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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与自然价值的互动关系入手,分析“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价值生成与价值转化关系,是强化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在近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受“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中心主义”以及“科技理性”等思潮影响,“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面临着“只见青山不见人”“金山银山是目的”等环境伦理冲突。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思想为指导,发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人民主体制度优势,践行“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之路,最终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统一。
关键词:“金山银山”;“绿水青山”;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自然价值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6-0070-05
在十九大报告中,党中央将“美丽”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显著指标,进一步强化了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布局中的战略地位。习近平同志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回答学生问题时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这句话具有三层含义:第一,明确指出了在客观生态环境限制下,“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存在一定的价值矛盾,即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与当代愈发严峻的生态问题的矛盾。第二,这一矛盾运动不是单一的“生态—发展”问题,而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综合问题,“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是一种稳中求进的社会发展理念。第三,不论是作为生产力价值诉求的“金山银山”,还是作为发展力价值诉求的“绿水青山”,在人类发展的价值层面,是短期矛盾性与长期同一性的内在统一,是实现社会发展最高目标不可或缺的生产力要素,为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视角来看,“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所指代的价值内涵是马克思“劳动价值”与“自然价值”的现实表达。“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对立性与统一性是马克思“劳动价值”与“自然价值”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现,唯有从二者的辩证统一视角出发,才能为实现社会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实践统一提供理论指导,处理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中两种价值相抵牾时所引发的矛盾危机。
一、“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价值生成
“金山银山”作为人类劳动实践的价值表征,是生产要素通过劳动转化为一般价值的劳动价值存在。劳动价值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价值,其产生赋予了人在物种生存属性以外的社会属性。从价值流动的方向来看,“人—劳动(实践)—社会—人”这条价值循环链,其内涵是人在劳动过程中获得劳动价值,并成为进一步加强人类社会属性的价值源泉。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就是劳动价值不断积累的过程。“金山银山”正是在这一价值循环体系中,对社会形态发展所提出的价值需求的直观反映。“金山银山”在现代社会是物质财富的直接体现,为此,其价值表现是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而存在的,表征的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为此,“金山银山”首先表征为一种劳动价值。如果悬置作为“劳动价值”的价值,“金山银山”也仅是物质世界的一种客观存在,最多作为劳动要素而存在。另外,“金山银山”所投射的价值也是一种工具性价值。这种工具性价值是在当代全球化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背景下被挖掘和提炼出来的,不论是资本主义为了维持自身的社会形态,还是社会主义工业阶段向更高的社会阶段进一步发展,“金山银山”均被作为一种物质基础的工具性价值而被人类所追求。
“绿水青山”作为自然要素的客观存在,是一种作为“自然界所给予的能满足人的需要的能力”[2]而存在的自然价值。在劳动价值出现以前,自然价值具有纯粹的自然运动的属性。一切自然价值的包含物,其价值流动都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能量守恒特点。伴随着劳动价值在人类活动中出现并将自然价值作为价值来源,劳动价值与自然价值便呈现出一种矛盾对立状态,从而赋予了自然价值“被劳动范畴”的两重性特点:一是当它作为自然价值本身独立存在时,是劳动价值的存在前提;二是当它被劳动价值视为转化对象时,是劳动价值的直接来源。“绿水青山”所投射的价值诉求,既是一种资源价值,也是一种生态价值。“绿水青山”作为“金山银山”的直接来源,是各国竞相储备的战略资源。没有“绿水青山”的支撑,“金山银山”的生产就得不到基础生产资料的保障,这种资源价值使得“绿水青山”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中成为了大国竞相逐利的目标。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绿水青山”更多地作为生态价值而存在,这与社会主义旨在超越近代工业文明的科技理性,实现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的价值诉求是相统一的。
自然价值与劳动价值在价值诉求方面的矛盾运动,虽然贯彻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从历史发展的逻辑维度看,自然价值与劳动价值的相互作用关系,生成了四种基本的发展模式:其一是生产力水平较低阶段,劳动价值仅能满足生存需要,既没有带来产业革命,更难以支撑科技创新,社会生产力未能进一步提升,劳动价值的获取速度没有超過自然价值的自我修复速度,从而使二者达到了一种“停滞式平衡”。其二是生产力水平中度阶段,劳动价值积累的社会财富足以支撑社会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进行工具性创新,社会生产力有了小幅提高,劳动价值的获取速度在一定区域内会超出自然价值的自我修复速度,引发短期不可修复的生态衰退与经济崩溃,但在较长的时间轴上,劳动价值的获取速度可以与自然价值的自我修复速度持平,从而达到“往复式平衡”。其三是生产力水平较高阶段,劳动价值能够支撑社会科技创新与产业革命完成,且呈现出规模化和全球化趋势,劳动价值的获取速度远高于自然价值的自我修复速度,自然价值在转换为劳动价值过程中迅速耗尽,但劳动价值却没有反馈机制去补偿自然价值,使生态环境失去最佳修复期,造成不可逆的生态断裂,失去的自然价值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修复而形成一种“透支式平衡”。其四是生产力水平更高阶段,劳动价值的获取速度虽然高于自然价值的自我修复速度,但劳动价值的产生主要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为动力,对自然损耗的依赖度明显减弱,不仅如此,该模式下的劳动价值能正向反馈给自然价值,使得自然价值不仅能够自然修复,还能通过人为调控加速修复进程,从而达到“进化式平衡”。在第四种发展模式中,由于劳动价值对自然价值的正向反馈,缩短甚至抹平了生态环境的自然修复期,二者在协同提升中实现了价值矛盾的同化和价值增值。这不仅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价值观,也构成了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价值关系的理念指引。 二、“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矛盾表现
劳动价值的介入打破了自然价值的物质属性,赋予自然价值以人化自然屬性,进而使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成为“自然——社会——社会进化”单向线性关系。自然价值通过劳动转化为劳动价值的过程,本质上是自然资源的变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劳动价值以社会形态进化为目的而被再加工,成为社会形态得以进一步进化的物质前提,但自然价值由于得不到补偿而迅速被抽空,从而形成了自然价值和劳动价值相悖。“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价值矛盾,其本质就是劳动价值被无限放大和追求,自然价值得不到补偿而产生的价值相悖,这种价值相悖的运动轨迹从时间和空间上都有迹可循,体现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变迁之中。在全球化的工业文明的今天,“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矛盾运动呈现出空间和社会的跨域性特征。
劳动价值和自然价值的价值矛盾表现为价值理念的选择性矛盾,集中体现在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选择基点上。据此,剖析“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价值矛盾,逻辑地应从“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两方面入手。自然中心主义强调的是自然价值的重要性以及生命平等共享的价值理念,认为自然价值是“不同于一个基于生产者的价值理论”[3],是“自然进程而不是人工活动过程中创造的”[4]38,因此,我们“有着充分的理由不能以纯工具性的方式对待非人自然”[4]37,所谓“纯工具性的方式”,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社会形态的发展在生存价值之外所进行的劳动价值创造。自然中心主义并不等同于人类社会内部的政策性环保理念,任何以人类利益为出发点的生态保护理念均被划入到自然中心主义之外。在这一价值理念之下,“绿水青山”作为自然价值的一种独立存在被置于无限崇高的地位,“金山银山”则被视为依附于“绿水青山”的劳动价值存在。为了维护自然生命的平等共享,“金山银山”的劳动价值可以被放弃,即使认同“金山银山”的劳动价值,也是为了更好地促进自然发展,而不能将其作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前提,从而形成了“只见青山不见人”的价值选择。
人类中心主义从“为我”的视角出发,更多地强调劳动价值的存续,认为自然价值是劳动价值的第一源泉和基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诚然,人类中心主义也有保护自然价值的理念内涵,但保护的动机在于自然价值与人类利益的内在契合性,自然的“所有价值都作为工具性的手段来源于人类利益”[5]。因此,“绿水青山”仅仅是被作为“具有潜在的劳动价值”而受到保护。在资本市场时代,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价值视为未被开发的劳动价值而纳入自由市场的范畴。在这一价值理念下,“金山银山”作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财富而被置于优先的地位,“绿水青山”则是作为劳动价值来源的一种工具性价值存在,为了追逐“金山银山”可以牺牲“绿水青山”,即使保护“绿水青山”,也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和劳动价值生成对“绿水青山”的现实需要,从而形成了“财富至上”的拜金主义价值选择。
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不断深入,工具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对抗日渐凸显,且人文精神呈现出式微的社会态势,“机械世界观已侵蚀了我们的意识,甚至是我们的自我感受”[6],工具理性不断成为人类处理各种关系的价值选择。为此,必须进一步从“工具理性”的维度出发,阐释“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价值矛盾。在科技主义的影响下,人是“万物的主张”且“无所不能”,万物只是达成“我”的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这构成了工具主义思潮的核心内容。在工具理性思潮的影响下,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主客分离,自然仅作为人类的认识客体和实践对象而存在。所以“价值具有明显的属人的特征”[7]79,为此,“绿水青山”仅是人类“占有”“消费”和“使用”的对象而存在,或被作为获取“金山银山”的资源性价值,而忽视其“生态价值”和“美学价值”[8]等非工具性价值。“绿水青山”唯有转换成“金山银山”才是有价值的,否则便变得“毫无意义”,这种“将利益前置,将问题后置”的理念加剧了人类对“绿水青山”的无节制、掠夺式征服。
另外,在工具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方面,功利主义价值观得以滋生,科学成为“拷问”自然的工具。这种高扬科技理性的功利主义价值观,隐含着人类对自然的无尽贪欲和征服意志,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人类在财富追求过程中“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价值矛盾。另一方面,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也在工具主义思潮中进一步强化,这种以“自我”为中心、不顾“他我”存在的价值观,必然进一步强化“绿水青山”在社会实践中的客体地位,进而导致人们为了获取“金山银山”的劳动价值,而极度消耗和浪费“绿水青山”的自然价值。
三、“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价值协调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作为对立统一的双生概念,其价值关系本质是“人类自身价值与生态环境的自然价值”[9]的关系,二者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推进人类社会的时代发展。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与“自然价值”的转化规律,“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虽然有本质上的区别,但也存在相互转化的可能。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协调“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价值矛盾的思想基础。广义层面的“天人合一”思想主张“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然状态,强调人与自然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天人合一”蕴涵的生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具有内在的同一性。马克思将“以劳动作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自然与自然本身关系的一环”[7]70,并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10],“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11]。这与中国古典哲学中荀子提出的“天有其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有异曲同工之处,都强调了自然资源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自身价值存在,主张人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应妥善“保管”自然资源以保证其延续。基于此,我们绝不能仅看到“绿水青山”作为劳动创造“金山银山”的价值存在,更不能为了“金山银山”而无限占有和掠夺“绿水青山”,而应充分尊重“绿水青山”的自然价值,以保护者和建设者的身份对待“绿水青山”。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通过“天”与“人”的理性“治”来实现“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更高层次的统一,实现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到“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认知性转变,最终达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选择。 第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是协调“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价值矛盾的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指导下的、超越资本主义阶级狭隘性的新型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源于对“经济增长崇拜和对自然生态漠视”的批判,是以“共同福祉”价值观为基础,寻求有机合作与价值共性的“有机马克思主义”。逻辑地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然以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为实践选择,这不仅要求社会主义建设是“生态的”“绿色的”,更为重要的是要求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超越阶级和民族的狭隘性,以系统性、整体性思维为指导,以全人类的“共同福祉”为取向。因此,“无论就当代社会生态环境难题的全球性(系统性)和复杂性,还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替代性制度框架的吸引力和合法性而言”[12],生态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必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制度框架下,“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价值协调,需要我们超越自然生态资本化和社会自然关系资本主义化的价值局限性,基于“五位一体”的综合考量,以“绿水青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环境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金山银山变绿水青山”的价值主张。而唯有“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價值主张完成统一,才是生态文明建设完成的标志。值得强调的是,社会制度对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社会制度的适配性是施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基本的政治保障。而社会主义的人民性制度优势,恰恰构成了协调“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价值矛盾的政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强烈的自上而下的大众动员特征,唯有“培育符合生态文明发展要求的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和生态生活方式,从社会发展的内在基础和源头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13],才能使“保护生态环境”成为每位公民的自主、自愿、自觉行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第三,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是协调“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价值矛盾的实践基础。“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核心。绿色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主要指“将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的发展,其本质是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追求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形式,将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进行统一的结合”[9]。可见,绿色发展不仅彰显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价值统一性,而且构成了协调“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价值矛盾,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价值转化的现实路径。绿色发展之路要求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和考量“人与自然环境”和“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转变价值理念、思维方式、生产与生活方式,以“人与自然平等相处”的主体间性思维,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当然这绝不是“只要绿水青山”的放任自然,而是要将“对自然环境的态度置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目标之内”[9],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双重实践原则下,通过人工生态系统将“绿水青山”的自然价值不断转换为满足人类发展需要的“金山银山”的劳动价值。值得强调的是,这种价值转化必须坚持以“人类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本原则,统筹代际发展需要和区域发展需要,最终实现“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动态平衡。
“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核心要素,二者之间的价值协调在本质上是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战略要求,是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14]的实践选择。习近平同志从“人类纪”“人类世”和“生态纪”[15]三个层次深刻论述了“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内在关系,不仅体现了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追求,而且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大国担当,还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以全新的价值理念”[16]。“‘绿水青山’富有无穷无尽的‘金山银山’” [17],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为指引,以实现和维护人类根本利益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相处为原则,以全体人民共同参与为主体,以绿色发展为路径,最终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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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王永昌.“绿水青山”何以就是“金山银山”[J].政策瞭望,2016(5)∶40-43.
【责任编辑:张亚茹】
关键词:“金山银山”;“绿水青山”;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自然价值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6-0070-05
在十九大报告中,党中央将“美丽”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显著指标,进一步强化了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布局中的战略地位。习近平同志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回答学生问题时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这句话具有三层含义:第一,明确指出了在客观生态环境限制下,“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存在一定的价值矛盾,即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与当代愈发严峻的生态问题的矛盾。第二,这一矛盾运动不是单一的“生态—发展”问题,而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综合问题,“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是一种稳中求进的社会发展理念。第三,不论是作为生产力价值诉求的“金山银山”,还是作为发展力价值诉求的“绿水青山”,在人类发展的价值层面,是短期矛盾性与长期同一性的内在统一,是实现社会发展最高目标不可或缺的生产力要素,为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视角来看,“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所指代的价值内涵是马克思“劳动价值”与“自然价值”的现实表达。“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对立性与统一性是马克思“劳动价值”与“自然价值”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现,唯有从二者的辩证统一视角出发,才能为实现社会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实践统一提供理论指导,处理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中两种价值相抵牾时所引发的矛盾危机。
一、“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价值生成
“金山银山”作为人类劳动实践的价值表征,是生产要素通过劳动转化为一般价值的劳动价值存在。劳动价值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价值,其产生赋予了人在物种生存属性以外的社会属性。从价值流动的方向来看,“人—劳动(实践)—社会—人”这条价值循环链,其内涵是人在劳动过程中获得劳动价值,并成为进一步加强人类社会属性的价值源泉。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就是劳动价值不断积累的过程。“金山银山”正是在这一价值循环体系中,对社会形态发展所提出的价值需求的直观反映。“金山银山”在现代社会是物质财富的直接体现,为此,其价值表现是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而存在的,表征的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为此,“金山银山”首先表征为一种劳动价值。如果悬置作为“劳动价值”的价值,“金山银山”也仅是物质世界的一种客观存在,最多作为劳动要素而存在。另外,“金山银山”所投射的价值也是一种工具性价值。这种工具性价值是在当代全球化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背景下被挖掘和提炼出来的,不论是资本主义为了维持自身的社会形态,还是社会主义工业阶段向更高的社会阶段进一步发展,“金山银山”均被作为一种物质基础的工具性价值而被人类所追求。
“绿水青山”作为自然要素的客观存在,是一种作为“自然界所给予的能满足人的需要的能力”[2]而存在的自然价值。在劳动价值出现以前,自然价值具有纯粹的自然运动的属性。一切自然价值的包含物,其价值流动都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能量守恒特点。伴随着劳动价值在人类活动中出现并将自然价值作为价值来源,劳动价值与自然价值便呈现出一种矛盾对立状态,从而赋予了自然价值“被劳动范畴”的两重性特点:一是当它作为自然价值本身独立存在时,是劳动价值的存在前提;二是当它被劳动价值视为转化对象时,是劳动价值的直接来源。“绿水青山”所投射的价值诉求,既是一种资源价值,也是一种生态价值。“绿水青山”作为“金山银山”的直接来源,是各国竞相储备的战略资源。没有“绿水青山”的支撑,“金山银山”的生产就得不到基础生产资料的保障,这种资源价值使得“绿水青山”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中成为了大国竞相逐利的目标。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绿水青山”更多地作为生态价值而存在,这与社会主义旨在超越近代工业文明的科技理性,实现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的价值诉求是相统一的。
自然价值与劳动价值在价值诉求方面的矛盾运动,虽然贯彻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从历史发展的逻辑维度看,自然价值与劳动价值的相互作用关系,生成了四种基本的发展模式:其一是生产力水平较低阶段,劳动价值仅能满足生存需要,既没有带来产业革命,更难以支撑科技创新,社会生产力未能进一步提升,劳动价值的获取速度没有超過自然价值的自我修复速度,从而使二者达到了一种“停滞式平衡”。其二是生产力水平中度阶段,劳动价值积累的社会财富足以支撑社会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进行工具性创新,社会生产力有了小幅提高,劳动价值的获取速度在一定区域内会超出自然价值的自我修复速度,引发短期不可修复的生态衰退与经济崩溃,但在较长的时间轴上,劳动价值的获取速度可以与自然价值的自我修复速度持平,从而达到“往复式平衡”。其三是生产力水平较高阶段,劳动价值能够支撑社会科技创新与产业革命完成,且呈现出规模化和全球化趋势,劳动价值的获取速度远高于自然价值的自我修复速度,自然价值在转换为劳动价值过程中迅速耗尽,但劳动价值却没有反馈机制去补偿自然价值,使生态环境失去最佳修复期,造成不可逆的生态断裂,失去的自然价值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修复而形成一种“透支式平衡”。其四是生产力水平更高阶段,劳动价值的获取速度虽然高于自然价值的自我修复速度,但劳动价值的产生主要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为动力,对自然损耗的依赖度明显减弱,不仅如此,该模式下的劳动价值能正向反馈给自然价值,使得自然价值不仅能够自然修复,还能通过人为调控加速修复进程,从而达到“进化式平衡”。在第四种发展模式中,由于劳动价值对自然价值的正向反馈,缩短甚至抹平了生态环境的自然修复期,二者在协同提升中实现了价值矛盾的同化和价值增值。这不仅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价值观,也构成了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价值关系的理念指引。 二、“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矛盾表现
劳动价值的介入打破了自然价值的物质属性,赋予自然价值以人化自然屬性,进而使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成为“自然——社会——社会进化”单向线性关系。自然价值通过劳动转化为劳动价值的过程,本质上是自然资源的变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劳动价值以社会形态进化为目的而被再加工,成为社会形态得以进一步进化的物质前提,但自然价值由于得不到补偿而迅速被抽空,从而形成了自然价值和劳动价值相悖。“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价值矛盾,其本质就是劳动价值被无限放大和追求,自然价值得不到补偿而产生的价值相悖,这种价值相悖的运动轨迹从时间和空间上都有迹可循,体现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变迁之中。在全球化的工业文明的今天,“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矛盾运动呈现出空间和社会的跨域性特征。
劳动价值和自然价值的价值矛盾表现为价值理念的选择性矛盾,集中体现在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选择基点上。据此,剖析“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价值矛盾,逻辑地应从“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两方面入手。自然中心主义强调的是自然价值的重要性以及生命平等共享的价值理念,认为自然价值是“不同于一个基于生产者的价值理论”[3],是“自然进程而不是人工活动过程中创造的”[4]38,因此,我们“有着充分的理由不能以纯工具性的方式对待非人自然”[4]37,所谓“纯工具性的方式”,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社会形态的发展在生存价值之外所进行的劳动价值创造。自然中心主义并不等同于人类社会内部的政策性环保理念,任何以人类利益为出发点的生态保护理念均被划入到自然中心主义之外。在这一价值理念之下,“绿水青山”作为自然价值的一种独立存在被置于无限崇高的地位,“金山银山”则被视为依附于“绿水青山”的劳动价值存在。为了维护自然生命的平等共享,“金山银山”的劳动价值可以被放弃,即使认同“金山银山”的劳动价值,也是为了更好地促进自然发展,而不能将其作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前提,从而形成了“只见青山不见人”的价值选择。
人类中心主义从“为我”的视角出发,更多地强调劳动价值的存续,认为自然价值是劳动价值的第一源泉和基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诚然,人类中心主义也有保护自然价值的理念内涵,但保护的动机在于自然价值与人类利益的内在契合性,自然的“所有价值都作为工具性的手段来源于人类利益”[5]。因此,“绿水青山”仅仅是被作为“具有潜在的劳动价值”而受到保护。在资本市场时代,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价值视为未被开发的劳动价值而纳入自由市场的范畴。在这一价值理念下,“金山银山”作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财富而被置于优先的地位,“绿水青山”则是作为劳动价值来源的一种工具性价值存在,为了追逐“金山银山”可以牺牲“绿水青山”,即使保护“绿水青山”,也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和劳动价值生成对“绿水青山”的现实需要,从而形成了“财富至上”的拜金主义价值选择。
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不断深入,工具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对抗日渐凸显,且人文精神呈现出式微的社会态势,“机械世界观已侵蚀了我们的意识,甚至是我们的自我感受”[6],工具理性不断成为人类处理各种关系的价值选择。为此,必须进一步从“工具理性”的维度出发,阐释“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价值矛盾。在科技主义的影响下,人是“万物的主张”且“无所不能”,万物只是达成“我”的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这构成了工具主义思潮的核心内容。在工具理性思潮的影响下,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主客分离,自然仅作为人类的认识客体和实践对象而存在。所以“价值具有明显的属人的特征”[7]79,为此,“绿水青山”仅是人类“占有”“消费”和“使用”的对象而存在,或被作为获取“金山银山”的资源性价值,而忽视其“生态价值”和“美学价值”[8]等非工具性价值。“绿水青山”唯有转换成“金山银山”才是有价值的,否则便变得“毫无意义”,这种“将利益前置,将问题后置”的理念加剧了人类对“绿水青山”的无节制、掠夺式征服。
另外,在工具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方面,功利主义价值观得以滋生,科学成为“拷问”自然的工具。这种高扬科技理性的功利主义价值观,隐含着人类对自然的无尽贪欲和征服意志,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人类在财富追求过程中“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价值矛盾。另一方面,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也在工具主义思潮中进一步强化,这种以“自我”为中心、不顾“他我”存在的价值观,必然进一步强化“绿水青山”在社会实践中的客体地位,进而导致人们为了获取“金山银山”的劳动价值,而极度消耗和浪费“绿水青山”的自然价值。
三、“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价值协调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作为对立统一的双生概念,其价值关系本质是“人类自身价值与生态环境的自然价值”[9]的关系,二者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推进人类社会的时代发展。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与“自然价值”的转化规律,“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虽然有本质上的区别,但也存在相互转化的可能。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协调“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价值矛盾的思想基础。广义层面的“天人合一”思想主张“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然状态,强调人与自然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天人合一”蕴涵的生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具有内在的同一性。马克思将“以劳动作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自然与自然本身关系的一环”[7]70,并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10],“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11]。这与中国古典哲学中荀子提出的“天有其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有异曲同工之处,都强调了自然资源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自身价值存在,主张人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应妥善“保管”自然资源以保证其延续。基于此,我们绝不能仅看到“绿水青山”作为劳动创造“金山银山”的价值存在,更不能为了“金山银山”而无限占有和掠夺“绿水青山”,而应充分尊重“绿水青山”的自然价值,以保护者和建设者的身份对待“绿水青山”。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通过“天”与“人”的理性“治”来实现“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更高层次的统一,实现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到“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认知性转变,最终达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选择。 第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是协调“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价值矛盾的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指导下的、超越资本主义阶级狭隘性的新型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源于对“经济增长崇拜和对自然生态漠视”的批判,是以“共同福祉”价值观为基础,寻求有机合作与价值共性的“有机马克思主义”。逻辑地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然以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为实践选择,这不仅要求社会主义建设是“生态的”“绿色的”,更为重要的是要求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超越阶级和民族的狭隘性,以系统性、整体性思维为指导,以全人类的“共同福祉”为取向。因此,“无论就当代社会生态环境难题的全球性(系统性)和复杂性,还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替代性制度框架的吸引力和合法性而言”[12],生态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必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制度框架下,“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价值协调,需要我们超越自然生态资本化和社会自然关系资本主义化的价值局限性,基于“五位一体”的综合考量,以“绿水青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环境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金山银山变绿水青山”的价值主张。而唯有“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價值主张完成统一,才是生态文明建设完成的标志。值得强调的是,社会制度对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社会制度的适配性是施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基本的政治保障。而社会主义的人民性制度优势,恰恰构成了协调“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价值矛盾的政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强烈的自上而下的大众动员特征,唯有“培育符合生态文明发展要求的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和生态生活方式,从社会发展的内在基础和源头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13],才能使“保护生态环境”成为每位公民的自主、自愿、自觉行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第三,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是协调“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价值矛盾的实践基础。“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核心。绿色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主要指“将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的发展,其本质是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追求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形式,将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进行统一的结合”[9]。可见,绿色发展不仅彰显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价值统一性,而且构成了协调“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价值矛盾,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价值转化的现实路径。绿色发展之路要求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和考量“人与自然环境”和“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转变价值理念、思维方式、生产与生活方式,以“人与自然平等相处”的主体间性思维,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当然这绝不是“只要绿水青山”的放任自然,而是要将“对自然环境的态度置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目标之内”[9],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双重实践原则下,通过人工生态系统将“绿水青山”的自然价值不断转换为满足人类发展需要的“金山银山”的劳动价值。值得强调的是,这种价值转化必须坚持以“人类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本原则,统筹代际发展需要和区域发展需要,最终实现“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动态平衡。
“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核心要素,二者之间的价值协调在本质上是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战略要求,是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14]的实践选择。习近平同志从“人类纪”“人类世”和“生态纪”[15]三个层次深刻论述了“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内在关系,不仅体现了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追求,而且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大国担当,还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以全新的价值理念”[16]。“‘绿水青山’富有无穷无尽的‘金山银山’” [17],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为指引,以实现和维护人类根本利益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相处为原则,以全体人民共同参与为主体,以绿色发展为路径,最终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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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亚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