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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中国的雾霾天气数明显增加,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重污染企业也因此面临较大的社会压力。在这种背景下,重污染企业是否有向下做盈余管理的动机和现象?若有,在何种状态下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开展多大幅度的盈余管理?这类研究比较少见。文章采集了19个省2008—2012年间的空气污染指数(Air Pollution Index,以下简称API)数据、重污染企业的相关财务数据,利用Jones模型,采用多断点回归方法检验空气污染对地方重污染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分析了2008—2012年间重污染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结果发现:(1)2008—2009年间,企业在断点API=100处和API=200处有向下做盈余管理的现象,但在断点API=300处有向上做盈余管理的现象;(2)从2010—2012年间、2008—2012年间的整体数据来看,企业在断点API=100、200、300处都有向下做盈余管理的现象。文章对实证结果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空气污染指数; 重污染企业; 盈余管理; 多断点回归
【中图分类号】 F275;X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07-0030-07
一、引言
中國改革开放近40年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空气污染现象也日益突出。尤其是近年来雾霾等恶劣天气频发,使得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雾霾的源头——重污染企业,并试图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理。如Robert Rohde et al.[ 1 ]在谈到北京市的PM2.5时指出,“北京的PM2.5中,仅有一小部分来自于北京当地,大部分污染源自遥远的工业区”,认为重工业企业是环境污染的直接源头。2011年的“PM2.5爆表”事件发生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重污染企业的管控政策,如环保部颁发《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2013)、《火电厂大气污染排放标准》(2014)、《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等一系列法规制度,表明了政府部门治理空气污染的决心[ 2 ]。社会公众也通过各种途径表达了对环境污染的担忧[ 3 ]。民众纷纷通过微博、论坛和微信群转发对PM2.5污染的不满[ 4 ]。这些充分说明空气污染已经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在社会各界的强大压力下,被视为“众矢之的”的重污染企业理应自觉收敛其行为,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低调展示社会“弱势者”的身份,以博取同情、规避环境规制。那么,在我国,重污染企业是否采取了向下的盈余管理?如果是,会在哪个污染水平采取这种行为,采取多大幅度的盈余管理?这都是具有中国国情的企业管理话题。但从研究范围来看,这类研究非常少见,且大多缺乏足够的实证支持。仅有的一些文献如刘运国和刘梦宁[ 5 ]、曾月明和刘佳佳[ 6 ]通过对比重污染企业与非重污染企业在“PM2.5爆表”事件前后所采取的盈余管理行为,发现“PM2.5爆表”事件之前重污染企业与非重污染企业在盈余管理上没有显著差异,但“PM2.5爆表”事件之后,重污染企业进行了显著向下的盈余管理。那么,除了“PM2.5爆表”事件这一点(断点)之外,是否还有引发重污染企业向下进行盈余管理的其他断点呢?基于此,本研究将地方重污染企业作为样本,利用断点回归法,采用两种Jones模型检验空气污染程度与重污染企业盈余管理是否存在内在的联系,试图找到相应的实证证据。
二、文献简要回顾
(一)企业为何要做盈余管理
首先,什么是“盈余管理”?学者Willam.R.Scott[ 7 ]、Kathehne Schipper[ 8 ]、魏明海[ 9 ]、宁亚平[ 10 ]、陈华[ 11 ]都对盈余管理及其基本特征做了一些解释。其次,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是什么?Snyder
【关键词】 空气污染指数; 重污染企业; 盈余管理; 多断点回归
【中图分类号】 F275;X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07-0030-07
一、引言
中國改革开放近40年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空气污染现象也日益突出。尤其是近年来雾霾等恶劣天气频发,使得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雾霾的源头——重污染企业,并试图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理。如Robert Rohde et al.[ 1 ]在谈到北京市的PM2.5时指出,“北京的PM2.5中,仅有一小部分来自于北京当地,大部分污染源自遥远的工业区”,认为重工业企业是环境污染的直接源头。2011年的“PM2.5爆表”事件发生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重污染企业的管控政策,如环保部颁发《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2013)、《火电厂大气污染排放标准》(2014)、《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等一系列法规制度,表明了政府部门治理空气污染的决心[ 2 ]。社会公众也通过各种途径表达了对环境污染的担忧[ 3 ]。民众纷纷通过微博、论坛和微信群转发对PM2.5污染的不满[ 4 ]。这些充分说明空气污染已经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在社会各界的强大压力下,被视为“众矢之的”的重污染企业理应自觉收敛其行为,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低调展示社会“弱势者”的身份,以博取同情、规避环境规制。那么,在我国,重污染企业是否采取了向下的盈余管理?如果是,会在哪个污染水平采取这种行为,采取多大幅度的盈余管理?这都是具有中国国情的企业管理话题。但从研究范围来看,这类研究非常少见,且大多缺乏足够的实证支持。仅有的一些文献如刘运国和刘梦宁[ 5 ]、曾月明和刘佳佳[ 6 ]通过对比重污染企业与非重污染企业在“PM2.5爆表”事件前后所采取的盈余管理行为,发现“PM2.5爆表”事件之前重污染企业与非重污染企业在盈余管理上没有显著差异,但“PM2.5爆表”事件之后,重污染企业进行了显著向下的盈余管理。那么,除了“PM2.5爆表”事件这一点(断点)之外,是否还有引发重污染企业向下进行盈余管理的其他断点呢?基于此,本研究将地方重污染企业作为样本,利用断点回归法,采用两种Jones模型检验空气污染程度与重污染企业盈余管理是否存在内在的联系,试图找到相应的实证证据。
二、文献简要回顾
(一)企业为何要做盈余管理
首先,什么是“盈余管理”?学者Willam.R.Scott[ 7 ]、Kathehne Schipper[ 8 ]、魏明海[ 9 ]、宁亚平[ 10 ]、陈华[ 11 ]都对盈余管理及其基本特征做了一些解释。其次,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是什么?Sny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