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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者梅拉赫
2012年3月22日上午11时，一阵激烈的枪声从法国图卢兹一处公寓楼中传出。突然，摄像机镜头中的窗台出现了一名男子，摄像师还没反应过来，只听“砰”的一声闷响，男子头部中弹，应声倒地。冲入屋中的警察马上进行了确认，此人已死，系狙击手击毙。
这名被击毙的男子，就是今年3月中旬震惊全法国的图卢兹枪击案的嫌犯——穆罕默德·梅拉赫。自3月中旬以来，梅拉赫频繁出手，在法国南部城市图卢兹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枪击事件。
犯下这一系列命案的穆罕默德·梅拉赫在法国警方长达32小时的围捕后，最终被警方狙击手毙亡。梅拉赫的家庭属于上个世纪很多移居法国的北非裔中的一员。但是移居法国并不意味着天堂和新生。就像法国电影《暴力街区》所描述的那样，梅拉赫同很多被法国主流社会隔离的阿拉伯少数族裔一样聚居在拥挤不堪、人居条件糟糕的贫民窟里。这里有政府用水泥墙、铁丝网围成的隔离带，医疗、教育、卫生、就业等条件都极其缺乏。这也成了滋生犯罪的温床。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需要为生存奔波，却没有合适的方式。于是，贩毒、卖淫、走私、洗钱成为了某种常态，随之也形成了警民对抗的某种局面。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为了躲避“犯事儿”后警察的追捕，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的功夫，这就是“跑酷”运动。不过很显然，梅拉赫认为这种简单的“猫捉老鼠”式的游戏并不能表达他对法国主流社会的不满，于是他开始蠢蠢欲动。
梅拉赫把眼光投向了海外，瞄准了乱世之地的阿富汗。阿拉伯裔的身份背景，加上对西方社会的仇视，梅拉赫很快就在阿富汗找到了自己的“归属”。2007年，梅拉赫因制造炸弹遭捕，获刑3年；后来在塔利班的一次监狱袭击中，梅拉赫与400多名塔利班成员越狱；之后辗转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之地。有情报显示，在海外的这段时间，梅拉赫受到恐怖组织的相关训练。
再后来，被遣返回国的梅拉赫成了法国内政部密切监视的恐怖嫌疑人。但这些并没有能阻止他犯下了这一次骇人听闻的枪击罪案。枪击案发生后，有不少声音质疑法国内政部是如何对恐怖袭击进行预警的。但更多的声音（尤其是来自于犹太人群体的）开始质疑法国是否存在对犹太人乃至西方主流文明的仇视和更为严重的种群分裂。虽然萨科齐总统一再强调此次事件只属于个例，并不影响法国社会的种族团结。但是，在长期的西方主流文明与阿拉伯世界的对峙中，长期的流血冲突和利益纠葛，正逐渐在两大文明之间留下深深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复仇者的逻辑
创伤后应激障碍（简称“PTSD”），指人在遭遇或对抗重大压力后，其心理状态产生失调之后遗症。症状包括噩梦、性格大变、情感解离、麻木感（情感上的禁欲或疏离感）、失眠、逃避会引发创伤回忆的事物、易怒、过度警觉、失忆和易受惊吓。
梅拉赫的表现，恰恰就像一个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在梅拉赫的邻居和律师的表述中，梅拉赫是一个安静、有礼貌的人。但斯文温和的外表，并不能掩盖他在20多年的人生中所看到的、听到的乃至自己亲身经历的各种不公平对他产生的深深的创伤，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创伤在年轻的梅拉赫出国之后逐渐在其心中演化为西方文明对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一种仇视和对抗。因此他要有所反应，要报仇。而讽刺的是，为了让自己的行为披上“正义”和“合法”的外衣，梅拉赫竟然宣称自己是为了给巴勒斯坦被杀儿童复仇。而这种报复性杀戮带来的快感竟然使他叫嚣要让整个法国都臣服于他的脚下。
其实就在梅拉赫在图卢兹大开杀戒的同时，3月11日凌晨，美国驻阿富汗军队士兵罗伯特·贝尔斯闯入阿富汗潘杰瓦伊地区一座美军军营附近的村庄，开枪打死了17名阿富汗平民，并焚烧了部分死者的尸体。这一行径令国际社会为之震惊。随后阿富汗方面纷纷要求严惩凶手，而自知理亏的美国军方也只好匆匆将罗伯特·贝尔斯用飞机押送回国。
值得注意的是，面临法律审判的罗伯特·贝尔斯的辩护律师提出其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希望借此来减轻他的罪行。贝尔斯的心理医生曾就贝尔斯的症状指出，PTSD最具特征性的表现是在重大创伤性事件发生后，患者有各种形式的反复发生的闯入性创伤性体验重现（病理性重现）。患者常常以非常清晰地、极端痛苦的方式进行着这种“重复体验”，包括反复出现以错觉、幻觉（幻想）构成的创伤性事件的重新体验（flashback，症状闪回，闯入性症状）。此时，患者仿佛又完全身临创伤性事件发生时的情景，重新表现出事件发生时所伴发的各种情感。患者面临、接触与创伤性事件有关联或类似的事件、情景或其它线索时，常出现强烈的心理痛苦和生理反应。贝尔斯曾在伊拉克头部负伤、失去一只脚的一部分，并有长期服用抗抑郁症药物的历史，他本以为不会再赴战场。当贝尔斯去年听说自己将被派往阿富汗时，他表示不愿意去。律师与当事人通话，这名士兵“看上去冷淡，有些不知所措，但状况还好”。
同梅拉赫在事前所受到的正面评价一样，贝尔斯的上级、家人和朋友形容他是一名“头脑冷静、有经验”的士兵，只是谁也未曾想到，两个有着不同种族归属的人，却都做出了骇人听闻的事件。
文明的冲突？
时光倒回到1968年3月16日，地点转移到越南战场。驻越美军一个步兵团的一个排在排长威廉·凯利中尉的率领下扫荡了广义省一个名叫美莱的小村庄。他们将大批无辜村民集合起来，用机枪扫射屠杀。事后统计，共有567人被杀，其中大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事件震惊世界，而主谋凯利也被送上了法庭。站在被告席上的凯利在辩护中说出了一句震惊世界的话：“我杀死他们的肉体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灵魂。”舆论一片哗然。
美国学者亨廷顿曾提出过著名的“文明冲突论”。在他看来，冷战后的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世界格局从两极化向多极化的过渡，其实也正蕴含着西方文明同伊斯兰文明的某种尖锐对抗。有人认为，这样的对抗在类似于“9·11”、阿富汗战争这样的大事件之后，正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一种国家与国家、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1000年前，当打着十字军东征旗帜的西欧封建主们站在耶路撒冷的城头，瞭望着地中海如血的夕阳时，他们可曾想到，PTSD的种子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种下。
直到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似乎与伊斯兰世界形成了某种默契，但梅拉赫和贝尔斯却在提醒所有人，两大文明之间未曾消除过对彼此的憎恨、恐惧与提防，它们之间正在形成的，也是一种应激性的防御障碍，而这样的趋势仿佛正像中国那种老话说的那样：冤冤相报何时了。
链接
梅拉赫在法国图卢兹制造的系列枪击事件：
3月11日，法国伞兵团士兵伊马德·伊本·齐亚腾遭人射杀，凶手骑摩托车逃走；
3月15日，图卢兹以北的兵营外，25岁的下士阿贝尔·谢努夫、23岁的列兵穆罕默德·勒瓜德遭一名骑摩托车男子射杀，另有士兵中弹受伤；
3月19日，一名男子驾驶摩托车在图卢兹一所犹太学校开枪射杀4人。
2012年3月22日上午11时，一阵激烈的枪声从法国图卢兹一处公寓楼中传出。突然，摄像机镜头中的窗台出现了一名男子，摄像师还没反应过来，只听“砰”的一声闷响，男子头部中弹，应声倒地。冲入屋中的警察马上进行了确认，此人已死，系狙击手击毙。
这名被击毙的男子，就是今年3月中旬震惊全法国的图卢兹枪击案的嫌犯——穆罕默德·梅拉赫。自3月中旬以来，梅拉赫频繁出手，在法国南部城市图卢兹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枪击事件。
犯下这一系列命案的穆罕默德·梅拉赫在法国警方长达32小时的围捕后，最终被警方狙击手毙亡。梅拉赫的家庭属于上个世纪很多移居法国的北非裔中的一员。但是移居法国并不意味着天堂和新生。就像法国电影《暴力街区》所描述的那样，梅拉赫同很多被法国主流社会隔离的阿拉伯少数族裔一样聚居在拥挤不堪、人居条件糟糕的贫民窟里。这里有政府用水泥墙、铁丝网围成的隔离带，医疗、教育、卫生、就业等条件都极其缺乏。这也成了滋生犯罪的温床。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需要为生存奔波，却没有合适的方式。于是，贩毒、卖淫、走私、洗钱成为了某种常态，随之也形成了警民对抗的某种局面。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为了躲避“犯事儿”后警察的追捕，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的功夫，这就是“跑酷”运动。不过很显然，梅拉赫认为这种简单的“猫捉老鼠”式的游戏并不能表达他对法国主流社会的不满，于是他开始蠢蠢欲动。
梅拉赫把眼光投向了海外，瞄准了乱世之地的阿富汗。阿拉伯裔的身份背景，加上对西方社会的仇视，梅拉赫很快就在阿富汗找到了自己的“归属”。2007年，梅拉赫因制造炸弹遭捕，获刑3年；后来在塔利班的一次监狱袭击中，梅拉赫与400多名塔利班成员越狱；之后辗转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之地。有情报显示，在海外的这段时间，梅拉赫受到恐怖组织的相关训练。
再后来，被遣返回国的梅拉赫成了法国内政部密切监视的恐怖嫌疑人。但这些并没有能阻止他犯下了这一次骇人听闻的枪击罪案。枪击案发生后，有不少声音质疑法国内政部是如何对恐怖袭击进行预警的。但更多的声音（尤其是来自于犹太人群体的）开始质疑法国是否存在对犹太人乃至西方主流文明的仇视和更为严重的种群分裂。虽然萨科齐总统一再强调此次事件只属于个例，并不影响法国社会的种族团结。但是，在长期的西方主流文明与阿拉伯世界的对峙中，长期的流血冲突和利益纠葛，正逐渐在两大文明之间留下深深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复仇者的逻辑
创伤后应激障碍（简称“PTSD”），指人在遭遇或对抗重大压力后，其心理状态产生失调之后遗症。症状包括噩梦、性格大变、情感解离、麻木感（情感上的禁欲或疏离感）、失眠、逃避会引发创伤回忆的事物、易怒、过度警觉、失忆和易受惊吓。
梅拉赫的表现，恰恰就像一个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在梅拉赫的邻居和律师的表述中，梅拉赫是一个安静、有礼貌的人。但斯文温和的外表，并不能掩盖他在20多年的人生中所看到的、听到的乃至自己亲身经历的各种不公平对他产生的深深的创伤，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创伤在年轻的梅拉赫出国之后逐渐在其心中演化为西方文明对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一种仇视和对抗。因此他要有所反应，要报仇。而讽刺的是，为了让自己的行为披上“正义”和“合法”的外衣，梅拉赫竟然宣称自己是为了给巴勒斯坦被杀儿童复仇。而这种报复性杀戮带来的快感竟然使他叫嚣要让整个法国都臣服于他的脚下。
其实就在梅拉赫在图卢兹大开杀戒的同时，3月11日凌晨，美国驻阿富汗军队士兵罗伯特·贝尔斯闯入阿富汗潘杰瓦伊地区一座美军军营附近的村庄，开枪打死了17名阿富汗平民，并焚烧了部分死者的尸体。这一行径令国际社会为之震惊。随后阿富汗方面纷纷要求严惩凶手，而自知理亏的美国军方也只好匆匆将罗伯特·贝尔斯用飞机押送回国。
值得注意的是，面临法律审判的罗伯特·贝尔斯的辩护律师提出其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希望借此来减轻他的罪行。贝尔斯的心理医生曾就贝尔斯的症状指出，PTSD最具特征性的表现是在重大创伤性事件发生后，患者有各种形式的反复发生的闯入性创伤性体验重现（病理性重现）。患者常常以非常清晰地、极端痛苦的方式进行着这种“重复体验”，包括反复出现以错觉、幻觉（幻想）构成的创伤性事件的重新体验（flashback，症状闪回，闯入性症状）。此时，患者仿佛又完全身临创伤性事件发生时的情景，重新表现出事件发生时所伴发的各种情感。患者面临、接触与创伤性事件有关联或类似的事件、情景或其它线索时，常出现强烈的心理痛苦和生理反应。贝尔斯曾在伊拉克头部负伤、失去一只脚的一部分，并有长期服用抗抑郁症药物的历史，他本以为不会再赴战场。当贝尔斯去年听说自己将被派往阿富汗时，他表示不愿意去。律师与当事人通话，这名士兵“看上去冷淡，有些不知所措，但状况还好”。
同梅拉赫在事前所受到的正面评价一样，贝尔斯的上级、家人和朋友形容他是一名“头脑冷静、有经验”的士兵，只是谁也未曾想到，两个有着不同种族归属的人，却都做出了骇人听闻的事件。
文明的冲突？
时光倒回到1968年3月16日，地点转移到越南战场。驻越美军一个步兵团的一个排在排长威廉·凯利中尉的率领下扫荡了广义省一个名叫美莱的小村庄。他们将大批无辜村民集合起来，用机枪扫射屠杀。事后统计，共有567人被杀，其中大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事件震惊世界，而主谋凯利也被送上了法庭。站在被告席上的凯利在辩护中说出了一句震惊世界的话：“我杀死他们的肉体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灵魂。”舆论一片哗然。
美国学者亨廷顿曾提出过著名的“文明冲突论”。在他看来，冷战后的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世界格局从两极化向多极化的过渡，其实也正蕴含着西方文明同伊斯兰文明的某种尖锐对抗。有人认为，这样的对抗在类似于“9·11”、阿富汗战争这样的大事件之后，正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一种国家与国家、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1000年前，当打着十字军东征旗帜的西欧封建主们站在耶路撒冷的城头，瞭望着地中海如血的夕阳时，他们可曾想到，PTSD的种子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种下。
直到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似乎与伊斯兰世界形成了某种默契，但梅拉赫和贝尔斯却在提醒所有人，两大文明之间未曾消除过对彼此的憎恨、恐惧与提防，它们之间正在形成的，也是一种应激性的防御障碍，而这样的趋势仿佛正像中国那种老话说的那样：冤冤相报何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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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拉赫在法国图卢兹制造的系列枪击事件：
3月11日，法国伞兵团士兵伊马德·伊本·齐亚腾遭人射杀，凶手骑摩托车逃走；
3月15日，图卢兹以北的兵营外，25岁的下士阿贝尔·谢努夫、23岁的列兵穆罕默德·勒瓜德遭一名骑摩托车男子射杀，另有士兵中弹受伤；
3月19日，一名男子驾驶摩托车在图卢兹一所犹太学校开枪射杀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