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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世渝，上海瑞思房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刊特约研究员
差 距
一差距个国家的强盛，虽然表现在政治的强大、社会的和谐、文化的强势，但在这背后，最根本最核心的依托却是经济力量。古代的汉唐、近代的大英、今日的美国概莫能外。
经济的发达是由具备强大生产力的企业群体来支撑。但是历史表明，强大生产力的企业群体，既不是成千上万中小企业的简单捆绑，也不是行政手段下各大企业财务报表的随意拼接。它是由一大批代表国家实力、规模庞大、品牌卓越、有强大的科技和行研力量，有强大的市场控制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公司治理结构先进的大型跨国企业担纲；并由此形成大中小企业规模协调、产业结构合理、产业链组织流畅、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产业支持体系。在这个庞大体系中处于顶端的企业，我们称之为“脊梁企业”。
在美国，它们是沃尔玛、微软、通用、福特、BP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无一不贴着美国的标签，彰显着美国的文化，体现出美国的强大……
在日本，它们是丰田、日立、索尼；
在德国，它们是西门子、大众；
在韩国，它们是LG、三星、现代……
和当年的大唐帝国、大英帝国不同，今天的国家实力并非体现在战场上的刀光剑影上，也不是依靠船坚炮利进行国土吞并，拓展殖民疆域，而是表现在维护世界和平、保障人权自由等美丽外衣下的经济侵略。越到现代文明时期，“战争”越是不需要物质作成本，生命作代价；只需一张“网”，全世界的财富，就纷纷涌向那个创业不过二三十年的微软公司。
如今，我们在天上飞的，地下走的，太空里运行的，固定的，流动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吃穿住用，无一不渗透着世界脊梁企业的元素。这些元素，又无一不代表着利益的瓜分——而在这样的瓜分里，中国企业几乎难见踪影。
权威媒体统计表明，2004年中国500强企业与世界500强企业之比是：
分析这组数据你会发现，我们的主流企业与世界500强企业的落差，远大于中国经济规模和全球经济规模的落差；在未来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方面，我们因为“脊梁”的缺失，存在着巨大而真实的危机。
怀 疑
迄今为止，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是国家电网、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电信、工商银行……清一色“国家队队员”。这样的企业能够称为中国的“脊梁企业”吗？我们不敢相信。
怀疑的理由很简单。
他们是国家由计划向市场经济转型时通过国有资本划拨形成的，本来就已具备了巨大的存量规模，不是经过市场选择从无到有成长的。
他们大多是资源垄断型企业，无论跨国公司还是本土企业都难以从事他们所经营的业务。他们有天然的优势，而没有核心技术。
他们是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企业，虽然一再提倡政企分开，但因为种种原因，政企很难根本分开。政府干预、行政色彩依然浓厚。
他们经营效率不高，人才流失严重，分配机制不合理，资源浪费严重，挪用、贪污、受贿，这些腐败现象甚至拥有制度层面的基础。
——以此现状，哪堪担负起“中国脊梁企业”之大任。
我们并不否认，这些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充当着中国经济的骨干作用，这些企业担负着中国在能源、钢铁、金融等领域里的重要使命，担负着国家的经济安全。国有企业改革的使命包含了将这些企业改制为现代公司，从而逐渐走出资源独占，行政配置，国有独资，机制落后的阴影，从国家打造的“骨干”走向市场打造的“脊梁”。然而，这种良好的愿望已经播种多年，而中国经济在拉美化的阴影中已经失去了很多时间。
除了已经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外，我们还有处于第二梯队的省、市级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这类企业的年销售额大致在100亿元左右。
这类企业介于国有和民营之间，介于国家垄断与地方垄断之间，介于国家资源与地方资源之间，介于中央直管和地方直管之间。这类企业发展好的可能上去，成为脊梁企业；发展不好的可能掉下来，成为明日黄花。比如，金融领域的招商银行、平安集团、华夏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制造业的四川长虹、上海汽车；综合产业的上海实业、首创集团；电讯领域的中兴通讯等。
由于中国加入WTO，国内的市场壁垒逐渐打破，更多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出现，并进入到石油、电力、通信、金融、交通、航空等一些前垄断行业里，这类企业的发展前景可观。另外，由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这类企业利用强大的市场整合能力，极有可能参与大型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企业的重组、改制，这无疑将推动中国企业快速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障碍依然不少：向上，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国家战略，更加严重缺乏在国家战略指导下的一系列配套法规；向下，我们大多数企业尚未建立真正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尚未真正做到政企分开，在提高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确立核心竞争力方面，和世界水平差距明显。
希望仍然存在，比如我们即将谈到的海尔。
希 望
种种数据表明，2005年，海尔集团将出现在世界500强的排行榜里——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的跨越。其意义在于：
海尔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由小长大的企业，而不是由国有资本行政划拨而成；
海尔将是中国完全竞争性行业中，第一个进入到世界500强的非国有控股企业。
为了这一天，海尔走了不过20年——原来创业，从弱小到强大，不需要100年，进入世界500强不是遥不可及。海尔所在的家用电器制造行业并不是中国最大的行业，中国小于家用电器行业和大于家用电器行业里，都有可能诞生出世界500强。
因此，就像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许海峰代表中国拿到第一块金牌，实现零的突破一样，20年以后，海尔也以进入世界500强向世界证实，中国企业同样实现了真正意义进入世界500强零的突破，海尔就是我们寻找的“中国脊梁企业”。
海尔的意义不在于它进入世界500强本身，在于它的象征性。因为有了海尔，中国企业大可不必在风险和波折中万马齐喑，而应正视世界，正视现实，鼓起勇气，扬起征帆。海尔的成功，也让那些对冲击世界500强企业进行冷嘲热讽，动不动就用西方几百年的历史和中国20年的历史来打击成长性企业的预言家们，难以自圆其说。
相对来说，近几年来，世界500强企业的年均增长水平都在10％以下，第500名的销售额也徘徊在90亿美元左右。而中国，年销售额在50亿元到100亿元之间的企业，每年超过20％增长速度的企业都星罗棋布。这个群体充满活力，充满生机，充满希望。他们最有机会在不长的时间内，成为一大群“海尔”，作为中国真正的“脊梁”企业，进军世界500强，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坚。
这个群体在民营企业中分布最多。
中国的民营企业是近20年来中国经济领域中发展速度最快，企业数量最多，涉及领域最广，企业质量最参差不齐，对中国经济贡献巨大但同时又十分不成熟，问题最多的企业。民营企业中，创业15～20年，年销售额在10亿元到100亿元之间的企业早已成百上千。
我认为，中国企业中，这个群体才有可能是诞生脊梁企业最多的。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特殊的经济制度，短暂的市场经济历史，使这个群体里的企业在发展上也有其特别的复杂性。
问 题
第一梯队也好，第二梯队也好，民营企业也好，在这三个群体里，要成为真正的脊梁企业，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我们还有很多缺憾。
例如，在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的大型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如果不解决产权制度的问题，不论规模有多大，长远来看，都难以成为真正的脊梁。而且，这类企业正在经历一种危险的过程——即由于产权制度改革滞后，呈现出明显的资产空洞化现象。
所谓的资产空洞化，是指在国有控股或国有独资这个平台上，仅仅体现为财务报表合并后的数据意义。利益的流失表现为：各种资产和权益在各利益集团的横向交易过程中，难以节制地被向下转移、分割。国有独资、国有控股的整体优势将日渐衰减，这也是所谓的“冰棍”现象。任何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士都可以看到，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途径，是在呆板的所有制结构下低效率的运转造成的。产权交易过程中所造成的价值低估，还可以在日后的发展中恢复；而像“冰棍”一样溶化的，才会是真正的人间蒸发。国资委堵得住大型企业在母公司平台上的“MBO”，但堵不住各种交易行为下的“MBO”。所以，用猫看老鼠的方法管理国有资产是管不好的。长此下去，我们“抓大放小”策略下保下来的第一梯队企业，终将成为貌似强大、内在空虚的“纸脊梁”。
民营企业可能会是未来“脊梁”企业诞生最多的群体。但是当今的民营企业缺失的东西很多，希望与失望不相上下。固有的劣根性还需要更多的挫折去打造，还需要更多的风雨去砥砺，还需要许许多多诸如南德集团、德隆集团的牺牲才能换来“脊梁”的坚挺。
四川希望集团是较早诞生的具有“脊梁”特质的企业，但家族的嬗变却一分为四，各奔东西。联想集团是名气最大、创业最早、一直没有太大失误的企业，但在核心竞争力方面，仅仅是高新技术领域中的传统制造商而已。一场跨国并购，动用了超过50%的资源——如果成功，皆大欢喜；如果失败，将会致命。TCL有着与一般民营企业不同的气质，但一连串眼花缭乱的跨国行动背后，是战略的成功还是战略的陷阱，尚难得到定论。而今，风头正劲的广东人黄光裕领导的一个从事电器经销的国美，虽然凭着巨大的销售额和个人财产数坐上了中国第一富豪的位子。但是，仅仅依靠市场网点，挤压制造商和物业主的利益来支持的企业，还是够不上“脊梁”的要求，国美业务纵深的那个支点在哪里，我们还看不见；万科被列为中国企业的经典、楷模，也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脊梁”企业，在中国房地产行业，万科作为“脊梁”当之无愧。但是，房地产开发作为一个阶段性行业，其可持续性将影响到万科的长期战略，如果这个战略不作适时调整，万科的成长性将会大打折扣。
困扰民营企业成为“脊梁”企业的最大的内部障碍是治理结构。家族式治理结构已经有突破性的进展，目前还仅存于中小型民营企业。但大型民营企业的权力尚被集中在一个人手上，是民营企业成为脊梁企业的致命伤。这种治理结构虽然有决策进度快、决策效率高的特点，但也是失误率、失效率最高的治理结构。形成这一治理结构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数千年形成的封建体制所遗传的哲学思想。而最大的外部障碍则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转型时期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还生长着对民营企业进行根本性排斥的社会基因，有的看得见，有的看不见，但它正实实在在发挥着影响。
差 距
一差距个国家的强盛，虽然表现在政治的强大、社会的和谐、文化的强势，但在这背后，最根本最核心的依托却是经济力量。古代的汉唐、近代的大英、今日的美国概莫能外。
经济的发达是由具备强大生产力的企业群体来支撑。但是历史表明，强大生产力的企业群体，既不是成千上万中小企业的简单捆绑，也不是行政手段下各大企业财务报表的随意拼接。它是由一大批代表国家实力、规模庞大、品牌卓越、有强大的科技和行研力量，有强大的市场控制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公司治理结构先进的大型跨国企业担纲；并由此形成大中小企业规模协调、产业结构合理、产业链组织流畅、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产业支持体系。在这个庞大体系中处于顶端的企业，我们称之为“脊梁企业”。
在美国，它们是沃尔玛、微软、通用、福特、BP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无一不贴着美国的标签，彰显着美国的文化，体现出美国的强大……
在日本，它们是丰田、日立、索尼；
在德国，它们是西门子、大众；
在韩国，它们是LG、三星、现代……
和当年的大唐帝国、大英帝国不同，今天的国家实力并非体现在战场上的刀光剑影上，也不是依靠船坚炮利进行国土吞并，拓展殖民疆域，而是表现在维护世界和平、保障人权自由等美丽外衣下的经济侵略。越到现代文明时期，“战争”越是不需要物质作成本，生命作代价；只需一张“网”，全世界的财富，就纷纷涌向那个创业不过二三十年的微软公司。
如今，我们在天上飞的，地下走的，太空里运行的，固定的，流动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吃穿住用，无一不渗透着世界脊梁企业的元素。这些元素，又无一不代表着利益的瓜分——而在这样的瓜分里，中国企业几乎难见踪影。
权威媒体统计表明，2004年中国500强企业与世界500强企业之比是：
分析这组数据你会发现，我们的主流企业与世界500强企业的落差，远大于中国经济规模和全球经济规模的落差；在未来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方面，我们因为“脊梁”的缺失，存在着巨大而真实的危机。
怀 疑
迄今为止，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是国家电网、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电信、工商银行……清一色“国家队队员”。这样的企业能够称为中国的“脊梁企业”吗？我们不敢相信。
怀疑的理由很简单。
他们是国家由计划向市场经济转型时通过国有资本划拨形成的，本来就已具备了巨大的存量规模，不是经过市场选择从无到有成长的。
他们大多是资源垄断型企业，无论跨国公司还是本土企业都难以从事他们所经营的业务。他们有天然的优势，而没有核心技术。
他们是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企业，虽然一再提倡政企分开，但因为种种原因，政企很难根本分开。政府干预、行政色彩依然浓厚。
他们经营效率不高，人才流失严重，分配机制不合理，资源浪费严重，挪用、贪污、受贿，这些腐败现象甚至拥有制度层面的基础。
——以此现状，哪堪担负起“中国脊梁企业”之大任。
我们并不否认，这些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充当着中国经济的骨干作用，这些企业担负着中国在能源、钢铁、金融等领域里的重要使命，担负着国家的经济安全。国有企业改革的使命包含了将这些企业改制为现代公司，从而逐渐走出资源独占，行政配置，国有独资，机制落后的阴影，从国家打造的“骨干”走向市场打造的“脊梁”。然而，这种良好的愿望已经播种多年，而中国经济在拉美化的阴影中已经失去了很多时间。
除了已经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外，我们还有处于第二梯队的省、市级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这类企业的年销售额大致在100亿元左右。
这类企业介于国有和民营之间，介于国家垄断与地方垄断之间，介于国家资源与地方资源之间，介于中央直管和地方直管之间。这类企业发展好的可能上去，成为脊梁企业；发展不好的可能掉下来，成为明日黄花。比如，金融领域的招商银行、平安集团、华夏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制造业的四川长虹、上海汽车；综合产业的上海实业、首创集团；电讯领域的中兴通讯等。
由于中国加入WTO，国内的市场壁垒逐渐打破，更多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出现，并进入到石油、电力、通信、金融、交通、航空等一些前垄断行业里，这类企业的发展前景可观。另外，由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这类企业利用强大的市场整合能力，极有可能参与大型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企业的重组、改制，这无疑将推动中国企业快速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障碍依然不少：向上，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国家战略，更加严重缺乏在国家战略指导下的一系列配套法规；向下，我们大多数企业尚未建立真正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尚未真正做到政企分开，在提高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确立核心竞争力方面，和世界水平差距明显。
希望仍然存在，比如我们即将谈到的海尔。
希 望
种种数据表明，2005年，海尔集团将出现在世界500强的排行榜里——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的跨越。其意义在于：
海尔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由小长大的企业，而不是由国有资本行政划拨而成；
海尔将是中国完全竞争性行业中，第一个进入到世界500强的非国有控股企业。
为了这一天，海尔走了不过20年——原来创业，从弱小到强大，不需要100年，进入世界500强不是遥不可及。海尔所在的家用电器制造行业并不是中国最大的行业，中国小于家用电器行业和大于家用电器行业里，都有可能诞生出世界500强。
因此，就像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许海峰代表中国拿到第一块金牌，实现零的突破一样，20年以后，海尔也以进入世界500强向世界证实，中国企业同样实现了真正意义进入世界500强零的突破，海尔就是我们寻找的“中国脊梁企业”。
海尔的意义不在于它进入世界500强本身，在于它的象征性。因为有了海尔，中国企业大可不必在风险和波折中万马齐喑，而应正视世界，正视现实，鼓起勇气，扬起征帆。海尔的成功，也让那些对冲击世界500强企业进行冷嘲热讽，动不动就用西方几百年的历史和中国20年的历史来打击成长性企业的预言家们，难以自圆其说。
相对来说，近几年来，世界500强企业的年均增长水平都在10％以下，第500名的销售额也徘徊在90亿美元左右。而中国，年销售额在50亿元到100亿元之间的企业，每年超过20％增长速度的企业都星罗棋布。这个群体充满活力，充满生机，充满希望。他们最有机会在不长的时间内，成为一大群“海尔”，作为中国真正的“脊梁”企业，进军世界500强，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坚。
这个群体在民营企业中分布最多。
中国的民营企业是近20年来中国经济领域中发展速度最快，企业数量最多，涉及领域最广，企业质量最参差不齐，对中国经济贡献巨大但同时又十分不成熟，问题最多的企业。民营企业中，创业15～20年，年销售额在10亿元到100亿元之间的企业早已成百上千。
我认为，中国企业中，这个群体才有可能是诞生脊梁企业最多的。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特殊的经济制度，短暂的市场经济历史，使这个群体里的企业在发展上也有其特别的复杂性。
问 题
第一梯队也好，第二梯队也好，民营企业也好，在这三个群体里，要成为真正的脊梁企业，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我们还有很多缺憾。
例如，在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的大型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如果不解决产权制度的问题，不论规模有多大，长远来看，都难以成为真正的脊梁。而且，这类企业正在经历一种危险的过程——即由于产权制度改革滞后，呈现出明显的资产空洞化现象。
所谓的资产空洞化，是指在国有控股或国有独资这个平台上，仅仅体现为财务报表合并后的数据意义。利益的流失表现为：各种资产和权益在各利益集团的横向交易过程中，难以节制地被向下转移、分割。国有独资、国有控股的整体优势将日渐衰减，这也是所谓的“冰棍”现象。任何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士都可以看到，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途径，是在呆板的所有制结构下低效率的运转造成的。产权交易过程中所造成的价值低估，还可以在日后的发展中恢复；而像“冰棍”一样溶化的，才会是真正的人间蒸发。国资委堵得住大型企业在母公司平台上的“MBO”，但堵不住各种交易行为下的“MBO”。所以，用猫看老鼠的方法管理国有资产是管不好的。长此下去，我们“抓大放小”策略下保下来的第一梯队企业，终将成为貌似强大、内在空虚的“纸脊梁”。
民营企业可能会是未来“脊梁”企业诞生最多的群体。但是当今的民营企业缺失的东西很多，希望与失望不相上下。固有的劣根性还需要更多的挫折去打造，还需要更多的风雨去砥砺，还需要许许多多诸如南德集团、德隆集团的牺牲才能换来“脊梁”的坚挺。
四川希望集团是较早诞生的具有“脊梁”特质的企业，但家族的嬗变却一分为四，各奔东西。联想集团是名气最大、创业最早、一直没有太大失误的企业，但在核心竞争力方面，仅仅是高新技术领域中的传统制造商而已。一场跨国并购，动用了超过50%的资源——如果成功，皆大欢喜；如果失败，将会致命。TCL有着与一般民营企业不同的气质，但一连串眼花缭乱的跨国行动背后，是战略的成功还是战略的陷阱，尚难得到定论。而今，风头正劲的广东人黄光裕领导的一个从事电器经销的国美，虽然凭着巨大的销售额和个人财产数坐上了中国第一富豪的位子。但是，仅仅依靠市场网点，挤压制造商和物业主的利益来支持的企业，还是够不上“脊梁”的要求，国美业务纵深的那个支点在哪里，我们还看不见；万科被列为中国企业的经典、楷模，也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脊梁”企业，在中国房地产行业，万科作为“脊梁”当之无愧。但是，房地产开发作为一个阶段性行业，其可持续性将影响到万科的长期战略，如果这个战略不作适时调整，万科的成长性将会大打折扣。
困扰民营企业成为“脊梁”企业的最大的内部障碍是治理结构。家族式治理结构已经有突破性的进展，目前还仅存于中小型民营企业。但大型民营企业的权力尚被集中在一个人手上，是民营企业成为脊梁企业的致命伤。这种治理结构虽然有决策进度快、决策效率高的特点，但也是失误率、失效率最高的治理结构。形成这一治理结构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数千年形成的封建体制所遗传的哲学思想。而最大的外部障碍则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转型时期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还生长着对民营企业进行根本性排斥的社会基因，有的看得见，有的看不见，但它正实实在在发挥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