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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10日，我国新兴版画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版画家协会名誉主席、著名版画家力群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噩耗传来，我悲痛至极。
力群是国宝级人物，是左翼美术家中硕果仅存的人物之一。他的创作史，可以说是一部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发展史。这个运动的主流在哪里，他就出现在哪里。一位文艺家，能够经历左翼初创、白色恐怖、根据地生活、建国风云以至新时期阳光的，并不多见。因而可以说，力群的创作史，也是一个革命艺术家的奋斗史和成功史。
与鲁迅结缘，速写鲁迅遗容
力群的道路是艰险的，也是幸运的，他一踏上艺术之路，就遇到了历史的雷鸣电闪，就和一个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那是1933年的2月，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曹白、力群、叶落发起成立“木铃木刻研究会”并自刻自印了120本《木铃木展》画册，立刻销售一空。“木铃”在杭州话里，有傻瓜的意思。画册的前言说：“以木造铃，明知是敲而不响的东西，但在最后的限度上，我们希望它总有铮铮作巨鸣之一日的。”力群以他的《病》和《生路》而踏上中国画坛。《病》中画了一个形销骨立、神情绝望、病入膏肓的人物，而在另一侧的窗外，则是汽笛震天、夯声砸地的建筑工程。也许此时力群的头脑中，已经有了“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意境。《生路》则是武装反抗的形象，画面最突出的位置，是武装战士持枪出击和投弹的形象。此画刻在1933年，应当是我红军战士胜利打退第四次围剿的画面。木铃社的曹白刻的是《卢那察尔斯基》，叶落刻的是《斗争》，同样锋芒毕露。于是，他们就“被几个佩着‘不郎宁’的狞笑的人带进牢里去了”。鲁迅在《“木刻纪程”小引》中，愤然写下“木铃社早被毁灭”的记载。《写于深夜里》则对此事件作了充分展开的生动形象的描绘，包括警察的诘问、三位青年的回答、杭州艺专训育主任的背景、监狱的阴森可怖，以及当时起诉书的内容等。
出狱后的力群，创作了《采叶》和 《鲁迅像》。画中的鲁迅，短须如芒，握笔如刀，有力地刺向鹰犬走狗，其战斗神韵，得到鲁迅首肯。他在给曹白的信中说：“郝君给我刻像，谢谢！他没有这些弊病（指构图出于拼凑，人物很少生动）。”鲁迅对力群的行踪和创作很关心，他说：“关于力群的消息，使我很高兴。他的木刻，是很生动的。但关于形体，时有失败处，这是对于人体的研究，还欠工夫的缘故。”在另一封信中，则指得更加具体。他说：“郝先生的三幅木刻，我以为《采叶》最好；……《三个……》初看很好（指《三个受难的青年》），但有一避重就轻之处，是三个人的脸面都不明白。”鲁迅的批评，切中要害。可惜的是，力群在鲁迅生前，没有面受教诲，这成了他的终身遗憾。
鲁迅逝世后，力群与陈烟桥、黄新波、司徒乔等，急往住宅瞻仰，并速写鲁迅遗容。
南京陷落后，正面抗战中心转移到了武汉，郭沫若成为中央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力群和赖少其、罗工柳、王琦等一批版画家投入郭沫若麾下，成为第三厅艺术处美术科的骨干。他们成立了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力群为五个常务理事之一。出版了《抗战木刻选集》，举办了抗敌木刻画展览会，开办了木刻研究班。一时，武汉成了中国木刻家的活动中心。力群以《人民在暴风雨中》《兴安岭风雪》《北战场哨兵》投入抗日洪波曲的节奏中。那时，以杨靖宇为旗手的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了东北光复的希望。力群将目光投向东北，投向抗日联军，他创作的《兴安岭的风雪》，黑幕阴沉，风雪肆虐，那里的每一片雪原，每一块石头，都展示着强劲的力度。《北战场的哨兵》，以警惕的眼神，守护着祖国的边地。这时候，力群每一刀刻下去，都弹出雄浑的节奏，这分明是说：中国不能亡！中国不会亡！
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终生实践“讲话”精神
1940年，是力群生命史上簇新的一页。这年的一月，严寒冻裂了顽石，但却冻不熄力群心靈的烈火。他和安林一起，由第二战区民族革命艺术院来到了延安。沿着延河，他畅快地呼吸，放声地呐喊：母亲，我来了。
现代史册中，留下了他在延安岁月的照片。从照片上看，他的帽子弯着沿，眼镜耷拉在鼻子上，眼神里透出了几分豁达，几分幽默，几分潇洒。
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力群担任了美术系教员，但他从心里说，我是教员，更是学生，一切的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宋侃夫讲党课，他参加了；周扬上艺术理论课，他课课不落；周立波讲“名著选读”，他绝不放过机会。1940年冬天，鲁艺美术系的同学要到张思德所在的那个劳山烧木炭。力群得悉后，立即跟车前往。从光秃秃的延安来到劳山，简直到了另一个世界：满山满壑树木茂密、枝叶婆娑、空气清新、环境优美，使这批搞美术的青年诗性大发。回校后，力群立即创作了《伐木》《运木》《烧炭》等组成的《烧炭组画》。
从1940年到1942年，力群在延安创作了《饮》《听报告》《打窑洞》《帮助抗属除草》《陕北女孩像》《延安鲁艺校景》等。一时，他艺思泉涌，不可遏止。其中的《饮》，以山西老乡为模特，刻画了一个捧罐饮水的老农形象，那浑厚的臂膀，那粗壮的身躯，那饱经风霜的面孔，凝结了劳动人民的体格美和精神美。
1941年8月，鲁艺为力群个人，又为他与古元、焦心河、刘岘举办了木刻作品展，赢得了大家的赞赏。黄钢撰文指出，力群这次个展的特色，就是“从凭借报章消息与想象的取材里走出来”，“以他所眼见而且熟知的事物而动笔的”。他“很忠实地对待对象的创作态度，更接近于现实主义的刀触和表现手法”。艾青在《解放日报》上赞扬力群的新作是他“艺术创作路程上的一个主要的迈进”，是“木板上的抒情诗”。
1942年5月，力群出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听取了毛泽东的讲话。他认为这个讲话是“延安文艺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从此，他更加自觉意识到，艺术的主体是胼手胝足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那些历来被人鄙视、被人嘲笑的普通劳动者，应该而且必须堂而皇之地踏进艺术的殿堂。从此，他更加注重艺术与革命与人民的联系，更加自觉地走民族民间特色之路。他热烈欢呼新兴木刻延安学派的诞生。他创作了《丰衣足食图》，将传统年画的神像格式运用到根据地的新年画中，人物脸上洋溢着作为生活主人的自得与自信；他为文教英雄陶端宇画了连环画，并将其中一幅刻成版画《帮助群众修理纺车》，此中特有的农村生活韵味和人文气息，跃然纸上；他给新秧歌剧《小姑贤》作了五幅插图，这种以阳线刻制的画面受到了群众的酷爱，给了画家从事木刻以来没有过的喜悦和震撼。
周扬在《延安木刻选集》序言中高屋建瓴地指出，“这一文艺新方向的实践过程是等于社会改造和思想改造的总和。”“我们能够说从《饮》到《为群众修理纺车》的作者，仅仅是由于表现技巧上的转变吗？”他进一步说：“为人民服务必须要和人民共甘苦，深入生活还要具备正视生活的视角，只有在这样情形之下产生的艺术，才能够与人民相结合，才能获得绵延不绝的创造力，饱和着生命的健康的创造力。”
作人民艺术家，刻不朽版画
新中国建立后，力群历任《版画》杂志主编、中国版画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为开展新中国的版画事业而辛勤奔走。就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也没有放下手中的刻刀。他的书斋名为“怀延斋”，以延安精神投入艺术实践。建国后的17年他创作了《向劳动模范李顺达应战》《毛主席的代表访问老根据地人民》《社干会后》《田间归来》《新媳妇走娘家》《窗外歌声》《抗旱浇麦》等，也画了一些抒情小品，如《百合花》《瓜叶菊》《石竹花》《黎明》《北京雪景》等。在《向劳动模范李顺达应战》中，那些太行山民个个活灵活现，有慷慨议论的，有郑重提议的，有掐指细算的，有详加解释的。他们从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影响下挣脱出来，一脸主人翁豪气，一脸的集体主义新思维，把社会主义对人性的解放活脱脱表现出来。
1960年，力群到宁夏吴忠市参加整风整社运动，直接接触到如地泉喷涌的生活素材，使他激情难抑，想象飞泻。1962年，他就画出了《雪后》《二月》《少女》《秋曲》《稻浪季节》《耧声响遍黄河岸》《宁夏之春》《春夜》《林茂羊丰》等一批作品。《林茂羊丰》黑白点缀，疏密相间，枝叶婆娑，蝶飞雀鸣，画面朴素而明快，有很强的审美趣味。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力群成为耄耄老人，但他志气不衰，美趣不减，除了木刻，还画出了一批写意国画，表达出他强烈的人格追求。1991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授予他“中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2003年，中国美协授予他“美术金彩奖成就奖”。文化部授予他“造型艺术成就奖”。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力群与《山西日报》有直接联系的事件是：1988年3月，他给寄来一篇文章：《我与作家的对话》。在这篇文章中，他批评一位青年作家的小说《永不回归的姑母》，存在着乱伦、色情和放肆的性描写。这些作品“脱离人民”，“对人民失掉了责任心”，“感染了流行性的资产阶级的文学病毒”。因此，他呼吁作家“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这篇文章放在现实的创作背景上，让人更加感到这位左联老战士的嗅觉之敏锐和眼界之深邃。
从普罗战士到人民艺术家，力群走过的是一条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路，一条艺术与革命与人民的结合之路，一条辛勤耕耘、终生不辍之路，他无愧于一个老共产党人、一个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责编 曲星）
力群是国宝级人物，是左翼美术家中硕果仅存的人物之一。他的创作史，可以说是一部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发展史。这个运动的主流在哪里，他就出现在哪里。一位文艺家，能够经历左翼初创、白色恐怖、根据地生活、建国风云以至新时期阳光的，并不多见。因而可以说，力群的创作史，也是一个革命艺术家的奋斗史和成功史。
与鲁迅结缘，速写鲁迅遗容
力群的道路是艰险的，也是幸运的，他一踏上艺术之路，就遇到了历史的雷鸣电闪，就和一个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那是1933年的2月，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曹白、力群、叶落发起成立“木铃木刻研究会”并自刻自印了120本《木铃木展》画册，立刻销售一空。“木铃”在杭州话里，有傻瓜的意思。画册的前言说：“以木造铃，明知是敲而不响的东西，但在最后的限度上，我们希望它总有铮铮作巨鸣之一日的。”力群以他的《病》和《生路》而踏上中国画坛。《病》中画了一个形销骨立、神情绝望、病入膏肓的人物，而在另一侧的窗外，则是汽笛震天、夯声砸地的建筑工程。也许此时力群的头脑中，已经有了“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意境。《生路》则是武装反抗的形象，画面最突出的位置，是武装战士持枪出击和投弹的形象。此画刻在1933年，应当是我红军战士胜利打退第四次围剿的画面。木铃社的曹白刻的是《卢那察尔斯基》，叶落刻的是《斗争》，同样锋芒毕露。于是，他们就“被几个佩着‘不郎宁’的狞笑的人带进牢里去了”。鲁迅在《“木刻纪程”小引》中，愤然写下“木铃社早被毁灭”的记载。《写于深夜里》则对此事件作了充分展开的生动形象的描绘，包括警察的诘问、三位青年的回答、杭州艺专训育主任的背景、监狱的阴森可怖，以及当时起诉书的内容等。
出狱后的力群，创作了《采叶》和 《鲁迅像》。画中的鲁迅，短须如芒，握笔如刀，有力地刺向鹰犬走狗，其战斗神韵，得到鲁迅首肯。他在给曹白的信中说：“郝君给我刻像，谢谢！他没有这些弊病（指构图出于拼凑，人物很少生动）。”鲁迅对力群的行踪和创作很关心，他说：“关于力群的消息，使我很高兴。他的木刻，是很生动的。但关于形体，时有失败处，这是对于人体的研究，还欠工夫的缘故。”在另一封信中，则指得更加具体。他说：“郝先生的三幅木刻，我以为《采叶》最好；……《三个……》初看很好（指《三个受难的青年》），但有一避重就轻之处，是三个人的脸面都不明白。”鲁迅的批评，切中要害。可惜的是，力群在鲁迅生前，没有面受教诲，这成了他的终身遗憾。
鲁迅逝世后，力群与陈烟桥、黄新波、司徒乔等，急往住宅瞻仰，并速写鲁迅遗容。
南京陷落后，正面抗战中心转移到了武汉，郭沫若成为中央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力群和赖少其、罗工柳、王琦等一批版画家投入郭沫若麾下，成为第三厅艺术处美术科的骨干。他们成立了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力群为五个常务理事之一。出版了《抗战木刻选集》，举办了抗敌木刻画展览会，开办了木刻研究班。一时，武汉成了中国木刻家的活动中心。力群以《人民在暴风雨中》《兴安岭风雪》《北战场哨兵》投入抗日洪波曲的节奏中。那时，以杨靖宇为旗手的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了东北光复的希望。力群将目光投向东北，投向抗日联军，他创作的《兴安岭的风雪》，黑幕阴沉，风雪肆虐，那里的每一片雪原，每一块石头，都展示着强劲的力度。《北战场的哨兵》，以警惕的眼神，守护着祖国的边地。这时候，力群每一刀刻下去，都弹出雄浑的节奏，这分明是说：中国不能亡！中国不会亡！
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终生实践“讲话”精神
1940年，是力群生命史上簇新的一页。这年的一月，严寒冻裂了顽石，但却冻不熄力群心靈的烈火。他和安林一起，由第二战区民族革命艺术院来到了延安。沿着延河，他畅快地呼吸，放声地呐喊：母亲，我来了。
现代史册中，留下了他在延安岁月的照片。从照片上看，他的帽子弯着沿，眼镜耷拉在鼻子上，眼神里透出了几分豁达，几分幽默，几分潇洒。
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力群担任了美术系教员，但他从心里说，我是教员，更是学生，一切的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宋侃夫讲党课，他参加了；周扬上艺术理论课，他课课不落；周立波讲“名著选读”，他绝不放过机会。1940年冬天，鲁艺美术系的同学要到张思德所在的那个劳山烧木炭。力群得悉后，立即跟车前往。从光秃秃的延安来到劳山，简直到了另一个世界：满山满壑树木茂密、枝叶婆娑、空气清新、环境优美，使这批搞美术的青年诗性大发。回校后，力群立即创作了《伐木》《运木》《烧炭》等组成的《烧炭组画》。
从1940年到1942年，力群在延安创作了《饮》《听报告》《打窑洞》《帮助抗属除草》《陕北女孩像》《延安鲁艺校景》等。一时，他艺思泉涌，不可遏止。其中的《饮》，以山西老乡为模特，刻画了一个捧罐饮水的老农形象，那浑厚的臂膀，那粗壮的身躯，那饱经风霜的面孔，凝结了劳动人民的体格美和精神美。
1941年8月，鲁艺为力群个人，又为他与古元、焦心河、刘岘举办了木刻作品展，赢得了大家的赞赏。黄钢撰文指出，力群这次个展的特色，就是“从凭借报章消息与想象的取材里走出来”，“以他所眼见而且熟知的事物而动笔的”。他“很忠实地对待对象的创作态度，更接近于现实主义的刀触和表现手法”。艾青在《解放日报》上赞扬力群的新作是他“艺术创作路程上的一个主要的迈进”，是“木板上的抒情诗”。
1942年5月，力群出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听取了毛泽东的讲话。他认为这个讲话是“延安文艺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从此，他更加自觉意识到，艺术的主体是胼手胝足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那些历来被人鄙视、被人嘲笑的普通劳动者，应该而且必须堂而皇之地踏进艺术的殿堂。从此，他更加注重艺术与革命与人民的联系，更加自觉地走民族民间特色之路。他热烈欢呼新兴木刻延安学派的诞生。他创作了《丰衣足食图》，将传统年画的神像格式运用到根据地的新年画中，人物脸上洋溢着作为生活主人的自得与自信；他为文教英雄陶端宇画了连环画，并将其中一幅刻成版画《帮助群众修理纺车》，此中特有的农村生活韵味和人文气息，跃然纸上；他给新秧歌剧《小姑贤》作了五幅插图，这种以阳线刻制的画面受到了群众的酷爱，给了画家从事木刻以来没有过的喜悦和震撼。
周扬在《延安木刻选集》序言中高屋建瓴地指出，“这一文艺新方向的实践过程是等于社会改造和思想改造的总和。”“我们能够说从《饮》到《为群众修理纺车》的作者，仅仅是由于表现技巧上的转变吗？”他进一步说：“为人民服务必须要和人民共甘苦，深入生活还要具备正视生活的视角，只有在这样情形之下产生的艺术，才能够与人民相结合，才能获得绵延不绝的创造力，饱和着生命的健康的创造力。”
作人民艺术家，刻不朽版画
新中国建立后，力群历任《版画》杂志主编、中国版画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为开展新中国的版画事业而辛勤奔走。就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也没有放下手中的刻刀。他的书斋名为“怀延斋”，以延安精神投入艺术实践。建国后的17年他创作了《向劳动模范李顺达应战》《毛主席的代表访问老根据地人民》《社干会后》《田间归来》《新媳妇走娘家》《窗外歌声》《抗旱浇麦》等，也画了一些抒情小品，如《百合花》《瓜叶菊》《石竹花》《黎明》《北京雪景》等。在《向劳动模范李顺达应战》中，那些太行山民个个活灵活现，有慷慨议论的，有郑重提议的，有掐指细算的，有详加解释的。他们从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影响下挣脱出来，一脸主人翁豪气，一脸的集体主义新思维，把社会主义对人性的解放活脱脱表现出来。
1960年，力群到宁夏吴忠市参加整风整社运动，直接接触到如地泉喷涌的生活素材，使他激情难抑，想象飞泻。1962年，他就画出了《雪后》《二月》《少女》《秋曲》《稻浪季节》《耧声响遍黄河岸》《宁夏之春》《春夜》《林茂羊丰》等一批作品。《林茂羊丰》黑白点缀，疏密相间，枝叶婆娑，蝶飞雀鸣，画面朴素而明快，有很强的审美趣味。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力群成为耄耄老人，但他志气不衰，美趣不减，除了木刻，还画出了一批写意国画，表达出他强烈的人格追求。1991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授予他“中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2003年，中国美协授予他“美术金彩奖成就奖”。文化部授予他“造型艺术成就奖”。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力群与《山西日报》有直接联系的事件是：1988年3月，他给寄来一篇文章：《我与作家的对话》。在这篇文章中，他批评一位青年作家的小说《永不回归的姑母》，存在着乱伦、色情和放肆的性描写。这些作品“脱离人民”，“对人民失掉了责任心”，“感染了流行性的资产阶级的文学病毒”。因此，他呼吁作家“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这篇文章放在现实的创作背景上，让人更加感到这位左联老战士的嗅觉之敏锐和眼界之深邃。
从普罗战士到人民艺术家，力群走过的是一条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路，一条艺术与革命与人民的结合之路，一条辛勤耕耘、终生不辍之路，他无愧于一个老共产党人、一个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责编 曲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