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民营企业融资在整个融资总量中的占比，我们认为是在合理的区间，或者说合理的范围内。也可以说，从融资总量角度来讲，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不存在。”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说。
8月30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CF40资深研究员肖钢牵头负责的《2020·径山报告》正式发布，主题为《“十四五”时期经济金融发展与政策研究》，这也是CF40连续第四年发布《径山报告》。
这份报告从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储蓄率变化、宽货币低利率、金融支持民企发展、房地产金融、金融防风险等角度，对“十四五”时期重大经济金融问题展开系统研究，提出政策建议。
其中，刘晓春负责的课题是“建设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一般谈到民营企业融资困境，经常被概括为“融资难融资贵”。刘晓春认为，“难”和“贵”需要分开来看，前者是融资的可获得性问题，后者是融资的价格问题。要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有一定矛盾，允许“贵”，金融机构风险定价覆盖成本，会更好地解决“难”。
“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主要体现在高杠杆基础上的再融资难、具体融资过程复杂和融资成本相对较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市场现象，是市场参与者及市场规则相互作用的结果。”
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这些年，监管部门对银行提出“三个不低于”（小微企业贷款增速、户数和申贷获得率不低于上年）、“两增两控”（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同比增速，贷款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合理控制小微企业贷款资产质量水平和贷款综合成本）要求。
近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对小微企业贷款增速提出了量化指标，2019年要求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2020年要求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
在劉晓春看来，这些举措积极的一面是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和融资贵，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定价体系扭曲，不能完全贯彻风险定价原则。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五家大型银行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4.27%，较2019年全年平均利率下降0.43个百分点，已经低于一些大中型企业贷款利率。
而在实际操作中，也出现一些银行贷款给“关系户”，再由其转贷出去，中小企业并未拿到低利率的贷款。对此，刘晓春认为某种程度上，银行是在为储户负责。“我们始终不要忘记银行是靠吸收储蓄存款来放贷款的，所以他首先要为储蓄存款负责。”
“现在的问题是，给银行下达对特定贷款对象的具体贷款指标，银行自身反而缺乏了市场的选择余地，找不到符合贷款要求的放贷目标，只能去找那些‘安全的’‘放心的’企业。”刘晓春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因为放给这些企业可以收回本息，才能保证储蓄的安全。“所以，现在的矛盾是，银行找不到好资产、好企业，贷款的有效需求不足。”
从经济学角度，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比如我们说肚子饿了就会有需求，但如果没钱买食物，就不能算有效需求。从信贷角度来讲也一样，有效需求是指有还款能力的需求，所以银行要把贷款数字做上去，只能给予有还款能力的企业。”刘晓春认为，只要政府不干预银行借贷行为，由银行来确定自身的战略定位，以及在这个战略定位下的客户群体，并针对客户群体予以支持，就会有更好的市场调节效用。在这一过程中，只要不违反监管要求，不违反法律规定，政府不要过多地干预。
（资料图片）浙江温州的一家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图/中新
在今年的《径山报告》中，刘晓春团队指出，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长效机制，不能单纯从供给端寻找原因，应当从供给端和需求端两方面来分析。公共政策、突发性危机等外部环境，也会对民营企业的经营和融资产生影响。
“国家当然希望融资更多向生产型企业倾斜，生产能力提升了，就能够创造就业，创造效益，但实际上现在没有那么多有效需求。”刘晓春说。
最近，最高法发布新修订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取消了2015年版本中“两线三区”的概念，即以24%、36%两条利率分割线划分的无效区、司法保护区和自然债务区三个区域，以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作为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贺小荣的解释，此举旨在通过大幅降低民间借贷利率保护上限，促进金融和民间资本服务实体经济，纾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从源头上防止“套路贷”“虚假贷”。
对于这一司法解释，有观点认为这是由最高法通过法律层面对利率进行管制，而此前都是由央行进行利率管制。
对此，刘晓春认为目前大家对司法保护上限问题可能有所误解，“我并不认为最高法的司法解释是利率管制，它只是规定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并没有规定利率的上限。”刘晓春举例，比如两个人发生一个借贷关系，作为民间借贷，约定收30%的利息，超过目前的司法保护上限，但只要双方愿意，也是可以的。
而且，在刘晓春看来，这次司法解释只是改变了司法保护上限的计算方式，或者说挂钩方式，并非简单地降低保护上限。“也就是说LPR如果往上涨，司法保护上限势必也往上涨，所以它是一个计算方式的问题，至于这个计算方式导致的结果是不是合理，那是另外一说。”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制图/韩春燕
“最近我们注意到一些反对的声音，我认为有一些声音未必是真正在支持小微企业。因为刚才我们的报告里也讲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更多来自银行贷款，也有部分民间融资，其中包括一些小贷公司。”刘晓春说。
除此之外，会用到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银行贷款到期，需要还贷并重新借款的阶段，可能会利用民间借贷来过渡一下，因为监管政策规定不能借新还旧，也不能无限展期，企业必须先还到期贷款才能再贷款，这其中涉及周转的问题，一些企业只能去民间借贷解决。现在很多小贷公司实际上也在做这个生意。另外一种是企业本身经营确实有问题，走投无路了只能去借高利贷，最后企业可能还是倒闭了。
此外，也有人认为，对于民间借贷的司法保护上限确定过低，可能会造成一部分民间借贷走向地下，成为灰色地带。刘晓春认为这本来就是个伪命题，以前不允许民间借贷，才有地上地下问题;现在允许民间借贷，只要是合法的，那么就没有什么地上地下的概念，那些所谓地下的就是司法解释中说的非法借贷，就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
从出借方角度，无论是小贷公司，亲戚朋友之间的借贷，以及一部分专门以放贷为经营方式的高利贷者，只要将借贷作为经营方式而又不持牌的，就是非法借贷。因此这两年来，监管部门一直在强调办金融业务必须持牌。非法借贷本来就不受司法保护，甚至本就应该取缔的。因此，在刘晓春看来，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为无牌经营贷款的人找理由。
2014年11月，央行宣布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央行官网称此次降息目的“重点是发挥基准利率的引导作用，促使实际利率回归合理水平，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这一突出问题”。
但结果出乎意料，降息政策宣布后，票据直贴利率不降反升，銀行间7天回购利率也较降息前微升，债券市场的国债、信用债收益率全面上行，而且降息点燃了市场投资股市的热情，大量资金从各方涌入股票市场，股市大幅上涨，与央行降息刺激实体经济的本意背道而驰。
有业内人士认为，在资金供求关系没有发生实质变化的前提下，不管名义利率如何，降息政策都不会降低中小企业实际融资成本，反而加大了融资难度。
值得关注的是，央行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利率市场化改革，却又期望通过降低基准利率来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问题，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大趋势下，该不该对利率进行管制引发市场争议。
在刘晓春看来，市场化本身是一个过程，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中国也一直关注国外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风险，包括经济发展因为利率市场化而产生波动的风险和金融机构自身因利率市场化产生的风险。
但是，市场既包括供给方和需求方，也包括了市场规则，“不能将政策法规，政府的管理排除出去，抽象地讲市场，所以在具体实践中，市场化并非不要市场管理，但是市场管理怎么管，各个国家都不一样。美联储也会调整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并不是放任市场。
“从理论上来讲，有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但在现实中，市场并不会始终向着善的方向走，总会有个拉扯，最后达到均衡可能靠的是灾难，是危机，经济危机是最典型的一个调整。”刘晓春说。但是，单靠危机调整来实现市场均衡，会有很多人家破人亡，遭受损失，经济会受到更大的伤害，甚至造成社会动荡，所以必须要由政府或者监管部门来进行调整，不能简单地把理论套过来。“当然，政策法规如何指定、政府行为如何拿捏，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实际上之前各国都在找这个点，包括台湾地区，包括美日韩等国，当时都是在利率上升的时候放开，造成高息揽存、无序竞争的现象。“高息揽存必然带来高息贷款，反而对经济造成极大的风险。在高息贷款竞争下，往往会降低风险的要求，资产质量不高，大量暴雷，所以这是我们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需要避免的。”
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开展数年，2013年7月20日，央行决定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2015年5月11日，央行决定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3倍调整为1.5倍。同年8月26日，央行决定放开一年期以上（不含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浮动上限，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又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10月24日，央行决定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
2015年之后，利率市场化改革迟迟未有大的进展，直到2019年8月17日，央行发布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公告，在报价原则、形成方式、期限品种、报价行、报价频率和运用要求等六个方面对LPR进行改革。在原有的10家全国性银行基础上增加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和民营银行各2家，扩大到18家。
长期以来，银行向客户发放贷款，利率都是按照央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以“上浮××倍”、“打××折”的形式来确定。LPR是由具有代表性的报价行，根据本行对最优质客户的贷款利率，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加点形成的方式报价，由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计算并公布的基础性的贷款参考利率。2019年7月LPR改革实施后，银行发放贷款时，利率以“LPR±××个基点”（1个基点=0.01%），或“LPR±××%”的形式来确定。
按照最新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受权公布的公告，2020年8月20日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分别为3.85%和4.65%。
在刘晓春看来，LPR实施的起点，也正好是中国经济进入一个特殊时期的起点。即新旧动能转换，经济在下行，特别是中美贸易战、国际需求下降的情况下，整个国家和社会，都希望融资成本有所降低。
“从融资成本角度来看，利率市场化的效果是好的，但如何来评价这个制度，还需要经过几次利率的上下波动。”刘晓春认为，目前整个利率主要是在下行的过程中，还没有到利率上行的波动阶段，只有在经历一两次上下波动以后，才可以说利率市场化达到了正常。
刘晓春对中国人民银行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专业性表示赞赏，认为在保持市场流动性基本稳定和合理充裕的前提下，让市场去说话，这其中就包括了利率，利率本身也是在调节市场供求，“但利率市场化并不意味着利率本身不需要调节了，对LPR还是要进行调节，这是宏观调控的手段。”
谈到最终利率市场化的目标，刘晓春认为不在于利率本身的市场化，实际上是在于中国整个市场的改革，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此进一步往前推。
在刘晓春看来，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市场主体无论民营还是国企，该倒的就要倒。银行不该放的贷款就不能放，从而淘汰落后的，支持有竞争力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企业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格局中，才会形成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
8月30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CF40资深研究员肖钢牵头负责的《2020·径山报告》正式发布，主题为《“十四五”时期经济金融发展与政策研究》，这也是CF40连续第四年发布《径山报告》。
这份报告从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储蓄率变化、宽货币低利率、金融支持民企发展、房地产金融、金融防风险等角度，对“十四五”时期重大经济金融问题展开系统研究，提出政策建议。
其中，刘晓春负责的课题是“建设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一般谈到民营企业融资困境，经常被概括为“融资难融资贵”。刘晓春认为，“难”和“贵”需要分开来看，前者是融资的可获得性问题，后者是融资的价格问题。要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有一定矛盾，允许“贵”，金融机构风险定价覆盖成本，会更好地解决“难”。
“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主要体现在高杠杆基础上的再融资难、具体融资过程复杂和融资成本相对较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市场现象，是市场参与者及市场规则相互作用的结果。”
贷款“指标”之下的供需失衡
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这些年，监管部门对银行提出“三个不低于”（小微企业贷款增速、户数和申贷获得率不低于上年）、“两增两控”（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同比增速，贷款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合理控制小微企业贷款资产质量水平和贷款综合成本）要求。
近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对小微企业贷款增速提出了量化指标，2019年要求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2020年要求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
在劉晓春看来，这些举措积极的一面是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和融资贵，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定价体系扭曲，不能完全贯彻风险定价原则。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五家大型银行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4.27%，较2019年全年平均利率下降0.43个百分点，已经低于一些大中型企业贷款利率。
而在实际操作中，也出现一些银行贷款给“关系户”，再由其转贷出去，中小企业并未拿到低利率的贷款。对此，刘晓春认为某种程度上，银行是在为储户负责。“我们始终不要忘记银行是靠吸收储蓄存款来放贷款的，所以他首先要为储蓄存款负责。”
“现在的问题是，给银行下达对特定贷款对象的具体贷款指标，银行自身反而缺乏了市场的选择余地，找不到符合贷款要求的放贷目标，只能去找那些‘安全的’‘放心的’企业。”刘晓春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因为放给这些企业可以收回本息，才能保证储蓄的安全。“所以，现在的矛盾是，银行找不到好资产、好企业，贷款的有效需求不足。”
从经济学角度，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比如我们说肚子饿了就会有需求，但如果没钱买食物，就不能算有效需求。从信贷角度来讲也一样，有效需求是指有还款能力的需求，所以银行要把贷款数字做上去，只能给予有还款能力的企业。”刘晓春认为，只要政府不干预银行借贷行为，由银行来确定自身的战略定位，以及在这个战略定位下的客户群体，并针对客户群体予以支持，就会有更好的市场调节效用。在这一过程中，只要不违反监管要求，不违反法律规定，政府不要过多地干预。
在今年的《径山报告》中，刘晓春团队指出，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长效机制，不能单纯从供给端寻找原因，应当从供给端和需求端两方面来分析。公共政策、突发性危机等外部环境，也会对民营企业的经营和融资产生影响。
“国家当然希望融资更多向生产型企业倾斜，生产能力提升了，就能够创造就业，创造效益，但实际上现在没有那么多有效需求。”刘晓春说。
规范了市场，还是干预了市场？
最近，最高法发布新修订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取消了2015年版本中“两线三区”的概念，即以24%、36%两条利率分割线划分的无效区、司法保护区和自然债务区三个区域，以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作为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贺小荣的解释，此举旨在通过大幅降低民间借贷利率保护上限，促进金融和民间资本服务实体经济，纾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从源头上防止“套路贷”“虚假贷”。
对于这一司法解释，有观点认为这是由最高法通过法律层面对利率进行管制，而此前都是由央行进行利率管制。
对此，刘晓春认为目前大家对司法保护上限问题可能有所误解，“我并不认为最高法的司法解释是利率管制，它只是规定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并没有规定利率的上限。”刘晓春举例，比如两个人发生一个借贷关系，作为民间借贷，约定收30%的利息，超过目前的司法保护上限，但只要双方愿意，也是可以的。
而且，在刘晓春看来，这次司法解释只是改变了司法保护上限的计算方式，或者说挂钩方式，并非简单地降低保护上限。“也就是说LPR如果往上涨，司法保护上限势必也往上涨，所以它是一个计算方式的问题，至于这个计算方式导致的结果是不是合理，那是另外一说。”
改革以来每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最近我们注意到一些反对的声音，我认为有一些声音未必是真正在支持小微企业。因为刚才我们的报告里也讲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更多来自银行贷款，也有部分民间融资，其中包括一些小贷公司。”刘晓春说。
除此之外，会用到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银行贷款到期，需要还贷并重新借款的阶段，可能会利用民间借贷来过渡一下，因为监管政策规定不能借新还旧，也不能无限展期，企业必须先还到期贷款才能再贷款，这其中涉及周转的问题，一些企业只能去民间借贷解决。现在很多小贷公司实际上也在做这个生意。另外一种是企业本身经营确实有问题，走投无路了只能去借高利贷，最后企业可能还是倒闭了。
此外，也有人认为，对于民间借贷的司法保护上限确定过低，可能会造成一部分民间借贷走向地下，成为灰色地带。刘晓春认为这本来就是个伪命题，以前不允许民间借贷，才有地上地下问题;现在允许民间借贷，只要是合法的，那么就没有什么地上地下的概念，那些所谓地下的就是司法解释中说的非法借贷，就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
从出借方角度，无论是小贷公司，亲戚朋友之间的借贷，以及一部分专门以放贷为经营方式的高利贷者，只要将借贷作为经营方式而又不持牌的，就是非法借贷。因此这两年来，监管部门一直在强调办金融业务必须持牌。非法借贷本来就不受司法保护，甚至本就应该取缔的。因此，在刘晓春看来，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为无牌经营贷款的人找理由。
是市场定利率，还是政府管利率？
2014年11月，央行宣布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央行官网称此次降息目的“重点是发挥基准利率的引导作用，促使实际利率回归合理水平，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这一突出问题”。
但结果出乎意料，降息政策宣布后，票据直贴利率不降反升，銀行间7天回购利率也较降息前微升，债券市场的国债、信用债收益率全面上行，而且降息点燃了市场投资股市的热情，大量资金从各方涌入股票市场，股市大幅上涨，与央行降息刺激实体经济的本意背道而驰。
有业内人士认为，在资金供求关系没有发生实质变化的前提下，不管名义利率如何，降息政策都不会降低中小企业实际融资成本，反而加大了融资难度。
值得关注的是，央行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利率市场化改革，却又期望通过降低基准利率来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问题，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大趋势下，该不该对利率进行管制引发市场争议。
在刘晓春看来，市场化本身是一个过程，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中国也一直关注国外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风险，包括经济发展因为利率市场化而产生波动的风险和金融机构自身因利率市场化产生的风险。
但是，市场既包括供给方和需求方，也包括了市场规则，“不能将政策法规，政府的管理排除出去，抽象地讲市场，所以在具体实践中，市场化并非不要市场管理，但是市场管理怎么管，各个国家都不一样。美联储也会调整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并不是放任市场。
“从理论上来讲，有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但在现实中，市场并不会始终向着善的方向走，总会有个拉扯，最后达到均衡可能靠的是灾难，是危机，经济危机是最典型的一个调整。”刘晓春说。但是，单靠危机调整来实现市场均衡，会有很多人家破人亡，遭受损失，经济会受到更大的伤害，甚至造成社会动荡，所以必须要由政府或者监管部门来进行调整，不能简单地把理论套过来。“当然，政策法规如何指定、政府行为如何拿捏，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实际上之前各国都在找这个点，包括台湾地区，包括美日韩等国，当时都是在利率上升的时候放开，造成高息揽存、无序竞争的现象。“高息揽存必然带来高息贷款，反而对经济造成极大的风险。在高息贷款竞争下，往往会降低风险的要求，资产质量不高，大量暴雷，所以这是我们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需要避免的。”
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开展数年，2013年7月20日，央行决定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2015年5月11日，央行决定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3倍调整为1.5倍。同年8月26日，央行决定放开一年期以上（不含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浮动上限，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又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10月24日，央行决定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
2015年之后，利率市场化改革迟迟未有大的进展，直到2019年8月17日，央行发布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公告，在报价原则、形成方式、期限品种、报价行、报价频率和运用要求等六个方面对LPR进行改革。在原有的10家全国性银行基础上增加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和民营银行各2家，扩大到18家。
长期以来，银行向客户发放贷款，利率都是按照央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以“上浮××倍”、“打××折”的形式来确定。LPR是由具有代表性的报价行，根据本行对最优质客户的贷款利率，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加点形成的方式报价，由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计算并公布的基础性的贷款参考利率。2019年7月LPR改革实施后，银行发放贷款时，利率以“LPR±××个基点”（1个基点=0.01%），或“LPR±××%”的形式来确定。
按照最新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受权公布的公告，2020年8月20日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分别为3.85%和4.65%。
在刘晓春看来，LPR实施的起点，也正好是中国经济进入一个特殊时期的起点。即新旧动能转换，经济在下行，特别是中美贸易战、国际需求下降的情况下，整个国家和社会，都希望融资成本有所降低。
“从融资成本角度来看，利率市场化的效果是好的，但如何来评价这个制度，还需要经过几次利率的上下波动。”刘晓春认为，目前整个利率主要是在下行的过程中，还没有到利率上行的波动阶段，只有在经历一两次上下波动以后，才可以说利率市场化达到了正常。
刘晓春对中国人民银行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专业性表示赞赏，认为在保持市场流动性基本稳定和合理充裕的前提下，让市场去说话，这其中就包括了利率，利率本身也是在调节市场供求，“但利率市场化并不意味着利率本身不需要调节了，对LPR还是要进行调节，这是宏观调控的手段。”
谈到最终利率市场化的目标，刘晓春认为不在于利率本身的市场化，实际上是在于中国整个市场的改革，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此进一步往前推。
在刘晓春看来，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市场主体无论民营还是国企，该倒的就要倒。银行不该放的贷款就不能放，从而淘汰落后的，支持有竞争力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企业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格局中，才会形成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