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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代越南燕行使者吴时任在其如清时所著的《皇华图谱》中，认为当时的广西少数民族居民是丑陋粗鄙的“蛮夷”，广西是“猺獞”聚集之地，表现出对广西少数民族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感。其主要原因是清代越南社会精英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以及将“中国”的观念据为己有之后对“中华”观念的套用，反映出其“华夏优，蛮夷劣”的思维定势与深刻的等级观念，是越南社会对清代广西的集体想象和“华夷观”在越南外交使节思想上的投射。
关键词 越南使臣 广西少数民族形象 文化认同 思维定式 集体想象物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z.2017.03.068
The Images and Causes of the Guangxi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Eyes of the Vietnamese Envoys in Qing Dynasty
——To Wu Shiren's " Huang Hua Atlas " as the center
Pan Yiju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Vietnamese Envoy Wu Shi Ren thinks that Guangxi ethnic minorities are ugly rough "barbarians"， Guangxi is a "Yao Zhuang" gathering place in his " Huang Hua Atlas " which finished in the journey of Qing Dynasty. Performancing the condescending cultural superiority to Guangxi ethnic minorities.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Qing Dynasty Vietnamese social elite agree Chinese culture deeply， and use the concept of "China" after that. Reflecting the mindset of "China is better than the barbarians " and a profound concept of hierarchy. It is also the collective imagination of Guangxi in the Qing Dynasty in Vietnamese society and the reflect of "Hua Yi" concept in the diplomatic envoy of Vietnam.
Keywords Vietnam envoys； image of Guangxi Minority Nationalities； cultural identity； mindset； collective imagination
近年來，“从周边看中国”这一研究视角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这种以他国描述中国的文献史料为依据，借用“他山之石”来观摩和审视中国的“外视法”，能够有效弥补以往中国历史研究中，单以本国史料为依据所产生的种种局限。越南作为中国周边的重要国家，其使臣入华所作诗文同样为学术界所重视，成为研究越南人的中国认知的重要依据。目前国内学者对越南燕行文献的具体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使者燕行路线的考察，对使者在华的文化交流的研究和对中越宗藩关系的探讨上，更多的则是越南燕行使者对途经地区的自然、人文景观的记叙与歌咏。国外也有不少学者从中越朝贡制度及“华夷”观等角度出发，对越南燕行文献进行研究。但总的说来，目前学术界对越南燕行文献的使用和研究还比较薄弱，通过越南使臣眼中的异域形象来了解其中国认知的研究比较缺乏，对越南使臣眼中的广西少数民族形象的研究解读更是罕见。此外，学术界以往对华夷观念的阐释尽管丰富，却鲜有对中国少数民族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被中原王朝称为“蛮夷”的边疆少数民族无疑是与“华夷观”密切相关且具有代表性的特殊群体。因而，从越南使臣所塑造的中国少数民族形象来了解其对自我、对中国少数民族及中原的定位，不失为考察越南使臣华夷观、中国观的重要透视点。基于此，本文以清代越南使臣吴时任在其文集中对广西少数民族的描写为中心，探索清代越南使臣眼中的广西少数民族形象，并从形象学角度对成因加以分析，以他国人眼中的中国少数民族形象这一前人较少关注的问题为切入点，透视吴时任所代表的清代越南知识精英的中国观。
1 吴时任与《皇华图谱》
吴时任（1746-1803），字希尹，号达轩，是著名的越南历史学家、文学家、儒学学者，越南吴家文派人物之一。在后黎朝任由户部都给事中，历山南道监察御史、京北督同，升东阁校书，续编父亲吴时仕的《大越史记全书续编》，修订黎熙宗至黎懿宗之间的五朝实录。西山阮氏立国后，任吏部左侍郎，赠爵晴派侯。光中年间，曾负责与中国清朝邦交事宜，升任兵部尚书、国史总裁。景盛元年（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吴时任奉命出使清朝，所承担任务为报告阮惠之丧，为新主西山朝阮光缵求封安南国王。吴时任家族中不乏与其同样学识渊博之士，其兄长吴时志、吴时悠在文学方面亦颇有建树，越南方面将吴氏三兄弟合称为“吴家文派”。其弟吴时位、其侄潘辉注也曾作为使臣出使清朝，其子吴时典亦为儒学学者。可以说，吴时任及其家族是当时越南社会政治和文化精英的代表，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反映了越南上层社会的主流意识。 《皇华图谱》为吴时任此次如清时所著，收录了其使华途中所著诗文。历代越南使臣的使华诗集、入华行纪等为数众多，但多为对山川名胜的题咏感怀及与中越官员的赠别之作，或是各地山川河流、风土人情的叙述。由于使华行路悠悠，记述往往挂一漏万，因而越南使臣们对异国形象的描写，尤其是对少数民族这一群体的形象描写较为缺乏。而吴时任的《皇华图谱》对途经广西时的情况着墨较多，篇幅较大，其中不乏对广西少数民族形象的生动刻画，是从使臣塑造的异域形象来分析其中国观不可多得的一手史料。
2 丑陋的蛮夷：对“中华”观念的套用
广西自古即为苗、瑶、壮等诸多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少数民族风俗与汉人相异，这在越南使者眼中自然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吴时任在《皇华图谱》中对广西少数民族有这样的描述：“汉人商贾凑集但夷人不改旧俗，男子多丑秽，妇女以油涂发，有裙襜即悬起，前幅露足胫，见之可耻，蛮人以为常事，来看客言语皆土音，汉人亦不晓，惟男子甚健壮，抬箱走日夜五百里，略无劳倦。”在此段描述中，吴时任从外貌、语言、行为等方面勾勒了自己所见的广西少数民族居民形象，但字里行间却表达出很明显的蔑视的态度。一方面，吴时任使用了“蛮人”、“夷人”这样的字眼。这说明在作者看来，广西少数民族是不折不扣的不慕王化者，他们不讲仁义道德也不受礼法约束，即使是处于众多汉人商贾聚集的地方也没有受到汉文化的熏陶渐染。另一方面，衣冠是文明的体现，也是区分华夷尊卑的重要标志。而吴时任对广西少数民族居民的服饰打扮同样持否定的态度，并将其指为不知廉耻的一方，认为他们是非文明族类，是丑陋的代名词，由此勾勒出了广西少数民族粗鄙浅薄而又卑微的蛮夷形象。此外，语言与汉人相异更加深了吴时任对广西少数民族居民的反感。在《来宾记见》一诗中，吴时任甚至用 “乱鸟声”来形容少数民族的语言，可见吴氏以为他们不但低人一等，而且语言上的沟通障碍，更让他们丧失了接受中原文明的机会及可能。
“蛮夷”一词在被越南使臣用来形容中国的少数民族之前，首先是个汉文词匯。在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下，中原王朝将边疆少数民族及外国部族视为“蛮夷”，并加以特殊区别对待。如官方在修撰《广西通志》时专设“夷情”部分，讲述广西少数民族的情况，以满足防“夷患”之需。同时在外交语境下，又使用“夷商”、“夷语”、“夷炮”、“夷务”、“英夷”、“款夷”等词语称呼外国人和外国事物。而越南使臣同样也使用“蛮夷”一词来形容中国的少数民族，可见其是以中华的心态且秉持着中华的价值判断标准，将自身放置在与中原王朝平等的地位上来评价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的，其中饱含对中华的认同及对中华观念的窃取和套用。
诚如地方志对越南的描述：“安南古交阯也，书云，宅南交王制云，南方曰蛮雕题交阯，有不火食者矣”，中国历来视越南为蛮夷，但在越南人眼中，他们与华夏并无二致，甚至常将“中国”、“中夏”、“中华”的观念据为己有，进而否定中国的政治核心地位。越南与中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即受到中国多方位的影响，其中尤以文化层面的影响最为深刻。越南穿中华衣冠，用中华文字，习中华制度，受儒家文化教化，因而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越南文化精英们对中华文明有着深刻的认同。因此，他们对自身的定位早已不是荒服之外的野蛮人，而是与中原文人士大夫无异的文明之辈，故常以“中华”自居。类似的观念使臣们在燕行文献中也多有表述。如：“我越号称文献，自丁氏建国以来与北朝通好，使命往来必以有名士大夫充其选，故其……往往为北朝缙绅起敬。”又如：“我粤文献之国也，自莫挺之阮忠彦诸公能以高辧碓文驰骤于中国者，为我邦骏朔耳。”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使臣们强烈文化优越感与几分儒化文人的自豪自傲之气。吴时任亦是如此，吴氏自幼便受到良好的儒家文化教育，后又通过科举考中进士，任官至兵部尚书、国史总裁，具备极高的汉文化修养。而吴氏眼中广西少数民族丑陋粗鄙的形象，则是其在认同中华文化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将“中国”的观念据为己有的结果。
3 滋事的猺獞：对广西少数民族的社会集体想象
在《皇华图谱》中吴时任对广西少数民族形象不仅有直接的描写叙述，也有间接的反映。“塘”在清代遍布各省，兼有信息传递和防守地方、维护治安的作用。塘的防守作用使它总是与汛防等联系在一起，合称塘汛。吴氏在《皇华图谱》中有一处写到对广西塘汛的印象：“此处戍塘稀少，日见一二所，颓圮不修，埋没樵径中，每人迫警，与粤西戍塘严驰悬绝，或者粤地多猺獞，不比楚地平衍，故警备每甚紧也。”吴氏看到湖南的戍塘稀少，便回想起了广西戍塘遍布，戒备森严的情形，便将此归因于广西“猺獞”众多，治安不佳。以吴氏之见，广西的少数民族不仅外貌打扮及行事、语言怪异，而且还是社会主要的不稳定因素，是动乱的代名词。广西塘汛设关卡，驻军警备的主要目的即是为防止“猺獞”滋事。据《康熙字典》的解释，“猺”“獞”分别是兽名，犬名，吴氏使用“猺獞”一词形容广西少数民族民众，相较于当时中国国内主流社会的偏见，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足以见其对广西少数民族丑化与蔑视程度之深。
对于清代广西的治安状况，吴氏还作有《粤西上路》一诗：“治平制度不胜描，三边戍卒昼刀剑，万人行通夙宵松。”可见清代广西为了维护治安稳定，在治安制度上用力不少。昼夜皆需多人戍卫，着实也生动地反映了广西警备森严的情形。此外，其他使臣们的《南宁纪胜》、《攔村夜泊》等作品，也间接反映出清代广西治安堪忧的状况。然而将此归因于少数民族众多，则是吴氏丑化和贬低广西少数民族的猜测与想象。而这样的猜测和想象又源于他及其所隶属的群体或社会对广西少数民族的社会集体想象。“游记作者往往扮演了双重角色：他们即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构建者和鼓吹者、始作俑者，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集体想象的制约，因而他们笔下的异国形象也就成为了集体想象物的投射物。”吴氏将广西少数民族构建、鼓吹成频繁滋事的“猺獞”的同时，也受到了越南社会及越南知识精英群体对广西少数民族的某种社会集体想象的制约。而由诸如广西少数民族这样的异国形象凝结而成的集体现象物的产生又与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包括吴氏在内的越南使臣均为饱读诗书之辈，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以及与越南山水相连的广西的历史了如指掌。而历史上广西少数民族被载于史册多是因为起义或反叛。广西自从秦朝设置郡管辖起便起事频繁，耳熟能详的大规模起义就有侬智高起义，壮族八寨义军起义，大藤峡起义等等，小范围的反叛动乱更是不计其数。因而，吴时任等越南文化精英对于广西少数民族的社会总体想象，便绕不过野蛮好斗，生性凶猛云云。等到使臣如清时直面广西少数民族，这种先入为主的想象便发生作用，从而左右书写的结果。 4 服外的广西：“华夏优，蛮夷劣”的思维定式与等级观念
吴时任在《皇华图谱》中对广西还有这样的表述：“自此顺流下长沙去粤西渐远，山稀水阔林尽村凋，烟岚静而传晖生，乃知禹贡楚地虽在荒服，粤地却在荒服之外。”吴氏离开广西到达湖南，将两地作比较后认为，湖南属“荒服”，广西更在“荒服”之外。荒服就已是不慕王化，文明程度极端低下，地理位置极其偏远的地方了，而吴氏竟认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广西甚至不在五服体系之内，足以见得吴氏对广西也持有深深的偏见。吴时任对广西的落后评价，也许与广西远离中原，文教与内地有差距大有关，但少数民族的存在，又格外强化了他“粤地却在荒服之外”的认知。因为广西与中原文明相异的文化特征，如不循中原礼义，不饰汉族衣冠，不说汉族语言等，集中体现在广西少数民族身上。可见其对广西少数民族怀有的蔑视之心和持有的偏见，甚至直接影响到了他对整个广西的评价。
吴时任的广西少数民族丑陋粗鄙以及广西是服外之地的结论，与其“华夏优，蛮夷劣”的思维定式与等级观念密切相关。狄泽林克在《比较文学形象学》一文中指出：“俗套‘他形象’一般会预设我们对他者的期待，是对他者或褒或贬的先入之见。如果缺乏批判的目光，这些‘成见’会妨碍真正的跨文化理解。”吴氏对华夏文化的认同作为先入之见，在各种因素的不断强化下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观和文化优越感，并最终演变为“华夏优，蛮夷劣”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的作用下，吴氏排斥广西少数民族文化这一与其自身相异的文化，于是认为广西少数民族丑陋粗鄙，自身所代表的中华才是优势文明。这种思维定式决定了其不能以多种标准看待文明，广西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因不同于华夏的文明而被吴氏指为劣等文明，少数民族聚集的广西也被指为服外之地。
事实上，在“华夏优，蛮夷劣”的思维定式下，还隐藏着以吴时任为代表的越南社会精英们强烈的等级观念。在塑造异域形象时，“人们尝试着揭示出具有区分性的定性体系，它能通过使属性和文化相融合的一组组的对立物来表达相异性：未开化的对应文明的，野蛮的对应有教养的，高级人对应下等人。……一些等级关系在这当中强有力地表现了出来。”吴时任认为自己所代表的华夏优于蛮夷，便以一个居高临下的视角来评价广西少数民族，从而形成未开化与文明，野蛮与有教养，高等与下等的对立，塑造出广西少数民族丑陋、粗鄙、野蛮的异域形象。同时，对异域形象的塑造也是通过言说“他者”从而表现“我者”的过程。“在个人（一个作家）、集体（一个社会、国家、民族）、半集体（一种思想流派、文学）这些形象创造者的层面上，‘他者’形象都无可避免地表现为对‘他者’的否定，而对‘我’及其空间的补充和延长。这个‘我’要说‘他者’……但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趋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吴氏在塑造广西少数民族形象时亦是趋向于将其放置在自身的对立面，否定之，贬低之，两相比较下以彰显自身文明的优越性。同时，吴氏贬低“他者”以彰显“我者”的书写还不止于此，他在另一诗作中对广西文化精英陈宏谋进行了颂扬，以此来构建文化认同，将广西文化中与华夏相近的一面归结到自身文化之下，使其成为本民族的成分，再将广西少数民族的“劣等”他者文化指为对立面来进行排斥，并将其边缘化，从而彰显自身的优越，强调“我”高“他”低的等级关系。
5 结语
吴时任在《皇华图谱》中塑造了丑陋、粗鄙而又野蛮的广西少数民族形象，并将广西指为“服外之地”。而这样的评述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它反映了古代越南上流社会对待中国与中华文化的态度，表现为越南社会精英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套用，其核心是对“华夷观”的窃取。越南社会精英在认同中华文化和接受“华夷观”之后，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华夷观”，他们认定越南与中国一样同为“华”，而在越南的周边国家和其他民族——包括经济文化落后的广西及其少数民族为“夷”，由此获得文化上的优越感。从历史上看，华夷观念在越南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和文化精英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历代越南精英都把建立以越南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当作国家的追求，“华夷观”成了越南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石。吴氏在《皇华图谱》中的种种言论，就是越南版“华夷观”的表现，其中对广西及其少数民族的描述，体现了越南社会精英对构建以越南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期望。从吴时任的少数民族观入手，解读历史上越南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思想，可以更好地认知越南文化，探查“华夷观”对其历史及现实的影响，加深我们对越南的认识。
基金项目：北京市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BEIJ201611006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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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文鹏.清代驿传体系的近代转型.清史研究，2003（4）.
[7] 巴柔.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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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何芳川.“華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1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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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李焯然.越南史籍对“中国”及“华夷”观念的诠释.复旦学报，2008（2）.
关键词 越南使臣 广西少数民族形象 文化认同 思维定式 集体想象物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z.2017.03.068
The Images and Causes of the Guangxi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Eyes of the Vietnamese Envoys in Qing Dynasty
——To Wu Shiren's " Huang Hua Atlas " as the center
Pan Yiju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Vietnamese Envoy Wu Shi Ren thinks that Guangxi ethnic minorities are ugly rough "barbarians"， Guangxi is a "Yao Zhuang" gathering place in his " Huang Hua Atlas " which finished in the journey of Qing Dynasty. Performancing the condescending cultural superiority to Guangxi ethnic minorities.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Qing Dynasty Vietnamese social elite agree Chinese culture deeply， and use the concept of "China" after that. Reflecting the mindset of "China is better than the barbarians " and a profound concept of hierarchy. It is also the collective imagination of Guangxi in the Qing Dynasty in Vietnamese society and the reflect of "Hua Yi" concept in the diplomatic envoy of Vietnam.
Keywords Vietnam envoys； image of Guangxi Minority Nationalities； cultural identity； mindset； collective imagination
近年來，“从周边看中国”这一研究视角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这种以他国描述中国的文献史料为依据，借用“他山之石”来观摩和审视中国的“外视法”，能够有效弥补以往中国历史研究中，单以本国史料为依据所产生的种种局限。越南作为中国周边的重要国家，其使臣入华所作诗文同样为学术界所重视，成为研究越南人的中国认知的重要依据。目前国内学者对越南燕行文献的具体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使者燕行路线的考察，对使者在华的文化交流的研究和对中越宗藩关系的探讨上，更多的则是越南燕行使者对途经地区的自然、人文景观的记叙与歌咏。国外也有不少学者从中越朝贡制度及“华夷”观等角度出发，对越南燕行文献进行研究。但总的说来，目前学术界对越南燕行文献的使用和研究还比较薄弱，通过越南使臣眼中的异域形象来了解其中国认知的研究比较缺乏，对越南使臣眼中的广西少数民族形象的研究解读更是罕见。此外，学术界以往对华夷观念的阐释尽管丰富，却鲜有对中国少数民族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被中原王朝称为“蛮夷”的边疆少数民族无疑是与“华夷观”密切相关且具有代表性的特殊群体。因而，从越南使臣所塑造的中国少数民族形象来了解其对自我、对中国少数民族及中原的定位，不失为考察越南使臣华夷观、中国观的重要透视点。基于此，本文以清代越南使臣吴时任在其文集中对广西少数民族的描写为中心，探索清代越南使臣眼中的广西少数民族形象，并从形象学角度对成因加以分析，以他国人眼中的中国少数民族形象这一前人较少关注的问题为切入点，透视吴时任所代表的清代越南知识精英的中国观。
1 吴时任与《皇华图谱》
吴时任（1746-1803），字希尹，号达轩，是著名的越南历史学家、文学家、儒学学者，越南吴家文派人物之一。在后黎朝任由户部都给事中，历山南道监察御史、京北督同，升东阁校书，续编父亲吴时仕的《大越史记全书续编》，修订黎熙宗至黎懿宗之间的五朝实录。西山阮氏立国后，任吏部左侍郎，赠爵晴派侯。光中年间，曾负责与中国清朝邦交事宜，升任兵部尚书、国史总裁。景盛元年（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吴时任奉命出使清朝，所承担任务为报告阮惠之丧，为新主西山朝阮光缵求封安南国王。吴时任家族中不乏与其同样学识渊博之士，其兄长吴时志、吴时悠在文学方面亦颇有建树，越南方面将吴氏三兄弟合称为“吴家文派”。其弟吴时位、其侄潘辉注也曾作为使臣出使清朝，其子吴时典亦为儒学学者。可以说，吴时任及其家族是当时越南社会政治和文化精英的代表，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反映了越南上层社会的主流意识。 《皇华图谱》为吴时任此次如清时所著，收录了其使华途中所著诗文。历代越南使臣的使华诗集、入华行纪等为数众多，但多为对山川名胜的题咏感怀及与中越官员的赠别之作，或是各地山川河流、风土人情的叙述。由于使华行路悠悠，记述往往挂一漏万，因而越南使臣们对异国形象的描写，尤其是对少数民族这一群体的形象描写较为缺乏。而吴时任的《皇华图谱》对途经广西时的情况着墨较多，篇幅较大，其中不乏对广西少数民族形象的生动刻画，是从使臣塑造的异域形象来分析其中国观不可多得的一手史料。
2 丑陋的蛮夷：对“中华”观念的套用
广西自古即为苗、瑶、壮等诸多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少数民族风俗与汉人相异，这在越南使者眼中自然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吴时任在《皇华图谱》中对广西少数民族有这样的描述：“汉人商贾凑集但夷人不改旧俗，男子多丑秽，妇女以油涂发，有裙襜即悬起，前幅露足胫，见之可耻，蛮人以为常事，来看客言语皆土音，汉人亦不晓，惟男子甚健壮，抬箱走日夜五百里，略无劳倦。”在此段描述中，吴时任从外貌、语言、行为等方面勾勒了自己所见的广西少数民族居民形象，但字里行间却表达出很明显的蔑视的态度。一方面，吴时任使用了“蛮人”、“夷人”这样的字眼。这说明在作者看来，广西少数民族是不折不扣的不慕王化者，他们不讲仁义道德也不受礼法约束，即使是处于众多汉人商贾聚集的地方也没有受到汉文化的熏陶渐染。另一方面，衣冠是文明的体现，也是区分华夷尊卑的重要标志。而吴时任对广西少数民族居民的服饰打扮同样持否定的态度，并将其指为不知廉耻的一方，认为他们是非文明族类，是丑陋的代名词，由此勾勒出了广西少数民族粗鄙浅薄而又卑微的蛮夷形象。此外，语言与汉人相异更加深了吴时任对广西少数民族居民的反感。在《来宾记见》一诗中，吴时任甚至用 “乱鸟声”来形容少数民族的语言，可见吴氏以为他们不但低人一等，而且语言上的沟通障碍，更让他们丧失了接受中原文明的机会及可能。
“蛮夷”一词在被越南使臣用来形容中国的少数民族之前，首先是个汉文词匯。在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下，中原王朝将边疆少数民族及外国部族视为“蛮夷”，并加以特殊区别对待。如官方在修撰《广西通志》时专设“夷情”部分，讲述广西少数民族的情况，以满足防“夷患”之需。同时在外交语境下，又使用“夷商”、“夷语”、“夷炮”、“夷务”、“英夷”、“款夷”等词语称呼外国人和外国事物。而越南使臣同样也使用“蛮夷”一词来形容中国的少数民族，可见其是以中华的心态且秉持着中华的价值判断标准，将自身放置在与中原王朝平等的地位上来评价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的，其中饱含对中华的认同及对中华观念的窃取和套用。
诚如地方志对越南的描述：“安南古交阯也，书云，宅南交王制云，南方曰蛮雕题交阯，有不火食者矣”，中国历来视越南为蛮夷，但在越南人眼中，他们与华夏并无二致，甚至常将“中国”、“中夏”、“中华”的观念据为己有，进而否定中国的政治核心地位。越南与中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即受到中国多方位的影响，其中尤以文化层面的影响最为深刻。越南穿中华衣冠，用中华文字，习中华制度，受儒家文化教化，因而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越南文化精英们对中华文明有着深刻的认同。因此，他们对自身的定位早已不是荒服之外的野蛮人，而是与中原文人士大夫无异的文明之辈，故常以“中华”自居。类似的观念使臣们在燕行文献中也多有表述。如：“我越号称文献，自丁氏建国以来与北朝通好，使命往来必以有名士大夫充其选，故其……往往为北朝缙绅起敬。”又如：“我粤文献之国也，自莫挺之阮忠彦诸公能以高辧碓文驰骤于中国者，为我邦骏朔耳。”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使臣们强烈文化优越感与几分儒化文人的自豪自傲之气。吴时任亦是如此，吴氏自幼便受到良好的儒家文化教育，后又通过科举考中进士，任官至兵部尚书、国史总裁，具备极高的汉文化修养。而吴氏眼中广西少数民族丑陋粗鄙的形象，则是其在认同中华文化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将“中国”的观念据为己有的结果。
3 滋事的猺獞：对广西少数民族的社会集体想象
在《皇华图谱》中吴时任对广西少数民族形象不仅有直接的描写叙述，也有间接的反映。“塘”在清代遍布各省，兼有信息传递和防守地方、维护治安的作用。塘的防守作用使它总是与汛防等联系在一起，合称塘汛。吴氏在《皇华图谱》中有一处写到对广西塘汛的印象：“此处戍塘稀少，日见一二所，颓圮不修，埋没樵径中，每人迫警，与粤西戍塘严驰悬绝，或者粤地多猺獞，不比楚地平衍，故警备每甚紧也。”吴氏看到湖南的戍塘稀少，便回想起了广西戍塘遍布，戒备森严的情形，便将此归因于广西“猺獞”众多，治安不佳。以吴氏之见，广西的少数民族不仅外貌打扮及行事、语言怪异，而且还是社会主要的不稳定因素，是动乱的代名词。广西塘汛设关卡，驻军警备的主要目的即是为防止“猺獞”滋事。据《康熙字典》的解释，“猺”“獞”分别是兽名，犬名，吴氏使用“猺獞”一词形容广西少数民族民众，相较于当时中国国内主流社会的偏见，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足以见其对广西少数民族丑化与蔑视程度之深。
对于清代广西的治安状况，吴氏还作有《粤西上路》一诗：“治平制度不胜描，三边戍卒昼刀剑，万人行通夙宵松。”可见清代广西为了维护治安稳定，在治安制度上用力不少。昼夜皆需多人戍卫，着实也生动地反映了广西警备森严的情形。此外，其他使臣们的《南宁纪胜》、《攔村夜泊》等作品，也间接反映出清代广西治安堪忧的状况。然而将此归因于少数民族众多，则是吴氏丑化和贬低广西少数民族的猜测与想象。而这样的猜测和想象又源于他及其所隶属的群体或社会对广西少数民族的社会集体想象。“游记作者往往扮演了双重角色：他们即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构建者和鼓吹者、始作俑者，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集体想象的制约，因而他们笔下的异国形象也就成为了集体想象物的投射物。”吴氏将广西少数民族构建、鼓吹成频繁滋事的“猺獞”的同时，也受到了越南社会及越南知识精英群体对广西少数民族的某种社会集体想象的制约。而由诸如广西少数民族这样的异国形象凝结而成的集体现象物的产生又与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包括吴氏在内的越南使臣均为饱读诗书之辈，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以及与越南山水相连的广西的历史了如指掌。而历史上广西少数民族被载于史册多是因为起义或反叛。广西自从秦朝设置郡管辖起便起事频繁，耳熟能详的大规模起义就有侬智高起义，壮族八寨义军起义，大藤峡起义等等，小范围的反叛动乱更是不计其数。因而，吴时任等越南文化精英对于广西少数民族的社会总体想象，便绕不过野蛮好斗，生性凶猛云云。等到使臣如清时直面广西少数民族，这种先入为主的想象便发生作用，从而左右书写的结果。 4 服外的广西：“华夏优，蛮夷劣”的思维定式与等级观念
吴时任在《皇华图谱》中对广西还有这样的表述：“自此顺流下长沙去粤西渐远，山稀水阔林尽村凋，烟岚静而传晖生，乃知禹贡楚地虽在荒服，粤地却在荒服之外。”吴氏离开广西到达湖南，将两地作比较后认为，湖南属“荒服”，广西更在“荒服”之外。荒服就已是不慕王化，文明程度极端低下，地理位置极其偏远的地方了，而吴氏竟认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广西甚至不在五服体系之内，足以见得吴氏对广西也持有深深的偏见。吴时任对广西的落后评价，也许与广西远离中原，文教与内地有差距大有关，但少数民族的存在，又格外强化了他“粤地却在荒服之外”的认知。因为广西与中原文明相异的文化特征，如不循中原礼义，不饰汉族衣冠，不说汉族语言等，集中体现在广西少数民族身上。可见其对广西少数民族怀有的蔑视之心和持有的偏见，甚至直接影响到了他对整个广西的评价。
吴时任的广西少数民族丑陋粗鄙以及广西是服外之地的结论，与其“华夏优，蛮夷劣”的思维定式与等级观念密切相关。狄泽林克在《比较文学形象学》一文中指出：“俗套‘他形象’一般会预设我们对他者的期待，是对他者或褒或贬的先入之见。如果缺乏批判的目光，这些‘成见’会妨碍真正的跨文化理解。”吴氏对华夏文化的认同作为先入之见，在各种因素的不断强化下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观和文化优越感，并最终演变为“华夏优，蛮夷劣”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的作用下，吴氏排斥广西少数民族文化这一与其自身相异的文化，于是认为广西少数民族丑陋粗鄙，自身所代表的中华才是优势文明。这种思维定式决定了其不能以多种标准看待文明，广西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因不同于华夏的文明而被吴氏指为劣等文明，少数民族聚集的广西也被指为服外之地。
事实上，在“华夏优，蛮夷劣”的思维定式下，还隐藏着以吴时任为代表的越南社会精英们强烈的等级观念。在塑造异域形象时，“人们尝试着揭示出具有区分性的定性体系，它能通过使属性和文化相融合的一组组的对立物来表达相异性：未开化的对应文明的，野蛮的对应有教养的，高级人对应下等人。……一些等级关系在这当中强有力地表现了出来。”吴时任认为自己所代表的华夏优于蛮夷，便以一个居高临下的视角来评价广西少数民族，从而形成未开化与文明，野蛮与有教养，高等与下等的对立，塑造出广西少数民族丑陋、粗鄙、野蛮的异域形象。同时，对异域形象的塑造也是通过言说“他者”从而表现“我者”的过程。“在个人（一个作家）、集体（一个社会、国家、民族）、半集体（一种思想流派、文学）这些形象创造者的层面上，‘他者’形象都无可避免地表现为对‘他者’的否定，而对‘我’及其空间的补充和延长。这个‘我’要说‘他者’……但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趋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吴氏在塑造广西少数民族形象时亦是趋向于将其放置在自身的对立面，否定之，贬低之，两相比较下以彰显自身文明的优越性。同时，吴氏贬低“他者”以彰显“我者”的书写还不止于此，他在另一诗作中对广西文化精英陈宏谋进行了颂扬，以此来构建文化认同，将广西文化中与华夏相近的一面归结到自身文化之下，使其成为本民族的成分，再将广西少数民族的“劣等”他者文化指为对立面来进行排斥，并将其边缘化，从而彰显自身的优越，强调“我”高“他”低的等级关系。
5 结语
吴时任在《皇华图谱》中塑造了丑陋、粗鄙而又野蛮的广西少数民族形象，并将广西指为“服外之地”。而这样的评述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它反映了古代越南上流社会对待中国与中华文化的态度，表现为越南社会精英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套用，其核心是对“华夷观”的窃取。越南社会精英在认同中华文化和接受“华夷观”之后，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华夷观”，他们认定越南与中国一样同为“华”，而在越南的周边国家和其他民族——包括经济文化落后的广西及其少数民族为“夷”，由此获得文化上的优越感。从历史上看，华夷观念在越南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和文化精英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历代越南精英都把建立以越南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当作国家的追求，“华夷观”成了越南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石。吴氏在《皇华图谱》中的种种言论，就是越南版“华夷观”的表现，其中对广西及其少数民族的描述，体现了越南社会精英对构建以越南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期望。从吴时任的少数民族观入手，解读历史上越南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思想，可以更好地认知越南文化，探查“华夷观”对其历史及现实的影响，加深我们对越南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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