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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琵琶行》（以下简称《琵》）自产生以来，便声誉鹊起，从唐宣宗所赞“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至清人张维屏感叹“开元法曲无人记，一曲琵琶说到今”，并且成为后世戏曲题材的重要选择，可谓流传广泛，影响巨大深远。不仅如此，它也是中学语文教学的传统经典篇目，被选入人教版教材必修三中，足见其地位和价值举足轻重。但是，很多教师对其应该怎样解读并实施教学，特别是对它的叙事性缺乏自觉的认识，常常陷入解读误区和偏狭之中。倘若沿着叙事性的角度，在我国传统叙事理论基础上，借鉴符合《琵》文本要求的西方叙事学理论给予整体审视和细读，更深层次地挖掘曾被忽略的叙事内涵，那么，或许会发现新的有价值的问题和解读途径。
一、文体特征和叙事性弱化
《琵》中的“行”，源于汉乐府与古诗，是古诗中的一种体裁。《琵》又被称为《琵琶引》和歌行体叙事诗。南宋姜夔较早的阐释过各诗歌题名意义：“守法度曰诗，载始末曰引，体如行书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①明代徐师曾《诗体明辨》解释道：“放情长言，杂而无方者曰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曰行；兼之者曰歌行。”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也说：“衍其事而歌之曰行”。他们都共同指出这种“歌行体”的诗歌，具有兼容叙事性和抒情性的特征；至于在一篇中孰轻孰重，則应具体文本具体对待，而《琵》具有借事传情、因情传事的突出特点，即使叙事，也是在抒情下的叙事。《琵》称“长庆体”是始于宋人，缘于白居易、元稹的文集名，其特点是叙事性的律化的长篇七言歌行，但并非是单纯的叙事，而是在抒情诗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具有强烈抒情风格的叙事诗。美国学者王清献将《长恨》《琵琶》与《孔雀东南飞》比较后说：“文人作诗看来更多地倾向于根据他的情趣与哲学事件作出解释，而不是通过严谨详实的情节来复述故事。”（王清献《唐诗中的叙事性》出自《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可见，《琵》的重心在于表达诗人的情感，白居易曾旗帜鲜明地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诗歌矣。”（《策林》六十九）
正因为如此，在语文教学中，本该与抒情性同等重要的叙事性，长期以来被边缘化（弱化），甚至被漠视，即使对叙事性有所涉及，也仅仅停留在粗糙的勾勒概括上，严重缺乏在叙事视野下的情节结构、故事人物以及音乐描写、景物描写和故事人物的关系诸方面的整体细读和深入探究。这种现象除上述文体原因外，还存在着种种复杂原因，归纳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首先，从《琵》的接受史和批评史来看，学界始终注重其抒情性和社会政治意义，而轻视其叙事性和系统的叙事学理论建构。我国叙事诗并不发达，到白居易生活的中唐时期才集中出现了一批叙事诗，“中唐诗坛开始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这就是正统文学的趋向终结和市民文学的兴起。于是诗歌从内容到语言上都出现了新的转变。”②事实上，真正确立和形成《琵》叙事诗地位的标志是明代戏曲评论家何良俊的评论：
初唐人歌行，盖相沿梁陈之体，仿佛徐孝穆、江总持诸作，虽极其绮丽，然不过将浮艳之词模仿凑合耳。至如白太傅《长恨歌》《琵琶行》，元相《连昌宫词》，皆是直陈时事，而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使令世人读之，犹可想见当时之事，余以为当为古今长歌第一。（《四友斋丛说》卷二十五《诗》二）
直到清初贺贻孙《诗筏》方认为，如《琵》诸篇“才调风致”“描写情事，如泣如诉”，“长庆长篇”这一文人叙事歌行体才得以公认。但是，这些评论只是宏观性的且十分注重其抒情性，至于《琵》的叙事性有何具体特征庶无评说。王国维先生甚至认为：“至叙事的文学，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③《琵》叙事性得不到足够重视的原因由此可窥一斑。
其次，之所以弱化或忽略《琵》的叙事性，与语文学科特点和教学目标有关。《琵》的教学目标和重点，在于识记背诵、语言理解、思想情感把握及艺术手法鉴赏，乃至从作品的社会背景出发，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当然这些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客观上冲淡了对其叙事性特征的认识与把握。强调它的抒情性，并不意味着舍弃其叙事性，相反，要把抒情性与叙事性相提并论，也就是说一定要确立关于叙事性的教学目标，这才是语文教学对待《琵》解读的科学态度。
第三，在叙事学和文体学理论指导先天不足的情况下，许多教师在研究和实施《琵》教学时，难免会弱化或忽略其叙事性。《琵》的叙事性首先体现在“序”上，诗序是故事梗概的单纯叙述，而“歌行”则是对故事梗概的铺展曼衍，描写委曲周至，叙事抒情错综兼容。诗序的原初功能正是为了弥补诗歌在叙事上的不足，所以要研究《琵》的叙事性，务必把诗序切实落实在“歌行”中。另外，还可以把《琵》与白居易同题材的《夜闻歌者》比较，与其他作家同题材的叙事诗相比较，从而提出诸如以下问题：《琵》是不是情节平淡单纯？如何通过叙事手段刻画人物形象？它的叙事结构有没有独特的地方？极古今才人之力的音乐描写只是为了突出歌女的技艺高超？景物描写在叙事中有何意义和价值？对于这些问题，如果给予一线教师实质性的科学指导，恐怕叙事性和抒情性将会成为同等重要的诗教两翼。
二、视角转换与叙事结构
申丹教授在考察西方叙事视角的分类和部分代表性作品之后，纠正了当代西方叙事学界关于“叙述类型”的偏误，给叙述类型作了四大类的划分。（1）无限制型视角（即全知视角）；（2）内视角（包含热奈特提及的三个分类）；（3）第一人称外视角（即固定式内视角涉及的两种第一人称叙述中的“我”追忆往事的视角，以及见证人叙述中观察位置处于故事边缘的“我”的视角）；（4）第三人称外视角（同热奈特的“外聚焦”）④。根据申丹教授的界定与划分，结合《琵》文本叙事事实，《琵》有两种叙事类型：全知叙述视角和人物限知视角。但要特别说明，《琵》中歌女属于人物限知视角很好理解；《琵》是叙事诗，不是小说，它排斥虚构，追求“言直而切”“事核而实”，即叙述的是真人真事；那么，诗人作为全知叙述者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又有故事中江州司马的人物身份，并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追述自己被贬后的经历与体验，这样，江州司马的追述当属于人物限知视角，也就是第一人称外视角。为了避免混乱，暂且把诗人对整个故事的叙述作为全知视角，而文中以江州司马身份出现追述往事的作为人物限知视角。所以，《琵》具有了双重叙述视角的特点，那么它是如何运用双重视角安排叙事结构的呢？这种结构在文本叙事中究竟有何意义和价值？ 现代诗学认为，叙事诗的核心是事件，完整的事件和情节是其艺术生命之所在。《辞海》（文学分册）就认为叙事诗“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有故事就有开始、过程和结局，就有人物、情节和环境，就要连贯一个或一系列的事件。《琵》也正是如此，它有以下故事情节组成：送客盆浦口；邂逅琵琶女，使快弹数曲；琵琶女自述身世经历；江州司马自述“出官”情境，并“歌以赠之”；歌女感我此言再演琵琶。《琵》开头以全知视角叙述盆浦口送客，于“惨将别”之际，忽闻琵琶声，“客忘归”，“寻”“问”“移船”“邀”“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这些外部行为全知叙述者自然知道，歌女弹奏“曲调含情”，象说尽“心中无限事”，全知叙述者尚且作了交代。紧接着全力外聚焦大段的音乐描述，共有20句，然后突然转换为人物限知视角，包括歌女自述和江州司马自述，诗歌结束又转换为全知视角的叙述，歌女感我此言，再演琵琶。毫无疑问，诗歌具备了“完整的故事情节”，这个情节不但不平淡单纯，反而是波澜起伏，跌宕有致，其原因正在于两处人物限知视角的叙述。琵琶女“自言”身世经历，叙述从才、色、被捧、自我狂态，到被弃；不但情节曲折生动，扣人心弦，而且人物形象逼真丰满，栩栩如生。再看江州司马自述，三处“我”即故事中人物，追述谪居以来的情境与内心感受。地势“低湿”“黄芦苦竹”“鹃啼猿哀”“山歌村笛”，这是内聚焦于人物所处环境；“叹息”“取酒独倾”直至“青衫湿”，此乃人物情感的流露，何尝不是层次分明、结构严密、波澜起伏呢？迁谪之人的苦况，还能用什么方式比这样表达更真切的呢？再把这种人物限知视角置入全知视角叙述中，事件连贯完整，叙述起承转合，人物形象跃然纸上，《琵》“为古今长歌第一”当之无愧矣。
不仅这样，同白居易《夜闻歌者》、元稹《琵琶歌》、李绅《悲善才》相比较，更见《琵》视角转换和叙事结构的独特性。这三篇完全是以全知视角的方式叙事抒情的，故事平面化，缺乏变化，而且人物始终是“被聚焦”的对象，总不如《琵》那样“事核而实”。特别是陈寅恪先生对先于《琵》的元稹《琵琶歌》的一段论述，极为精辟深刻，他说：《琵》“则既专为此长安故倡女感今伤昔而作，又连绾己身迁谪失路之怀。直将混合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咏之人，二者为一体。真可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专一而更专一，感慨复加感慨。岂微之泛泛之作所能企及者乎？”⑤陈先生虽然强调《琵》是借歌女之事表达诗人专一的情感，批评元稹一诗两用，情感不如《琵》真实；但也明确地提示了人物限知视角在叙事结构中的暗合性。他对李公垂《悲善才》一诗评价，“但若与乐天之作参互并读，则李诗未能人我双亡，其意境似嫌稍逊。”⑥意境是要靠叙事来营造的，同样，《悲善才》的叙事也是逊于《琵》的。
最值得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在《琵》叙事结构中，有三处景物描写，它们分别是：别时茫茫江浸月；唯见江心秋月白；绕船明月江水寒。通常人们强调以动衬静的表达技巧和各自的表达效果，如果从叙事性的角度加以考量分析，还可作如下补充。申丹教授在分析海明威《在我们的时代里》的一个插章中的景物描写时说：“描写停顿，即从身处故事之外的叙述者的角度进行景物描写，这种描写仅仅占据文本篇幅，而不占用故事时间，因此被视为故事时间的‘停顿’。”⑦《琵》的景物描写当然也可以这样界定，但又有其独特个性：一是前二者是处在全知叙述视角下的景物描写，第三者则是处于人物限知视角下的景物描写，三处景物描写所在文本位置各不相同；二是都有暗示故事或推动故事情节的作用；三是都有景中寓情的特点。第一次景物描写既表现送客离别时的空阔环境和悵然之情，又暗示将有新的故事发生，下文“忽闻水上琵琶声”中“忽闻”则暗示了事件突然发生在这样的环境下，从而引出“主人忘归客不发”直至“千呼万唤”的一系列情节，景物描写兼具造成悬念和叙述过渡作用。第二次是在大段音乐描写之后，“唯见”说明琵琶声停，万籁俱寂，人们沉浸在音乐营造的虚幻缥缈的巨大空间里，这样的情景终不能永久，下文聚焦歌女“沉吟”的神态，“放拨”“插弦”“整顿衣裳”“收敛”的动作，然后是人物自述。此处景物描写在故事叙述中具有既收又转的作用。歌女自述中的景物描写，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于暗示歌女的孤寂、冷落、悲苦伤感，在结构上有前后照应的作用，下文“夜深忽梦”事则是沿着“守空船”叙述的，“梦啼”不正是景物描写所暗含的伤感吗？
总之，语文教学在很多情况下，没有意识到这种描写停顿的叙事结构意义，忽略景物描写的暗示性，即忽略描写停顿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刻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三、双重暗合与音乐兴寄意义
《琵》的第一重暗合是指“同是天涯沦落人”，即诗人与歌女“沦落”之相似点，这一点极其显而易见。不但诗序交代清楚，而且文本也是循着诗序的叙述加以呈现的。《唐宋诗醇》所评：“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极为确当。袁行霈先生说：“琵琶女和诗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同，两人的遭遇也各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属于不同的社会问题。但诗人还是把她引为同调，引为知己，说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样深挚的话来。”⑧“洪迈引白诗另一篇《夜》作比较，说明《琵琶行》盖取相类事件以‘摅写天涯沦落之恨耳’，不为无见。”⑨所谓“相类事件”乃同是“沦落”之意。这种暗合主要是从社会伦理的角度加以分析的，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两人身世遭遇的仿佛性，歌女昔日艳盖群芳，艺压京城；白居易早年进士及第，授翰林学士，关心并参与国家大事。歌女命运转折在年老色衰，继而远离长安，漂泊在外，独守空船，在生活上被抛弃；诗人以诗讽谕政治，得罪权贵，又因越职言事，被贬江州，抑郁愁苦，在政治上被抛弃。二是音乐作为媒介使两人情感得以沟通，歌女以音乐表达情感，诗人以听众身份感受到音乐所寄托的情感，从而，音乐使诗人和歌女处于平等相怜的知音位置上。
不管读者从哪个角度赏析，都对这种暗合给予了高度关注，语文教学同样重视并落实了这一教学重点。一方面音乐描写的表现手法和表达效果，例如，比喻、拟声词、以无声衬有声、渲染等；另一方面注意音乐情感的传输。当然这些鉴赏是十分重要而准确的，但值得引起关注的还有，音乐描写在文本叙事结构中处于突出而重要的位置，它究竟与歌女的“自述”有什么关系？继而与主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有什么关系？这也许是被人们无意忽略的极为重要的问题。 细绎文本，笔者认为，音乐描写使用兴寄手法，与歌女自述构成第二重暗合关系。
陈子昂的“兴寄”说强调内容上言此意彼的寄寓目的，不仅有深厚的寄托，还要有广泛的意义而不专指某一具体内容。白居易深受这种理论的影响，在《与元九书》中称新乐府诗是有关“美刺兴比”的，《唐宋诗醇》评《琵》曰：“比兴相纬，寄托遥深”，人们往往以为这是专指第一重暗合，“兴寄”内涵的价值判断总是倾向于社会政治的理性批评，其实，“兴寄”在表现手法上不拘泥于一定要用比兴，内容上也不一定受儒家讽谕美刺观念的局限。那么，《琵》又有怎样的兴寄内涵呢？这20句音乐描写可分为四个乐段，饱含深厚的兴寄意蕴。“转轴拨弦”六句，其特点是旋律低沉、苦闷抑郁，又“似诉平生不得志”，又欲“说尽心中无限事”，与歌女当前心情吻合，暗含歌女当前不幸遭遇。“轻拢慢捻”七句，乐曲特点是激越而欢快，顺势暗含了歌女因才高貌美而被宠的人生经历。“幽咽泉流”五句，乐曲变为“冷涩”“凝绝”直至“暂歇”，恰好寄寓歌女年长色衰、门前冷落、嫁做商人妇、悲苦孤守的经历际遇，以至于愤懑无语，悲戚无声。“银瓶乍破”四句，乐曲突然爆发为刚劲雄壯的旋律，正寄寓了歌女当前的不平之情，回应第一乐章。而且这些描写是置于“歌女自述”的前面，先叙音乐，再言人生际遇，岂不是“兴”的形式体制？因此，音乐描写不仅表现了琵琶女高超的演奏技巧和音乐震撼人心的力量，也不仅表现了诗人描摹音乐无人超越的技巧和达到的艺术高度；而且音乐描写采取兴寄手法，在叙事结构中形成第二重暗合关系，托寓遥深，树意丰厚，文理细密，毫发俱应，人物形象鲜明生动。
琵琶女借助音乐的叙事语言和音乐形象，暗合身世经历，兴寄自我情感。白居易作为叙述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身份，带着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感悟来欣赏音乐，并对音乐产生了强烈共鸣，继而进行再创作，以诗化的语言叙述关于音乐的故事且借此寄寓迁谪之意，使歌女身世经历暗合诗人迁谪经历，从而着重表达“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喟。
参考文献
①姜夔.《白石道人全集（诗说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②林庚.《唐诗综论》.上海：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61页。
③王国维.《文学小言14》.《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上海：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20-221页。
④⑦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263页。
⑤⑥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9、50页。
⑧袁行霈.《〈琵琶行〉赏析》.《教师教学用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
⑨谢思炜.《白居易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1页。
[作者通联：安徽太和县第一中学]
一、文体特征和叙事性弱化
《琵》中的“行”，源于汉乐府与古诗，是古诗中的一种体裁。《琵》又被称为《琵琶引》和歌行体叙事诗。南宋姜夔较早的阐释过各诗歌题名意义：“守法度曰诗，载始末曰引，体如行书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①明代徐师曾《诗体明辨》解释道：“放情长言，杂而无方者曰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曰行；兼之者曰歌行。”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也说：“衍其事而歌之曰行”。他们都共同指出这种“歌行体”的诗歌，具有兼容叙事性和抒情性的特征；至于在一篇中孰轻孰重，則应具体文本具体对待，而《琵》具有借事传情、因情传事的突出特点，即使叙事，也是在抒情下的叙事。《琵》称“长庆体”是始于宋人，缘于白居易、元稹的文集名，其特点是叙事性的律化的长篇七言歌行，但并非是单纯的叙事，而是在抒情诗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具有强烈抒情风格的叙事诗。美国学者王清献将《长恨》《琵琶》与《孔雀东南飞》比较后说：“文人作诗看来更多地倾向于根据他的情趣与哲学事件作出解释，而不是通过严谨详实的情节来复述故事。”（王清献《唐诗中的叙事性》出自《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可见，《琵》的重心在于表达诗人的情感，白居易曾旗帜鲜明地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诗歌矣。”（《策林》六十九）
正因为如此，在语文教学中，本该与抒情性同等重要的叙事性，长期以来被边缘化（弱化），甚至被漠视，即使对叙事性有所涉及，也仅仅停留在粗糙的勾勒概括上，严重缺乏在叙事视野下的情节结构、故事人物以及音乐描写、景物描写和故事人物的关系诸方面的整体细读和深入探究。这种现象除上述文体原因外，还存在着种种复杂原因，归纳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首先，从《琵》的接受史和批评史来看，学界始终注重其抒情性和社会政治意义，而轻视其叙事性和系统的叙事学理论建构。我国叙事诗并不发达，到白居易生活的中唐时期才集中出现了一批叙事诗，“中唐诗坛开始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这就是正统文学的趋向终结和市民文学的兴起。于是诗歌从内容到语言上都出现了新的转变。”②事实上，真正确立和形成《琵》叙事诗地位的标志是明代戏曲评论家何良俊的评论：
初唐人歌行，盖相沿梁陈之体，仿佛徐孝穆、江总持诸作，虽极其绮丽，然不过将浮艳之词模仿凑合耳。至如白太傅《长恨歌》《琵琶行》，元相《连昌宫词》，皆是直陈时事，而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使令世人读之，犹可想见当时之事，余以为当为古今长歌第一。（《四友斋丛说》卷二十五《诗》二）
直到清初贺贻孙《诗筏》方认为，如《琵》诸篇“才调风致”“描写情事，如泣如诉”，“长庆长篇”这一文人叙事歌行体才得以公认。但是，这些评论只是宏观性的且十分注重其抒情性，至于《琵》的叙事性有何具体特征庶无评说。王国维先生甚至认为：“至叙事的文学，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③《琵》叙事性得不到足够重视的原因由此可窥一斑。
其次，之所以弱化或忽略《琵》的叙事性，与语文学科特点和教学目标有关。《琵》的教学目标和重点，在于识记背诵、语言理解、思想情感把握及艺术手法鉴赏，乃至从作品的社会背景出发，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当然这些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客观上冲淡了对其叙事性特征的认识与把握。强调它的抒情性，并不意味着舍弃其叙事性，相反，要把抒情性与叙事性相提并论，也就是说一定要确立关于叙事性的教学目标，这才是语文教学对待《琵》解读的科学态度。
第三，在叙事学和文体学理论指导先天不足的情况下，许多教师在研究和实施《琵》教学时，难免会弱化或忽略其叙事性。《琵》的叙事性首先体现在“序”上，诗序是故事梗概的单纯叙述，而“歌行”则是对故事梗概的铺展曼衍，描写委曲周至，叙事抒情错综兼容。诗序的原初功能正是为了弥补诗歌在叙事上的不足，所以要研究《琵》的叙事性，务必把诗序切实落实在“歌行”中。另外，还可以把《琵》与白居易同题材的《夜闻歌者》比较，与其他作家同题材的叙事诗相比较，从而提出诸如以下问题：《琵》是不是情节平淡单纯？如何通过叙事手段刻画人物形象？它的叙事结构有没有独特的地方？极古今才人之力的音乐描写只是为了突出歌女的技艺高超？景物描写在叙事中有何意义和价值？对于这些问题，如果给予一线教师实质性的科学指导，恐怕叙事性和抒情性将会成为同等重要的诗教两翼。
二、视角转换与叙事结构
申丹教授在考察西方叙事视角的分类和部分代表性作品之后，纠正了当代西方叙事学界关于“叙述类型”的偏误，给叙述类型作了四大类的划分。（1）无限制型视角（即全知视角）；（2）内视角（包含热奈特提及的三个分类）；（3）第一人称外视角（即固定式内视角涉及的两种第一人称叙述中的“我”追忆往事的视角，以及见证人叙述中观察位置处于故事边缘的“我”的视角）；（4）第三人称外视角（同热奈特的“外聚焦”）④。根据申丹教授的界定与划分，结合《琵》文本叙事事实，《琵》有两种叙事类型：全知叙述视角和人物限知视角。但要特别说明，《琵》中歌女属于人物限知视角很好理解；《琵》是叙事诗，不是小说，它排斥虚构，追求“言直而切”“事核而实”，即叙述的是真人真事；那么，诗人作为全知叙述者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又有故事中江州司马的人物身份，并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追述自己被贬后的经历与体验，这样，江州司马的追述当属于人物限知视角，也就是第一人称外视角。为了避免混乱，暂且把诗人对整个故事的叙述作为全知视角，而文中以江州司马身份出现追述往事的作为人物限知视角。所以，《琵》具有了双重叙述视角的特点，那么它是如何运用双重视角安排叙事结构的呢？这种结构在文本叙事中究竟有何意义和价值？ 现代诗学认为，叙事诗的核心是事件，完整的事件和情节是其艺术生命之所在。《辞海》（文学分册）就认为叙事诗“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有故事就有开始、过程和结局，就有人物、情节和环境，就要连贯一个或一系列的事件。《琵》也正是如此，它有以下故事情节组成：送客盆浦口；邂逅琵琶女，使快弹数曲；琵琶女自述身世经历；江州司马自述“出官”情境，并“歌以赠之”；歌女感我此言再演琵琶。《琵》开头以全知视角叙述盆浦口送客，于“惨将别”之际，忽闻琵琶声，“客忘归”，“寻”“问”“移船”“邀”“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这些外部行为全知叙述者自然知道，歌女弹奏“曲调含情”，象说尽“心中无限事”，全知叙述者尚且作了交代。紧接着全力外聚焦大段的音乐描述，共有20句，然后突然转换为人物限知视角，包括歌女自述和江州司马自述，诗歌结束又转换为全知视角的叙述，歌女感我此言，再演琵琶。毫无疑问，诗歌具备了“完整的故事情节”，这个情节不但不平淡单纯，反而是波澜起伏，跌宕有致，其原因正在于两处人物限知视角的叙述。琵琶女“自言”身世经历，叙述从才、色、被捧、自我狂态，到被弃；不但情节曲折生动，扣人心弦，而且人物形象逼真丰满，栩栩如生。再看江州司马自述，三处“我”即故事中人物，追述谪居以来的情境与内心感受。地势“低湿”“黄芦苦竹”“鹃啼猿哀”“山歌村笛”，这是内聚焦于人物所处环境；“叹息”“取酒独倾”直至“青衫湿”，此乃人物情感的流露，何尝不是层次分明、结构严密、波澜起伏呢？迁谪之人的苦况，还能用什么方式比这样表达更真切的呢？再把这种人物限知视角置入全知视角叙述中，事件连贯完整，叙述起承转合，人物形象跃然纸上，《琵》“为古今长歌第一”当之无愧矣。
不仅这样，同白居易《夜闻歌者》、元稹《琵琶歌》、李绅《悲善才》相比较，更见《琵》视角转换和叙事结构的独特性。这三篇完全是以全知视角的方式叙事抒情的，故事平面化，缺乏变化，而且人物始终是“被聚焦”的对象，总不如《琵》那样“事核而实”。特别是陈寅恪先生对先于《琵》的元稹《琵琶歌》的一段论述，极为精辟深刻，他说：《琵》“则既专为此长安故倡女感今伤昔而作，又连绾己身迁谪失路之怀。直将混合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咏之人，二者为一体。真可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专一而更专一，感慨复加感慨。岂微之泛泛之作所能企及者乎？”⑤陈先生虽然强调《琵》是借歌女之事表达诗人专一的情感，批评元稹一诗两用，情感不如《琵》真实；但也明确地提示了人物限知视角在叙事结构中的暗合性。他对李公垂《悲善才》一诗评价，“但若与乐天之作参互并读，则李诗未能人我双亡，其意境似嫌稍逊。”⑥意境是要靠叙事来营造的，同样，《悲善才》的叙事也是逊于《琵》的。
最值得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在《琵》叙事结构中，有三处景物描写，它们分别是：别时茫茫江浸月；唯见江心秋月白；绕船明月江水寒。通常人们强调以动衬静的表达技巧和各自的表达效果，如果从叙事性的角度加以考量分析，还可作如下补充。申丹教授在分析海明威《在我们的时代里》的一个插章中的景物描写时说：“描写停顿，即从身处故事之外的叙述者的角度进行景物描写，这种描写仅仅占据文本篇幅，而不占用故事时间，因此被视为故事时间的‘停顿’。”⑦《琵》的景物描写当然也可以这样界定，但又有其独特个性：一是前二者是处在全知叙述视角下的景物描写，第三者则是处于人物限知视角下的景物描写，三处景物描写所在文本位置各不相同；二是都有暗示故事或推动故事情节的作用；三是都有景中寓情的特点。第一次景物描写既表现送客离别时的空阔环境和悵然之情，又暗示将有新的故事发生，下文“忽闻水上琵琶声”中“忽闻”则暗示了事件突然发生在这样的环境下，从而引出“主人忘归客不发”直至“千呼万唤”的一系列情节，景物描写兼具造成悬念和叙述过渡作用。第二次是在大段音乐描写之后，“唯见”说明琵琶声停，万籁俱寂，人们沉浸在音乐营造的虚幻缥缈的巨大空间里，这样的情景终不能永久，下文聚焦歌女“沉吟”的神态，“放拨”“插弦”“整顿衣裳”“收敛”的动作，然后是人物自述。此处景物描写在故事叙述中具有既收又转的作用。歌女自述中的景物描写，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于暗示歌女的孤寂、冷落、悲苦伤感，在结构上有前后照应的作用，下文“夜深忽梦”事则是沿着“守空船”叙述的，“梦啼”不正是景物描写所暗含的伤感吗？
总之，语文教学在很多情况下，没有意识到这种描写停顿的叙事结构意义，忽略景物描写的暗示性，即忽略描写停顿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刻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三、双重暗合与音乐兴寄意义
《琵》的第一重暗合是指“同是天涯沦落人”，即诗人与歌女“沦落”之相似点，这一点极其显而易见。不但诗序交代清楚，而且文本也是循着诗序的叙述加以呈现的。《唐宋诗醇》所评：“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极为确当。袁行霈先生说：“琵琶女和诗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同，两人的遭遇也各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属于不同的社会问题。但诗人还是把她引为同调，引为知己，说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样深挚的话来。”⑧“洪迈引白诗另一篇《夜》作比较，说明《琵琶行》盖取相类事件以‘摅写天涯沦落之恨耳’，不为无见。”⑨所谓“相类事件”乃同是“沦落”之意。这种暗合主要是从社会伦理的角度加以分析的，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两人身世遭遇的仿佛性，歌女昔日艳盖群芳，艺压京城；白居易早年进士及第，授翰林学士，关心并参与国家大事。歌女命运转折在年老色衰，继而远离长安，漂泊在外，独守空船，在生活上被抛弃；诗人以诗讽谕政治，得罪权贵，又因越职言事，被贬江州，抑郁愁苦，在政治上被抛弃。二是音乐作为媒介使两人情感得以沟通，歌女以音乐表达情感，诗人以听众身份感受到音乐所寄托的情感，从而，音乐使诗人和歌女处于平等相怜的知音位置上。
不管读者从哪个角度赏析，都对这种暗合给予了高度关注，语文教学同样重视并落实了这一教学重点。一方面音乐描写的表现手法和表达效果，例如，比喻、拟声词、以无声衬有声、渲染等；另一方面注意音乐情感的传输。当然这些鉴赏是十分重要而准确的，但值得引起关注的还有，音乐描写在文本叙事结构中处于突出而重要的位置，它究竟与歌女的“自述”有什么关系？继而与主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有什么关系？这也许是被人们无意忽略的极为重要的问题。 细绎文本，笔者认为，音乐描写使用兴寄手法，与歌女自述构成第二重暗合关系。
陈子昂的“兴寄”说强调内容上言此意彼的寄寓目的，不仅有深厚的寄托，还要有广泛的意义而不专指某一具体内容。白居易深受这种理论的影响，在《与元九书》中称新乐府诗是有关“美刺兴比”的，《唐宋诗醇》评《琵》曰：“比兴相纬，寄托遥深”，人们往往以为这是专指第一重暗合，“兴寄”内涵的价值判断总是倾向于社会政治的理性批评，其实，“兴寄”在表现手法上不拘泥于一定要用比兴，内容上也不一定受儒家讽谕美刺观念的局限。那么，《琵》又有怎样的兴寄内涵呢？这20句音乐描写可分为四个乐段，饱含深厚的兴寄意蕴。“转轴拨弦”六句，其特点是旋律低沉、苦闷抑郁，又“似诉平生不得志”，又欲“说尽心中无限事”，与歌女当前心情吻合，暗含歌女当前不幸遭遇。“轻拢慢捻”七句，乐曲特点是激越而欢快，顺势暗含了歌女因才高貌美而被宠的人生经历。“幽咽泉流”五句，乐曲变为“冷涩”“凝绝”直至“暂歇”，恰好寄寓歌女年长色衰、门前冷落、嫁做商人妇、悲苦孤守的经历际遇，以至于愤懑无语，悲戚无声。“银瓶乍破”四句，乐曲突然爆发为刚劲雄壯的旋律，正寄寓了歌女当前的不平之情，回应第一乐章。而且这些描写是置于“歌女自述”的前面，先叙音乐，再言人生际遇，岂不是“兴”的形式体制？因此，音乐描写不仅表现了琵琶女高超的演奏技巧和音乐震撼人心的力量，也不仅表现了诗人描摹音乐无人超越的技巧和达到的艺术高度；而且音乐描写采取兴寄手法，在叙事结构中形成第二重暗合关系，托寓遥深，树意丰厚，文理细密，毫发俱应，人物形象鲜明生动。
琵琶女借助音乐的叙事语言和音乐形象，暗合身世经历，兴寄自我情感。白居易作为叙述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身份，带着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感悟来欣赏音乐，并对音乐产生了强烈共鸣，继而进行再创作，以诗化的语言叙述关于音乐的故事且借此寄寓迁谪之意，使歌女身世经历暗合诗人迁谪经历，从而着重表达“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喟。
参考文献
①姜夔.《白石道人全集（诗说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②林庚.《唐诗综论》.上海：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61页。
③王国维.《文学小言14》.《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上海：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20-221页。
④⑦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263页。
⑤⑥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9、50页。
⑧袁行霈.《〈琵琶行〉赏析》.《教师教学用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
⑨谢思炜.《白居易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1页。
[作者通联：安徽太和县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