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规划发布以来，社会管理创新成为政治与社会的新焦点。在社会问题多发的今日，社会不稳成为威胁经济增长与国家发展的大敌，然而现有的手段显然解决不了多元、复杂社会中的多种多样的社会问题，所以社会管理创新成为从政府到社会的共同呼求。
　　日本大地震中，没有政府出面指挥，日本民众可以自组织，自管理，如此井然有序。而国内民众却谣言四起，抢盐抢到缺货，政府、专家出来辟谣亦不得其用。
　　究其根源，是因为社会治理需要市场、政府与自组织的三种治理机制鼎足而立，方能稳定。我们少了一足，故而乱象频生。
　　社会学者林南将这三种力量分别称为政权、民权和社权。政权，指政府自上而下的一套官僚体系；民权，个人权利，主要是财产权，指人们在市场上自由交换的权力；社权，即社群权力，指的是自组织形成的社群所拥有的自治权力。形成社权的社群种类有很多，包括NGO、兴趣团体、网络虚拟团体、职业团体、行业团体、共同利益团体如消费者协会，以及城市的社区与乡村村落等等。
　　明茨伯格也强调，社会治理的优良需要靠三种权力：市场、政府和社群。三者相互平衡社会才能健康运行。日裔学者福山在1990年代初写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到现在已经达到了最高境界，所有的大问题都已经被美国用“民主政治加资本主义制度”的方式解决，剩下的事情都已经无关紧要了。这本书出来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受到了很多学者的批判。9-11、2008年金融危机等都说明了福山判断的错误。
　　明茨伯格以为，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而在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失衡。美国的发展恰恰是由于其具有强大的自我调适功能，能够主动吸收社会主义制度中的诸多优点，如社会福利制度等。而苏联则过于强调政府力量，消灭了市场和社区，只剩下了中央计划、政府管控的单一力量。
　　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取消了市场，一切依靠行政调控和配额，这一方面带来巨大的管理成本，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俄罗斯人历史上大多是东正教国家，教堂和宗教组织在协调社区事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取消宗教之后，一切都由国家指挥，压抑了民间自组织的自由。这样一个完全由政府控制的国家，最后一定会出现失衡和各种问题。随着官僚系统越来越庞大和僵化，腐败问题开始在各个层级涌现，并开始向整个系统滥权，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明茨伯格也强调今日美国有重蹈苏联覆辙的趋势。美国越来越强调资本主义和个人权力，其宗教和社区都在逐渐没落和解体。普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球》一文中指出，现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自我和孤僻，独自去打保龄球的人越来越多，这正反映了美国社区力量的衰弱和总体社会资本的下降。另一方面，美国的市场力量膨胀，甚至到了控制政府的地步。鲍尔森担任财政部部长，而其自身恰好是制造金融风暴的美国投行的人马。即便是在2008年严重的金融危机情况，美国总统奥巴马痛骂华尔街的巨头为肥猫，然而他所能做的也十分有限。由于政府官员背后都有赖财团经济力量的支持，因此政府行为受制于市场的力量。这种情况引发了金融风暴，带来了美国国力的下降。
　　唯有自组织（社群）、市场和层级（政府）三者平衡，社会才能安定与发展，过犹不及，都不可持续，这正是中国人中庸之道的精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