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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6年是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最近推出的由著名评论家李建军撰写的《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是国内第一部全面比较、分析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专著。李建军采用了平行比较的方式，探求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其人、其文的异同，在对历史的追溯中对如何阐释二者作品的问题做出了解答，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关键词】李建军；《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平行比较；个性；共性
【作者单位】张国功，南昌大学人文学院；蔡清辉，南昌大学人文学院。
2016年是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2015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英访问时提出了中英两国共同纪念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建议，以加强中英两国文化交流。著名评论家李建军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的力邀下，潜心研究，以其开阔的视野和丰厚的学识写出了《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比较、分析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专著，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作者采用“相互的比较和独立的分论相结合”[1]的手法，全面而深入地对东西方两位文学大师进行对比研究。正如书名“并世双星”所示，作者采用了平行比较的方法，在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之间建立了一种平衡、平行的观照，认为二者不存在高下之分。他以文观人，穿过历史的丝缕，从他们的作品中慢慢将二人的本心、本性剥出。他们是独立的个体，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却也有不少相同之处。同时，作者于纷繁的历史洪流中梳理出莎士比亚在不同国家的接受、研究情况，还对如何阐释二者的作品给出了别出心裁的解答。这不仅使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比较研究产生了巨大突破，也对东西方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平行研究：不妄分轩轾，不浅谈高下
目前，关于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的比较研究并不少见。不少研究者认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在创作上存在不小差距，汤显祖需要通过“走出去”来进一步证明自己。汤显祖如何“走出去”，这在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巨大挑战的今天，已不仅是证明其戏剧魅力的要求，还是一个获得国际文化影响力的突破口。然而，在“走出去”之前，我们似乎忽视了如何引导国人去尊重、认同和喜爱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何将优秀的传统文化注入自己的骨血与灵魂，从而建立起文化自信。“汤显祖的作品，几百年来对中国戏剧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世界上也有着崇高的历史地位，但国人却知之甚少。这样的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2]正如李建军所说：“我们迫切需要的是深刻体认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价值。”[1]李建军认为，汤显祖不需要通过“走出去”来证明自己的伟大，他与莎士比亚相比并不逊色。
“兰有秀兮菊有芳。”李建军在全书伊始，便建构起一种平行研究的方法，确立了一种文学与文化价值平衡观——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是平等的，他们同样伟大与灿烂；他们是并世双星，不存在高下之分。这种平衡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抹杀一切客观存在的差距，带着民族主义情绪一味地拔高汤显祖。李建军认为，汤显祖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人文主义价值的体现以及精神的开阔度等方面，确实不如莎士比亚。问题在于，不少研究者仅仅止步于揭露差异存在的表象，而并未深入探究产生差异的历史与文化缘由。李建军不同，他发觉差异，承认差异，并深入繁杂的历史和厚重的文本之中，从时代与语言两个维度探求原因。
文学作品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解读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不应该割断作品与作家所处时代的联系。孟子就曾提出“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方法。时代不仅对作品的风格、语言、主题、题材有着深刻的影响，还直接构成了作家的创作环境；时代不仅是时间的概念，更是历史的、社会的概念。一定历史社会阶段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风尚、生活方式等，构成了该时代区别其他时代的主要特征。个体从降生之日便开始了其社会化的过程 ，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时代的影响[3]。李建军认为“文运决定于时代”[1]。莎士比亚很幸运，他生活在一个自由昌明、群星灿烂的时代。李建军将莎士比亚的伟大归功于他所处时代健康的风气，他可以在他的时代里自由创作、批判现实。而这些，只能存于汤显祖的梦中。身处中国大明万历年间的汤显祖，面对的是统治者的无能残暴、法治文明的沦丧和文字狱的盛行。毫不夸张地说，那是世间千万文人志士的地狱。文人们一生抗争，一生被挤压戕害，只能借隐喻和幻梦来书写自己的理想。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无法拥有开阔的精神，践行人文的抒发。所以李建军说：“平庸的时代创造文学奇迹，汤显祖更显非凡。”[1]
除此之外，李建军认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创作语言的不同，是造成二者作品影响力差距的重要原因。莎士比亚用英语创作，在传播上具有先天优势，而“汉语是一门慷慨的语言，它将他者文本翻译过来的给予性的增值性，似乎远远大于漢语文本被翻译过去的获取性的增值性”[1]。也就是说，文学作品由其他语种翻译为汉语时，往往能够包容其语言的特性，甚至能够赋予它汉语的优美；而当汉语，尤其是讲究音韵的古代汉语被翻译成其他语言时，往往无法兼顾语意和原有韵致的完整。
在李建军的笔下，建立平衡，并不意味着搁置客观。他承认差异，寻求原因，在对历史和语言的观照下，建立起二者的平衡，让读者看到莎士比亚、汤显祖二人在不同的命运之中蕴含着同样的伟大之处。
二、其人其文：挖掘独立与相同
在李建军笔下，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二人首先是独立的，他们并世而存却各显其锋芒。作者以文观人，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在他们的文字中慢慢将二人的本心、本性剥出。四百年的历史尘埃也磨灭不了他们光华璀璨的灵魂。
汤显祖“尚奇”，他的“尚奇”不仅表现在对奇绝之人、怪异之物审美上的趋近，更表现为一种昂扬进取的精神状态。他的“尚奇”既指向远古奇人、奇文的高洁，也指向对平庸现实的超越。李建军一语道破其间真谛：“是一种批判和解放的力量。”[1]
汤显祖“唯情”，李建军由汤显祖其文推及其人，从汤显祖文中情感的复杂与矛盾，论及他对待伦理情感的态度。在其一生的痛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诗人悲悯纯善的心性。汤显祖拥有一身亢直之气，对道德有着至高的追求。在黑暗的现实中，不泯灭本心去粉饰太平，而是坚持以心为言、勇于发声，体现出一介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与批判勇气。 汤显祖笔意浪漫，刻写出的却是现实的心魄。李建军称他为“带有强烈个性主义色彩的，特殊形态的现实主义者”[1]。他在一个黑暗的时代中艰难前行，以梦喻实，以隐喻、反讽之笔批判现实，写出了现实社会中，人对欲望的无穷追求、极权统治对人性尊严的践踏、上层社会对底层百姓生存困境的漠视。他捉住了时代的七寸，直击核心。在汤显祖的诗文中，读者也可以读出他文中透露的压抑、无奈、对人生的质疑。可他依旧保持着自己的悲悯之心与济世之愿，并未在自己痛苦的人生中沉沦。李建军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深入剖析汤显祖的灵魂，让读者感受到了汤显祖其人其文的璀璨光华。
莎士比亚用他的诗文创造了一个博大的世界，这个世界面向全人类。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他创造的世界中找寻到自我，与他笔下的人物对话，或者说，是与我们自己对话。通过李建军的文字，读者可以看到一个无限的莎士比亚。在他的诗文中，他将人世间最广大的真善美揉而成一，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懂得人类情感的真谛，从他笔端所流露的情感磅礴而细腻，使人心在震撼之余接受其润物无声般的情感教育；他以质疑和否定为立场，关注他所身处的社会现实，表现了鲜明的批判意识；他心底一直有一把衡量正义的尺子，客观地评判着世间的是非曲直，显示了他深深的正义感。
莎士比亚是客观的，在他的戏剧文本中，作者只是一个旁观者和见证者。莎士比亚隐没于自己所创作的文学世界之中，把生活的本质面目客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感触不到任何关于作者的踪迹。李建军对莎士比亚不加掩饰地赞美，从冰冷的旁观者角色跳出，投身到了莎翁所创造的艺术世界，饱含深情与敬畏。但李建军更是客观的，他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场景中，思忖其中的哲思；在其动人的戏剧语言中，看到了超乎言语的人生意味，令人回味悠长。
莎士比亚与汤显祖虽身处不同的国家、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但有不少相同之处：他们都有着伟大的人格，正直而高尚。莎士比亚在他健康的时代里，建立了伟大的人格。汤显祖在他布满荆棘的时代中，坚持本性，以文学为器披荆斩棘，成就自己的伟大。
爱情是他们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在他们的笔下，爱是微小的生活细节，也是滂沱而震撼的命运之伤。那些极致痴情之人可以为爱而死，为爱而生。他们巨大的爱情力量，超越了世间一切的压抑与束缚。莎士比亚与汤显祖敢于突破陈规，前者无视戏剧的“三一律”，后者勇于突破“曲律”陈规的限制，都以自由的笔法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他们以象征的笔触描画现实的真容，表现自己对现实的关怀，饱含悲悯之情。他们的笔触从来不屈服于现实，而是带着浓厚的批判精神。他们都从固有的民间传说、远古神话中取材，进行再创造，创作出能体现时代精神的作品。李建军认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对固有文本素材的继承与再创造，可以给当今的文学创作以重要启示。这个启示，可谓李建军对当下时代与文化矛盾的反思，是他对如今文学强调极端独创性的一次反拨。
三、当下启示：关于如何阐释的解答
《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最不容忽视的一点在于，作者不仅对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进行了全面的平行比较研究，还对如何阐释二者的作品做出了解答，这对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比较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推动意义。
李建军梳理和研究了英、汉、德、苏、美、中等中西方各个国家对莎士比亚的接受史和阐释史，深刻地分析了各国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影响下对莎翁文化遗产的不同理解。这种梳理，对莎士比亚的接受和阐释是巨大的突破，不仅具有历史总结意义，也给予今人不少启示，从而促使人们以更加科学的态度去接受和研究他的作品。
英国的批评家们对莎士比亚的热爱，既狂热又表现得十分冷静和理性。在赞美之余，英国文坛不忘对其作品进行合理客观的批判，如对其语言和修辞的批评。李建军对此表示肯定。伟大不等同于权威，他认为莎士比亚作品中修辞的错误是不可否认的，犹如白璧微瑕。但在看待莎翁作品时，不应因其中一点小小的瑕疵而全盘否定，而应该在承认其伟大的基础上指出其中的缺点。他将萧伯纳对莎士比亚的全盘否定定义为一场“貌似严肃的玩笑”“貌似认真的胡闹”[1]。李建军从萧伯纳的言语中，探究其极端否定莎士比亚的深层心理原因——“影响的焦虑”[1]。这样的探究深入且深刻。
法国对莎士比亚的批评有两种不同的态度。由于法国人对古典主义美学僵化条律的坚持和自身的傲慢，莎剧并未得到一些批评家的公正对待。李建军认为这种“执今以律古”的批评，是荒唐、狭隘、绝对不可取的。直到司汤达出现，法国才肯定了莎士比亚深入现实、介入现实的现实主义手法，创造了属于自己时代的作品。雨果观察莎士比亚的视野更为开阔，他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和整体结构中，阐释莎士比亚的意义，并确定他的文化地位和文学魅力[1]。李建军对二人的批评给予了极高的赞扬。由此也可看出，李建军所推崇的，是一种开阔的、客观的、自由纯粹的阐释态度。他认为文学批评不应有国别之差，批评家不应对别国的作家存有既定偏见，也不应遵循僵化的教条去评判作品。反之，应该以一种开阔的视野客观评价莎士比亚。
在中国，梁实秋是莎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理性和人性是其研究莎士比亞的主要路向。李建军对此大为推崇，他认为梁实秋的评论和研究，体现了一种严肃的学术态度和独立的学术立场，不激不矫，不卑不亢，不随顺于时风，不屈服于潮流[1]。作者多次谈及理性，可以看出他对于理性的重视。他也强调独立，独立意味着不迷失、不跟随，保持自己内心的真知灼见。对人性的准确刻画，是莎士比亚作品之所以不朽的重要基石。后人在评价一部作品时，也应把人性刻画的成功当作一条准绳。
评论者在对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进行比较研究时，应该着重关注二者之间伟大的共同点与风格的相异之处，不必以后来人的眼光妄论高下；应该以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不应该将作品与作者所身处的时代背景割裂开来；应该着眼于二者创作的语言差异，认清汉语译介的困难，不必苛求汤显祖通过“走出去”来寻求二者在作品影响力上的平衡。李建军再次回归到文学文本，以客观为尺，秉笔直书，不偏不倚。他以心灵为激荡，在与文本的碰撞中抒发自己的情感。在现实、过往、未来的书写中，我们看到了李建军深厚的学养。在他开阔的视野下，我们不仅看到了两个伟大的文学家，也看到了他对以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为个案的中外文学、文化的平行研究，以及这种研究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1]李建军. 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M].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
[2] 周豫. “让莎士比亚走进来，让汤显祖走出去”[N]. 南方日报，2016 （3）：A19 .
[3] 黄书泉. 论时代与民族对作家的影响[J]. 安徽大学学报，1988（3）.
【关键词】李建军；《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平行比较；个性；共性
【作者单位】张国功，南昌大学人文学院；蔡清辉，南昌大学人文学院。
2016年是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2015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英访问时提出了中英两国共同纪念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建议，以加强中英两国文化交流。著名评论家李建军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的力邀下，潜心研究，以其开阔的视野和丰厚的学识写出了《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比较、分析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专著，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作者采用“相互的比较和独立的分论相结合”[1]的手法，全面而深入地对东西方两位文学大师进行对比研究。正如书名“并世双星”所示，作者采用了平行比较的方法，在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之间建立了一种平衡、平行的观照，认为二者不存在高下之分。他以文观人，穿过历史的丝缕，从他们的作品中慢慢将二人的本心、本性剥出。他们是独立的个体，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却也有不少相同之处。同时，作者于纷繁的历史洪流中梳理出莎士比亚在不同国家的接受、研究情况，还对如何阐释二者的作品给出了别出心裁的解答。这不仅使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比较研究产生了巨大突破，也对东西方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平行研究：不妄分轩轾，不浅谈高下
目前，关于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的比较研究并不少见。不少研究者认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在创作上存在不小差距，汤显祖需要通过“走出去”来进一步证明自己。汤显祖如何“走出去”，这在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巨大挑战的今天，已不仅是证明其戏剧魅力的要求，还是一个获得国际文化影响力的突破口。然而，在“走出去”之前，我们似乎忽视了如何引导国人去尊重、认同和喜爱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何将优秀的传统文化注入自己的骨血与灵魂，从而建立起文化自信。“汤显祖的作品，几百年来对中国戏剧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世界上也有着崇高的历史地位，但国人却知之甚少。这样的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2]正如李建军所说：“我们迫切需要的是深刻体认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价值。”[1]李建军认为，汤显祖不需要通过“走出去”来证明自己的伟大，他与莎士比亚相比并不逊色。
“兰有秀兮菊有芳。”李建军在全书伊始，便建构起一种平行研究的方法，确立了一种文学与文化价值平衡观——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是平等的，他们同样伟大与灿烂；他们是并世双星，不存在高下之分。这种平衡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抹杀一切客观存在的差距，带着民族主义情绪一味地拔高汤显祖。李建军认为，汤显祖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人文主义价值的体现以及精神的开阔度等方面，确实不如莎士比亚。问题在于，不少研究者仅仅止步于揭露差异存在的表象，而并未深入探究产生差异的历史与文化缘由。李建军不同，他发觉差异，承认差异，并深入繁杂的历史和厚重的文本之中，从时代与语言两个维度探求原因。
文学作品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解读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不应该割断作品与作家所处时代的联系。孟子就曾提出“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方法。时代不仅对作品的风格、语言、主题、题材有着深刻的影响，还直接构成了作家的创作环境；时代不仅是时间的概念，更是历史的、社会的概念。一定历史社会阶段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风尚、生活方式等，构成了该时代区别其他时代的主要特征。个体从降生之日便开始了其社会化的过程 ，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时代的影响[3]。李建军认为“文运决定于时代”[1]。莎士比亚很幸运，他生活在一个自由昌明、群星灿烂的时代。李建军将莎士比亚的伟大归功于他所处时代健康的风气，他可以在他的时代里自由创作、批判现实。而这些，只能存于汤显祖的梦中。身处中国大明万历年间的汤显祖，面对的是统治者的无能残暴、法治文明的沦丧和文字狱的盛行。毫不夸张地说，那是世间千万文人志士的地狱。文人们一生抗争，一生被挤压戕害，只能借隐喻和幻梦来书写自己的理想。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无法拥有开阔的精神，践行人文的抒发。所以李建军说：“平庸的时代创造文学奇迹，汤显祖更显非凡。”[1]
除此之外，李建军认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创作语言的不同，是造成二者作品影响力差距的重要原因。莎士比亚用英语创作，在传播上具有先天优势，而“汉语是一门慷慨的语言，它将他者文本翻译过来的给予性的增值性，似乎远远大于漢语文本被翻译过去的获取性的增值性”[1]。也就是说，文学作品由其他语种翻译为汉语时，往往能够包容其语言的特性，甚至能够赋予它汉语的优美；而当汉语，尤其是讲究音韵的古代汉语被翻译成其他语言时，往往无法兼顾语意和原有韵致的完整。
在李建军的笔下，建立平衡，并不意味着搁置客观。他承认差异，寻求原因，在对历史和语言的观照下，建立起二者的平衡，让读者看到莎士比亚、汤显祖二人在不同的命运之中蕴含着同样的伟大之处。
二、其人其文：挖掘独立与相同
在李建军笔下，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二人首先是独立的，他们并世而存却各显其锋芒。作者以文观人，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在他们的文字中慢慢将二人的本心、本性剥出。四百年的历史尘埃也磨灭不了他们光华璀璨的灵魂。
汤显祖“尚奇”，他的“尚奇”不仅表现在对奇绝之人、怪异之物审美上的趋近，更表现为一种昂扬进取的精神状态。他的“尚奇”既指向远古奇人、奇文的高洁，也指向对平庸现实的超越。李建军一语道破其间真谛：“是一种批判和解放的力量。”[1]
汤显祖“唯情”，李建军由汤显祖其文推及其人，从汤显祖文中情感的复杂与矛盾，论及他对待伦理情感的态度。在其一生的痛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诗人悲悯纯善的心性。汤显祖拥有一身亢直之气，对道德有着至高的追求。在黑暗的现实中，不泯灭本心去粉饰太平，而是坚持以心为言、勇于发声，体现出一介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与批判勇气。 汤显祖笔意浪漫，刻写出的却是现实的心魄。李建军称他为“带有强烈个性主义色彩的，特殊形态的现实主义者”[1]。他在一个黑暗的时代中艰难前行，以梦喻实，以隐喻、反讽之笔批判现实，写出了现实社会中，人对欲望的无穷追求、极权统治对人性尊严的践踏、上层社会对底层百姓生存困境的漠视。他捉住了时代的七寸，直击核心。在汤显祖的诗文中，读者也可以读出他文中透露的压抑、无奈、对人生的质疑。可他依旧保持着自己的悲悯之心与济世之愿，并未在自己痛苦的人生中沉沦。李建军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深入剖析汤显祖的灵魂，让读者感受到了汤显祖其人其文的璀璨光华。
莎士比亚用他的诗文创造了一个博大的世界，这个世界面向全人类。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他创造的世界中找寻到自我，与他笔下的人物对话，或者说，是与我们自己对话。通过李建军的文字，读者可以看到一个无限的莎士比亚。在他的诗文中，他将人世间最广大的真善美揉而成一，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懂得人类情感的真谛，从他笔端所流露的情感磅礴而细腻，使人心在震撼之余接受其润物无声般的情感教育；他以质疑和否定为立场，关注他所身处的社会现实，表现了鲜明的批判意识；他心底一直有一把衡量正义的尺子，客观地评判着世间的是非曲直，显示了他深深的正义感。
莎士比亚是客观的，在他的戏剧文本中，作者只是一个旁观者和见证者。莎士比亚隐没于自己所创作的文学世界之中，把生活的本质面目客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感触不到任何关于作者的踪迹。李建军对莎士比亚不加掩饰地赞美，从冰冷的旁观者角色跳出，投身到了莎翁所创造的艺术世界，饱含深情与敬畏。但李建军更是客观的，他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场景中，思忖其中的哲思；在其动人的戏剧语言中，看到了超乎言语的人生意味，令人回味悠长。
莎士比亚与汤显祖虽身处不同的国家、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但有不少相同之处：他们都有着伟大的人格，正直而高尚。莎士比亚在他健康的时代里，建立了伟大的人格。汤显祖在他布满荆棘的时代中，坚持本性，以文学为器披荆斩棘，成就自己的伟大。
爱情是他们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在他们的笔下，爱是微小的生活细节，也是滂沱而震撼的命运之伤。那些极致痴情之人可以为爱而死，为爱而生。他们巨大的爱情力量，超越了世间一切的压抑与束缚。莎士比亚与汤显祖敢于突破陈规，前者无视戏剧的“三一律”，后者勇于突破“曲律”陈规的限制，都以自由的笔法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他们以象征的笔触描画现实的真容，表现自己对现实的关怀，饱含悲悯之情。他们的笔触从来不屈服于现实，而是带着浓厚的批判精神。他们都从固有的民间传说、远古神话中取材，进行再创造，创作出能体现时代精神的作品。李建军认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对固有文本素材的继承与再创造，可以给当今的文学创作以重要启示。这个启示，可谓李建军对当下时代与文化矛盾的反思，是他对如今文学强调极端独创性的一次反拨。
三、当下启示：关于如何阐释的解答
《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最不容忽视的一点在于，作者不仅对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进行了全面的平行比较研究，还对如何阐释二者的作品做出了解答，这对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比较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推动意义。
李建军梳理和研究了英、汉、德、苏、美、中等中西方各个国家对莎士比亚的接受史和阐释史，深刻地分析了各国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影响下对莎翁文化遗产的不同理解。这种梳理，对莎士比亚的接受和阐释是巨大的突破，不仅具有历史总结意义，也给予今人不少启示，从而促使人们以更加科学的态度去接受和研究他的作品。
英国的批评家们对莎士比亚的热爱，既狂热又表现得十分冷静和理性。在赞美之余，英国文坛不忘对其作品进行合理客观的批判，如对其语言和修辞的批评。李建军对此表示肯定。伟大不等同于权威，他认为莎士比亚作品中修辞的错误是不可否认的，犹如白璧微瑕。但在看待莎翁作品时，不应因其中一点小小的瑕疵而全盘否定，而应该在承认其伟大的基础上指出其中的缺点。他将萧伯纳对莎士比亚的全盘否定定义为一场“貌似严肃的玩笑”“貌似认真的胡闹”[1]。李建军从萧伯纳的言语中，探究其极端否定莎士比亚的深层心理原因——“影响的焦虑”[1]。这样的探究深入且深刻。
法国对莎士比亚的批评有两种不同的态度。由于法国人对古典主义美学僵化条律的坚持和自身的傲慢，莎剧并未得到一些批评家的公正对待。李建军认为这种“执今以律古”的批评，是荒唐、狭隘、绝对不可取的。直到司汤达出现，法国才肯定了莎士比亚深入现实、介入现实的现实主义手法，创造了属于自己时代的作品。雨果观察莎士比亚的视野更为开阔，他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和整体结构中，阐释莎士比亚的意义，并确定他的文化地位和文学魅力[1]。李建军对二人的批评给予了极高的赞扬。由此也可看出，李建军所推崇的，是一种开阔的、客观的、自由纯粹的阐释态度。他认为文学批评不应有国别之差，批评家不应对别国的作家存有既定偏见，也不应遵循僵化的教条去评判作品。反之，应该以一种开阔的视野客观评价莎士比亚。
在中国，梁实秋是莎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理性和人性是其研究莎士比亞的主要路向。李建军对此大为推崇，他认为梁实秋的评论和研究，体现了一种严肃的学术态度和独立的学术立场，不激不矫，不卑不亢，不随顺于时风，不屈服于潮流[1]。作者多次谈及理性，可以看出他对于理性的重视。他也强调独立，独立意味着不迷失、不跟随，保持自己内心的真知灼见。对人性的准确刻画，是莎士比亚作品之所以不朽的重要基石。后人在评价一部作品时，也应把人性刻画的成功当作一条准绳。
评论者在对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进行比较研究时，应该着重关注二者之间伟大的共同点与风格的相异之处，不必以后来人的眼光妄论高下；应该以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不应该将作品与作者所身处的时代背景割裂开来；应该着眼于二者创作的语言差异，认清汉语译介的困难，不必苛求汤显祖通过“走出去”来寻求二者在作品影响力上的平衡。李建军再次回归到文学文本，以客观为尺，秉笔直书，不偏不倚。他以心灵为激荡，在与文本的碰撞中抒发自己的情感。在现实、过往、未来的书写中，我们看到了李建军深厚的学养。在他开阔的视野下，我们不仅看到了两个伟大的文学家，也看到了他对以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为个案的中外文学、文化的平行研究，以及这种研究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1]李建军. 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M].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
[2] 周豫. “让莎士比亚走进来，让汤显祖走出去”[N]. 南方日报，2016 （3）：A19 .
[3] 黄书泉. 论时代与民族对作家的影响[J]. 安徽大学学报，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