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新月异的社会注定会产生出层出不穷的新词汇，这是社会变革在语言层面的自然体现，且不说“屌丝”、“表哥”、“房姐”这些网络热词，即使是在新世纪各级政府的工作报告中，“维权”与“维稳”恐怕也是出现频率颇高的新词。打开百度百科的解释，“维权”指维护合法权益，维权意识指作为行为主体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维稳”即维持稳定，宗旨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任何新生词语的出现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心理基础，“维权”和“维稳”也不例外，它们是社会转型时期公民主体意识的增长与民主法治尚未完全定型与成熟之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公民要维权，政府要维稳，二者之间既有目的的同一性，也存在着方法与手段的歧异性。维权与维稳的主题在政治层面、制度层面、公共管理等层面的讨论非常热闹，而且多着眼于原因、模式及对策的研究，却鲜有关注到维权者与维稳者精神层面的内容。“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以关注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正好具有弥补此一缺憾的功能。短篇小说《守桥人》带着敏锐犀利的问题意识，叙述一个本来也应属于维权者行列的打工者马丁在一场跳桥秀的“桥头政治”风波之后，戏剧性地成了一位守桥的联防队员，其主要职责就是防止发生以维权为目的的跳桥行为。特种兵出身的马丁是一个敬业爱岗的守桥人，凭借其不凡的身手他成功地化解了一场为追讨工程款的跳桥秀。吊诡的是，受到表扬和奖励的马丁竟因为自己阻挡了那名失败者的维权目的而不安，并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厌倦，在一个原本充满希望的春日里爬上那座有着辉煌历史的铁桥，“像飞鸟一样从桥顶腾起，张开双臂，向桥面飞去”。出于维稳的需要，他的死被定性为因公死亡。
　　在这个充满悖论和反讽的故事里，如何化解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不是作者的着眼点，作者更为关注的是小说主人公马丁的“非典型性”——既不是一个典型的维权者，也不是一个典型的维稳者，而他本来有条件也有可能成为二者之中的一个佼佼者。小说开头由主管和他的前妻柳梅为讨薪而发起的集体跳桥秀并非与他无关，事实上他也是被欠薪的工人之一。一贯的隐忍与军人本色显示出的是他与时代潮流的不合拍，只是没有人会关心、理解这份不合拍背后的精神质地。将房子让给弟弟是因为在他的心里还保留着一份淳朴的、不以金钱的锱铢必较为目的的亲情；不想和众人一起跳桥，是悲哀于这样的方式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不与妻子计较、不参与妻子与工友的打架纠纷，既是害怕自己的功夫伤及对方，也是那一份军人的使命与自尊使然，以特种兵的功夫来对付日常生活的琐碎无聊虽然绰绰有余，在他却是一种羞耻。精神世界里还恪守着如此多清规戒律的马丁，是一个绝对的好公民，但在这个许多事情并不按规则出牌的社会里，他注定了只能是一个失败者，也即柳梅所谓的“软蛋”。甚至在他作为守桥人立过一次功、已经成为联防支队受表扬的“典型”之后，他也无法将这份工作纳入到维稳工作者的价值体系中予以认同，他同情的是那个做好了充分准备却因为他的敬业未能实现维权目的的失败者。这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悖论，要么自己渎职，要么跳桥者都会像那个失败者一样失去维权的机会。无所适从的马丁以最终的自杀摆脱了这个悖论的煎熬，而读者却依然要在其“折磨”之下思考正直的个人究竟该如何面对时代的荒诞。柳梅、张平、张俊代表的都是这个社会的平均数，他们或是凌厉强悍不择一切手段地捍卫自己的利益、或是自找乐趣、随波逐流地混混日子，只有那个与桥同岁、须发全白的老人堪称马丁的知音，而老人，无疑也已退居到社会的边缘位置。
　　尽管写作与性别的关系一直都是作家与评论家热衷于讨论且无定论的话题，但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女作家更擅长的是主观抒情、善写人物细腻的心理活动等特点。《守桥人》虽出自女作家徯晗之手，却处处显示出情感的节制与叙事的简洁。小说将复杂纷纭的社会矛盾浓缩为主人公马丁生命旅程中一段自然而紧凑的经历，在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宏阔视野中，游刃有余地打开了马丁内心世界的高贵与痛苦，冷静却充满诗意，缜密却不乏大气。人物对话特别是男性人物之间的对话精彩纷呈、个性十足，虽然很少直接介入人物心理，但在对话、场面描写与精心选择的细节之中成功勾勒出了这个时代一群小人物丰富而又无奈的精神世界。
　　王海燕，青年评论家，现任教于湖北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