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标志着新闻学成为一门学科。六年后，复旦大学开设新闻课程，在中国文学科下设立新闻系。同年，梁洪浩出生。
　　1947年，梁洪浩从南京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毕业，到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担任英文新闻编译。之后，又到《大公报》担任翻译、记者。1950年，梁洪浩参加抗美援朝，任《前进报》和《前线后勤报》记者、编辑，为名副其实的“战地记者”，曾参与报道上甘岭战役。他还获得了朝鲜军功章兩枚，但是从未戴过，“我的很多战友都戴不上（这枚军功章），都回不来了，永远回不来了。”
　　回国后，梁洪浩被分配到新华社北京总社对外新闻编辑部。1962年，他回到家乡广州，在暨南大学任教，主讲新闻学概论与外国新闻史。此时，暨大自1907年创办，已经历了两次停办，五度迁址。其中，1946年创办于上海的新闻学系，1960年在广州复办。梁洪浩来到学校时，连教材都没有，报刊稀缺，百废待兴。
　　梁洪浩向省委宣传部申请了《大公报》《文汇报》等报刊作为阅读材料，利用之前的工作积累邀请各大报社的编辑、记者前往学校讲授业务经验，启发了中国早期的新闻教育。后来的教学报告《教材要新，教法要活》中，梁洪浩对外国新闻史资料匮乏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恳切地要求新闻教育“要放眼看世界”。
　　“文革”期间，暨大再次停办。1967年底，梁洪浩被下放到三水干校，负责赶牛耕田。2019年，我曾在暨大羊城苑四楼与老先生见过一面。聊起这段经历时，他能记得的只有天冷，广州冬天荒野寒气逼人，牛不愿意走动了，他只得拿出藏了许久的一点点黄酒，喂给耕牛，喝下去，牛的身子暖起来才能继续干活。
　　1970年，他被分配到广州外语学院（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既教书又翻译。在广外教授彭国柳的回忆文章中，那段时间师生在课余都要开荒劳动收获，知识分子统统都成了“臭老九”。半夜工宣队队长敲开房门，说“走遍整个校园，除了路灯之外，亮灯的住户肯定都是教师”。
　　梁洪浩也在废寝忘食。197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广州外语学院英美问题研究室翻译的《光荣与梦想》，梁洪浩参与了第一册的翻译。读过的人应该很明显能感受到——纵然政治倾向有异，但没有人能否认报纸、广播作为大众传播手段，对于美国政治的重大影响，这有利于读者形成更为全面的新闻观。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在出版前言中提到，《光荣与梦想》在中国广大读者尤其是知识分子中影响深远，也极大地影响了许多国内记者的写作，让人深感“原来还可以这样写”。
　　之后，梁洪浩重回暨大。作为记者、译者、新闻教育工作者，他的三重身份都受到了肯定。但老先生始终很低调，一直住在旧宿舍楼里，没有电梯，多日不下楼，“以前选这层的时候，没想到会有老了的一天。”
　　2021年7月26日，校友群传来消息，梁老先生凌晨在广州去世，享年97岁。但总觉得，那天采访完，他坚持目送我们下楼的那份执意，依然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