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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底到1974年初，在江青一伙精心策划下，全国各地媒体连篇累牍大批特批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并波及海外。此举严重干扰破坏了当时的中国外交，在国内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其险恶用心就在于攻击、陷害周恩来。
安东尼奥尼到中国
拍摄电视专题片
1971年5月，与中国刚刚建交的意大利派出外贸部长率团访华，同行的还有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文化节目的负责人科隆博。科隆博于5月21日专程登门拜访中央广播事业局，希望与中国合作拍摄电视片，并提出拍摄人员能否在10月或12月就来北京。当时中方表示：如果意大利同行来华拍摄电视片，中国有关部门可以提供必要协助。科隆博大喜过望。7月20日，科隆博又专门修书一封。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提出了同样的申请，同时还表示将由安东尼奥尼导演领衔前来中国拍片。
8月5日，意大利驻华大使约见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彭华，极力推荐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派员来华拍片。意大利方面在罗马又极力游说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中国驻意使馆报告国内：考虑到中意关系发展较好，意大利新闻电影界都在抓对华友好题材，特别是随外贸部长访华的电视记者尚能客观地反映中国革命现实，故建议国内有选择地允许一些人来华拍片。
外交部新闻司和中央广播事业局经共同商量后报姬鹏飞部长批准，决定同意意大利电视拍摄组在1972年春天来中国拍片。
1972年5月13日，意大利电视拍摄组如期抵达北京，领队就是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文化节目负责人科隆博，其中还有一位后来在中国“臭名远扬”的人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实权掌握在安氏手中。为具体安排意大利电视组的起居、工作提供必要便利，中央广播事业局还专门成立了接待小组。
下车伊始，意大利电视组就向中央广播事业局接待人员提出要采访北京、上海、新疆、海南岛等17个地方，还要求拍摄人的出生、死亡、恋爱等。这同中方原先安排的日程计划距离很大。经过3次认真商谈，意方决定同意按照中方计划，采访北京、南京、苏州、上海和杭州。但是，导演安东尼奥尼坚持要去偏远的农村。中央广播事业局与外交部协商后，决定安排安东尼奥尼一行去河南林县采访红旗渠。
安东尼奥尼一行南下，马不停蹄。1个月后，电视组结束了拍摄，于6月15日启程回国。
杨振宁在《中国》播出后
上书周恩来
科隆博、安东尼奥尼返回罗马后曾向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表示：在电视片播出前，会邀请使馆官员前往“指导”。遗憾的是意方言而无信。
1973年1月中旬，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从罗马某家媒体上，看到安东尼奥尼编导的电视纪录片《中国》，将分片段在电视台播出的预告。经使馆官员一再查问，意大利电视台才勉强在电视片《中国》播出的前一天，即1月23日为中国使馆作了专场放映。大使馆派了几位外交官前往观看，随后，将对该片的看法给外交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作了专门报告。使馆报告称：该影片内容尚比较客观，对了解中国能有一定帮助作用，但也不算好，解说词很少，有些纯客观主义。解说词以介绍情况为主，基调是中国人穷，但不辛酸，他们对今昔有清楚的对比，劳动繁重。生活简朴，但没有饥饿，没有像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的那种悲惨情况。使馆报告还说：影片结尾引用了中国古话“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表示影片只是对中国人作了一般反映，对中国现实还没有深入了解。
《中国》一片随即在意大利电视台播出。与此同时，意大利电视台还将该片拷贝先后卖给美国、法国和黎巴嫩三国。美籍华裔教授杨振宁看了美国电视台播放的意大利电视片《中国》之后，于1973年5月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此片很坏。周恩来收信后，立刻指示外交部查清此事。外交部当即电告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向意大利电视台要一部电视片《中国》拷贝送国内审查。
1973年9月，意大利电视台将《中国》拷贝送至中国大使馆。10月11日，使馆将拷贝转往国内。外交部新闻司收到拷贝后，便组织有关单位审看。经与广播事业局商讨同意，外交部新闻司于同年11月28日向部里上呈报告，提出了对电视片《中国》的看法和处理意见。报告指出，该片没有全面地客观地反映我国的情况，态度很不友好，是近几年来外国记者所拍片中最差的一部。主要是过多地反映我国的落后面，有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镜头太少；用突然袭击、强加于人的手法拍了不少我群众躲避镜头的场面，给人一种在洋人面前举止羞怯、疑惧、呆板的错误感觉；有些镜头有浓厚的猎奇性和趣味性；解说词中也有妄评，结构紊乱，多数画面色彩黯淡……报告还检查了在审批接待工作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该报告最后提出：鉴于此片虽歪曲了我社会面貌，但尚无恶毒反华的内容，且已时隔一年，拟不向意方正式提出交涉。建议在适当场合请广播事业局同志相机表示我们对该片的不满，指出影片片面反映中国情况，无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意电视台竟然让这样的导演来摄制，并终于放映该片，我们不能理解。
外交部主管副部长韩念龙在审阅新闻司的上述报告后即作出批示：“我意由外交部主管司出面向意大使表示。”根据韩念龙的批文，新闻司在与有关单位研究后，于12月11日将对《中国》一片的基本看法函告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要使馆相机向意大利有关方面提出中方对安东尼奥尼编导的电视纪录片《中国》的批评意见。
“四人帮”借题发挥“剑”指周恩来
本来，围绕着意大利电视台拍摄《中国》一片而引起的风波到此即可平息。然而，12月11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国际联络部一干部上书，密告江青、姚文元称：意大利电视片《中国》是站在“帝国主义诬蔑中国的立场”上，“攻击中国”的坏片子。姚文元如获至宝，次日清晨两次打电话给中央广播事业局，措辞严厉地责令“查一查”，迅速报告。
中央广播事业局国际联络部那个干部闻讯，为邀功请赏，不到一个星期，再度向江青、姚文元呈上“告密信”，内容更为详尽，特别提到“意大利电视台摄制组是经外交部和广播局批准来中国的”，并振振有词地说“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给总理来信，反映此片很坏”。江青、姚文元接信后，以为又抓住了周恩来的“把柄”，江青特别在上述两句话下面画了粗粗的横线。
紧接着，江青、姚文元背着主管外事的周恩来，撇开同此事直接有关的外交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多次策划于密室，作了一系列布置。12月18日，姚文元气势汹汹地要国务院文化组调看此片，并会同中央组织部彻查此事，共同提出处理意见。江青立即表示同意，并装腔作势地补充一句：“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
面对江青一伙的淫威，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文化组急匆匆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文化组骨干成员于会泳等人加紧审看电视片《中国》。于会泳们对江青一伙的意图心领神会，联合调查组派员向外交部新闻司有关人员进行调查时，都反复追问意大利电视组来华是谁批准的。当获知是外交部商中央广播事业局批准后，他们又紧追不舍，露骨地责问外交部可以批准记者来华这一条是谁定的。
就在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文化组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还没有来得及提出处理意见时，江青早已急不可耐。12月30日，中央政治局组织审看意大利电视片《中国》时，江青含沙射影地大骂道：“这是与帝国主义开办的合股公司！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
1974年1月16日凌晨，江青在谈话中肆无忌惮地提出：“要批臭安东尼奥尼，要进行外交交涉，对内要有纪律处分，中国驻意大利大使要撤，接待人员要戴汉奸帽子。”江青还大喊大嚷：“对有关人员先要作纪律处分，戴汉奸的帽子是戴定！难道不是卖国？驻意大利使馆赞扬野鬼，这个大使要撤，不配做大使！他们出了中国人的丑！”
安东尼奥尼到中国
拍摄电视专题片
1971年5月，与中国刚刚建交的意大利派出外贸部长率团访华，同行的还有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文化节目的负责人科隆博。科隆博于5月21日专程登门拜访中央广播事业局，希望与中国合作拍摄电视片，并提出拍摄人员能否在10月或12月就来北京。当时中方表示：如果意大利同行来华拍摄电视片，中国有关部门可以提供必要协助。科隆博大喜过望。7月20日，科隆博又专门修书一封。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提出了同样的申请，同时还表示将由安东尼奥尼导演领衔前来中国拍片。
8月5日，意大利驻华大使约见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彭华，极力推荐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派员来华拍片。意大利方面在罗马又极力游说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中国驻意使馆报告国内：考虑到中意关系发展较好，意大利新闻电影界都在抓对华友好题材，特别是随外贸部长访华的电视记者尚能客观地反映中国革命现实，故建议国内有选择地允许一些人来华拍片。
外交部新闻司和中央广播事业局经共同商量后报姬鹏飞部长批准，决定同意意大利电视拍摄组在1972年春天来中国拍片。
1972年5月13日，意大利电视拍摄组如期抵达北京，领队就是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文化节目负责人科隆博，其中还有一位后来在中国“臭名远扬”的人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实权掌握在安氏手中。为具体安排意大利电视组的起居、工作提供必要便利，中央广播事业局还专门成立了接待小组。
下车伊始，意大利电视组就向中央广播事业局接待人员提出要采访北京、上海、新疆、海南岛等17个地方，还要求拍摄人的出生、死亡、恋爱等。这同中方原先安排的日程计划距离很大。经过3次认真商谈，意方决定同意按照中方计划，采访北京、南京、苏州、上海和杭州。但是，导演安东尼奥尼坚持要去偏远的农村。中央广播事业局与外交部协商后，决定安排安东尼奥尼一行去河南林县采访红旗渠。
安东尼奥尼一行南下，马不停蹄。1个月后，电视组结束了拍摄，于6月15日启程回国。
杨振宁在《中国》播出后
上书周恩来
科隆博、安东尼奥尼返回罗马后曾向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表示：在电视片播出前，会邀请使馆官员前往“指导”。遗憾的是意方言而无信。
1973年1月中旬，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从罗马某家媒体上，看到安东尼奥尼编导的电视纪录片《中国》，将分片段在电视台播出的预告。经使馆官员一再查问，意大利电视台才勉强在电视片《中国》播出的前一天，即1月23日为中国使馆作了专场放映。大使馆派了几位外交官前往观看，随后，将对该片的看法给外交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作了专门报告。使馆报告称：该影片内容尚比较客观，对了解中国能有一定帮助作用，但也不算好，解说词很少，有些纯客观主义。解说词以介绍情况为主，基调是中国人穷，但不辛酸，他们对今昔有清楚的对比，劳动繁重。生活简朴，但没有饥饿，没有像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的那种悲惨情况。使馆报告还说：影片结尾引用了中国古话“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表示影片只是对中国人作了一般反映，对中国现实还没有深入了解。
《中国》一片随即在意大利电视台播出。与此同时，意大利电视台还将该片拷贝先后卖给美国、法国和黎巴嫩三国。美籍华裔教授杨振宁看了美国电视台播放的意大利电视片《中国》之后，于1973年5月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此片很坏。周恩来收信后，立刻指示外交部查清此事。外交部当即电告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向意大利电视台要一部电视片《中国》拷贝送国内审查。
1973年9月，意大利电视台将《中国》拷贝送至中国大使馆。10月11日，使馆将拷贝转往国内。外交部新闻司收到拷贝后，便组织有关单位审看。经与广播事业局商讨同意，外交部新闻司于同年11月28日向部里上呈报告，提出了对电视片《中国》的看法和处理意见。报告指出，该片没有全面地客观地反映我国的情况，态度很不友好，是近几年来外国记者所拍片中最差的一部。主要是过多地反映我国的落后面，有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镜头太少；用突然袭击、强加于人的手法拍了不少我群众躲避镜头的场面，给人一种在洋人面前举止羞怯、疑惧、呆板的错误感觉；有些镜头有浓厚的猎奇性和趣味性；解说词中也有妄评，结构紊乱，多数画面色彩黯淡……报告还检查了在审批接待工作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该报告最后提出：鉴于此片虽歪曲了我社会面貌，但尚无恶毒反华的内容，且已时隔一年，拟不向意方正式提出交涉。建议在适当场合请广播事业局同志相机表示我们对该片的不满，指出影片片面反映中国情况，无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意电视台竟然让这样的导演来摄制，并终于放映该片，我们不能理解。
外交部主管副部长韩念龙在审阅新闻司的上述报告后即作出批示：“我意由外交部主管司出面向意大使表示。”根据韩念龙的批文，新闻司在与有关单位研究后，于12月11日将对《中国》一片的基本看法函告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要使馆相机向意大利有关方面提出中方对安东尼奥尼编导的电视纪录片《中国》的批评意见。
“四人帮”借题发挥“剑”指周恩来
本来，围绕着意大利电视台拍摄《中国》一片而引起的风波到此即可平息。然而，12月11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国际联络部一干部上书，密告江青、姚文元称：意大利电视片《中国》是站在“帝国主义诬蔑中国的立场”上，“攻击中国”的坏片子。姚文元如获至宝，次日清晨两次打电话给中央广播事业局，措辞严厉地责令“查一查”，迅速报告。
中央广播事业局国际联络部那个干部闻讯，为邀功请赏，不到一个星期，再度向江青、姚文元呈上“告密信”，内容更为详尽，特别提到“意大利电视台摄制组是经外交部和广播局批准来中国的”，并振振有词地说“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给总理来信，反映此片很坏”。江青、姚文元接信后，以为又抓住了周恩来的“把柄”，江青特别在上述两句话下面画了粗粗的横线。
紧接着，江青、姚文元背着主管外事的周恩来，撇开同此事直接有关的外交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多次策划于密室，作了一系列布置。12月18日，姚文元气势汹汹地要国务院文化组调看此片，并会同中央组织部彻查此事，共同提出处理意见。江青立即表示同意，并装腔作势地补充一句：“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
面对江青一伙的淫威，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文化组急匆匆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文化组骨干成员于会泳等人加紧审看电视片《中国》。于会泳们对江青一伙的意图心领神会，联合调查组派员向外交部新闻司有关人员进行调查时，都反复追问意大利电视组来华是谁批准的。当获知是外交部商中央广播事业局批准后，他们又紧追不舍，露骨地责问外交部可以批准记者来华这一条是谁定的。
就在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文化组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还没有来得及提出处理意见时，江青早已急不可耐。12月30日，中央政治局组织审看意大利电视片《中国》时，江青含沙射影地大骂道：“这是与帝国主义开办的合股公司！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
1974年1月16日凌晨，江青在谈话中肆无忌惮地提出：“要批臭安东尼奥尼，要进行外交交涉，对内要有纪律处分，中国驻意大利大使要撤，接待人员要戴汉奸帽子。”江青还大喊大嚷：“对有关人员先要作纪律处分，戴汉奸的帽子是戴定！难道不是卖国？驻意大利使馆赞扬野鬼，这个大使要撤，不配做大使！他们出了中国人的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