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中国人口发展史》一气读竟，与其说对那一串串经过坚苦卓绝披沙简金而析出的数字感兴趣，倒不如说，是对那数字后面的东西——这更需要擘肌析理的史识与史见方可将之揭出——感兴趣。其中“书面制度与实际制度的差异”一节，尤觉析论深刻。也许可以说，这部著述的科学精神，很大一部分，就体现在揭示这一差异的努力之中。
　　这种差异，其实也就是文字的历史与实际的历史之间的差异。后者已是逝水，难以捕捉；但若将前者作正、反两面读，是否还可以找到一点点真实的痕迹呢？
　　在谈到户口数与实际人口数差异的原因时，作者举了一个清代的例——在康熙五十一年实行新增人口“永不加赋”之前，隐漏户口是主要倾向。因地方官隐漏户口即可减少赋税。对贪官来说，一可中饱，二可笼络地方豪强；清官，则可减轻地方负担，避免上司新的摊派。百姓少报人口或丁口，甚至整户逃避登记，即可少交或不交赋税。当然这些均属违法，一旦朝廷或上司追查，就须治罪。但当这种现象相当普遍时，朝廷也便无可奈何。以致渐成惯例，适当比例的隐匿竟然合法化，至少是得到默认，而且还会被当作清官为民请命的事迹加以歌颂。如实申报者反成别有用心，于公于私皆吃大亏。
　　在促成这一切非法转向合法的过程中，另一个起重要作用的阶层是吏。对此，作者更有一番精到之论——中国历来都是皇权专制国家，皇帝的旨意、朝廷制定的法律和制度都是不可违背的，前代圣贤和本朝祖宗定下的规矩是绝对不容改变的。……但统治者的真正目的自然多与孔孟等圣贤相左，儒家学说也不是安邦定国的百科全书，不可能解决多少具体问题。在这一种情况下，吏这一阶层就有了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凭着他们的经验与手段，完全可以在不影响皇帝和法令的尊严的表面下，维护本地区或本部门的实际利益和习惯做法；在不改变制度条文的情况下，实行完全不同却切实可行的对策。吏的这种作为会得到官的支持和事实上的承认，但只能是默许，或者瞒上不瞒下。……
　　综合作者所论，不妨更进一解，即所谓瞒上不瞒下，其实是不瞒上也不瞒下，如作者前面所言“上”对“下”本来略知一二，不过面对这种经由吏、民、官的长期腐蚀已成惯例的既成事实，道德训诫已无回天之力，而执行督察的办事机构也已在吏的作用下，丧失督察能力，因此只好在“不影响皇帝和法令的尊严的表面下”，对现实眼开眼闭。此外，吏的这种作为，又不仅仅是得到官的默许，亦如作者所论，既是“维护本地区或本部门的实际利益和习惯做法”，那么自然也是得到本地区或本部门平民百姓的默许。如此形成的，则是上下相瞒——上下各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交互欺瞒。典章制度的条款，与违反典章制度的行为，在各自的轨道上通行，并且，二者并行不悖。
　　如果越出作者在这里所谈到的人口普查制度操作过程情况的范围，或者还可作进一步的推论：凡百制度，只要是为最高权力所制定、所认可，那么就只有一成不变地贯彻执行。虽时移势变，或在执行过程中或多或少显示出它的某种不合理，也必须贯彻执行，不能更改。而这在实际上又是不可能的。于是最好的办法就是：保存它的名义，抽换它的内容。这最后的结果就是使它成为一纸空文。所以，对待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最初一定是合理的，至少大抵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是采用改变它的不合理，使它趋于合理，或创造一种新的、适应发展了的社会实际需要的规章制度去取代它，而是运用上下欺瞒的办法，去一点儿一点儿地磨蚀它、销蚀它。结果是新的制度永远不可能建立，旧的制度又逐渐失去它的效力。当这一切走向极端的时候，就只有通过暴力来更换已经被腐蚀掉的王朝。而一旦新的王朝建立，这一种深入人心的传统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便又开始在新王朝制定出来的规章制度下慢慢地起作用。于是，进入下一轮循环。(历史上不多的几次改革也每因这种习惯势力而造成多少负面的因素，故难得成功)
　　当然，这只是一个推论，一个极片面的推论。除了《中国人口发展史》中提供的大量具体的历史事实之外，还应该有更多的史实去证明它。但这种历史事实也许是存在着的。
　　
　　(《中国人口发展史》，葛剑雄著，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6.6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