10月1日午后，“往图书馆寻王佐昌还《易林》，借《嵇康集》一册，是明吴匏庵丛书堂写本”；1913年10月15日夜，“以丛书堂本《嵇康集》校《全三国文》摘出佳字，将于暇日写之”；1913年10月19日夜，“续校《嵇康集》”；1913年10月20日，“夜校《嵇康集》毕，作短跋系之”；1913年12月19日夜，“续写《嵇康集》”；1913年12月30日夜，“写《嵇康集》毕，计十卷，约四万字左右”。到此为止，鲁迅完成的是《嵇康集》初校本的工作。鲁迅借以校辑的底本是明代吴宽(即吴匏庵)丛书堂的钞本，但钞本已经过朱、墨二校，而校者“每每涂去字”，鲁迅认为“此书佳处，在旧钞；旧校却劣，往往据刻本抹杀旧钞，而不知刻本实误”(参见1935年9月20日鲁迅致台静农信)。因而，鲁迅在校辑时，几“原字校佳及义得二通者，仍依原钞，用存其旧。其漫灭不可辨认者，则从校人”(《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鲁迅在初校完毕之后，从1915年6月起，又用不同刻本的“嵇康集》(或《嵇中散集》)互校并与初校本比勘：
1915年6月5日下午，鲁迅“得蒋抑卮书并钞文澜阁本《嵇中散集》一部二册”；1915年7月15日下午，“得由蒋抑卮信并明刻《嵇中散集》一卷，由蒋孟频令人持来，便校一过”；1915年7月16日上午，“复抑卮信并还《嵇中散集》”。鲁迅通过蒋抑卮借的明刻《嵇中散集》是张溥的刻本，当日借得，当即校讫，次日归还，想必其中自有约法三章。
1921年2月21日，鲁迅“以明刻六卷本(按：即张燮刻本)《嵇中散集》校文澜阁本”；1921年3月8日下午，“校《嵇中散集》毕”；1921年3月21日夜，又“校《嵇康集》，用赵味沧校本”。在此期间，鲁迅用四种刻本(即明代张溥刻本、张燮刻本、文澜阁钞本及赵味沧校本)与他自己的初校本比勘，鲁迅在互校中发现，文澜阁本所钞为明代黄省曾刻本，张燮刻本也出自黄省曾刻本，但变乱次序，已失《嵇康集》原貌。
1924年5月31日，鲁迅白商务印书馆购得影印明嘉靖四年汝南黄氏南星精余刊本《嵇中散集》，从6月1日起开始以此本比勘自己的校录本，至6月8日校讫。从《鲁迅日记》的记载中可以看出，鲁迅在这几天中的校辑工作是安排得十分紧凑的：1924年6月1日夜，“校《嵇康集》一卷”；1924年6月3日夜，“校《嵇康集》一卷”；1924年6月6日，“旧历端午，休假”，“终日校《嵇康集》”；1924年6月7日夜，“校《嵇康集》至第九卷之半”；1924年6月8日夜，“校《嵇康集》了”。两天之后，即1924年6月10日，写《(嵇康集>序》。在此期间，鲁迅还写了《(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附于《嵇康集》的鲁迅校本之后。
至此，鲁迅校辑“嵇康集》的工作基本完毕。
鲁迅在《(嵇康集)序》中说，他校辑《嵇康集》，以明吴宽丛书堂钞本为基础，又“以黄省曾、汪士贤、程荣、张溥、张燮五家刻本比勘讫，复取《三国志》注、《晋书》、《世说新语》注、《野客丛书》、吴克家翻宋尤袤本《文选》李善注，及所著《考异》，宋本《文选》六臣注，相传唐钞((文选集注》残本，《乐府诗集》、《古诗记》，及陈禹谟刻本《北堂书钞》，胡缵宋本《艺文类聚》，锡山安国刻本《初学记》，鲍崇城刻本《太平御览》等所引，著其同异……严可均《全三国文》，孙星衍《续古文苑》所收，则间有勘正之字，因并录存，以备省览”(《鲁迅全集》第10卷)。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中，几能搜集到的《嵇康集》刻本，鲁迅想尽一切办法搜集来(或借或买)并一一互校；能参阅的书籍，鲁迅也一丝不苟参阅。他校辑《嵇康集》的工程之巨，可以想见。
其实，截至1924年，鲁迅校辑《嵇康集》的工作虽基本完毕，却尚未完全结束。《鲁迅日记》记载，1931年11月13日，鲁迅还在“以涵芬楼景印宋文(本)《六臣注文选》校《嵇康集》”。可惜的是鲁迅校辑的《嵇康集》在其生前未得印行，直到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时，才收录在全集第9卷中。
从鲁迅的《(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嵇康集>考》中可知其考证者大致有三：一考卷数及名称；二考目录及阙失；三考逸文然否。例如，《艺文类聚》中有嵇康的《怀香赋序》，所谓“弃本高崖，委身阶庭”云云，也极似出于嵇康之手，然据鲁迅考证，“《太平御览》九百八十三引嵇含(嵇康之侄孙)《槐香赋》，文与此同，《类聚》(即《艺文类聚》)以为康作，非也。张溥本存其目，严可均辑《全三国文》，据《类聚》录之，并误”(《鲁迅全集》第10卷)。又如，“若会酒坐，见人争语，其形势似欲转盛，便当舍去，此斗之兆也”云云，据《太平御览》，是《太师箴》中的话，严可均说“此疑是序，未敢定之”，而据鲁迅考证，这些话其实出于“家诫》一文，《御览》是“误题”的(《鲁迅全集》第10卷)。诸如此类，皆为“逸文然否”之考。至于校录，因为“脱误并甚”，则更为琐碎繁杂，然鲁迅却是不厌其烦，“稍有讹脱，悉为更正”。
鲁迅校辑《嵇康集》所下工夫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二
嵇康(223-262年，一说为224-263年)，字叔夜，三国时魏中散大夫。
嵇康的本传在《晋书》之中，他的著作也往往标以“晋嵇康著”，其实，嵇康与魏宗室通婚，又“非汤、武而薄周、孔”，并因受吕安案牵连而被司马昭杀害，时为公元262年，即魏元帝景元三年，那时曹魏政权名存实亡，朝纲已为司马氏所控，但司马昭毕竟没有称帝，司马炎称帝则在公元265年，所以鲁迅在《(嵇康集>著录考》中说：“按康为司马昭所害，时当涂之祚未终，则康当为魏人，不当为晋人，《晋书》立传，实房乔等之舛误。”
嵇康是魏末重要学者，其著作即《嵇康集》(清代称《嵇中散集》)，在梁为十五卷，录一卷；见之于《隋书·经籍志》的为十三卷，录一卷；见之于《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的皆为十五卷，无录；宋代之后仅存十卷，《与山巨源绝交书》、《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释私论》、《管蔡论》、《明胆论》、《难自然好学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太师箴》、《家诫》等有较大影响者均在其内。
对于嵇康的籍贯，南宋目录学家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说是“谯国人”；南宋另一位目录学家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则说，嵇康“本姓奚，自会稽徙钰 县嵇山，家其侧，遂氏焉；取稽字之上，志其本也”。也就是说，嵇康是从原籍会稽迁徙到谯郡铚县去的，他的改姓为“嵇”，也是为了“志其本”，同他的原籍会稽有关。清代悔堂老人在《越中杂识》中说，嵇康是会稽上虞人，“以避怨徙铚”，并将嵇康的儿子嵇绍也列入会稽先贤之中(《越中杂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鲁迅全集》注释则说嵇康是“谯郡铚人”(今安徽宿州市)。据《晋书-嵇康传》记载：“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人也。其先姓奚，会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钰有嵇山，家于其侧，因而命氏。”而据虞预《晋书》云：“康家本姓奚，会稽人。先自会稽迁于谯之铚县，改为嵇氏，取‘稽’字之上，山以为姓，盖以志其本也。一曰：铚有嵇山，家于其侧，遂氏焉。”以上各种说法大同小异，大致就像有人说周恩来是绍兴人，有人说周恩来是淮阴人一样。说嵇康是“谯国(或郡)人”的似都源自房玄龄等人编撰的《晋书》嵇康本传，强调嵇康是会稽上虞人的则源于虞预《晋书》，基本上自己也都是古时会稽郡人。
鲁迅辑录过包括嵇康本传在内的虞预《晋书》，他在(《嵇康集)著录考》中也引录了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说到嵇康籍贯的上述文字，鲁迅的《(嵇康集)序》末尾，在写了“中华民国十有三年六月十一日”这个日期后，又别有深意地署上“会稽序”三字。可见，鲁迅是把嵇康当做“会稽”(绍兴)先贤的。他校辑《嵇康集》也当与此有关。
三
校辑《嵇康集》的工作，使鲁迅得以完整地掌握嵇康其人。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比较集中地论述了嵇康其人、其文以及其死之悲剧。在他看来，嵇康之死，大致有三个原因。
一是吕安案的牵连。鲁迅说：“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与曹操杀孔融差不多。”吕安是嵇康的朋友。《晋书-嵇康传》记载：“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后安为兄所枉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遂复收康。”可见，嵇康的入狱，原是因为“吕安案”的牵连。其实，吕安之胞兄吕巽即吕长悌原也是嵇康的朋友，但这个吕巽禽兽不如，他奸污了吕安之妻徐氏。吕安因为相信嵇康而没有去告发吕巽，吕巽却恶人先告状，反诬蔑吕安不孝，而那时“以孝治天下”，这“不孝”乃是莫大罪名，曹操就是以“不孝”之罪名杀孔融的，吕安于是被囚。这使嵇康感到极大的愤慨。他于是作《与吕长悌绝交书》，在结尾时说：“今都(吕安)获罪，吾为负之。吾之负都，由足下之负吾也。怅然失图，复何言哉!若此，无心复与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绝交不出丑言，从此别矣!临别恨恨。”以嵇康之为人，遇如此不平之事，挺身而出，“辞相证引”，为吕安辩诬，也就是情理中事，他于是受“吕安案”之牵连而被系于狱。
二是作《与山巨源绝交书》。鲁迅说：“最引起许多人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引者按：应为司马昭，下同)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山巨源即山涛，原也是嵇康的朋友，且系所谓的“竹林七贤”之一。听说他曾荐嵇康以自代，嵇康写了这篇文章，除了表达自己对山巨源此举的不满外，着重陈说他无意为官和不宜为官的种种理由。其不宜为官，有“必不堪者七”，大致就是不愿受官场习俗及礼法的束缚；又有“甚不可者二”，即“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与“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这些话说的其实全是他自己，即使顺带着揭露了官场的庸俗与丑陋，也在不经意间。嵇康是当过官的，既是魏宗室，又曾为魏中散大夫，人称“嵇中散”，这“必不堪者七”与“甚不可者二”在相当程度上含有他对曹魏时期官场习俗的切身体验，并非是专门针对司马氏集团的。恰恰相反，对于司马氏集团，他倒是留了几分面子的。例如他说，已经修炼到“口不论人过”的阮嗣宗(阮籍)，尚且还使那些“礼法之士”必欲除之而后快，要不是“大将军保持之”，早已落得一个可悲的下场，何况我没有阮籍之贤，你让我去当官，能有好果子吃吗?他这里说的“大将军”就是司马昭，不但没有直呼其名，称道的也是“大将军”保护阮籍的善举，怎么看也不像是在煽动对司马氏集团的不满。所谓的“非汤、武而薄周、孔”一言，翻译成白话文，也无非是说，我这个人呀，口无遮拦，平时常会有“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言论，因为是山野草民，也没有什么大碍，一旦显山露水当了官，那些“礼法之士”还能饶得了我吗?嵇康与那些所谓的“礼法之士”并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但这和反对孔教礼教终究不是一码事；嵇康对司马氏集团也没有什么好感，但这与反对司马氏集团也有很大的区别。他不想“处朝廷而不出”，只想“入山林而不反”，当他的山野草民不再回头，并不是要在司马氏集团的“体制外”去拉起什么队伍，去发起什么运动，或者去闹起什么革命，他只想“离事自全，以保余年”。但在司马昭们看来，这简直就是对于孔教礼教以及司马氏集团的讨伐。于是如临大敌，必欲除之而后快了。
三是钟会的挑唆。嵇康早先“居贫”时，贵公子钟会曾专程前来看他，因嵇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而被晾在那边许久，而后怏怏而去。钟会受到嵇康的简慢，便记恨于心。到了嵇康倒霉之时，此人已是炙手可热，于是趁机向司马昭进言，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按他所说，嵇康居然成了司马氏政权的最大隐患；钟会还诬陷嵇康“欲助毋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晋书·嵇康传》)。毋丘俭举起旗帜，拉起队伍，公开与司马氏集团作对，嵇康既“欲助毋丘俭”，就不仅是隐患，而且已经有了行动，成了“害时乱教”、“非毁典谟”的罪魁，于是钟会要司马昭像“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那样诛戮嵇康了。可见，司马昭会把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看做是对于孔教礼教的讨伐，钟会的乘机进谗落井下石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鲁迅说：“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
关于这最后的一条，鲁迅在《再论“文人相轻”》一文中，还说过这样一段话：“嵇康的送命，并非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即使钟会不去搬是非，也总有人去搬是非的，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者是也。”有论者于是也就认为，嵇康的死，主要原因在于他是魏的宗亲，这就与前面说的几条有了差异。其实，司马懿父子本来就是魏的重臣，他们的政权又取之于魏，因而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举个例子说，诸葛诞是魏的司空，为司马昭所杀，其女却是司马氏的媳妇即琅邪王的王妃，吴平之后，原为吴之大司马的其子诸葛靓都躲到他姐姐家的厕所去了，司马炎还一定要见一见他的 这位故旧，并“诏以为侍中”呢!可见在司马氏当权之后，对于魏的大臣或宗亲，只要不对他们构成威胁，他们未必就要赶尽杀绝。要不，像山巨源这样的有志于仕途并在司马氏控制的政权中获取权位的人，怎么会向他们推荐嵇康呢，这不是自寻烦恼、自找没趣、自讨苦吃么?钟会之“搬弄是非”，或许看中了嵇康是“曹家的女婿”，但司马昭之杀了嵇康，却并非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而是因为误将嵇康当成了对他们有重大威胁的假想敌。
这样一来，嵇康真的当了一回英雄，这是司马氏集团成全他的：你看他在行刑前是何等从容，“顾视日影，索琴弹之”，一曲《广陵散》就这样成为千古绝唱。记得曾有人作《李贽传》，称李贽是我国第一个思想犯。其实，这“第一”是轮不到李贽的，嵇康才是中国第一个思想犯呢。
四
许寿裳先生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之《整理古籍和古碑》一节中说：“鲁迅对于汉魏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我们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便可得其梗概。为什么这样称许呢?就因为鲁迅的性质，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皓皓焉坚贞如白玉，懔懔焉劲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类似的缘故。”确实，鲁迅与嵇康有许多相通之处。这些相通之处，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反对传统。嵇康思想新颖，他不想受传统礼教的束缚，每每能说出使人耳目一新的话来，敢于提出“从来如此，便对么”这样的质疑，而决不会说出“赵太爷家里田地就有三百亩的，他说的还会错么”这样的混账话，他不唯上，不唯书，不是“凡是派”。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举了不少这样的事例，他说：
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
新颖，往往与古旧说反对。孔子说，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的
《难自然好学论》却道，人是并不好学
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又有饭
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
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
已。还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厶＼率殷
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的。
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
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
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
远，消息不灵通。在这一节引文中，嵇康的“往往与古旧说反对”及鲁迅对此的赞赏已一目了然，无须赘述了。其实，说嵇康敢于反对礼教的传统或儒家的传统，“非汤、武而薄周、孔”，并不是说他一切都反其道而行之，与所谓的传统一刀两断。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就有两处说到孔子。一处说：“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另一处将孔子作为“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的一个实例，说“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二者都没有贬义。所以，嵇康反对传统，只是不想让礼教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只是像《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那样提出了一个“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质疑。然而，知人论世，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不以“从来如此”的标准为标准，在那个时代，需要有莫大的勇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提及他平时“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也就像狂人那样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嵇康尤其反对明明自己的所为与礼教格格不入，却偏偏要打着礼教的牌子欺世惑人，就像吕安的兄长吕巽那样，明明自己禽兽不如，却反诬吕安“不孝”，他不计自身安危而为吕安作证辩诬，并作《与吕长悌绝交书》，正是对他自己理念的践行。所以鲁迅说：“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二是蔑视权贵。嵇康是从官场出来的，对官场中的众生相太熟悉太了解了，且早已没了当官的欲望，当然不会对官场中人点头哈腰诚惶诚恐，即使惹不起那些炙手可热的权贵，还可以避开他们，不与他们为伍。关于这一条，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列举了两个实例，一是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二是嵇康简慢钟会：
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
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
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
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
不理钟会。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
其时嵇康就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
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
见所见而去，”钟会之看望嵇康与吕安之看望嵇康，大概都在嵇康“居贫”而常在柳树下打铁“以自赡给”的那段时间。吕安“千里命驾”前来看望嵇康，“康友而善之”；钟会是贵公子，也曾专程前来看他，嵇康却“不为之礼，而锻不辍”，两者相比，便可知嵇康并非对谁都是那么“骄傲”的，他的“骄傲”其实只是对于权势者的蔑视。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本身就说明他根本就不把高官厚禄权位权贵放在眼里，而这种骄傲与蔑视，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更是处处可见：“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可见他尊重的是人品学问，而不是权位。对嵇康的这种“傲慢”，鲁迅是相当欣赏的，有人以嵇康与钟会的这一掌故为例要时人吸取教训，似乎“你无论遇见谁，应该赶紧打拱作揖，让座献茶，连称‘久仰久仰’才是”，鲁迅说：“这自然也许未必全无好处，但做文人做到这地步，不是很有些近乎婊子了么?”所谓“嵇康的送命，并非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云云，其实也正是在这个语境之下说的。
三是不入世俗。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直性狭中，多所不堪”，他烦透了那些俗人俗套，绝不以“今天天气哈哈哈”这样的圆通方式处世，绝不戴着假面具做人。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自陈不宜当官的“必不堪者七”，足见其与世俗世故之格格不入。嵇康是当过官的，深知官场习俗。所谓“必不堪者七”，其实就是他不堪忍受的官场习俗，而且无不关系到“人伦之礼”和“朝廷之法”。例如，他不喜“揖拜上官”，不喜官场“酬答”，“不喜吊丧”，“不喜俗人”，不喜“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尤其不喜自己勉强自己。如此超几脱俗，自然不适宜在官场生存，身在官场，不揖拜上官，不互相应酬，不虑及种种人情世故，不与各种各样的俗人打交道行么?难怪几百年后的房玄龄等在撰写《晋书·嵇康传》时，也要将这“必不堪者七”连同“甚不可者二”整段删去了。
说到嵇康不入世俗，不能回避他的《家诫》。这篇文章是教他的儿子怎么做人的，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近乎世故世俗了。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详细列举了这些教训，其中有一条就是误入《太师箴》经他考证重归《家诫》的，他将这一条翻译成现在的话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 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在引了这类教训后，鲁迅说：
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稀
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
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
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
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
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
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
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
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
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
并非他们的本态。鲁迅赞赏嵇康反世俗的“高傲”，而鄙视世俗的“庸碌”。可以为此作证的是鲁迅的《立论》一文，讲假话违心，讲真话讨人厌，于是就只好说“今天天气哈哈哈”了，这种回避矛盾的做法，与酒席上有人争论而借上厕所回避矛盾没有什么两样，既与嵇康的性情相悖，也与鲁迅的性情相违。至于“高傲”的嵇康何以教子“庸碌”，我以为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其一，嵇康因不合世俗，而常常碰壁，做人做得十分艰难，而且，如果没有他那样的底气而要如此超凡脱俗，其后果更为不堪。所以他并不希望他的儿子像自己那样当闲云野鹤，更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像自己那样去自讨苦吃，这虽然有些自相矛盾，却也是人之常情。其二，就是鲁迅所说的，“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即使在他那篇《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例如他说“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并非正话反说的讥讽，只是为了说明像阮籍那样尚且“为礼法之士所绳”，何况他“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物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所以鲁迅认为嵇康以及阮籍的“高傲”乃“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其三，《家诫》说的教训，近乎世故世俗，却还有一条道德底线，比如，对待自己的长官，“但宜敬之而已矣，不当极亲密”，只为不惹是生非，绝非拍马屁套近平；再比如，他虽然教子尽可能不要卷入是非争论之中，却又说，在无法回避之时，“若其言邪险，则当正色以道义正之”，因为“君子不容伪薄之言”。嵇康的《家诫》还说：“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这其实已经很有些儒家色彩了。
顺便说说嵇康的儿子嵇绍。鲁迅辑录的虞预《晋书》中有嵇绍小传，曰：“元康元年，河间、成都二王举兵向京都，朝廷北讨，征嵇绍为侍中。王旅不振，败绩于汤阴，百官侍卫，莫不溃散。唯绍以身捍，寇兵突御辇，飞矢雨集，绍遂被害于帝侧，血溅御服。及定，左右欲浣衣，帝日：‘此嵇侍中血，勿去。”’嵇绍是入仕为官的，他的人生道路确与嵇康不同。但他并没有违背嵇康“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的“家诫”，保持了“忠臣烈士之节”。至于他以生命护卫的乃是那个庸碌的晋惠帝，则是另一码事了。
据《晋书-嵇康传》记载，嵇康“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成、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此“竹林七贤”又称“竹林名士”。鲁迅说：“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对旧礼教的。”又说，“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鲁迅说的“脾气”，其实就是反对传统、不入世俗、蔑视权贵的“名士”脾气。鲁迅并将嵇康与阮籍作了一个比较，说：“后来阮籍竞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康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宴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可见在嵇康和阮籍二人之中，鲁迅更崇尚嵇康的品格，而通过鲁迅的全部作品，尤其是通过鲁迅的杂文，我们可以看到，在鲁迅的身上，是有着与嵇康相同的血液在流动着的。虽说鲁迅与嵇康所处的时代不同，但谁能说鲁迅一生对于儒家传统的批判，对于世故世俗的非难，对于权贵和权贵帮凶、帮闲的那种“连眼珠也不转过去”的“最高的轻蔑”，和鲁迅所赞赏的嵇康的品格之间没有一点内在联系?难怪“正人君子”们看到鲁迅正色，就会悻悻地说：“又发名士脾气了。”
鲁迅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之演讲，本身就很有些“名士脾气”。嵇康与阮籍被人非议了一千六百多年，并且“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鲁迅却唱了反调，这就需要有反传统的勇气。何况这篇讲演还有其背景。1927年4月27日、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政变，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为信条，大开杀戒。在这当头，7月18日，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举行开幕式。当时的广州市长林去陔、教育局长刘懋初等均在会上作反共演说，他们打的是“学术”的旗号，因而也“邀请”学者演讲。鲁迅也在被“邀”之列，于是在7月23日和7月26日作了这篇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讲曹操杀孔融，讲司马氏杀嵇康，讲曹操杀孔融和司马氏杀嵇康的借口，鲁迅说：
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数，是用以自
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
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
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
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
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
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
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
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
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
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
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接下去的话，就拐到对于“三民主义”的信仰上来了。他巧妙地打了一个比喻：比如一个军阀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自称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已经到了临界点了。鲁迅后来说，“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感而言”。如果再对照上面的这些话，有心人都不难明白鲁迅到底“有感”于什么“而言”。
顺便说说，如今不少文人常拿鲁迅与胡适作比，或是抑鲁扬胡，或是贬胡褒鲁，我总不以为然。在我看来，鲁迅与胡适，就好比是嵇康与山涛。你说胡适怎么狷介，怎么耿直，怎么特立独行，却毕竟是到蒋介石那边当官去了，对于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及种种倒行逆施，他或有痛苦，或有规劝，或有批评，却始终为之出谋献策而未曾与之决裂。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讽刺山巨源说：“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或谓之无，今乃信其真有耳。”我想，这句讽刺山巨源的话，用在胡适身上，恐怕也是非常妥帖的。五
鲁迅与嵇康的文学观也大有相通之 处。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到，晋代的许多人，对于“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往往“只学他们的皮毛”。他说：
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
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
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
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
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
“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
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
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
有了。刘勰说嵇康与阮籍的那两句话，出自《文心雕龙》的“才略”篇，有学者将它翻译为“嵇康坚持自己的意见来发表议论，阮籍任凭自己的脾性来创作诗歌”。以我之见，似乎也可理解为“嵇康为文讲真心话，阮籍作诗有真性情”的，而这讲真心话，有真性情，即“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正是鲁迅竭力倡导且身体力行的文学主张。
鲁迅辑录的《嵇康集》中，也有嵇康明言的文学主张。孔子后的历代儒家都以“郑声”为淫逸，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一文却说：“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丧业，自非至人，孰能御之。”鲁迅就很赞赏这种文学观。他认为“自心不净，则外物随之”，这怪不得“郑声”，因而以“郑声”为“淫逸”，“失其旨矣”。他在《汉文学史纲要》的第二篇“书与诗”中以此类推，说：“世之欲捐窈窕之声，盖由于此，其理亦并通于文章。”
鲁迅和嵇康都受过庄子很大的影响。鲁迅在《写在(坟>的后面》一文中也自陈：“就是在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但鲁迅不赞成庄子的敷衍和无是非观，他说：“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彼也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与非不想辨；‘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梦与觉也分不清。生活要混沌，如果凿起七窍来呢?庄子日：‘七日而混沌死。”’嵇康受庄子的影响或许更大些，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直言不讳地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并说自己“纵逸来久，情意傲散”，“又读《庄》《老》，重增其放”，其文章多有《庄》《老》典故活用，但他其实也不赞成庄子的敷衍和无是非观。要不，他不会写《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以及与人论辩是非的“驳难论”，也不会告诫儿子“若其言邪险，则当正色以道义正之”。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也从嵇康那边吸取过营养。他的《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一文，说到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六朝人似乎很排斥虚构。在作了一番比较之后，又说了这样一段话：
不过他不用于小说，这类文章，那时也
不谓之小说。例如阮籍的《大人先生
传》，陶潜的《桃花源记》，其实倒和后
来的唐代传奇文相近；就是嵇康的《圣
贤高士传赞》(今仅有辑本)，葛洪的
《神仙传》，也可以看作唐人传奇文的
祖师的。李公佐作《南柯太守传》，李
肇为之赞，这就是嵇康的《高士传》法；
陈鸿《长恨歌传》置白居易的长歌之
前，元稹的《莺莺传》既录《会真诗》，
又举李公垂《莺莺歌》之名作结，也令
人不能不想到《桃花源记》。嵇康的《圣贤高士传赞》，并不在鲁迅辑录的《嵇康集》(共十卷)中，但从上述引文看，鲁迅在研究中国小说史，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嵇康的《圣贤高士传赞》也曾进入他的视野，并作过专门的研究。不研读嵇康的《圣贤高士传赞》，怎么知道嵇康的《高士传》法以及它与唐代传奇文的内在联系呢?
鲁迅的编书，也受过嵇康的影响。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题未定”草(六至九)》一文中说：“魏的嵇康，所存的集子里还有别人的赠答和论难；晋的阮籍，集里也有伏义的来信……我以为这样的集子最好，因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见他和别人的关系，他的作品，比之同咏者，高下如何，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所以鲁迅编自己的杂文集时，也总是将与自己杂文有关的文章(包括对立面的文章)一起编进去作为附录，聊以备考。
在鲁迅校辑的古籍中，精力耗费最多、时间延续最长的当数《嵇康集》。从《鲁迅日记》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为校辑“嵇康集》所付出的心血：
1913年9月23日下午，“往留黎厂搜《嵇中散集》不得，遂以托本立堂”；1913年10月1日午后，“往图书馆寻王佐昌还《易林》，借《嵇康集》一册，是明吴匏庵丛书堂写本”；1913年10月15日夜，“以丛书堂本《嵇康集》校《全三国文》摘出佳字，将于暇日写之”；1913年10月19日夜，“续校《嵇康集》”；1913年10月20日，“夜校《嵇康集》毕，作短跋系之”；1913年12月19日夜，“续写《嵇康集》”；1913年12月30日夜，“写《嵇康集》毕，计十卷，约四万字左右”。到此为止，鲁迅完成的是《嵇康集》初校本的工作。鲁迅借以校辑的底本是明代吴宽(即吴匏庵)丛书堂的钞本，但钞本已经过朱、墨二校，而校者“每每涂去字”，鲁迅认为“此书佳处，在旧钞；旧校却劣，往往据刻本抹杀旧钞，而不知刻本实误”(参见1935年9月20日鲁迅致台静农信)。因而，鲁迅在校辑时，几“原字校佳及义得二通者，仍依原钞，用存其旧。其漫灭不可辨认者，则从校人”(《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鲁迅在初校完毕之后，从1915年6月起，又用不同刻本的“嵇康集》(或《嵇中散集》)互校并与初校本比勘：
1915年6月5日下午，鲁迅“得蒋抑卮书并钞文澜阁本《嵇中散集》一部二册”；1915年7月15日下午，“得由蒋抑卮信并明刻《嵇中散集》一卷，由蒋孟频令人持来，便校一过”；1915年7月16日上午，“复抑卮信并还《嵇中散集》”。鲁迅通过蒋抑卮借的明刻《嵇中散集》是张溥的刻本，当日借得，当即校讫，次日归还，想必其中自有约法三章。
1921年2月21日，鲁迅“以明刻六卷本(按：即张燮刻本)《嵇中散集》校文澜阁本”；1921年3月8日下午，“校《嵇中散集》毕”；1921年3月21日夜，又“校《嵇康集》，用赵味沧校本”。在此期间，鲁迅用四种刻本(即明代张溥刻本、张燮刻本、文澜阁钞本及赵味沧校本)与他自己的初校本比勘，鲁迅在互校中发现，文澜阁本所钞为明代黄省曾刻本，张燮刻本也出自黄省曾刻本，但变乱次序，已失《嵇康集》原貌。
1924年5月31日，鲁迅白商务印书馆购得影印明嘉靖四年汝南黄氏南星精余刊本《嵇中散集》，从6月1日起开始以此本比勘自己的校录本，至6月8日校讫。从《鲁迅日记》的记载中可以看出，鲁迅在这几天中的校辑工作是安排得十分紧凑的：1924年6月1日夜，“校《嵇康集》一卷”；1924年6月3日夜，“校《嵇康集》一卷”；1924年6月6日，“旧历端午，休假”，“终日校《嵇康集》”；1924年6月7日夜，“校《嵇康集》至第九卷之半”；1924年6月8日夜，“校《嵇康集》了”。两天之后，即1924年6月10日，写《(嵇康集>序》。在此期间，鲁迅还写了《(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附于《嵇康集》的鲁迅校本之后。
至此，鲁迅校辑“嵇康集》的工作基本完毕。
鲁迅在《(嵇康集)序》中说，他校辑《嵇康集》，以明吴宽丛书堂钞本为基础，又“以黄省曾、汪士贤、程荣、张溥、张燮五家刻本比勘讫，复取《三国志》注、《晋书》、《世说新语》注、《野客丛书》、吴克家翻宋尤袤本《文选》李善注，及所著《考异》，宋本《文选》六臣注，相传唐钞((文选集注》残本，《乐府诗集》、《古诗记》，及陈禹谟刻本《北堂书钞》，胡缵宋本《艺文类聚》，锡山安国刻本《初学记》，鲍崇城刻本《太平御览》等所引，著其同异……严可均《全三国文》，孙星衍《续古文苑》所收，则间有勘正之字，因并录存，以备省览”(《鲁迅全集》第10卷)。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中，几能搜集到的《嵇康集》刻本，鲁迅想尽一切办法搜集来(或借或买)并一一互校；能参阅的书籍，鲁迅也一丝不苟参阅。他校辑《嵇康集》的工程之巨，可以想见。
其实，截至1924年，鲁迅校辑《嵇康集》的工作虽基本完毕，却尚未完全结束。《鲁迅日记》记载，1931年11月13日，鲁迅还在“以涵芬楼景印宋文(本)《六臣注文选》校《嵇康集》”。可惜的是鲁迅校辑的《嵇康集》在其生前未得印行，直到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时，才收录在全集第9卷中。
从鲁迅的《(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嵇康集>考》中可知其考证者大致有三：一考卷数及名称；二考目录及阙失；三考逸文然否。例如，《艺文类聚》中有嵇康的《怀香赋序》，所谓“弃本高崖，委身阶庭”云云，也极似出于嵇康之手，然据鲁迅考证，“《太平御览》九百八十三引嵇含(嵇康之侄孙)《槐香赋》，文与此同，《类聚》(即《艺文类聚》)以为康作，非也。张溥本存其目，严可均辑《全三国文》，据《类聚》录之，并误”(《鲁迅全集》第10卷)。又如，“若会酒坐，见人争语，其形势似欲转盛，便当舍去，此斗之兆也”云云，据《太平御览》，是《太师箴》中的话，严可均说“此疑是序，未敢定之”，而据鲁迅考证，这些话其实出于“家诫》一文，《御览》是“误题”的(《鲁迅全集》第10卷)。诸如此类，皆为“逸文然否”之考。至于校录，因为“脱误并甚”，则更为琐碎繁杂，然鲁迅却是不厌其烦，“稍有讹脱，悉为更正”。
鲁迅校辑《嵇康集》所下工夫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二
嵇康(223-262年，一说为224-263年)，字叔夜，三国时魏中散大夫。
嵇康的本传在《晋书》之中，他的著作也往往标以“晋嵇康著”，其实，嵇康与魏宗室通婚，又“非汤、武而薄周、孔”，并因受吕安案牵连而被司马昭杀害，时为公元262年，即魏元帝景元三年，那时曹魏政权名存实亡，朝纲已为司马氏所控，但司马昭毕竟没有称帝，司马炎称帝则在公元265年，所以鲁迅在《(嵇康集>著录考》中说：“按康为司马昭所害，时当涂之祚未终，则康当为魏人，不当为晋人，《晋书》立传，实房乔等之舛误。”
嵇康是魏末重要学者，其著作即《嵇康集》(清代称《嵇中散集》)，在梁为十五卷，录一卷；见之于《隋书·经籍志》的为十三卷，录一卷；见之于《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的皆为十五卷，无录；宋代之后仅存十卷，《与山巨源绝交书》、《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释私论》、《管蔡论》、《明胆论》、《难自然好学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太师箴》、《家诫》等有较大影响者均在其内。
对于嵇康的籍贯，南宋目录学家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说是“谯国人”；南宋另一位目录学家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则说，嵇康“本姓奚，自会稽徙钰 县嵇山，家其侧，遂氏焉；取稽字之上，志其本也”。也就是说，嵇康是从原籍会稽迁徙到谯郡铚县去的，他的改姓为“嵇”，也是为了“志其本”，同他的原籍会稽有关。清代悔堂老人在《越中杂识》中说，嵇康是会稽上虞人，“以避怨徙铚”，并将嵇康的儿子嵇绍也列入会稽先贤之中(《越中杂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鲁迅全集》注释则说嵇康是“谯郡铚人”(今安徽宿州市)。据《晋书-嵇康传》记载：“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人也。其先姓奚，会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钰有嵇山，家于其侧，因而命氏。”而据虞预《晋书》云：“康家本姓奚，会稽人。先自会稽迁于谯之铚县，改为嵇氏，取‘稽’字之上，山以为姓，盖以志其本也。一曰：铚有嵇山，家于其侧，遂氏焉。”以上各种说法大同小异，大致就像有人说周恩来是绍兴人，有人说周恩来是淮阴人一样。说嵇康是“谯国(或郡)人”的似都源自房玄龄等人编撰的《晋书》嵇康本传，强调嵇康是会稽上虞人的则源于虞预《晋书》，基本上自己也都是古时会稽郡人。
鲁迅辑录过包括嵇康本传在内的虞预《晋书》，他在(《嵇康集)著录考》中也引录了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说到嵇康籍贯的上述文字，鲁迅的《(嵇康集)序》末尾，在写了“中华民国十有三年六月十一日”这个日期后，又别有深意地署上“会稽序”三字。可见，鲁迅是把嵇康当做“会稽”(绍兴)先贤的。他校辑《嵇康集》也当与此有关。
三
校辑《嵇康集》的工作，使鲁迅得以完整地掌握嵇康其人。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比较集中地论述了嵇康其人、其文以及其死之悲剧。在他看来，嵇康之死，大致有三个原因。
一是吕安案的牵连。鲁迅说：“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与曹操杀孔融差不多。”吕安是嵇康的朋友。《晋书-嵇康传》记载：“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后安为兄所枉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遂复收康。”可见，嵇康的入狱，原是因为“吕安案”的牵连。其实，吕安之胞兄吕巽即吕长悌原也是嵇康的朋友，但这个吕巽禽兽不如，他奸污了吕安之妻徐氏。吕安因为相信嵇康而没有去告发吕巽，吕巽却恶人先告状，反诬蔑吕安不孝，而那时“以孝治天下”，这“不孝”乃是莫大罪名，曹操就是以“不孝”之罪名杀孔融的，吕安于是被囚。这使嵇康感到极大的愤慨。他于是作《与吕长悌绝交书》，在结尾时说：“今都(吕安)获罪，吾为负之。吾之负都，由足下之负吾也。怅然失图，复何言哉!若此，无心复与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绝交不出丑言，从此别矣!临别恨恨。”以嵇康之为人，遇如此不平之事，挺身而出，“辞相证引”，为吕安辩诬，也就是情理中事，他于是受“吕安案”之牵连而被系于狱。
二是作《与山巨源绝交书》。鲁迅说：“最引起许多人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引者按：应为司马昭，下同)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山巨源即山涛，原也是嵇康的朋友，且系所谓的“竹林七贤”之一。听说他曾荐嵇康以自代，嵇康写了这篇文章，除了表达自己对山巨源此举的不满外，着重陈说他无意为官和不宜为官的种种理由。其不宜为官，有“必不堪者七”，大致就是不愿受官场习俗及礼法的束缚；又有“甚不可者二”，即“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与“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这些话说的其实全是他自己，即使顺带着揭露了官场的庸俗与丑陋，也在不经意间。嵇康是当过官的，既是魏宗室，又曾为魏中散大夫，人称“嵇中散”，这“必不堪者七”与“甚不可者二”在相当程度上含有他对曹魏时期官场习俗的切身体验，并非是专门针对司马氏集团的。恰恰相反，对于司马氏集团，他倒是留了几分面子的。例如他说，已经修炼到“口不论人过”的阮嗣宗(阮籍)，尚且还使那些“礼法之士”必欲除之而后快，要不是“大将军保持之”，早已落得一个可悲的下场，何况我没有阮籍之贤，你让我去当官，能有好果子吃吗?他这里说的“大将军”就是司马昭，不但没有直呼其名，称道的也是“大将军”保护阮籍的善举，怎么看也不像是在煽动对司马氏集团的不满。所谓的“非汤、武而薄周、孔”一言，翻译成白话文，也无非是说，我这个人呀，口无遮拦，平时常会有“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言论，因为是山野草民，也没有什么大碍，一旦显山露水当了官，那些“礼法之士”还能饶得了我吗?嵇康与那些所谓的“礼法之士”并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但这和反对孔教礼教终究不是一码事；嵇康对司马氏集团也没有什么好感，但这与反对司马氏集团也有很大的区别。他不想“处朝廷而不出”，只想“入山林而不反”，当他的山野草民不再回头，并不是要在司马氏集团的“体制外”去拉起什么队伍，去发起什么运动，或者去闹起什么革命，他只想“离事自全，以保余年”。但在司马昭们看来，这简直就是对于孔教礼教以及司马氏集团的讨伐。于是如临大敌，必欲除之而后快了。
三是钟会的挑唆。嵇康早先“居贫”时，贵公子钟会曾专程前来看他，因嵇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而被晾在那边许久，而后怏怏而去。钟会受到嵇康的简慢，便记恨于心。到了嵇康倒霉之时，此人已是炙手可热，于是趁机向司马昭进言，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按他所说，嵇康居然成了司马氏政权的最大隐患；钟会还诬陷嵇康“欲助毋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晋书·嵇康传》)。毋丘俭举起旗帜，拉起队伍，公开与司马氏集团作对，嵇康既“欲助毋丘俭”，就不仅是隐患，而且已经有了行动，成了“害时乱教”、“非毁典谟”的罪魁，于是钟会要司马昭像“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那样诛戮嵇康了。可见，司马昭会把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看做是对于孔教礼教的讨伐，钟会的乘机进谗落井下石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鲁迅说：“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
关于这最后的一条，鲁迅在《再论“文人相轻”》一文中，还说过这样一段话：“嵇康的送命，并非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即使钟会不去搬是非，也总有人去搬是非的，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者是也。”有论者于是也就认为，嵇康的死，主要原因在于他是魏的宗亲，这就与前面说的几条有了差异。其实，司马懿父子本来就是魏的重臣，他们的政权又取之于魏，因而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举个例子说，诸葛诞是魏的司空，为司马昭所杀，其女却是司马氏的媳妇即琅邪王的王妃，吴平之后，原为吴之大司马的其子诸葛靓都躲到他姐姐家的厕所去了，司马炎还一定要见一见他的 这位故旧，并“诏以为侍中”呢!可见在司马氏当权之后，对于魏的大臣或宗亲，只要不对他们构成威胁，他们未必就要赶尽杀绝。要不，像山巨源这样的有志于仕途并在司马氏控制的政权中获取权位的人，怎么会向他们推荐嵇康呢，这不是自寻烦恼、自找没趣、自讨苦吃么?钟会之“搬弄是非”，或许看中了嵇康是“曹家的女婿”，但司马昭之杀了嵇康，却并非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而是因为误将嵇康当成了对他们有重大威胁的假想敌。
这样一来，嵇康真的当了一回英雄，这是司马氏集团成全他的：你看他在行刑前是何等从容，“顾视日影，索琴弹之”，一曲《广陵散》就这样成为千古绝唱。记得曾有人作《李贽传》，称李贽是我国第一个思想犯。其实，这“第一”是轮不到李贽的，嵇康才是中国第一个思想犯呢。
四
许寿裳先生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之《整理古籍和古碑》一节中说：“鲁迅对于汉魏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我们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便可得其梗概。为什么这样称许呢?就因为鲁迅的性质，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皓皓焉坚贞如白玉，懔懔焉劲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类似的缘故。”确实，鲁迅与嵇康有许多相通之处。这些相通之处，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反对传统。嵇康思想新颖，他不想受传统礼教的束缚，每每能说出使人耳目一新的话来，敢于提出“从来如此，便对么”这样的质疑，而决不会说出“赵太爷家里田地就有三百亩的，他说的还会错么”这样的混账话，他不唯上，不唯书，不是“凡是派”。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举了不少这样的事例，他说：
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
新颖，往往与古旧说反对。孔子说，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的
《难自然好学论》却道，人是并不好学
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又有饭
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
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
已。还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厶＼率殷
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的。
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
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
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
远，消息不灵通。在这一节引文中，嵇康的“往往与古旧说反对”及鲁迅对此的赞赏已一目了然，无须赘述了。其实，说嵇康敢于反对礼教的传统或儒家的传统，“非汤、武而薄周、孔”，并不是说他一切都反其道而行之，与所谓的传统一刀两断。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就有两处说到孔子。一处说：“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另一处将孔子作为“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的一个实例，说“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二者都没有贬义。所以，嵇康反对传统，只是不想让礼教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只是像《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那样提出了一个“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质疑。然而，知人论世，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不以“从来如此”的标准为标准，在那个时代，需要有莫大的勇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提及他平时“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也就像狂人那样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嵇康尤其反对明明自己的所为与礼教格格不入，却偏偏要打着礼教的牌子欺世惑人，就像吕安的兄长吕巽那样，明明自己禽兽不如，却反诬吕安“不孝”，他不计自身安危而为吕安作证辩诬，并作《与吕长悌绝交书》，正是对他自己理念的践行。所以鲁迅说：“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二是蔑视权贵。嵇康是从官场出来的，对官场中的众生相太熟悉太了解了，且早已没了当官的欲望，当然不会对官场中人点头哈腰诚惶诚恐，即使惹不起那些炙手可热的权贵，还可以避开他们，不与他们为伍。关于这一条，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列举了两个实例，一是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二是嵇康简慢钟会：
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
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
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
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
不理钟会。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
其时嵇康就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
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
见所见而去，”钟会之看望嵇康与吕安之看望嵇康，大概都在嵇康“居贫”而常在柳树下打铁“以自赡给”的那段时间。吕安“千里命驾”前来看望嵇康，“康友而善之”；钟会是贵公子，也曾专程前来看他，嵇康却“不为之礼，而锻不辍”，两者相比，便可知嵇康并非对谁都是那么“骄傲”的，他的“骄傲”其实只是对于权势者的蔑视。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本身就说明他根本就不把高官厚禄权位权贵放在眼里，而这种骄傲与蔑视，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更是处处可见：“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可见他尊重的是人品学问，而不是权位。对嵇康的这种“傲慢”，鲁迅是相当欣赏的，有人以嵇康与钟会的这一掌故为例要时人吸取教训，似乎“你无论遇见谁，应该赶紧打拱作揖，让座献茶，连称‘久仰久仰’才是”，鲁迅说：“这自然也许未必全无好处，但做文人做到这地步，不是很有些近乎婊子了么?”所谓“嵇康的送命，并非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云云，其实也正是在这个语境之下说的。
三是不入世俗。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直性狭中，多所不堪”，他烦透了那些俗人俗套，绝不以“今天天气哈哈哈”这样的圆通方式处世，绝不戴着假面具做人。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自陈不宜当官的“必不堪者七”，足见其与世俗世故之格格不入。嵇康是当过官的，深知官场习俗。所谓“必不堪者七”，其实就是他不堪忍受的官场习俗，而且无不关系到“人伦之礼”和“朝廷之法”。例如，他不喜“揖拜上官”，不喜官场“酬答”，“不喜吊丧”，“不喜俗人”，不喜“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尤其不喜自己勉强自己。如此超几脱俗，自然不适宜在官场生存，身在官场，不揖拜上官，不互相应酬，不虑及种种人情世故，不与各种各样的俗人打交道行么?难怪几百年后的房玄龄等在撰写《晋书·嵇康传》时，也要将这“必不堪者七”连同“甚不可者二”整段删去了。
说到嵇康不入世俗，不能回避他的《家诫》。这篇文章是教他的儿子怎么做人的，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近乎世故世俗了。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详细列举了这些教训，其中有一条就是误入《太师箴》经他考证重归《家诫》的，他将这一条翻译成现在的话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 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在引了这类教训后，鲁迅说：
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稀
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
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
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
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
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
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
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
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
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
并非他们的本态。鲁迅赞赏嵇康反世俗的“高傲”，而鄙视世俗的“庸碌”。可以为此作证的是鲁迅的《立论》一文，讲假话违心，讲真话讨人厌，于是就只好说“今天天气哈哈哈”了，这种回避矛盾的做法，与酒席上有人争论而借上厕所回避矛盾没有什么两样，既与嵇康的性情相悖，也与鲁迅的性情相违。至于“高傲”的嵇康何以教子“庸碌”，我以为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其一，嵇康因不合世俗，而常常碰壁，做人做得十分艰难，而且，如果没有他那样的底气而要如此超凡脱俗，其后果更为不堪。所以他并不希望他的儿子像自己那样当闲云野鹤，更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像自己那样去自讨苦吃，这虽然有些自相矛盾，却也是人之常情。其二，就是鲁迅所说的，“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即使在他那篇《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例如他说“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并非正话反说的讥讽，只是为了说明像阮籍那样尚且“为礼法之士所绳”，何况他“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物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所以鲁迅认为嵇康以及阮籍的“高傲”乃“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其三，《家诫》说的教训，近乎世故世俗，却还有一条道德底线，比如，对待自己的长官，“但宜敬之而已矣，不当极亲密”，只为不惹是生非，绝非拍马屁套近平；再比如，他虽然教子尽可能不要卷入是非争论之中，却又说，在无法回避之时，“若其言邪险，则当正色以道义正之”，因为“君子不容伪薄之言”。嵇康的《家诫》还说：“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这其实已经很有些儒家色彩了。
顺便说说嵇康的儿子嵇绍。鲁迅辑录的虞预《晋书》中有嵇绍小传，曰：“元康元年，河间、成都二王举兵向京都，朝廷北讨，征嵇绍为侍中。王旅不振，败绩于汤阴，百官侍卫，莫不溃散。唯绍以身捍，寇兵突御辇，飞矢雨集，绍遂被害于帝侧，血溅御服。及定，左右欲浣衣，帝日：‘此嵇侍中血，勿去。”’嵇绍是入仕为官的，他的人生道路确与嵇康不同。但他并没有违背嵇康“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的“家诫”，保持了“忠臣烈士之节”。至于他以生命护卫的乃是那个庸碌的晋惠帝，则是另一码事了。
据《晋书-嵇康传》记载，嵇康“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成、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此“竹林七贤”又称“竹林名士”。鲁迅说：“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对旧礼教的。”又说，“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鲁迅说的“脾气”，其实就是反对传统、不入世俗、蔑视权贵的“名士”脾气。鲁迅并将嵇康与阮籍作了一个比较，说：“后来阮籍竞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康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宴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可见在嵇康和阮籍二人之中，鲁迅更崇尚嵇康的品格，而通过鲁迅的全部作品，尤其是通过鲁迅的杂文，我们可以看到，在鲁迅的身上，是有着与嵇康相同的血液在流动着的。虽说鲁迅与嵇康所处的时代不同，但谁能说鲁迅一生对于儒家传统的批判，对于世故世俗的非难，对于权贵和权贵帮凶、帮闲的那种“连眼珠也不转过去”的“最高的轻蔑”，和鲁迅所赞赏的嵇康的品格之间没有一点内在联系?难怪“正人君子”们看到鲁迅正色，就会悻悻地说：“又发名士脾气了。”
鲁迅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之演讲，本身就很有些“名士脾气”。嵇康与阮籍被人非议了一千六百多年，并且“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鲁迅却唱了反调，这就需要有反传统的勇气。何况这篇讲演还有其背景。1927年4月27日、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政变，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为信条，大开杀戒。在这当头，7月18日，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举行开幕式。当时的广州市长林去陔、教育局长刘懋初等均在会上作反共演说，他们打的是“学术”的旗号，因而也“邀请”学者演讲。鲁迅也在被“邀”之列，于是在7月23日和7月26日作了这篇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讲曹操杀孔融，讲司马氏杀嵇康，讲曹操杀孔融和司马氏杀嵇康的借口，鲁迅说：
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数，是用以自
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
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
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
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
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
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
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
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
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
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
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接下去的话，就拐到对于“三民主义”的信仰上来了。他巧妙地打了一个比喻：比如一个军阀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自称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已经到了临界点了。鲁迅后来说，“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感而言”。如果再对照上面的这些话，有心人都不难明白鲁迅到底“有感”于什么“而言”。
顺便说说，如今不少文人常拿鲁迅与胡适作比，或是抑鲁扬胡，或是贬胡褒鲁，我总不以为然。在我看来，鲁迅与胡适，就好比是嵇康与山涛。你说胡适怎么狷介，怎么耿直，怎么特立独行，却毕竟是到蒋介石那边当官去了，对于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及种种倒行逆施，他或有痛苦，或有规劝，或有批评，却始终为之出谋献策而未曾与之决裂。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讽刺山巨源说：“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或谓之无，今乃信其真有耳。”我想，这句讽刺山巨源的话，用在胡适身上，恐怕也是非常妥帖的。五
鲁迅与嵇康的文学观也大有相通之 处。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到，晋代的许多人，对于“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往往“只学他们的皮毛”。他说：
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
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
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
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
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
“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
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
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
有了。刘勰说嵇康与阮籍的那两句话，出自《文心雕龙》的“才略”篇，有学者将它翻译为“嵇康坚持自己的意见来发表议论，阮籍任凭自己的脾性来创作诗歌”。以我之见，似乎也可理解为“嵇康为文讲真心话，阮籍作诗有真性情”的，而这讲真心话，有真性情，即“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正是鲁迅竭力倡导且身体力行的文学主张。
鲁迅辑录的《嵇康集》中，也有嵇康明言的文学主张。孔子后的历代儒家都以“郑声”为淫逸，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一文却说：“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丧业，自非至人，孰能御之。”鲁迅就很赞赏这种文学观。他认为“自心不净，则外物随之”，这怪不得“郑声”，因而以“郑声”为“淫逸”，“失其旨矣”。他在《汉文学史纲要》的第二篇“书与诗”中以此类推，说：“世之欲捐窈窕之声，盖由于此，其理亦并通于文章。”
鲁迅和嵇康都受过庄子很大的影响。鲁迅在《写在(坟>的后面》一文中也自陈：“就是在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但鲁迅不赞成庄子的敷衍和无是非观，他说：“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彼也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与非不想辨；‘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梦与觉也分不清。生活要混沌，如果凿起七窍来呢?庄子日：‘七日而混沌死。”’嵇康受庄子的影响或许更大些，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直言不讳地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并说自己“纵逸来久，情意傲散”，“又读《庄》《老》，重增其放”，其文章多有《庄》《老》典故活用，但他其实也不赞成庄子的敷衍和无是非观。要不，他不会写《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以及与人论辩是非的“驳难论”，也不会告诫儿子“若其言邪险，则当正色以道义正之”。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也从嵇康那边吸取过营养。他的《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一文，说到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六朝人似乎很排斥虚构。在作了一番比较之后，又说了这样一段话：
不过他不用于小说，这类文章，那时也
不谓之小说。例如阮籍的《大人先生
传》，陶潜的《桃花源记》，其实倒和后
来的唐代传奇文相近；就是嵇康的《圣
贤高士传赞》(今仅有辑本)，葛洪的
《神仙传》，也可以看作唐人传奇文的
祖师的。李公佐作《南柯太守传》，李
肇为之赞，这就是嵇康的《高士传》法；
陈鸿《长恨歌传》置白居易的长歌之
前，元稹的《莺莺传》既录《会真诗》，
又举李公垂《莺莺歌》之名作结，也令
人不能不想到《桃花源记》。嵇康的《圣贤高士传赞》，并不在鲁迅辑录的《嵇康集》(共十卷)中，但从上述引文看，鲁迅在研究中国小说史，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嵇康的《圣贤高士传赞》也曾进入他的视野，并作过专门的研究。不研读嵇康的《圣贤高士传赞》，怎么知道嵇康的《高士传》法以及它与唐代传奇文的内在联系呢?
鲁迅的编书，也受过嵇康的影响。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题未定”草(六至九)》一文中说：“魏的嵇康，所存的集子里还有别人的赠答和论难；晋的阮籍，集里也有伏义的来信……我以为这样的集子最好，因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见他和别人的关系，他的作品，比之同咏者，高下如何，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所以鲁迅编自己的杂文集时，也总是将与自己杂文有关的文章(包括对立面的文章)一起编进去作为附录，聊以备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