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30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宣布，美军已完成从阿富汗撤出的任务，这也标志着美军结束了在阿富汗近20年的军事行动。
　　这实质上是二战后美国在全球治理框架下受到最严重挫折的延续。正是在2008年，在这个后来被称之为人类全球化顶峰的转折年份，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
　　回顾这一重大历史拐点，需要细细品味的是：全球金融危机本身正是美国在伊拉克占领战略失败的直接原因。或许，小布什的前任克林顿的那句“笨蛋，问题在于经济”，既预言了2008年形势的急转直下，也给这场危机埋下了伏笔。
　　1989年，在弗朗西斯·福山宣告“历史的终结”之后，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爆发了多次危机，例如1995年的墨西哥，1997年的韩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以及1998年的俄罗斯和2001年的阿根廷。但与这几次在相对脆弱的金融市场发生的金融危机不同，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但席卷全球，而且其策源地正是金融体系最发达的国家——美国。
　　提起一些注定要上史书的重大事件，人们总喜欢说：“让历史去评价吧”。虽然我们还活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但是这种评价意义上的研究正如所愿，渐渐有了一些更扎实的新成果。例如，新近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崩盘：全球金融危机如何重塑世界》（以下简称《崩盘》）中译本，就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欧州研究中心主任亚当·图兹“复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一本巨著。
　　这本全景式的历史类图书并没有严格按照国别或者时间轴来展开，而是给出了一个结构化的观察框架，探讨了关于金融深度一体化的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即以美元为基础的跨大西洋金融体系、欧元区和后苏联时代的东欧国家。其背后的原因正如国际清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申铉松所指出的：“分析全球经济时不能采用国际经济交流的‘孤岛模式’，也就是从一个国家经济体到另一个国家经济体逐一分析，而必须采用企业报表的‘互锁矩阵模式’，也就是从一个银行到另一個银行进行分析。”
　　在作者看来，全球美元的基础是私人银行和金融市场网络，这是美国和欧洲的金融业共同创造的产物，而且特意避开了政府的控制。
　　也就是说，在二战后形成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合作体系之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逐步形成了以美元主导的、以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连接起来的全球经济和货币秩序。而且吊诡之处在于，与这一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公共性相悖，美联储、大型私人银行分别从政治上、经济上深度影响乃至控制着这个时期的全球治理框架。

　　这一体系最典型的工具是“互换额度”。进入美联储的互换额度网络可以提供无限制的美元流动性，以弥补金融危机带来的这些国家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失衡，美联储成为事实上的全球最后贷款人。
　　2008年12月美元互换额度网络中的流通总额达到了5800亿美元的高峰，换言之，互换额度的金额占了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35%。但即便是如此庞大的数字，也不足以说明整个计划的规模。由于之前从美国货币市场获得的美元大量融入全球银行体系，仅2008年10月底的最后一周美联储就通过互换合同借出了8500亿美元。
　　正是这种资金流通，使英格兰银行、欧洲央行和瑞士国家银行庞大的美元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而没有让自己的外汇储备项目降到关键水准之下。与此同时，美联储也通过互换额度获得了巨额利润，仅在2008年至2009年就有40亿美元之多。
　　但是，美联储也不是什么国家的钱都赚。互换额度工具有着依赖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加入美联储的互换额度网络必须得到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批准，这个网络目前包含了欧洲、拉美和亚洲的14个国家。而东欧和前苏联各国就进入不了这个互换额度网络。根据书中的数据，在2008年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受害最严重的国家恰恰都是前东欧集团的转型经济体。
　　因此，《崩盘》所讲述的并非一个简单的“轰隆隆大厦倾”的故事。盛极而衰是规律，积重难返也是常理。比如，一个带有荒诞色彩的事实是：2008年秋季发生的危机并未使美元的绝对优势变为相对优势，相反它再次加强了美国央行的重要地位，美联储对危机的应对并没有让美元的地位衰退，反而为全球美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维度。《主权债务简史》作者杰罗姆·鲁斯也指出，金融权力和主权债务更加巩固了金融的结构性权力。
　　因此，新的全球治理框架并非“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那么简单，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如果认为美国一旦失败，就应该把领导权交给拥有全新面孔的法国总统或者坚韧可靠的德国总理，这种想法要么是头脑简单，要么就是虚伪狡猾。”
　　在笔者看来，目前这些吊诡之处与陈旧的全球治理框架不无关系，而这个框架建立在二战后大行其道的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基础之上。如果将各个国家比作公司，那股东利益最大化当然是最重要的目标，所以以前更重视的是利润表，而现在资产负债表则更为关键。
　　表面上看，是谁能够提供更为安全可靠的金融基础设施，谁就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但究其根本，是时代需要新的经济学思想共识，以及产生行动的新合作框架。毕竟思想的新陈代谢是常态，新的全球治理框架需要新的灵魂。
　　编辑：臧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