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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5—19世纪是中国的明中期至清中后期，这时期朝鲜和中国明清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同属于东亚文化圈。在这段时间中，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反映在文学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气象。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社会经济的繁荣为文学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清朝时满人入关，打破了汉人一统天下的局面，文学领域也有了新的气息。
关键词：东亚文化圈；资本主义萌芽；文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0-0-02
15-19世纪的东亚文化主要是指中国的传统文化，明清社会巨变给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也带来新的面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促使士人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批判，知识分子个性的解放，传统的伦理道德被重新审视，士人依靠读书取仕的想法被现实无情地冲击。中国与朝鲜半岛自古就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明清小说中的涉外描写主要与一些特定的事件及物产相关，很少正面描写符合实际的风土人情，因而有关异国的具体想象往往是模糊的、笼统的甚或是不准确的。虽然如此，但是在整个东亚文化圈中，漂流文学作品始终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一、15—19世纪东亚的文化思想
明朝自永乐年间在文化思想上，实行了严酷的控制，对封建文人采取了笼络和高压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官方十分重视程朱理学，明成祖积极推广，胡广、杨荣和金幼孜在程朱注解的四书五经为基础，主持编写《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这成为所有士子参加科举必备的教科书。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之际也是中国小说和戏剧发展的高峰期。《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是明朝典型的长篇小说代表，通过小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生活面貌和社会矛盾，统治阶级的阶级压迫。冯梦龙的“三言”，对许多新兴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进行刻画，观点新颖，视角独特，流传很广。《聊斋志异》虽然是短篇小说，却借由狐仙鬼怪折射出作者对社会的不满。清朝最著名的小说就是《红楼梦》，借由四大家族的兴衰荣辱，刻画了现实主义的作品，对整个社会面貌都有所涉及，可以说是古典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儒林外史》和《镜花缘》都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对社会的伦理纲常进行抨击。
二、 15—19世纪朝鲜与东亚的文化交流
李朝尊儒，崇尚程朱理学，因之对自前朝移入朝鲜的中国孔子、朱子后裔，非常关怀。中朝之间的交往由来已久，且中国文化就朝鲜半岛的文化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开始的移民活动对朝鲜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与朝鲜半岛领土接壤，移民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也带去了先进的文化。而图书交流却是文化交流的主线。明朝以来，图书的官方流向主要由中国流向朝鲜，且数量、种类都较前朝有所增加，兵书和臣议也有涉及。明朝的前中期图书交流较为频繁，后期因为战争有所减少。双方的图书交流官方贡、赠较多，但民间的书籍输出未见史书记载。图书交流主要以儒家经典著作为主，也包括医学和文学作品。李朝不仅输入中国图书，也自己进行刊印，将中国著作收录其中，对中国书籍的保存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1446年之前，李朝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训民正音》，一直使用汉字，之后开始大量使用《训民正音》对中国书籍进行翻译。因为李朝的图书质量相对较高，活字多于雕版，重视校勘，错误也较少，中国文人尤其是藏书家喜爱李朝印本。公元1603年前后，《水浒传》、《西游记》等著名长篇小说传入李朝。
清朝时官方图书交流与明朝相近，但因为李朝与明朝关系友好，在后金与明朝作战时出兵帮助明朝，故清朝与李朝关系较差，图书交流也较弱。但是，清朝对李朝图书输出时，政治、时事、边防和兵事列为禁书。与之相反的是，民间图书贸易十分活跃，文人之间互赠书籍成为惯例。著名的朴齐家、柳得恭和李德懋等人的书籍中都有中国书籍收录，而清人刘燕庭《海东金石苑》的资料大多来自朝鲜文人的帮助。
与明朝不同的现象是中国图书的回流，主要是李朝图书印刷精良。汉译西学著作包括宗教书籍也传入李朝。具体而言，官方图书交流中，清朝严禁部分史书的输出。虽然清朝限制李朝使节购书，但他们仍有违禁购买，稗官野史就是禁书之列。有史记载的传入李朝的小说种类就有177种，实际可能更多。朝鲜也有图书传入清朝。通过双方的图书交流，文化思想也得以传播，特别是中国的书籍输出数量之多，种类之广，使得朝鲜半岛在很大程度上学习和保存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文学作品，文人交流等，而朝鲜在对中国文化学习的基础上，创立自己的民族文字，也得以形成较多的文化成果，图书对清朝输出就是最重要的例子。
三、15—19世纪朝鲜文人学士的创作思想
壬辰倭乱（1592）是中朝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转折点，之后中国书籍的大量涌入直接对朝鲜文人创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592年之前，中国正值明朝，两国的文化交流颇为频繁，且中国以大国的身份对图书的输出没有任何禁忌，各种图书都对李氏朝鲜开放，所以，朝鲜学者无论从官方还是民间都能得到比较完整的中国图书，对他们的文学创作起到了良好的启示作用。这一时期朝鲜文学创作主要受儒家经典的影响，即朱子学说。由于人们对儒家道德的盲目尊崇，接受了儒家的道德观、伦理观和价值观，使用汉字，接受中国文人的思想，自由精神被极力打压，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爱情小说甚至不敢想象，连本民族的“韩字”也被视为农民和妇女的专属。文人创作在儒家思想的禁锢下得不到充分发挥，所有的作品都是匿名出书，甚至只是传抄传阅。所以，通俗类的传奇小说在朝鲜颇受欢迎，文人从接受到认可和模仿汉人进行创作。最早的《金鳌新话》就是在《剪灯新话》（1421）基础上创作而成。该书作者金时习，早年被世宗称作神童，但因世祖残害端宗而篡权，愤然出家，隐居金鳌山而著书立说。1446年《训民正音》问世之后，《列女传》传到朝鲜，很快被翻译成韩文，而且流传颇广。可见，朝鲜文人对独立民族精神的追求。
1592年壬辰倭乱之后，朝鲜经历了壬辰倭乱、丙子胡乱。一方面中国通俗小说的大量传入，儒家思想的影响力逐步扩大；另一方面，壬辰倭乱是李朝与日本之间的战争，而丙子胡乱发生在李朝与后金之间，清朝作为后金的继承者，难免会受到李朝文人的诟病，儒家思想因为战争也得到了更为激烈的批判。广大文人在战争的催化作用下，反省现实，厌恶儒家传统的绝对服从，对堕落的社会予以抨击，批判漠视情绪的理性主义，由此，使得文学界有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战争的催化作用，特别是《三国演义》的广泛影响，出现了大批改编的三国小说，如《赤壁大战》、《楚汉战》、《三国大战》、《赵子龙实记》、《关云长实记》、《山阳大战》、《黄夫人传》等。此外，文人也创作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小说，如朝鲜三国史事的《兴武王演义》、反映壬辰倭乱的《壬辰录》、丁卯胡乱的《姜虏传》、丙子胡乱的《林庆业传》等。这些小说都是以朝鲜历史为基础，反映了李氏朝鲜的政治社会情况，有着极强的爱国主义色彩。社会上也涌现出歌颂爱国的军队题材作品，柳成龙的《惩毖录》，释南鹏的《奋忠纾难录》等，甚至还有一些爱国诗歌《倡义录》和《壬辰录》。丙子胡乱后，又出现大批作品，《丙子湖南倡义录》、《西征录》、《江都日记》和《南征日记》等。有的作品完全使用韩文写作，也反映了文人们的爱国精神。同时，他们创作了许多和中国历史有关的小说，以改编为主，也结合朝鲜的民族特色，这些作品基本都与战争有关。
15-19世纪朝鲜和中国明清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同属于东亚文化圈。汉字和汉文的使用对国与国之间文化交流起着重要桥梁作用。这种文化现象使得反映朝鲜古代社会现象的文学作品， 多以汉文的方式留存下来， 这些丰富的文学作品为朝鲜和韩国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
参考文献：
[1]刘勇强，《明清小说中的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第159页。
[2]李利芳，《朝鲜汉文历史小说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4月，第14页。
[3]金泰俊，《朝鲜小说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31页。
[4]游国恩 等，《中国文学史》（四），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页。
[5]杨昭全，《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Ⅲ》，昆仑出版社，2007年7月，第852页。
关键词：东亚文化圈；资本主义萌芽；文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0-0-02
15-19世纪的东亚文化主要是指中国的传统文化，明清社会巨变给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也带来新的面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促使士人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批判，知识分子个性的解放，传统的伦理道德被重新审视，士人依靠读书取仕的想法被现实无情地冲击。中国与朝鲜半岛自古就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明清小说中的涉外描写主要与一些特定的事件及物产相关，很少正面描写符合实际的风土人情，因而有关异国的具体想象往往是模糊的、笼统的甚或是不准确的。虽然如此，但是在整个东亚文化圈中，漂流文学作品始终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一、15—19世纪东亚的文化思想
明朝自永乐年间在文化思想上，实行了严酷的控制，对封建文人采取了笼络和高压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官方十分重视程朱理学，明成祖积极推广，胡广、杨荣和金幼孜在程朱注解的四书五经为基础，主持编写《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这成为所有士子参加科举必备的教科书。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之际也是中国小说和戏剧发展的高峰期。《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是明朝典型的长篇小说代表，通过小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生活面貌和社会矛盾，统治阶级的阶级压迫。冯梦龙的“三言”，对许多新兴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进行刻画，观点新颖，视角独特，流传很广。《聊斋志异》虽然是短篇小说，却借由狐仙鬼怪折射出作者对社会的不满。清朝最著名的小说就是《红楼梦》，借由四大家族的兴衰荣辱，刻画了现实主义的作品，对整个社会面貌都有所涉及，可以说是古典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儒林外史》和《镜花缘》都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对社会的伦理纲常进行抨击。
二、 15—19世纪朝鲜与东亚的文化交流
李朝尊儒，崇尚程朱理学，因之对自前朝移入朝鲜的中国孔子、朱子后裔，非常关怀。中朝之间的交往由来已久，且中国文化就朝鲜半岛的文化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开始的移民活动对朝鲜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与朝鲜半岛领土接壤，移民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也带去了先进的文化。而图书交流却是文化交流的主线。明朝以来，图书的官方流向主要由中国流向朝鲜，且数量、种类都较前朝有所增加，兵书和臣议也有涉及。明朝的前中期图书交流较为频繁，后期因为战争有所减少。双方的图书交流官方贡、赠较多，但民间的书籍输出未见史书记载。图书交流主要以儒家经典著作为主，也包括医学和文学作品。李朝不仅输入中国图书，也自己进行刊印，将中国著作收录其中，对中国书籍的保存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1446年之前，李朝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训民正音》，一直使用汉字，之后开始大量使用《训民正音》对中国书籍进行翻译。因为李朝的图书质量相对较高，活字多于雕版，重视校勘，错误也较少，中国文人尤其是藏书家喜爱李朝印本。公元1603年前后，《水浒传》、《西游记》等著名长篇小说传入李朝。
清朝时官方图书交流与明朝相近，但因为李朝与明朝关系友好，在后金与明朝作战时出兵帮助明朝，故清朝与李朝关系较差，图书交流也较弱。但是，清朝对李朝图书输出时，政治、时事、边防和兵事列为禁书。与之相反的是，民间图书贸易十分活跃，文人之间互赠书籍成为惯例。著名的朴齐家、柳得恭和李德懋等人的书籍中都有中国书籍收录，而清人刘燕庭《海东金石苑》的资料大多来自朝鲜文人的帮助。
与明朝不同的现象是中国图书的回流，主要是李朝图书印刷精良。汉译西学著作包括宗教书籍也传入李朝。具体而言，官方图书交流中，清朝严禁部分史书的输出。虽然清朝限制李朝使节购书，但他们仍有违禁购买，稗官野史就是禁书之列。有史记载的传入李朝的小说种类就有177种，实际可能更多。朝鲜也有图书传入清朝。通过双方的图书交流，文化思想也得以传播，特别是中国的书籍输出数量之多，种类之广，使得朝鲜半岛在很大程度上学习和保存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文学作品，文人交流等，而朝鲜在对中国文化学习的基础上，创立自己的民族文字，也得以形成较多的文化成果，图书对清朝输出就是最重要的例子。
三、15—19世纪朝鲜文人学士的创作思想
壬辰倭乱（1592）是中朝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转折点，之后中国书籍的大量涌入直接对朝鲜文人创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592年之前，中国正值明朝，两国的文化交流颇为频繁，且中国以大国的身份对图书的输出没有任何禁忌，各种图书都对李氏朝鲜开放，所以，朝鲜学者无论从官方还是民间都能得到比较完整的中国图书，对他们的文学创作起到了良好的启示作用。这一时期朝鲜文学创作主要受儒家经典的影响，即朱子学说。由于人们对儒家道德的盲目尊崇，接受了儒家的道德观、伦理观和价值观，使用汉字，接受中国文人的思想，自由精神被极力打压，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爱情小说甚至不敢想象，连本民族的“韩字”也被视为农民和妇女的专属。文人创作在儒家思想的禁锢下得不到充分发挥，所有的作品都是匿名出书，甚至只是传抄传阅。所以，通俗类的传奇小说在朝鲜颇受欢迎，文人从接受到认可和模仿汉人进行创作。最早的《金鳌新话》就是在《剪灯新话》（1421）基础上创作而成。该书作者金时习，早年被世宗称作神童，但因世祖残害端宗而篡权，愤然出家，隐居金鳌山而著书立说。1446年《训民正音》问世之后，《列女传》传到朝鲜，很快被翻译成韩文，而且流传颇广。可见，朝鲜文人对独立民族精神的追求。
1592年壬辰倭乱之后，朝鲜经历了壬辰倭乱、丙子胡乱。一方面中国通俗小说的大量传入，儒家思想的影响力逐步扩大；另一方面，壬辰倭乱是李朝与日本之间的战争，而丙子胡乱发生在李朝与后金之间，清朝作为后金的继承者，难免会受到李朝文人的诟病，儒家思想因为战争也得到了更为激烈的批判。广大文人在战争的催化作用下，反省现实，厌恶儒家传统的绝对服从，对堕落的社会予以抨击，批判漠视情绪的理性主义，由此，使得文学界有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战争的催化作用，特别是《三国演义》的广泛影响，出现了大批改编的三国小说，如《赤壁大战》、《楚汉战》、《三国大战》、《赵子龙实记》、《关云长实记》、《山阳大战》、《黄夫人传》等。此外，文人也创作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小说，如朝鲜三国史事的《兴武王演义》、反映壬辰倭乱的《壬辰录》、丁卯胡乱的《姜虏传》、丙子胡乱的《林庆业传》等。这些小说都是以朝鲜历史为基础，反映了李氏朝鲜的政治社会情况，有着极强的爱国主义色彩。社会上也涌现出歌颂爱国的军队题材作品，柳成龙的《惩毖录》，释南鹏的《奋忠纾难录》等，甚至还有一些爱国诗歌《倡义录》和《壬辰录》。丙子胡乱后，又出现大批作品，《丙子湖南倡义录》、《西征录》、《江都日记》和《南征日记》等。有的作品完全使用韩文写作，也反映了文人们的爱国精神。同时，他们创作了许多和中国历史有关的小说，以改编为主，也结合朝鲜的民族特色，这些作品基本都与战争有关。
15-19世纪朝鲜和中国明清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同属于东亚文化圈。汉字和汉文的使用对国与国之间文化交流起着重要桥梁作用。这种文化现象使得反映朝鲜古代社会现象的文学作品， 多以汉文的方式留存下来， 这些丰富的文学作品为朝鲜和韩国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
参考文献：
[1]刘勇强，《明清小说中的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第159页。
[2]李利芳，《朝鲜汉文历史小说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4月，第14页。
[3]金泰俊，《朝鲜小说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31页。
[4]游国恩 等，《中国文学史》（四），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页。
[5]杨昭全，《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Ⅲ》，昆仑出版社，2007年7月，第8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