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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刺客列传》是史学作品的同时，还是文学作品。司马迁对荆轲的描述，不仅仅依仗历史学家的理性，还依仗着他作为文学家的强烈的爱憎情感。本文从司马迁的情感和理智两个角度剖析荆轲刺秦王的悲剧，对于荆轲来说，是个幸运的悲剧。
关键词 荆轲 情感 理智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x.2017.02.082
Abstract The "Assassin biography" is a historical works and literary works or. Sima Qian on Jing Ke's description， not only rely on the historian's rationality， but with his strong feelings as a writer. This paper from Sima Qian's emotional and intellectual two perspectives： Jing Ke pricks Qin Wang's tragedy， for Jing Ke， is a lucky tragedy.
Keywords Jing Ke； emotion； sane
自从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浓墨重彩地塑造了荆轲这个人物形象，荆轲就成为刺客的代表人物备受人们争论：或热情歌颂其悲壮之举，或惋惜其功败垂成，也有鄙视其武夫之行径……无论是赞扬还是批判都是以司马迁《刺客列传》是史实为前提的。大家都忽略了《刺客列传》是史学作品的同时，还是文学作品。司马迁对荆轲的描述，不仅仅依仗历史学家的理性，还依仗着他作为文学家的强烈的爱憎情感。
“艺术形象是反映现实和表现作家自我的相对统一”①作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也不会背离这一原则。司马迁在荆轲这个形象上也应该融入了自己对这个人物的理解，倾注了自己强烈的个人情感。他直言：“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史记〉选读》106页）毫无保留地赞扬刺客们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是什么让司马迁对刺客有如此强烈的个人情感呢？是司马迁本人对这种精神的渴求。他出于“义举”为李陵辩护，却因此遭受宫刑，受人侮辱、蔑视，因而他在义愤与悲痛中充满着对“舍生取义”“救人于困厄”的刺客游侠的渴望。所以，他把这种精神追求寄托在刺客身上。但《刺客列传》全文五千多字，共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位刺客，司马迁却用了三千多字来写荆轲这样一位失败的刺客。可见，相较于《刺客列传》其它四位刺客，荆轲应该是司马迁最欣赏的刺客。
荆轲是个总结性的人物，代表着司马迁的刺客理想。曹沫挟持齐桓公的果断，聂政自毁面容的决绝，专诸藏剑鱼肠的谋略，豫让”漆身吞炭”的执著，在荆轲身上都有體现。荆轲刺杀秦王的目的就是学曹沫，他甚至比曹沫多做了一番垂死奋击的准备。为了准备见秦王的礼物，他对樊於期激之以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告之以谋，让樊於期主动献上首级。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机智、善辩、深谋远虑的荆轲。他对秦王的喜好了如指掌；他贿赂权臣，打通关节，步步为营，怎一个“谋”字了得？易水离别时，慷慨激昂，视死如归；威严秦廷前，临危不惧，从容不迫；图穷匕首见后环逐秦王，身被八创后箕踞笑骂，岂一个“勇”字概括？至于刺客的精神内核“义”，荆轲为一个以利用自己为目的的“恩人”燕太子丹，深入强秦刺杀，比前四位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此之外，荆轲身上还有前四位刺客所不具备的特性。荆轲身上带有读书人的习性， “为人深沉好书”（《〈史记〉选读》P：97），“与高渐离，和而歌于市中”，纯属是自恃才华的读书人，放浪形骸的做法。这应该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有关，司马迁处于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时代，对儒术具有强烈的热爱和优越感。所以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介绍”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其后秦伐魏，置东郡，徙卫元君之支属于野王。”（《〈史记〉选读》P：97）把“好读书”与“击剑”并举，强调荆轲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刺客，所以他不愿跟人争斗，与盖聂论剑时“盖聂怒而目之”，他不敢留。与勾践博，勾践“叱之”，荆轲“嘿而逃去”。很多评论家认为这体现了荆轲胆怯。如果他胆怯，为什么在太子丹认为他行刺行动拖延时，怒叱堂堂燕国太子“今日往而不返者，竖子也！”呢？所以，笔者认为这是读书人的“忍”道。一生坎坷，隐忍苟活的司马迁对于“忍”有着常人所不及的感受：“小不忍则乱大谋。”他把这种情感融入了他笔下的人物身上，他笔下的韩信如此，张良如此，荆轲亦是如此。正因为荆轲的“忍”，才会使得他后来布局刺秦表现出来的老谋深算不显得突兀。荆轲的“忍”还体现在他对太子丹的理智态度上。司马迁特殊的经历让他看到了专权者的无情与虚伪，所以司马迁把太子丹塑造成一个虚伪、急功近利的形象，而让荆轲表现出读书人才有的理智——他不会因报恩像专诸那样盲目地刺杀。面对太子丹金钱、美色的诱惑，荆轲安然不动，只是为了等待最佳时机。一旦时机成熟，他却早有谋划，胸有成竹。因此，司马迁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理性的、睿智的荆轲。
司马迁以满腔的热情讴歌着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对历史人物进行了再创造，不知不觉地塑造了一个有勇有谋的隐忍的完美的刺客形象，安排了一个完美的刺杀计划，似乎就要成功了。但司马迁以史家的“不虚美，不隐恶”自觉，清醒地认识到荆轲刺秦王是不可能成功的史实。他史家的理性不允许他因为敬仰而歪曲历史事实。所以，他不得不停止对他崇拜散英雄的描摹，让荆轲的刺杀走向失败，并去思考让荆轲失败的合理的理由。
在司马迁的时代，已经能意识到统一是历史的趋势，刺杀秦王失败也是必然。但是完美的荆轲、完美的计划怎么会失败呢？司马迁借荆轲之口点明原因：“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史记〉选读105页》）这个原因合情合理，却也只是司马迁对荆轲刺秦王失败进行的巧妙的辩解。我们从《刺客列传》文本可以看出荆轲自从图穷匕见，荆轲就“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 一出手就下杀手，根本没有“生劫”的意思。司马迁既想尊重历史，却又不愿损害自己塑造的英雄形象，只能虚构这样一个情节，刻意引导我们重视为他的功亏一篑扼腕叹息。 理性的史学家司马迁意识到一个必然失败的刺杀，不应该只有一个原因。于是，司马迁借鲁勾践之口点出荆轲刺杀失败的另一原因是“不讲于刺剑之术也”（《〈史记〉选读106页》）。但感性的文学家司马迁依然不甘心自己塑造的完美刺客形象受损，便让鲁勾践自责“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并且在《刺客列传》中插入了一个突兀的情节：“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而为留待。”（《〈史记〉选读103页》）在太子的催促下怒道：“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史记〉选读103页》）这个情节前无铺垫后无照应，不似严谨的司马迁所为，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司马迁有意的虚构。这个虚构的情节，让我们看到了荆轲“士可杀不可辱”的剛烈性格，也留下了不会成功的伏笔，暗示了荆轲失败的外部原因是太子丹的急于求成和秦武阳的无作为。这样一个虚构的情节不由得让我们去设想如果刺杀助手不是窝囊的秦武阳而是荆轲那个等的朋友，应该会成功吧！
司马迁总是这样高明，用一个虚构的情节就合理地嫁接了刺杀失败的原因，同时又为自己敬仰的英雄的失败进行了完美的辩护，反而使这个形象更高大起来。荆轲刺杀秦王失败了，可他幸运地遇到司马迁这样情感和理智兼具的的史学家，把他塑造成这样一个彪炳历史的虽败犹荣的光辉的英雄形象。这对于荆轲来说，应该是幸运的。
总之，荆轲幸运地成为了司马迁热情歌颂的勇敢、机智、沉稳的理想刺客形象。他的悲剧在于如此完美的形象必须屈从于不容篡改的历史而走向毁灭，展现的却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壮，可谁又能说这不是他的幸运呢？
注释
① 孙绍振.文学创作论.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12：36.
参考文献
[1] 丁帆，杨九俊.《史记》选读.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6：97.
[2] 张立海.浅论司马迁的侠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6.11.第23卷增刊.
[3] 潘双林.荆轲刺秦王——弱者的胜利.大语文论坛文本解读.
[4] 朱倩.简析荆轲的心路历程.文学教育，2012.12.
[5] 赵明正.从《史记》“志怪笔法”透视司马迁的情感因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11.35（6）.
[6] 李琳.论〈太史公书〉之“因情生事”.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06.11.19（6）.
[7] 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11.
关键词 荆轲 情感 理智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x.2017.02.082
Abstract The "Assassin biography" is a historical works and literary works or. Sima Qian on Jing Ke's description， not only rely on the historian's rationality， but with his strong feelings as a writer. This paper from Sima Qian's emotional and intellectual two perspectives： Jing Ke pricks Qin Wang's tragedy， for Jing Ke， is a lucky tragedy.
Keywords Jing Ke； emotion； sane
自从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浓墨重彩地塑造了荆轲这个人物形象，荆轲就成为刺客的代表人物备受人们争论：或热情歌颂其悲壮之举，或惋惜其功败垂成，也有鄙视其武夫之行径……无论是赞扬还是批判都是以司马迁《刺客列传》是史实为前提的。大家都忽略了《刺客列传》是史学作品的同时，还是文学作品。司马迁对荆轲的描述，不仅仅依仗历史学家的理性，还依仗着他作为文学家的强烈的爱憎情感。
“艺术形象是反映现实和表现作家自我的相对统一”①作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也不会背离这一原则。司马迁在荆轲这个形象上也应该融入了自己对这个人物的理解，倾注了自己强烈的个人情感。他直言：“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史记〉选读》106页）毫无保留地赞扬刺客们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是什么让司马迁对刺客有如此强烈的个人情感呢？是司马迁本人对这种精神的渴求。他出于“义举”为李陵辩护，却因此遭受宫刑，受人侮辱、蔑视，因而他在义愤与悲痛中充满着对“舍生取义”“救人于困厄”的刺客游侠的渴望。所以，他把这种精神追求寄托在刺客身上。但《刺客列传》全文五千多字，共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位刺客，司马迁却用了三千多字来写荆轲这样一位失败的刺客。可见，相较于《刺客列传》其它四位刺客，荆轲应该是司马迁最欣赏的刺客。
荆轲是个总结性的人物，代表着司马迁的刺客理想。曹沫挟持齐桓公的果断，聂政自毁面容的决绝，专诸藏剑鱼肠的谋略，豫让”漆身吞炭”的执著，在荆轲身上都有體现。荆轲刺杀秦王的目的就是学曹沫，他甚至比曹沫多做了一番垂死奋击的准备。为了准备见秦王的礼物，他对樊於期激之以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告之以谋，让樊於期主动献上首级。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机智、善辩、深谋远虑的荆轲。他对秦王的喜好了如指掌；他贿赂权臣，打通关节，步步为营，怎一个“谋”字了得？易水离别时，慷慨激昂，视死如归；威严秦廷前，临危不惧，从容不迫；图穷匕首见后环逐秦王，身被八创后箕踞笑骂，岂一个“勇”字概括？至于刺客的精神内核“义”，荆轲为一个以利用自己为目的的“恩人”燕太子丹，深入强秦刺杀，比前四位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此之外，荆轲身上还有前四位刺客所不具备的特性。荆轲身上带有读书人的习性， “为人深沉好书”（《〈史记〉选读》P：97），“与高渐离，和而歌于市中”，纯属是自恃才华的读书人，放浪形骸的做法。这应该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有关，司马迁处于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时代，对儒术具有强烈的热爱和优越感。所以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介绍”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其后秦伐魏，置东郡，徙卫元君之支属于野王。”（《〈史记〉选读》P：97）把“好读书”与“击剑”并举，强调荆轲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刺客，所以他不愿跟人争斗，与盖聂论剑时“盖聂怒而目之”，他不敢留。与勾践博，勾践“叱之”，荆轲“嘿而逃去”。很多评论家认为这体现了荆轲胆怯。如果他胆怯，为什么在太子丹认为他行刺行动拖延时，怒叱堂堂燕国太子“今日往而不返者，竖子也！”呢？所以，笔者认为这是读书人的“忍”道。一生坎坷，隐忍苟活的司马迁对于“忍”有着常人所不及的感受：“小不忍则乱大谋。”他把这种情感融入了他笔下的人物身上，他笔下的韩信如此，张良如此，荆轲亦是如此。正因为荆轲的“忍”，才会使得他后来布局刺秦表现出来的老谋深算不显得突兀。荆轲的“忍”还体现在他对太子丹的理智态度上。司马迁特殊的经历让他看到了专权者的无情与虚伪，所以司马迁把太子丹塑造成一个虚伪、急功近利的形象，而让荆轲表现出读书人才有的理智——他不会因报恩像专诸那样盲目地刺杀。面对太子丹金钱、美色的诱惑，荆轲安然不动，只是为了等待最佳时机。一旦时机成熟，他却早有谋划，胸有成竹。因此，司马迁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理性的、睿智的荆轲。
司马迁以满腔的热情讴歌着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对历史人物进行了再创造，不知不觉地塑造了一个有勇有谋的隐忍的完美的刺客形象，安排了一个完美的刺杀计划，似乎就要成功了。但司马迁以史家的“不虚美，不隐恶”自觉，清醒地认识到荆轲刺秦王是不可能成功的史实。他史家的理性不允许他因为敬仰而歪曲历史事实。所以，他不得不停止对他崇拜散英雄的描摹，让荆轲的刺杀走向失败，并去思考让荆轲失败的合理的理由。
在司马迁的时代，已经能意识到统一是历史的趋势，刺杀秦王失败也是必然。但是完美的荆轲、完美的计划怎么会失败呢？司马迁借荆轲之口点明原因：“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史记〉选读105页》）这个原因合情合理，却也只是司马迁对荆轲刺秦王失败进行的巧妙的辩解。我们从《刺客列传》文本可以看出荆轲自从图穷匕见，荆轲就“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 一出手就下杀手，根本没有“生劫”的意思。司马迁既想尊重历史，却又不愿损害自己塑造的英雄形象，只能虚构这样一个情节，刻意引导我们重视为他的功亏一篑扼腕叹息。 理性的史学家司马迁意识到一个必然失败的刺杀，不应该只有一个原因。于是，司马迁借鲁勾践之口点出荆轲刺杀失败的另一原因是“不讲于刺剑之术也”（《〈史记〉选读106页》）。但感性的文学家司马迁依然不甘心自己塑造的完美刺客形象受损，便让鲁勾践自责“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并且在《刺客列传》中插入了一个突兀的情节：“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而为留待。”（《〈史记〉选读103页》）在太子的催促下怒道：“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史记〉选读103页》）这个情节前无铺垫后无照应，不似严谨的司马迁所为，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司马迁有意的虚构。这个虚构的情节，让我们看到了荆轲“士可杀不可辱”的剛烈性格，也留下了不会成功的伏笔，暗示了荆轲失败的外部原因是太子丹的急于求成和秦武阳的无作为。这样一个虚构的情节不由得让我们去设想如果刺杀助手不是窝囊的秦武阳而是荆轲那个等的朋友，应该会成功吧！
司马迁总是这样高明，用一个虚构的情节就合理地嫁接了刺杀失败的原因，同时又为自己敬仰的英雄的失败进行了完美的辩护，反而使这个形象更高大起来。荆轲刺杀秦王失败了，可他幸运地遇到司马迁这样情感和理智兼具的的史学家，把他塑造成这样一个彪炳历史的虽败犹荣的光辉的英雄形象。这对于荆轲来说，应该是幸运的。
总之，荆轲幸运地成为了司马迁热情歌颂的勇敢、机智、沉稳的理想刺客形象。他的悲剧在于如此完美的形象必须屈从于不容篡改的历史而走向毁灭，展现的却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壮，可谁又能说这不是他的幸运呢？
注释
① 孙绍振.文学创作论.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12：36.
参考文献
[1] 丁帆，杨九俊.《史记》选读.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6：97.
[2] 张立海.浅论司马迁的侠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6.11.第23卷增刊.
[3] 潘双林.荆轲刺秦王——弱者的胜利.大语文论坛文本解读.
[4] 朱倩.简析荆轲的心路历程.文学教育，2012.12.
[5] 赵明正.从《史记》“志怪笔法”透视司马迁的情感因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11.35（6）.
[6] 李琳.论〈太史公书〉之“因情生事”.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06.11.19（6）.
[7] 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