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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宏基电脑中国区总经理赖泰岳
整理/王颖
有钱人是怎么生活的？欧美人的生活方式总和运动、冒险联系在一起，也总是最个性张扬和具创新性的。中国富豪的生活方式更为“安静”。他们中的许多人要不根本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工作是他们最大的乐趣，要不更注重内在的修养身心。或许这也是中国特色吧。比如赖泰岳对书法的爱好，其实是一条悟道的途径，而熊晓鸽对唱歌的迷恋，则让人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他内心充溢的激情。至于他们悟到了几层境界，唱出了多少快乐，最好由他们自己来说——
赖泰岳：书法提醒我不要忘乎所以
我还记得小时候练的是“永字八法”。后来我因为经常被选拔出来参加比赛,并且还得了奖,对书法的兴趣也就愈发浓厚了。
到了中学、大学，虽然没有书法课，但我已经养成了一边读书，一边抄写的习惯。不论是诗词歌赋，还是报纸杂志上看到的优美词句，我都喜欢拿张白纸，用粗粗的钢笔以毛笔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会慢慢地写每个字,去体会古人字里行间、用字遣词的意思。哲学与书法结合，是一种美妙的艺术。写字的时候，需要身心宁静，全神贯注，这和道家效法自然的理论有些类似。
但是我写字，其实并不仅仅因为我崇尚道家的思想，我喜欢那些美妙的词句和文章，他们凝聚着古人无穷的智慧。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会让我对比别人和自己，对比过去和现在，做出深刻反省。
中国的书法本身就是一幅画，字体大小的安排、转折、留白，都有画作的意思。不同个性的人，会喜欢不同形式的书法。我自己很喜欢虞世南、欧阳修的字，尤其是北魏的魏碑体，笔画棱角分明，如刀刻般苍劲有力；还有王羲之的行书，用笔千变万化, 章法浑然天成。
现在在我上海的办公室里，文房四宝都很齐备，每当我有一些空闲，或者是遇到重大事件需要静下心来时，我就会写字。
身处竞争激烈的PC行业，压力大是不可避免的。我经常对下属说，要找到对的人、对的岗位，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并把它做对，这“五对”原则看起来简单，操作起来却很难。
我的CPU不是双核的，所以我只能专注地做一件事情。当我在执行一件事情时，是慢不下来的，但往往过多的推动力不一定对事情的进展有帮助，书法则让我静下来，沉淀一些东西，因为心浮气躁是写不出好字的。
苏轼的词往往能让我放松下来，老子的东西教会我放空自己，而魏征的《十思疏》，它能提醒在位者，要时时刻刻反省自己，不要忘乎所以，所以我几乎每天都会写一遍《十思疏》。
熊晓鸽：差点成梨园弟子
“你比超女唱的好多了。”去年盛夏，一场肆虐的洪水让我站到了家乡湖南赈灾晚会的舞台上，由于被安排在超女之后登场，一曲唱毕，我便得到了如上的评语。可这样的恭维却着实让我不以为然，超女和我，没有可比性。
我的身材和长相就是个男高音，其实稍微留意一下你就会发现，男高音大部分是圆脸，男中音都是长脸。你可以将此当做笑谈，但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和音乐界有着极深的渊缘，朱里奇夫妇是我的伯乐，谭盾是我哥儿们，吴雁泽是我的老师，但其实我并没有专门学过唱歌，我是自学成才。
小时候，收音机就是我的老师。那时候经常放样板戏，我就在一旁跟着模仿。13岁那年，居然成为我们那所中学里唯一考上地区京剧团的学生。那年头的口号是“唱革命戏做革命人”，对于学校来说，出一个这样的学生也是个不小的荣耀。学校里来做我们家里的工作，希望我能够进入京剧团，虽然我的父母并没有对此表示异议，但在舅舅的强烈反对下，我终究还是未能成为梨园弟子。
说到我的父母，他们的职业与音乐毫无关系。不过附近工厂的叔叔有人喜欢唱戏拉二胡，虽然都是业余爱好，但其中不乏高手。我对音乐的爱好，或多或少也会受到他们的影响。有一个人我不能不提，那就是《浏阳河》的作者——朱里奇。他曾在我们湘潭的一个石棉厂当工人。那时候我刚15岁，进了工厂的宣传队，恰好朱先生的儿子张思哈是我特别要好的朋友，我一下班就跑到思哈家去玩。有一次思哈弹钢琴，拉我唱《红星照我去战斗》。朱先生夫妇在隔壁听到便赶忙跑过来，说：“你音准特别好，音色也不错，应该练唱歌。”那应该是第一次有人发现我的唱歌天赋，给我增加了很多信心。
你不得不承认，音乐就是有这样的力量，可以很自然地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一次在美国坐出租车，因为赶时间，我只得催促司机开快一点。起初司机表现的并不积极，后来，我看到他的名字才知道他来自前苏联，就告诉他，我会唱苏联歌。没想到司机一拍即合，于是我们两个人就一个用中文，一个用俄语，唱了一路。司机还热情地帮我抄近路，等到下车时，他拒绝了我的小费，给了我一个拥抱，他说：“You are my friend, my brother.” 直到现在我去纽约还经常打电话找他。
还有一次，我和几个投资人一起到颐和园吃饭，出来看到有人唱京戏，我便上前与几位专业人士一起唱起沙家浜的《智斗》，那是我小时候的拿手段落。这下，在场的所有投资人，纽约的银行家都知道了，“Hugo is a Peking Opera singer.”
其实真正吸引我的，是声乐的艺术。歌唱家吴雁泽年届高龄，可当你闭上眼睛听他唱歌的时候，会感觉他的声音依然那么年轻，那么漂亮。我依然记得自己当年对由吴雁泽出演的《百花争艳》曾经何等痴迷，剧院演出场场不落。
多年以后，我终于得以见到了吴先生本人。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正值中法文化年之际，吴先生所在的中国音乐家协会正在筹办一场在法国的中国古乐器展览，谁知预算却少了30万，古乐器没有保险费。发运迫在眉睫，吴先生心急如焚。或许这便是上天安排的机会，让我在这个时候见到了吴先生，也借机“假公济私”了一把。我对吴先生说：“我愿意提供30萬的赞助，但是有个条件，您要教我唱歌。”吴先生哈哈大笑，欣然应允。于是，吴先生便成了我的老师、我的朋友。
后来我在母校湖南大学捐资设立“演唱中国歌曲奖学金基金会”,曾经有过用吴雁泽的名字命名的想法，因为我相信，在很多地方都有像我当年那样迷恋吴老师这样专业唱法的歌手，或许我不会有机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声乐演员，但我愿意看到自己曾经的梦想在别人身上实现。（编辑/左后卫）
整理/王颖
有钱人是怎么生活的？欧美人的生活方式总和运动、冒险联系在一起，也总是最个性张扬和具创新性的。中国富豪的生活方式更为“安静”。他们中的许多人要不根本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工作是他们最大的乐趣，要不更注重内在的修养身心。或许这也是中国特色吧。比如赖泰岳对书法的爱好，其实是一条悟道的途径，而熊晓鸽对唱歌的迷恋，则让人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他内心充溢的激情。至于他们悟到了几层境界，唱出了多少快乐，最好由他们自己来说——
赖泰岳：书法提醒我不要忘乎所以
我还记得小时候练的是“永字八法”。后来我因为经常被选拔出来参加比赛,并且还得了奖,对书法的兴趣也就愈发浓厚了。
到了中学、大学，虽然没有书法课，但我已经养成了一边读书，一边抄写的习惯。不论是诗词歌赋，还是报纸杂志上看到的优美词句，我都喜欢拿张白纸，用粗粗的钢笔以毛笔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会慢慢地写每个字,去体会古人字里行间、用字遣词的意思。哲学与书法结合，是一种美妙的艺术。写字的时候，需要身心宁静，全神贯注，这和道家效法自然的理论有些类似。
但是我写字，其实并不仅仅因为我崇尚道家的思想，我喜欢那些美妙的词句和文章，他们凝聚着古人无穷的智慧。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会让我对比别人和自己，对比过去和现在，做出深刻反省。
中国的书法本身就是一幅画，字体大小的安排、转折、留白，都有画作的意思。不同个性的人，会喜欢不同形式的书法。我自己很喜欢虞世南、欧阳修的字，尤其是北魏的魏碑体，笔画棱角分明，如刀刻般苍劲有力；还有王羲之的行书，用笔千变万化, 章法浑然天成。
现在在我上海的办公室里，文房四宝都很齐备，每当我有一些空闲，或者是遇到重大事件需要静下心来时，我就会写字。
身处竞争激烈的PC行业，压力大是不可避免的。我经常对下属说，要找到对的人、对的岗位，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并把它做对，这“五对”原则看起来简单，操作起来却很难。
我的CPU不是双核的，所以我只能专注地做一件事情。当我在执行一件事情时，是慢不下来的，但往往过多的推动力不一定对事情的进展有帮助，书法则让我静下来，沉淀一些东西，因为心浮气躁是写不出好字的。
苏轼的词往往能让我放松下来，老子的东西教会我放空自己，而魏征的《十思疏》，它能提醒在位者，要时时刻刻反省自己，不要忘乎所以，所以我几乎每天都会写一遍《十思疏》。
熊晓鸽：差点成梨园弟子
“你比超女唱的好多了。”去年盛夏，一场肆虐的洪水让我站到了家乡湖南赈灾晚会的舞台上，由于被安排在超女之后登场，一曲唱毕，我便得到了如上的评语。可这样的恭维却着实让我不以为然，超女和我，没有可比性。
我的身材和长相就是个男高音，其实稍微留意一下你就会发现，男高音大部分是圆脸，男中音都是长脸。你可以将此当做笑谈，但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和音乐界有着极深的渊缘，朱里奇夫妇是我的伯乐，谭盾是我哥儿们，吴雁泽是我的老师，但其实我并没有专门学过唱歌，我是自学成才。
小时候，收音机就是我的老师。那时候经常放样板戏，我就在一旁跟着模仿。13岁那年，居然成为我们那所中学里唯一考上地区京剧团的学生。那年头的口号是“唱革命戏做革命人”，对于学校来说，出一个这样的学生也是个不小的荣耀。学校里来做我们家里的工作，希望我能够进入京剧团，虽然我的父母并没有对此表示异议，但在舅舅的强烈反对下，我终究还是未能成为梨园弟子。
说到我的父母，他们的职业与音乐毫无关系。不过附近工厂的叔叔有人喜欢唱戏拉二胡，虽然都是业余爱好，但其中不乏高手。我对音乐的爱好，或多或少也会受到他们的影响。有一个人我不能不提，那就是《浏阳河》的作者——朱里奇。他曾在我们湘潭的一个石棉厂当工人。那时候我刚15岁，进了工厂的宣传队，恰好朱先生的儿子张思哈是我特别要好的朋友，我一下班就跑到思哈家去玩。有一次思哈弹钢琴，拉我唱《红星照我去战斗》。朱先生夫妇在隔壁听到便赶忙跑过来，说：“你音准特别好，音色也不错，应该练唱歌。”那应该是第一次有人发现我的唱歌天赋，给我增加了很多信心。
你不得不承认，音乐就是有这样的力量，可以很自然地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一次在美国坐出租车，因为赶时间，我只得催促司机开快一点。起初司机表现的并不积极，后来，我看到他的名字才知道他来自前苏联，就告诉他，我会唱苏联歌。没想到司机一拍即合，于是我们两个人就一个用中文，一个用俄语，唱了一路。司机还热情地帮我抄近路，等到下车时，他拒绝了我的小费，给了我一个拥抱，他说：“You are my friend, my brother.” 直到现在我去纽约还经常打电话找他。
还有一次，我和几个投资人一起到颐和园吃饭，出来看到有人唱京戏，我便上前与几位专业人士一起唱起沙家浜的《智斗》，那是我小时候的拿手段落。这下，在场的所有投资人，纽约的银行家都知道了，“Hugo is a Peking Opera singer.”
其实真正吸引我的，是声乐的艺术。歌唱家吴雁泽年届高龄，可当你闭上眼睛听他唱歌的时候，会感觉他的声音依然那么年轻，那么漂亮。我依然记得自己当年对由吴雁泽出演的《百花争艳》曾经何等痴迷，剧院演出场场不落。
多年以后，我终于得以见到了吴先生本人。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正值中法文化年之际，吴先生所在的中国音乐家协会正在筹办一场在法国的中国古乐器展览，谁知预算却少了30万，古乐器没有保险费。发运迫在眉睫，吴先生心急如焚。或许这便是上天安排的机会，让我在这个时候见到了吴先生，也借机“假公济私”了一把。我对吴先生说：“我愿意提供30萬的赞助，但是有个条件，您要教我唱歌。”吴先生哈哈大笑，欣然应允。于是，吴先生便成了我的老师、我的朋友。
后来我在母校湖南大学捐资设立“演唱中国歌曲奖学金基金会”,曾经有过用吴雁泽的名字命名的想法，因为我相信，在很多地方都有像我当年那样迷恋吴老师这样专业唱法的歌手，或许我不会有机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声乐演员，但我愿意看到自己曾经的梦想在别人身上实现。（编辑/左后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