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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邓笛编译的文章被大众传播媒介争相转载的现象，结合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对外国文学编译的存在原因及时代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邓笛 外国文学编译 当代审美文化
我们在阅读国内的畅销期刊时，常会看到一些编译文章，编译者的名字中“邓笛”是最常见的名字之一。邓笛编译的文章主要是小故事，并通过这些小故事反映大人生和大智慧。他发表的编译文章如此之多，以致我们几乎可以将他与外国文学编译联系在一起，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谈论外国文学编译，就会自然地谈到编译者邓笛。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如报刊、网络及非纯文学杂志等出于版面需求推波助澜般地争相转载邓笛编译的文章，从而使邓笛编译成为20世纪末以来中国译坛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笔者有幸与邓笛教授同事，能够对他有所了解，知道他如园丁一样在外国文学的园地里精心耕作，苦心经营，坚持着自己那些或许有点不合时宜而总显出几分寂寞的文学理想和翻译理念。因此，研究邓笛编译现象，笔者有近水楼台的优势。而且，笔者认为，对邓笛编译现象做评述工作，将有助于理解外国文学编译的特征，也有助于评估外国文学编译者们的文学地位和作用。
笔者发现，邓笛的外国文学编译之所以会受大众欢迎，是因为这些编译文章契合了接受主体在特定的文化交汇点上独特要求。一方面，它们满足了新时期接受主体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接受主体的精神需求又反转过来促成了编译主体的外国文学编译活动的继续和深化。
那么，在改革开放的风云际会之时，为什么这些带有明显的主观随意性的编译文章反而契合了读者的审美需求，并形成了一股颇有势头的文学现象，以至于我们对此用“外国文学编译”这样的专门术语来概括它呢？为什么那些更为准确把握原文的翻译作品并没有为读者所认同，甚至很难在报刊上发表呢？邓笛的编译文中有哪些独特的精神特质满足了这样一种审美需求呢？
一、西方文学的东方化
邓笛的外国文学编译的特点是，在保持西方文学的基本韵味的同时，也契合当代历史条件下的接受主体的审美心理需求。在翻译过程中，拘泥于西方文本，用直译的方式直接登陆中国文化语境，肯定无法找到其契合点；如果拘泥于中国接受主体的审美需求，完全改变西方文学的本来面貌，则肯定无法实现接受主体新的审美心理的培育，只有既遵循了西方文学的文本世界，又把其纳入到中国文化语境，才能找寻到其契合点，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外国文学编译符合了这一现实的客观需求。最大限度地保持编译者既有的中国文化立场，用中国文化立场来理解和整合西方文学，就实现了西方文学的东方化过程。依据原文文本使编译者只能在原文的基点上展开自己的东方化过程，他无法更改其文学叙事所规范的既定事实，这就保证了外国文学编译保留了西方文学的基本特质，使外国文学编译确保自我独立的文学品格，又不至于成为背离西方文学的信马由缰式的杜撰，这也是外国文学编译给接受主体以新的审美冲击力的重要前提条件，是接受主体对西方文学爱不释手的重要缘由[1]。外国文学编译尽管是用中国话语建构起来的独立文本世界，但这一独立文本世界是不同于中国原创文学的一个“新天地”；另外，外国文学编译显然并不是直接照搬西方文本，而是经过自我文化心理结构的整合，也就是说，外国文学编译已经在编译者的翻译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理解，纳入了自我所认同的中国文化。尽管从翻译的角度来看，这些编译文章可能误漏百出，但它们的中介作用是无法否认的，因为它们为那些不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接受主体打开了一片审美的“新天地”。编译者之所以没有直接进行翻译，而是以编译的方式对原文进行再加工，就是因为经过编译之后的译文更易被接受主体所接纳。外国文学编译后的文本带着乡土气息，符合本土的欣赏习惯，去除了洋化的别扭因素，根据中国人的审美需求毫不犹豫地在形式与内容不能兼得的情况下进行取舍。它们是嫁接杂交后的新物种，掺杂了新鲜血液，有着基因变异后的强大生命力，不时会散发出东方艺术的魅力。这些译文所具有的结合了当代文化的“非西非中”和“亦西亦中”的文化品格，使它们在当代这个特定历史坐标上获得了独立的中介价值。
外国文学编译打开的这个“新天地”既是一个不同于中国原创文学的“新天地”，又是一个没有与中国文化绝缘的“新天地”。在这个“新天地”里，邓笛及其他编译者们还整合进了许多属于自我民族文化传统的东西，这整合后的文本世界，在西化程度较深的接受主体那里，则会感到它和西方文学的本体世界相去甚远，甚至能够觉察出这些编译文章中存在的无意误译和有意增删等问题。这自然而然就会遭到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接受主体的否定。但是，有趣的是，邓笛本人就是英语专业人士，有着丰厚的英文功底，按理说，这种背景会使其既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发生裂变，其翻译也就应该会出现程度不同的西化倾向，但是邓笛的编译文在接受主体那里并没有产生既有文化心理结构的落差，显然，邓笛明白：当接受主体完全离开自己已有的理解所达到的限度时，其接受就无法进行下去。因此，邓笛在翻译方式上面临着抉择：一方面，坚持编译会使认同西方文化的接受主体对编译者这种非驴非马式的翻译无法容忍，认为他甚至不是在进行翻译，而是自我言说。另一方面，坚持传统观念的翻译会使得那些对西方文化一无所知、类似“白板”的接受主体对其循规蹈矩的翻译感到无法接受，使其无法在接受主体既有文化心理结构中寻找到位置，从而出现隔膜。显然，邓笛把他的译文读者定位于不了解西方文化的接受主体，而不是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接受主体。
二、民间文学的时尚化
阅读邓笛编译的文章，我们会发现，他在编译中使用了大量的时尚语言，比如“买单（埋单）”、“拍拖”、“写真”，又如带有新的意思的“恐龙、青蛙、大虾、菜鸟、粉丝、发烧友”等，使其翻译和时代的审美趣味保持最大限度的协调，这是其翻译为社会所接纳的又一重要前提。事实上，也正是这些与原文看似存在差距的表达，才使外国文学编译获得了当下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比如，邓笛编译的文章“野猫的裁决”①，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只鹧鸪，在一处山林的草丛里安了一个窝。有一天，它离开窝，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觅食。它不在的时候，一只兔子发现了这个窝，就住了进去。可是，过了几天，鹧鸪回来了，与兔子就谁该拥有这个窝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在它们争执不下的时候，一只体型硕大的野猫走了过来。野猫伪装公正，骗取鹧鸪和兔子的信任，最后吃掉了它们。 笔者找来原文与邓笛的译文对照研究了一下，发现原文是19世纪美国一位作者写的一则民间故事，文字浅显，如果用符合纯正理论的规范去翻译，则并不太难，但结果恐怕只能是一个难以引人注意的普通的民间故事。然而，邓笛的这篇译文被《读者》在内的众多报刊转载，这是因为邓笛在翻译时使用了时尚词语，比如把nest译成“无主之窝”，把habitation译成“实际居住”，让人不禁想到了媒体在报道中日钓鱼岛之争及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表现时所用到的一些词语。这样的处理赋予了这则老故事新的生命力。
邓笛的编译有意识地贴近时代，接近时尚，这种意识有助于催生新的形式，形成新的理念，推动思维的进化。邓笛还让自己的编译语言与网络接轨，努力进入网民的语境，这种做法毫无疑问地会拓宽思路，贴近现实，增强创造性。另外，邓笛丢掉自己英语专业人士的身份，使自己贴近他的读者群，而不是贴近原作者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他的编译文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外在形式上都能够契合他的读者群的文化心理结构的需要。实际上，由于社会文化、语言、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原因，翻译原本就绝非只是一种对应的符码转换，而是要在保持深层结构的语义基本对等及功能相似的前提下，重组原语信息的表层形式[2]。其中在重组的过程中，甚至一些基本信念被替换、被颠覆，文学发生了“范式的变化”。西方语言区别于汉语的言文不一，它是言文一致的拉丁语系，这就使文学语言和现实生活中人们所使用的语言是和谐一致的。但是，在汉语言中，汉语由于是一种象形文字，其文字本身具有表达意义的作用，这就使书面语言得以离开口语而存活。而编译则使西方文学的话语被整合为地道的当代汉语书面语，并以此实现了对中国传统阅读心理习惯的迎合，从而完成了登陆中国读者文化心理的艰难过程。这就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西方文学，并且觉得西方文学和我们的文学与文法有着同一的价值取向，继而使人们消除了对于西方文学的排斥性文化心理，具有了一种可以“平等”对话的基础。当然这里的“平等”是不可能真正的平等对话，但对话本身却表明了对话主体容许对话对象的存在。
三、主流文学的感悟化
邓笛在编译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文化本位，使他最大限度地契合接受主体的文化心理的实际状况，成为他们走出自我的一个重要中介。
邓笛编译与传统外国文学翻译最大的差别是，文学翻译要求译者要进入西方文化的现实语境中忘掉自我，而邓笛的编译却要求自己能够从其独特的文化立场出发，由个体文化情怀引发社会文化情怀，进而促成外国文学编译的独特魅力。
当今的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不合理现象，如贫富悬殊、贪污腐败、部分职工下岗、社会治安等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素来有忧国忧民，视国家兴亡天下苍生为己任的高贵品德，而邓笛这样的外国文学编译者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编译而不是传统的翻译就成了他们应对当下社会问题的一种策略性抉择，同时也契合了探寻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当下国人的潜在心理需要。
笔者在将邓笛发表的文学编译文章与原文对照阅读时发现，许多译文都较之原文平添出一些感悟，比如：“就好比，人中奇才，因为不循常规，所以被视为异类；因为与众不同，所以被说三道四；因为有了非议，所以被排斥在外”②、“一个人只要有决心并且持之以恒去做某件事情，即使这件事情看上去难以完成，也一定能有所收获”③、“……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心无定力，人如浮萍，随波逐流，终将无成”④。这些锦上添花的语言让“文学编译”后的文本有了心灵鸡汤的味道，帮助接受主体直面人生，解惑与思考。诗的比兴、借物抒情、主旨的突出与延伸、咏叹的多视角、一滴水折射世界是邓笛编译时常用的手法。
由此可以看出，邓笛在解读西方文学时，从为国人排忧解难的实际出发，希冀对中国的现实有所推进。但是，这些无疑是违背原文的增译，可是恰恰就是这些增译，既迎合了主流文化的规范需求，又契合了接受主体的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并成为他的编译文得以受到大众欢迎的又一重要缘由。
传统的文学翻译当然仍然是当今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主流，邓笛式的非主流的文学编译恰恰为它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互为参照。特别是文学编译对于文学翻译主体意义的强调和文学翻译独立品格的坚持，始终会作为一种潜能伴随文学翻译发展的进程，或隐或显地发挥着影响。
四、贵族文学的平民化
邓笛的外国文学编译作品在国内广受欢迎的现象昭示着当下中国社会和全球文化审美的复杂性。当代社会是多元文化的时代，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世界历史正进入一个没有英雄，起码是没有君主的“散文”而非“史诗”的年代[3]。这种现象只有放在当代审美文化的语境中考察，我们才能廓清假象，真正认识其原因。
所谓当代审美文化，按照姚文放的解释是指“在现代商品社会应运而生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以现代都市大众为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4]。这种文化系统的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技术主义、实证主义、折中主义等，这些思潮的一个共同倾向就是从本体论走向功能论，表现在文化上就是从本位主义走向消费主义，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崇实、尚用、拜物的心态。
首先，商品经济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把文化变成了商品，而商品化了的当代审美文化也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文化的多元性、娱乐性、感官性。恰恰是在这点上，当代审美文化完全颠覆了传统审美文化的超越性品格。人类审美发展到今天可分为前审美时代、审美时代和后审美时代。在前审美时代，人类审美处于未分化状态，审美与日常劳动、宗教、祭祀、巫术及人类的生存活动融为一体，这一时期的审美更多地带有一定的功利性质。到了审美时代，直接以康德“审美无利害”理论作为唯一标准，把审美活动从其他日常活动中分离出去，美学研究单纯以经典的、高雅的艺术作品作参照系，并以超功利的眼光看待艺术。这一时期的审美特点还表现为分化和分层；艺术从劳动中分化出来；文化分为各类层次、各种等级，譬如西方文艺复兴第一次把人分为“有教养”和“无教养”、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品评，等等。而到了后审美时代，对于审美时代的分层文化、等级文化和审美现象进行了拒绝和批判。更多提倡的是大众文化、泛文化，自康德以来以“审美超功利”和“审美距离说”作为支点构筑起来的经典美学在当代审美文化面前也因此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当代审美文化的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就是贴近现实的世俗生活，呈现出多元化、娱乐化和感官化的趋向，表现出崇实、尚用、拜物的特征。邓笛的编译文之所以广受欢迎，原因就在于原作在编译者的改造下更多地具备了这些特点。 其次，当代哲学思潮体现出重实在的现实价值而轻终极价值的理论品格。它带来的深刻变革就是普遍的游戏心态的生成，当代审美文化完全蜕变为享乐、休闲、游戏的手段和工具，并不承担任何精神升华的义务。与急功近利和游戏心态相对应，一部分坚持追求终极意义的人们在当代生活中产生了丧失精神家园的漂泊感，而这种漂泊的无家和无根的感受则在当代审美文化中演化为人们对感官、娱乐的生活方式的追求。诚如利奥塔德形容的那样，折中主义成为当代审美文化的特征；人们听强节拍的通俗音乐，看西部影片，午餐吃麦克唐纳的食物，晚餐吃当地菜肴，在东京洒上巴黎香水，在香港穿“过时”服装——这种眼花缭乱的流行时尚结束了任何统一的标准。个体的即时盛兴成为唯一可信的内容。这个时候，邓笛式的编译因其松弛、灵活、自由、零散、轻松，而符合了当代审美文化所喜爱的品质。邓笛的编译既可以体现当代审美文化放任洒脱的游戏精神，又可以体现当代审美文化胸无大志的零敲碎打。无论人们是在肯定的意义上还是在否定的意义上都不能不承认这一点[5]。
第三，当代社会心理是养育当代审美文化的母体、土壤。而审美心理在某种意义上说，已脱胎于社会心理。商品经济时代事实上已经根本地改变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如今我们已经处在文化转型的特定时期。由于新的时代“轴心”正在形成之中，旧的价值体系则已被消解，于是现在的人类正处于一种中间的空无状态。这种中间状态孕育出了这个时代的特殊社会心理：普遍的虚无感、失落感，浮躁的心态，以及由虚无感衍生的焦虑症、自恋癖等。“虚无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只不过这种社会心理有时候显得极为隐蔽不易察觉罢了。总的来说，虚无的最为本质的表现就在于恒定的价值立场的缺席，它所带来的最为明显的后果就是对于时尚的追逐和盲从、从众心态以及对娱乐性和感官性生活的无原则认同”[6]。从邓笛编译文的本体特征来看，它们的简短性非常契合当下急功近利的“兑现”心态。在这个焦虑喧嚣的时代，自恋和急于表白的心态使译者渴望把个人的情感欲望搬到笔下，无疑编译比起翻译更能表达他们的处世方式和生活情调，求得自我存在的肯定。潘知常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犬儒精神”在作怪。“所谓犬儒主义，是指以高姿态来掩饰自己的虚无的自恋狂。在价值虚无的社会，以抗拒虚无的方式来掩饰自己的一无所有，发展到自己也认为自己真是在抗拒虚无，以至达到一种自恋狂的境地”[7]。
如果说传统翻译的反商品性、反技术性使得翻译文学贵族化、经典化，那么商品性、技术性的介入固然一方面使包括文学编译在内的当代审美庸俗化，另一方面使审美通俗化、平民化。邓笛式的编译作为当代审美文化的一个重要注释，即商品形式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形式和方法进入文化领域，使得兼有文化和经济两种特性的文化形态更容易进入普通大众，以更大程度地发挥其文化作用。[8]
五、结语
笔者认为，对待邓笛式的外国文学编译现象，我们要心态放松，更多地持包容甚至是宽容的态度。其实，这种高台教化的叛逆，不只限于翻译界。超女现象、于丹和易中天的成就等，都是走出象牙塔，亲近民众，改俯视为平视的结果。我们完全可以把“文学编译”当成是一种个性，就像李宇春的亲民、非主流文学的挑战、湖南卫视之于中央台、“百家讲坛”的通俗等，这些都已经为大众所接受。
注释：
①读者.2013（1）：13.
②邓笛编译.食肉的植物.讽刺与幽默，2013.1.11，14版.
③邓笛编译.别小看自己.做人与处世，2012（20）：18.
④邓笛编译.浮萍人生.环球时报，2012.
6.18，13版.
参考文献：
[1]邓笛.翻译界外的翻译[J].上海翻译，2008（4）：78-80.
[2]谢天振.译介学：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新视野[J].渤海大学学报，2008（2）：34.
[3]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9.
[4]姚文放.当代审美文化批判[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3-4.
[5]邓笛.编译文学：也应该得到承认的文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6）：91-94.
[6]姚文放.当代审美文化的社会心理背景[J].社会科学辑刊，1997（4）：124.
[7]潘知常.反美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147.
[8]邓笛.中国20世纪广义编译现象的思维方式解释[J].外国语文，2013（1）：100-103.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2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翻译制约因素研究”（批准号：12WWD015）的部分成果。
关键词： 邓笛 外国文学编译 当代审美文化
我们在阅读国内的畅销期刊时，常会看到一些编译文章，编译者的名字中“邓笛”是最常见的名字之一。邓笛编译的文章主要是小故事，并通过这些小故事反映大人生和大智慧。他发表的编译文章如此之多，以致我们几乎可以将他与外国文学编译联系在一起，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谈论外国文学编译，就会自然地谈到编译者邓笛。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如报刊、网络及非纯文学杂志等出于版面需求推波助澜般地争相转载邓笛编译的文章，从而使邓笛编译成为20世纪末以来中国译坛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笔者有幸与邓笛教授同事，能够对他有所了解，知道他如园丁一样在外国文学的园地里精心耕作，苦心经营，坚持着自己那些或许有点不合时宜而总显出几分寂寞的文学理想和翻译理念。因此，研究邓笛编译现象，笔者有近水楼台的优势。而且，笔者认为，对邓笛编译现象做评述工作，将有助于理解外国文学编译的特征，也有助于评估外国文学编译者们的文学地位和作用。
笔者发现，邓笛的外国文学编译之所以会受大众欢迎，是因为这些编译文章契合了接受主体在特定的文化交汇点上独特要求。一方面，它们满足了新时期接受主体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接受主体的精神需求又反转过来促成了编译主体的外国文学编译活动的继续和深化。
那么，在改革开放的风云际会之时，为什么这些带有明显的主观随意性的编译文章反而契合了读者的审美需求，并形成了一股颇有势头的文学现象，以至于我们对此用“外国文学编译”这样的专门术语来概括它呢？为什么那些更为准确把握原文的翻译作品并没有为读者所认同，甚至很难在报刊上发表呢？邓笛的编译文中有哪些独特的精神特质满足了这样一种审美需求呢？
一、西方文学的东方化
邓笛的外国文学编译的特点是，在保持西方文学的基本韵味的同时，也契合当代历史条件下的接受主体的审美心理需求。在翻译过程中，拘泥于西方文本，用直译的方式直接登陆中国文化语境，肯定无法找到其契合点；如果拘泥于中国接受主体的审美需求，完全改变西方文学的本来面貌，则肯定无法实现接受主体新的审美心理的培育，只有既遵循了西方文学的文本世界，又把其纳入到中国文化语境，才能找寻到其契合点，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外国文学编译符合了这一现实的客观需求。最大限度地保持编译者既有的中国文化立场，用中国文化立场来理解和整合西方文学，就实现了西方文学的东方化过程。依据原文文本使编译者只能在原文的基点上展开自己的东方化过程，他无法更改其文学叙事所规范的既定事实，这就保证了外国文学编译保留了西方文学的基本特质，使外国文学编译确保自我独立的文学品格，又不至于成为背离西方文学的信马由缰式的杜撰，这也是外国文学编译给接受主体以新的审美冲击力的重要前提条件，是接受主体对西方文学爱不释手的重要缘由[1]。外国文学编译尽管是用中国话语建构起来的独立文本世界，但这一独立文本世界是不同于中国原创文学的一个“新天地”；另外，外国文学编译显然并不是直接照搬西方文本，而是经过自我文化心理结构的整合，也就是说，外国文学编译已经在编译者的翻译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理解，纳入了自我所认同的中国文化。尽管从翻译的角度来看，这些编译文章可能误漏百出，但它们的中介作用是无法否认的，因为它们为那些不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接受主体打开了一片审美的“新天地”。编译者之所以没有直接进行翻译，而是以编译的方式对原文进行再加工，就是因为经过编译之后的译文更易被接受主体所接纳。外国文学编译后的文本带着乡土气息，符合本土的欣赏习惯，去除了洋化的别扭因素，根据中国人的审美需求毫不犹豫地在形式与内容不能兼得的情况下进行取舍。它们是嫁接杂交后的新物种，掺杂了新鲜血液，有着基因变异后的强大生命力，不时会散发出东方艺术的魅力。这些译文所具有的结合了当代文化的“非西非中”和“亦西亦中”的文化品格，使它们在当代这个特定历史坐标上获得了独立的中介价值。
外国文学编译打开的这个“新天地”既是一个不同于中国原创文学的“新天地”，又是一个没有与中国文化绝缘的“新天地”。在这个“新天地”里，邓笛及其他编译者们还整合进了许多属于自我民族文化传统的东西，这整合后的文本世界，在西化程度较深的接受主体那里，则会感到它和西方文学的本体世界相去甚远，甚至能够觉察出这些编译文章中存在的无意误译和有意增删等问题。这自然而然就会遭到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接受主体的否定。但是，有趣的是，邓笛本人就是英语专业人士，有着丰厚的英文功底，按理说，这种背景会使其既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发生裂变，其翻译也就应该会出现程度不同的西化倾向，但是邓笛的编译文在接受主体那里并没有产生既有文化心理结构的落差，显然，邓笛明白：当接受主体完全离开自己已有的理解所达到的限度时，其接受就无法进行下去。因此，邓笛在翻译方式上面临着抉择：一方面，坚持编译会使认同西方文化的接受主体对编译者这种非驴非马式的翻译无法容忍，认为他甚至不是在进行翻译，而是自我言说。另一方面，坚持传统观念的翻译会使得那些对西方文化一无所知、类似“白板”的接受主体对其循规蹈矩的翻译感到无法接受，使其无法在接受主体既有文化心理结构中寻找到位置，从而出现隔膜。显然，邓笛把他的译文读者定位于不了解西方文化的接受主体，而不是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接受主体。
二、民间文学的时尚化
阅读邓笛编译的文章，我们会发现，他在编译中使用了大量的时尚语言，比如“买单（埋单）”、“拍拖”、“写真”，又如带有新的意思的“恐龙、青蛙、大虾、菜鸟、粉丝、发烧友”等，使其翻译和时代的审美趣味保持最大限度的协调，这是其翻译为社会所接纳的又一重要前提。事实上，也正是这些与原文看似存在差距的表达，才使外国文学编译获得了当下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比如，邓笛编译的文章“野猫的裁决”①，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只鹧鸪，在一处山林的草丛里安了一个窝。有一天，它离开窝，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觅食。它不在的时候，一只兔子发现了这个窝，就住了进去。可是，过了几天，鹧鸪回来了，与兔子就谁该拥有这个窝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在它们争执不下的时候，一只体型硕大的野猫走了过来。野猫伪装公正，骗取鹧鸪和兔子的信任，最后吃掉了它们。 笔者找来原文与邓笛的译文对照研究了一下，发现原文是19世纪美国一位作者写的一则民间故事，文字浅显，如果用符合纯正理论的规范去翻译，则并不太难，但结果恐怕只能是一个难以引人注意的普通的民间故事。然而，邓笛的这篇译文被《读者》在内的众多报刊转载，这是因为邓笛在翻译时使用了时尚词语，比如把nest译成“无主之窝”，把habitation译成“实际居住”，让人不禁想到了媒体在报道中日钓鱼岛之争及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表现时所用到的一些词语。这样的处理赋予了这则老故事新的生命力。
邓笛的编译有意识地贴近时代，接近时尚，这种意识有助于催生新的形式，形成新的理念，推动思维的进化。邓笛还让自己的编译语言与网络接轨，努力进入网民的语境，这种做法毫无疑问地会拓宽思路，贴近现实，增强创造性。另外，邓笛丢掉自己英语专业人士的身份，使自己贴近他的读者群，而不是贴近原作者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他的编译文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外在形式上都能够契合他的读者群的文化心理结构的需要。实际上，由于社会文化、语言、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原因，翻译原本就绝非只是一种对应的符码转换，而是要在保持深层结构的语义基本对等及功能相似的前提下，重组原语信息的表层形式[2]。其中在重组的过程中，甚至一些基本信念被替换、被颠覆，文学发生了“范式的变化”。西方语言区别于汉语的言文不一，它是言文一致的拉丁语系，这就使文学语言和现实生活中人们所使用的语言是和谐一致的。但是，在汉语言中，汉语由于是一种象形文字，其文字本身具有表达意义的作用，这就使书面语言得以离开口语而存活。而编译则使西方文学的话语被整合为地道的当代汉语书面语，并以此实现了对中国传统阅读心理习惯的迎合，从而完成了登陆中国读者文化心理的艰难过程。这就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西方文学，并且觉得西方文学和我们的文学与文法有着同一的价值取向，继而使人们消除了对于西方文学的排斥性文化心理，具有了一种可以“平等”对话的基础。当然这里的“平等”是不可能真正的平等对话，但对话本身却表明了对话主体容许对话对象的存在。
三、主流文学的感悟化
邓笛在编译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文化本位，使他最大限度地契合接受主体的文化心理的实际状况，成为他们走出自我的一个重要中介。
邓笛编译与传统外国文学翻译最大的差别是，文学翻译要求译者要进入西方文化的现实语境中忘掉自我，而邓笛的编译却要求自己能够从其独特的文化立场出发，由个体文化情怀引发社会文化情怀，进而促成外国文学编译的独特魅力。
当今的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不合理现象，如贫富悬殊、贪污腐败、部分职工下岗、社会治安等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素来有忧国忧民，视国家兴亡天下苍生为己任的高贵品德，而邓笛这样的外国文学编译者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编译而不是传统的翻译就成了他们应对当下社会问题的一种策略性抉择，同时也契合了探寻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当下国人的潜在心理需要。
笔者在将邓笛发表的文学编译文章与原文对照阅读时发现，许多译文都较之原文平添出一些感悟，比如：“就好比，人中奇才，因为不循常规，所以被视为异类；因为与众不同，所以被说三道四；因为有了非议，所以被排斥在外”②、“一个人只要有决心并且持之以恒去做某件事情，即使这件事情看上去难以完成，也一定能有所收获”③、“……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心无定力，人如浮萍，随波逐流，终将无成”④。这些锦上添花的语言让“文学编译”后的文本有了心灵鸡汤的味道，帮助接受主体直面人生，解惑与思考。诗的比兴、借物抒情、主旨的突出与延伸、咏叹的多视角、一滴水折射世界是邓笛编译时常用的手法。
由此可以看出，邓笛在解读西方文学时，从为国人排忧解难的实际出发，希冀对中国的现实有所推进。但是，这些无疑是违背原文的增译，可是恰恰就是这些增译，既迎合了主流文化的规范需求，又契合了接受主体的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并成为他的编译文得以受到大众欢迎的又一重要缘由。
传统的文学翻译当然仍然是当今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主流，邓笛式的非主流的文学编译恰恰为它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互为参照。特别是文学编译对于文学翻译主体意义的强调和文学翻译独立品格的坚持，始终会作为一种潜能伴随文学翻译发展的进程，或隐或显地发挥着影响。
四、贵族文学的平民化
邓笛的外国文学编译作品在国内广受欢迎的现象昭示着当下中国社会和全球文化审美的复杂性。当代社会是多元文化的时代，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世界历史正进入一个没有英雄，起码是没有君主的“散文”而非“史诗”的年代[3]。这种现象只有放在当代审美文化的语境中考察，我们才能廓清假象，真正认识其原因。
所谓当代审美文化，按照姚文放的解释是指“在现代商品社会应运而生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以现代都市大众为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4]。这种文化系统的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技术主义、实证主义、折中主义等，这些思潮的一个共同倾向就是从本体论走向功能论，表现在文化上就是从本位主义走向消费主义，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崇实、尚用、拜物的心态。
首先，商品经济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把文化变成了商品，而商品化了的当代审美文化也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文化的多元性、娱乐性、感官性。恰恰是在这点上，当代审美文化完全颠覆了传统审美文化的超越性品格。人类审美发展到今天可分为前审美时代、审美时代和后审美时代。在前审美时代，人类审美处于未分化状态，审美与日常劳动、宗教、祭祀、巫术及人类的生存活动融为一体，这一时期的审美更多地带有一定的功利性质。到了审美时代，直接以康德“审美无利害”理论作为唯一标准，把审美活动从其他日常活动中分离出去，美学研究单纯以经典的、高雅的艺术作品作参照系，并以超功利的眼光看待艺术。这一时期的审美特点还表现为分化和分层；艺术从劳动中分化出来；文化分为各类层次、各种等级，譬如西方文艺复兴第一次把人分为“有教养”和“无教养”、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品评，等等。而到了后审美时代，对于审美时代的分层文化、等级文化和审美现象进行了拒绝和批判。更多提倡的是大众文化、泛文化，自康德以来以“审美超功利”和“审美距离说”作为支点构筑起来的经典美学在当代审美文化面前也因此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当代审美文化的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就是贴近现实的世俗生活，呈现出多元化、娱乐化和感官化的趋向，表现出崇实、尚用、拜物的特征。邓笛的编译文之所以广受欢迎，原因就在于原作在编译者的改造下更多地具备了这些特点。 其次，当代哲学思潮体现出重实在的现实价值而轻终极价值的理论品格。它带来的深刻变革就是普遍的游戏心态的生成，当代审美文化完全蜕变为享乐、休闲、游戏的手段和工具，并不承担任何精神升华的义务。与急功近利和游戏心态相对应，一部分坚持追求终极意义的人们在当代生活中产生了丧失精神家园的漂泊感，而这种漂泊的无家和无根的感受则在当代审美文化中演化为人们对感官、娱乐的生活方式的追求。诚如利奥塔德形容的那样，折中主义成为当代审美文化的特征；人们听强节拍的通俗音乐，看西部影片，午餐吃麦克唐纳的食物，晚餐吃当地菜肴，在东京洒上巴黎香水，在香港穿“过时”服装——这种眼花缭乱的流行时尚结束了任何统一的标准。个体的即时盛兴成为唯一可信的内容。这个时候，邓笛式的编译因其松弛、灵活、自由、零散、轻松，而符合了当代审美文化所喜爱的品质。邓笛的编译既可以体现当代审美文化放任洒脱的游戏精神，又可以体现当代审美文化胸无大志的零敲碎打。无论人们是在肯定的意义上还是在否定的意义上都不能不承认这一点[5]。
第三，当代社会心理是养育当代审美文化的母体、土壤。而审美心理在某种意义上说，已脱胎于社会心理。商品经济时代事实上已经根本地改变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如今我们已经处在文化转型的特定时期。由于新的时代“轴心”正在形成之中，旧的价值体系则已被消解，于是现在的人类正处于一种中间的空无状态。这种中间状态孕育出了这个时代的特殊社会心理：普遍的虚无感、失落感，浮躁的心态，以及由虚无感衍生的焦虑症、自恋癖等。“虚无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只不过这种社会心理有时候显得极为隐蔽不易察觉罢了。总的来说，虚无的最为本质的表现就在于恒定的价值立场的缺席，它所带来的最为明显的后果就是对于时尚的追逐和盲从、从众心态以及对娱乐性和感官性生活的无原则认同”[6]。从邓笛编译文的本体特征来看，它们的简短性非常契合当下急功近利的“兑现”心态。在这个焦虑喧嚣的时代，自恋和急于表白的心态使译者渴望把个人的情感欲望搬到笔下，无疑编译比起翻译更能表达他们的处世方式和生活情调，求得自我存在的肯定。潘知常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犬儒精神”在作怪。“所谓犬儒主义，是指以高姿态来掩饰自己的虚无的自恋狂。在价值虚无的社会，以抗拒虚无的方式来掩饰自己的一无所有，发展到自己也认为自己真是在抗拒虚无，以至达到一种自恋狂的境地”[7]。
如果说传统翻译的反商品性、反技术性使得翻译文学贵族化、经典化，那么商品性、技术性的介入固然一方面使包括文学编译在内的当代审美庸俗化，另一方面使审美通俗化、平民化。邓笛式的编译作为当代审美文化的一个重要注释，即商品形式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形式和方法进入文化领域，使得兼有文化和经济两种特性的文化形态更容易进入普通大众，以更大程度地发挥其文化作用。[8]
五、结语
笔者认为，对待邓笛式的外国文学编译现象，我们要心态放松，更多地持包容甚至是宽容的态度。其实，这种高台教化的叛逆，不只限于翻译界。超女现象、于丹和易中天的成就等，都是走出象牙塔，亲近民众，改俯视为平视的结果。我们完全可以把“文学编译”当成是一种个性，就像李宇春的亲民、非主流文学的挑战、湖南卫视之于中央台、“百家讲坛”的通俗等，这些都已经为大众所接受。
注释：
①读者.2013（1）：13.
②邓笛编译.食肉的植物.讽刺与幽默，2013.1.11，14版.
③邓笛编译.别小看自己.做人与处世，2012（20）：18.
④邓笛编译.浮萍人生.环球时报，2012.
6.18，13版.
参考文献：
[1]邓笛.翻译界外的翻译[J].上海翻译，2008（4）：78-80.
[2]谢天振.译介学：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新视野[J].渤海大学学报，2008（2）：34.
[3]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9.
[4]姚文放.当代审美文化批判[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3-4.
[5]邓笛.编译文学：也应该得到承认的文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6）：91-94.
[6]姚文放.当代审美文化的社会心理背景[J].社会科学辑刊，1997（4）：124.
[7]潘知常.反美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147.
[8]邓笛.中国20世纪广义编译现象的思维方式解释[J].外国语文，2013（1）：100-103.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2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翻译制约因素研究”（批准号：12WWD015）的部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