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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2000 崛起
改革开放重新描绘了中国的时尚奢侈品相。从蛤蟆镜、 喇叭裤款的“奇装异服”到杰尼亚、路易·威登等国际大牌，财富贲张的22年，迅速催生了一个与普罗大众相去甚远的顶层消费地带。随着中国富有阶层的不断壮大，这一地带的疆土一拓再拓。
欧洲用一百年时间孕育了现代时尚奢侈的第一个台阶。接下来美国登场，“二战”后的美利坚以所向披靡之势迅速开辟了时尚王国的第二个台阶。日本，30年的经济腾飞中，同样贡献非凡，即使又颓靡了30年，但在时尚界的位置仍然根深蒂固。
中国的故事要从春天说起。1978年，接力棒随着中南海的一个圈传到了南海。时髦是什么？在这个问题被国民经济学开始考量之前，先被画圈的人开始思考。1979年的又一个春天，十一届三中全会余音未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幕开启，“投资少，见效快，积累多，换汇率高”成为国务院对它的要求。而事实如何？梦露的答案：“我只穿香奈儿五号睡觉。”
蛤蟆镜和喇叭裤
1979年，皮尔·卡丹带着8名法国姑娘和4名日本姑娘，飞抵北京。这绝对是让中国难以忘怀的一场秀。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这场不为外界所知的时装秀上，仅有的几位观众、穿着清一水儿毛服的几位国家级官员看完后，时装变成一个若有所思的词。
法国梦特娇当时的管理者利奥波德·格罗斯同样若有所思。接跟着皮尔·卡丹来到中国，这会不会是一场滑铁卢呢？这个国家向来喜欢闭关锁国，这一回，谁知道打开了又会在什么时候关起来。来到中国的利奥波德·格罗斯在做的是打破遍地蓝色咔叽布的僵局。他也知道，冒险的另一个可能就是成功。因为这个国家以中山装作为常服的年代已经太久了。
被利奥波德·格罗斯这样的“外来者”带到中国的是服装品牌、技术参数、颜色运用、设计理念。迅速地，北京民族文化宫被这些新鲜事物包围起来，中国被这些东西蔓延起来。还记得80年代初的标准时髦样子吗？蛤蟆镜、喇叭裤，那个时候叫洋气，那些窝着一头电烫发的不良青年，拖着他们的喇叭裤管扫清了街道的尘土和落叶。蛤蟆镜里的世界，也不再灰蓝两色，手上戴的老上海，赶紧藏起来压在枕头下面吧。
因为，1979年3月15日，这天18点整，上海市民在电视里破天荒地看到了一条长达1分钟的瑞士雷达表广告。同一天，《文汇报》也登载了一则它的手绘通栏广告。广告语“雷达表—现代化的手表”如此新奇，以至随后三天，上海黄浦区商场接待了七百多名询问雷达表的市民。不能不说，他们就是这个国家重新缩短与洋货距离的第一批时尚达人。
那倒是，堆红叠翠的衣着，有着自动时控的石英表，谁还愿意“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30年的时间，任是资本主义情调很腐朽，也阻止不了社会主义的情人将它重新拥抱，激情狂吻。凭布票买布料、凭鞋票买布鞋的时代已然过去，一边是涌入北京天安门的西方时髦风尚，一边是受香港影响的广东沿海地带，这一南一北两个新生手腕，咔嚓一声掐断了中国灰里土气了三十年的僵脖子。
利奥波德·格罗斯们不需要担心了，他们对打开和关闭的担心也迅速淹没在市场何其之大、所幸我先到场的喜悦中。回到法国，讲给儿孙们听的是父辈在中国的开创之举和法国时尚品如何大受欢迎。
整个80年代。如果叫它是蛤蟆镜和喇叭裤的年代，想必你也不会反对。蛤蟆镜里的世界是那么鲜活，喇叭裤裤管的弧度是那么拉风，以至于它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挂在了中国人的耳旁和腰间。那是一种让西方时尚大佬们瞠目结舌的所向披靡，时尚啊，你的轰动效应从来不曾如此赤裸，甚至不亚于裸奔。
当时,中国靡靡着邓丽君之音，也靡靡着一首叫《艳粉街》的歌曲。“有一天一个长头发的大哥哥在艳粉街中走过，他的喇叭裤时髦又特别，他因此惹上了祸，被街道的大妈押送他游街”尽管如此，中南海也不会阻止喇叭裤在中国的冒险之旅。
麦当娜的内衣
1990年，麦当娜发明了一种内衣外穿的时髦。美国强大的娱乐产业让娜姐的风尚行销全球。传到中国时，还打包了无肩装和露脐装。它们粗野地打碎了蛤蟆镜和喇叭裤的春秋大梦。该来了的来了。该走的走吧。
这是一个打杀不住的节点。比中国经济更迅猛的扩张。1992年4月起，顶级时尚品牌开始集体入驻中国。打头的是路易·威登，他们家的第一家专卖店在北京王府饭店开张。紧接着，阿玛尼、香奈尔、古琦相继跟上。现今还在时尚奢侈品市场占有江湖地位的北京国贸城，在那个时候开始形成，成为国际中高档品牌在中国市场上最早的一处温床。
问题是，当时中国人的平均工资不过数百，而它的一条领带或丝巾都要上万。这是何其之大的差比。即便工薪阶层还不需为房奴，也无力消费那些昂贵异常的商品。再说，“外汇券”是何等紧俏之物，人民币对这些商品概不负责。消费者稀少，围观者众多，是高档奢侈品在中国的最初市场。也有人不信这门子邪。第一个打开局面的还是路易·威登-轩尼斯集团。只在友谊商店和五星级大堂开店的路易·威登迅速选择了代理经销的道路。
局面被打开了。1993年6月，上海伊势丹百货的开业又为这把大火添了一把力。伊势丹第一个推出收取人民币的高端零售方式。至此，全面进口的高端服装、化妆品、饰品，以及稍晚一些的汽车，无不引起了市场的极端轰动和兴奋。日子也可以这样过，中国人开始应接不暇地感叹。在财富魔方的另一面，时尚和奢侈，赋予了富有阶层的另外一种表情。而因为晚，所以才如饥似渴。接着，北京、广州开始被路易·威登和“伊势丹方式”席卷。
所以，1994年的一天，在北京国贸的法国时尚品牌让·路易·雪莱(Jean-Louis Scherrer)经销商店里，一个17岁的女中学生穿着校服背着书包逛进去，看到八万元的皮衣时，试一试，拉开书包拉链，拿出八万现金告诉店员，准备参加一个同学生日聚会我买了。店主张皓铭一点也不惊讶。如若不是早早看中了中国本土市场的消费能力，他自然不会保金20万，一口气从法国带回300万人民币的商品，静待“识货”的主儿上门。那些疑惑“谁买这衣服？不就是普通的棉吗？干吗卖这么贵”的人，当然不是在那个年代就会消费时尚奢侈品的中国人。但先富起来的少数部分也足够让更多的张皓铭们冒起这个在常人听起来极其不靠谱的风险。
1998年，国内时尚杂志上的一番话道尽了所有，意思是：假如昨天米兰或巴黎新装发布会上的一款时装，今天被北京或上海的一位女士穿在身上，你千万不用大惊小怪。因为这是在中国。
1999年就更美好了。这一年前后，蓉城成都赶上了北上广的步伐，或者说北上广已经无法容纳时尚奢侈霸气在中国的蔓延。成都的中轴线上，云集了各大国际顶级品牌专卖店和商场开始接连开业。Salvatore Ferragamo、Gucci、Maxmara这些象征着财富、地位或者品位的腕儿们，从成都人的翘舌音里发出来，还带着浓浓的火锅味。
改革开放重新描绘了中国的时尚奢侈品相。从蛤蟆镜、 喇叭裤款的“奇装异服”到杰尼亚、路易·威登等国际大牌，财富贲张的22年，迅速催生了一个与普罗大众相去甚远的顶层消费地带。随着中国富有阶层的不断壮大，这一地带的疆土一拓再拓。
欧洲用一百年时间孕育了现代时尚奢侈的第一个台阶。接下来美国登场，“二战”后的美利坚以所向披靡之势迅速开辟了时尚王国的第二个台阶。日本，30年的经济腾飞中，同样贡献非凡，即使又颓靡了30年，但在时尚界的位置仍然根深蒂固。
中国的故事要从春天说起。1978年，接力棒随着中南海的一个圈传到了南海。时髦是什么？在这个问题被国民经济学开始考量之前，先被画圈的人开始思考。1979年的又一个春天，十一届三中全会余音未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幕开启，“投资少，见效快，积累多，换汇率高”成为国务院对它的要求。而事实如何？梦露的答案：“我只穿香奈儿五号睡觉。”
蛤蟆镜和喇叭裤
1979年，皮尔·卡丹带着8名法国姑娘和4名日本姑娘，飞抵北京。这绝对是让中国难以忘怀的一场秀。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这场不为外界所知的时装秀上，仅有的几位观众、穿着清一水儿毛服的几位国家级官员看完后，时装变成一个若有所思的词。
法国梦特娇当时的管理者利奥波德·格罗斯同样若有所思。接跟着皮尔·卡丹来到中国，这会不会是一场滑铁卢呢？这个国家向来喜欢闭关锁国，这一回，谁知道打开了又会在什么时候关起来。来到中国的利奥波德·格罗斯在做的是打破遍地蓝色咔叽布的僵局。他也知道，冒险的另一个可能就是成功。因为这个国家以中山装作为常服的年代已经太久了。
被利奥波德·格罗斯这样的“外来者”带到中国的是服装品牌、技术参数、颜色运用、设计理念。迅速地，北京民族文化宫被这些新鲜事物包围起来，中国被这些东西蔓延起来。还记得80年代初的标准时髦样子吗？蛤蟆镜、喇叭裤，那个时候叫洋气，那些窝着一头电烫发的不良青年，拖着他们的喇叭裤管扫清了街道的尘土和落叶。蛤蟆镜里的世界，也不再灰蓝两色，手上戴的老上海，赶紧藏起来压在枕头下面吧。
因为，1979年3月15日，这天18点整，上海市民在电视里破天荒地看到了一条长达1分钟的瑞士雷达表广告。同一天，《文汇报》也登载了一则它的手绘通栏广告。广告语“雷达表—现代化的手表”如此新奇，以至随后三天，上海黄浦区商场接待了七百多名询问雷达表的市民。不能不说，他们就是这个国家重新缩短与洋货距离的第一批时尚达人。
那倒是，堆红叠翠的衣着，有着自动时控的石英表，谁还愿意“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30年的时间，任是资本主义情调很腐朽，也阻止不了社会主义的情人将它重新拥抱，激情狂吻。凭布票买布料、凭鞋票买布鞋的时代已然过去，一边是涌入北京天安门的西方时髦风尚，一边是受香港影响的广东沿海地带，这一南一北两个新生手腕，咔嚓一声掐断了中国灰里土气了三十年的僵脖子。
利奥波德·格罗斯们不需要担心了，他们对打开和关闭的担心也迅速淹没在市场何其之大、所幸我先到场的喜悦中。回到法国，讲给儿孙们听的是父辈在中国的开创之举和法国时尚品如何大受欢迎。
整个80年代。如果叫它是蛤蟆镜和喇叭裤的年代，想必你也不会反对。蛤蟆镜里的世界是那么鲜活，喇叭裤裤管的弧度是那么拉风，以至于它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挂在了中国人的耳旁和腰间。那是一种让西方时尚大佬们瞠目结舌的所向披靡，时尚啊，你的轰动效应从来不曾如此赤裸，甚至不亚于裸奔。
当时,中国靡靡着邓丽君之音，也靡靡着一首叫《艳粉街》的歌曲。“有一天一个长头发的大哥哥在艳粉街中走过，他的喇叭裤时髦又特别，他因此惹上了祸，被街道的大妈押送他游街”尽管如此，中南海也不会阻止喇叭裤在中国的冒险之旅。
麦当娜的内衣
1990年，麦当娜发明了一种内衣外穿的时髦。美国强大的娱乐产业让娜姐的风尚行销全球。传到中国时，还打包了无肩装和露脐装。它们粗野地打碎了蛤蟆镜和喇叭裤的春秋大梦。该来了的来了。该走的走吧。
这是一个打杀不住的节点。比中国经济更迅猛的扩张。1992年4月起，顶级时尚品牌开始集体入驻中国。打头的是路易·威登，他们家的第一家专卖店在北京王府饭店开张。紧接着，阿玛尼、香奈尔、古琦相继跟上。现今还在时尚奢侈品市场占有江湖地位的北京国贸城，在那个时候开始形成，成为国际中高档品牌在中国市场上最早的一处温床。
问题是，当时中国人的平均工资不过数百，而它的一条领带或丝巾都要上万。这是何其之大的差比。即便工薪阶层还不需为房奴，也无力消费那些昂贵异常的商品。再说，“外汇券”是何等紧俏之物，人民币对这些商品概不负责。消费者稀少，围观者众多，是高档奢侈品在中国的最初市场。也有人不信这门子邪。第一个打开局面的还是路易·威登-轩尼斯集团。只在友谊商店和五星级大堂开店的路易·威登迅速选择了代理经销的道路。
局面被打开了。1993年6月，上海伊势丹百货的开业又为这把大火添了一把力。伊势丹第一个推出收取人民币的高端零售方式。至此，全面进口的高端服装、化妆品、饰品，以及稍晚一些的汽车，无不引起了市场的极端轰动和兴奋。日子也可以这样过，中国人开始应接不暇地感叹。在财富魔方的另一面，时尚和奢侈，赋予了富有阶层的另外一种表情。而因为晚，所以才如饥似渴。接着，北京、广州开始被路易·威登和“伊势丹方式”席卷。
所以，1994年的一天，在北京国贸的法国时尚品牌让·路易·雪莱(Jean-Louis Scherrer)经销商店里，一个17岁的女中学生穿着校服背着书包逛进去，看到八万元的皮衣时，试一试，拉开书包拉链，拿出八万现金告诉店员，准备参加一个同学生日聚会我买了。店主张皓铭一点也不惊讶。如若不是早早看中了中国本土市场的消费能力，他自然不会保金20万，一口气从法国带回300万人民币的商品，静待“识货”的主儿上门。那些疑惑“谁买这衣服？不就是普通的棉吗？干吗卖这么贵”的人，当然不是在那个年代就会消费时尚奢侈品的中国人。但先富起来的少数部分也足够让更多的张皓铭们冒起这个在常人听起来极其不靠谱的风险。
1998年，国内时尚杂志上的一番话道尽了所有，意思是：假如昨天米兰或巴黎新装发布会上的一款时装，今天被北京或上海的一位女士穿在身上，你千万不用大惊小怪。因为这是在中国。
1999年就更美好了。这一年前后，蓉城成都赶上了北上广的步伐，或者说北上广已经无法容纳时尚奢侈霸气在中国的蔓延。成都的中轴线上，云集了各大国际顶级品牌专卖店和商场开始接连开业。Salvatore Ferragamo、Gucci、Maxmara这些象征着财富、地位或者品位的腕儿们，从成都人的翘舌音里发出来，还带着浓浓的火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