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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我国现代思想解放的先驱，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影响深远。夏目漱石生活于明治社会，是第一批在日本教育制度改革下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明治社会的同龄人。两位大家虽然相差20多岁，但是大体处于国家发展的相似历史阶段，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到知识分子身上，描写新旧交替时期知识分子内心的矛盾挣扎，试图寻找知识分子和国家未来的出路。
鲁迅和夏目漱石都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大家，对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和思考都是其小说的重要主题。本文从具体文本出发，通过对鲁迅和夏目漱石笔下知识分子形象的分析比较，得出身处新旧交替时期知识分子形象的异同并探究其深层次的原因。
一、共同的心理现实：孤独且反叛
鲁迅与夏目漱石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有着相似的性格特点，即这些知识分子反叛又孤独。鲁迅不满于当时黑暗的社会，更不满于国民愚昧麻木的状态，他将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并塑造了一系列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塑造了“狂人”这一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揭示封建道德礼教“吃人”的本质：“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这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然而当时旧有的封建制度还没有破除，适应中国的新制度还没有被摸索出来，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知识分子虽然振臂高呼，但是面对强大的旧势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固有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使他们远离群众，成为时代的孤独者和多余人。《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就是一个典型，小说称他为“一匹受伤的狼”，这匹狼在强大的封建势力的压迫下，无奈地说：“我……，我还得活几天……”最后他悲愤地选择自杀作为最后的反抗。
夏目漱石笔下的很多知识分子同样反叛且孤独。《从此以后》中的长井代助是一个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却不愿意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去。他解释道：“为什么不想干？……日本这个不向西方国家借钱就无法自立的国家，竟然要以一等大国自居，硬是要挤进一等大国中去。所以，它只好削足适履，限制各方面的深入发展，从面上铺开一等大国的规模。如此勉为其难的样子，更令人感到可悲，不啻是青蛙同牛逞强，你想想看，当然要撑破肚子啦。”长井代助既对社会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又是个不愿参与的旁观者，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和软弱的人，他最后为了与三千代结合踏入社会的“火海”，终将被“火海”吞灭。《心》中的先生更是没有朋友亲人，连妻子都无法走进他真实的内心世界，最后在内心挣扎中走向死亡。
二、不同的原因：靠近现代与保留传统
孤独与反叛虽然是鲁迅与夏目漱石描写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境遇，但是走向孤独与反叛的原因却有所不同。鲁迅所生活的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之一，知识分子主动扛起破旧立新的大旗，寻找新的出路，然而中国2 000多年来一直是正统儒家学说为代表，传统文化居于主导地位，中国的近代化发展举步维艰，任何民主启蒙的气息将会被无情扼杀，更可怕的是专制文化更多地束缚着人民的心灵，整个民族内部充满盲目、愚昧、狭隘的气息，启蒙的春风难以吹进中国社会，更难以吹进人民群众的內心，人们已经沉浸在封建主义的尊卑贵贱思想中而不自知。
《药》中就描写了很多麻木的看客，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本应该和革命者同仇敌忾，然而面对被处刑的革命者，他们却只知道看热闹，老栓的遭遇让人觉得可怜又可恨。鲁迅迫切渴望推翻“吃人”的旧制度，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以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敌人更多的是“吃人”的旧社会，身为中国第一批觉醒的启蒙人，他们必定是孤独的、绝望的。
《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成长起来，他曾经是一个英雄，是一个敢于拔掉神像胡子连日议论改革中国方法的有志青年。然而随着革命失败，启蒙的大潮回落，封建势力的反扑，他不得不过上之前的生活。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吕纬甫感慨：“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模模胡胡。模模胡胡的过了新年，仍旧教我的‘子曰诗云’去。”在“我”惊异他教的居然是“子曰诗云”时，他说道：“他们的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吕纬甫痛苦而又清醒地麻痹着自己。“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正是这种无奈更凸显出知识分子的孤独和悲哀。
夏目漱石生活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与中国不同的是，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近代化的进程，使日本进步迅速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效，但是它实际上也存在诸多问题。夏目漱石在《现代日本的开化》的演讲中指出，西方的开化是内发型的，日本现代的开化是外发型的。内发型是指从内部自然发生，正如花朵开放般，花蕾破绽怒放。而外发型是指迫于强大的外力，不得已而为之。
日本想要在短时间内吸收西方几百年的成果，必然会出现表面开化实则不求实效的现象。所以夏目漱石不断反思现代性给本国带来的利弊，试图保留传统文化，于是他提出“自我本位”的思想，“自我本位”思想的核心就是“以自己为主，以他人为辅”。张扬个性的背后是夏目漱石试图避免盲目西化，保留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所做的努力。而他笔下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根源于此，他们一方面接受了西方“个人主义”思想，想要坚持自我，另一方面又不愿违背世俗观念，注重个人与社会和他人之间的和谐。这种融合看似完美，实施起来却无比艰难。
《门》中的野中宗助冲破旧道德观念勇敢地跟阿米在一起，不离不弃，但是社会道德的十字架永远压在宗助的心上使他难以喘息，以致借助宗教也无济于事，爱上好友妻子的阴影永远笼罩在宗助的生活中。
《心》在一定程度上是《门》的续写，面对爱情和友情，“先生”经过内心的挣扎，以一句“精神上不求上进心的人是渣滓”致使好友K自杀，最终获得了房东小姐，但他此后陷入无尽的惭愧之中。本就因被至亲的叔叔欺骗而不信任任何人的“先生”，现在也开始怀疑自己，他从讨厌别人开始讨厌自己，这一切都是“自我本位”破灭导致的，他满足了自己的私欲，却无法消除内心的罪恶感。他鄙视利己主义但是自己也无法摆脱，他对整个社会产生绝望，不再相信任何人。 无论是鲁迅笔下与封建社会斗争的知识分子还是夏目漱石笔下试图坚守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他们都遇到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自我身份定位的艰难。
在鲁迅小说《伤逝》中，涓生企图借助子君来摆脱空虚和寂静，通过对子君说教来实现自我价值。然而进入实际生活之后，子君陷入普通的家务劳动，不再听涓生说教，涓生很快又被空虚感包围，产生了抛弃子君的念头，并将希望寄托在与子君分手之后的新生活，可是新生活又在什么地方呢？“呐喊”时期的知识分子要破旧立新，但是从小受旧文化影响的他们也无法做到与旧文化完全割裂，内心备受煎熬，无法形成完整的独立人格。启蒙失败后的他们不得不退回到旧时的日常生活中，这使他们对自我的社会价值产生焦虑，对自我存在的意义产生怀疑。
夏目漱石极超前地发现了全面西化的弊端，认清了西方拜金主义的危害，对西方的文明进行了批判性的接受。他在英国留学生活了两年，看清了西方个人主义日趋堕落的本质，也目睹了日本当时崇洋媚外、缺乏独立人格的风气。为了使日本摆脱对西方盲目地机械模仿，同时也为了建立一种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学观，夏目漱石提出“自我本位”的思想观念，觉醒了的知识分子试图在西方文明和传统封建文化的夹缝中努力地寻找立足之地，但是具体实施起来却无比艰难。《心》这部作品中利己主义与利道之心的冲突最为激烈，主人公的内心被撕裂成两半，找不到出路在什么地方，也找不到自我定位的方向。小说充满自杀、遗书等字眼，笼罩着沉郁的气氛。
三、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意义
通过对鲁迅和夏目漱石笔下知识分子形象的比较，人们可以看到鲁迅和夏目漱石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审视，他们的笔触深入知识分子复杂的内心世界，使人们读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和挣扎，借探索知识分子的出路来探索国家未来的出路。夏目漱石笔下的知识分子出路有二：一種出路是痛苦地清醒着，对社会持批判态度但不再反抗，如《三四郎》中的广田先生、《我是猫》中的苦沙弥、《行人》中的二郎;另一种出路是自杀，如《心》中的先生和K、《虞美人草》中的藤尾。
鲁迅一方面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也就是下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另一方面提出“走下去”来摆脱恶劣的环境和虚无的内心状态，即使社会环境恶劣，依然要“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的走”，虽然战斗可能失败，但还是要义无反顾地举起投枪，毅然决然地同敌人也同人生的虚无作抗争。
鲁迅对人性有着更深层次的关怀，《娜拉走后怎样》中曾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与其让人觉醒后无助彷徨，倒不如让其在沉睡中灭亡来的快乐，鲁迅这种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与怜悯，上升到了对整个人类存在境遇的反思，在这一点上鲁迅比夏目漱石思考得更加深刻。
四、结语
鲁迅与夏目漱石通过对知识分子心灵的剖析，抒发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对国家出路的忧虑。当今人们重读鲁迅与夏目漱石，更加值得回味思考的是知识分子到底该有怎样的姿态才能既保持自我不随波逐流，又承担责任不陷入精致利己的泥潭，做一个敢说、敢写、能说、能写的真正的知识分子。通过夏目漱石和鲁迅笔下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人们可以看到特定时代知识分子内心的煎熬和矛盾，以及他们的探索之路，这也为人们提供了一把解读社会的钥匙。
（天津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
作者简介：崔天资（1997-），女，山东淄博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
与世界文学。
鲁迅和夏目漱石都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大家，对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和思考都是其小说的重要主题。本文从具体文本出发，通过对鲁迅和夏目漱石笔下知识分子形象的分析比较，得出身处新旧交替时期知识分子形象的异同并探究其深层次的原因。
一、共同的心理现实：孤独且反叛
鲁迅与夏目漱石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有着相似的性格特点，即这些知识分子反叛又孤独。鲁迅不满于当时黑暗的社会，更不满于国民愚昧麻木的状态，他将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并塑造了一系列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塑造了“狂人”这一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揭示封建道德礼教“吃人”的本质：“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这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然而当时旧有的封建制度还没有破除，适应中国的新制度还没有被摸索出来，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知识分子虽然振臂高呼，但是面对强大的旧势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固有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使他们远离群众，成为时代的孤独者和多余人。《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就是一个典型，小说称他为“一匹受伤的狼”，这匹狼在强大的封建势力的压迫下，无奈地说：“我……，我还得活几天……”最后他悲愤地选择自杀作为最后的反抗。
夏目漱石笔下的很多知识分子同样反叛且孤独。《从此以后》中的长井代助是一个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却不愿意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去。他解释道：“为什么不想干？……日本这个不向西方国家借钱就无法自立的国家，竟然要以一等大国自居，硬是要挤进一等大国中去。所以，它只好削足适履，限制各方面的深入发展，从面上铺开一等大国的规模。如此勉为其难的样子，更令人感到可悲，不啻是青蛙同牛逞强，你想想看，当然要撑破肚子啦。”长井代助既对社会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又是个不愿参与的旁观者，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和软弱的人，他最后为了与三千代结合踏入社会的“火海”，终将被“火海”吞灭。《心》中的先生更是没有朋友亲人，连妻子都无法走进他真实的内心世界，最后在内心挣扎中走向死亡。
二、不同的原因：靠近现代与保留传统
孤独与反叛虽然是鲁迅与夏目漱石描写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境遇，但是走向孤独与反叛的原因却有所不同。鲁迅所生活的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之一，知识分子主动扛起破旧立新的大旗，寻找新的出路，然而中国2 000多年来一直是正统儒家学说为代表，传统文化居于主导地位，中国的近代化发展举步维艰，任何民主启蒙的气息将会被无情扼杀，更可怕的是专制文化更多地束缚着人民的心灵，整个民族内部充满盲目、愚昧、狭隘的气息，启蒙的春风难以吹进中国社会，更难以吹进人民群众的內心，人们已经沉浸在封建主义的尊卑贵贱思想中而不自知。
《药》中就描写了很多麻木的看客，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本应该和革命者同仇敌忾，然而面对被处刑的革命者，他们却只知道看热闹，老栓的遭遇让人觉得可怜又可恨。鲁迅迫切渴望推翻“吃人”的旧制度，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以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敌人更多的是“吃人”的旧社会，身为中国第一批觉醒的启蒙人，他们必定是孤独的、绝望的。
《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成长起来，他曾经是一个英雄，是一个敢于拔掉神像胡子连日议论改革中国方法的有志青年。然而随着革命失败，启蒙的大潮回落，封建势力的反扑，他不得不过上之前的生活。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吕纬甫感慨：“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模模胡胡。模模胡胡的过了新年，仍旧教我的‘子曰诗云’去。”在“我”惊异他教的居然是“子曰诗云”时，他说道：“他们的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吕纬甫痛苦而又清醒地麻痹着自己。“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正是这种无奈更凸显出知识分子的孤独和悲哀。
夏目漱石生活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与中国不同的是，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近代化的进程，使日本进步迅速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效，但是它实际上也存在诸多问题。夏目漱石在《现代日本的开化》的演讲中指出，西方的开化是内发型的，日本现代的开化是外发型的。内发型是指从内部自然发生，正如花朵开放般，花蕾破绽怒放。而外发型是指迫于强大的外力，不得已而为之。
日本想要在短时间内吸收西方几百年的成果，必然会出现表面开化实则不求实效的现象。所以夏目漱石不断反思现代性给本国带来的利弊，试图保留传统文化，于是他提出“自我本位”的思想，“自我本位”思想的核心就是“以自己为主，以他人为辅”。张扬个性的背后是夏目漱石试图避免盲目西化，保留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所做的努力。而他笔下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根源于此，他们一方面接受了西方“个人主义”思想，想要坚持自我，另一方面又不愿违背世俗观念，注重个人与社会和他人之间的和谐。这种融合看似完美，实施起来却无比艰难。
《门》中的野中宗助冲破旧道德观念勇敢地跟阿米在一起，不离不弃，但是社会道德的十字架永远压在宗助的心上使他难以喘息，以致借助宗教也无济于事，爱上好友妻子的阴影永远笼罩在宗助的生活中。
《心》在一定程度上是《门》的续写，面对爱情和友情，“先生”经过内心的挣扎，以一句“精神上不求上进心的人是渣滓”致使好友K自杀，最终获得了房东小姐，但他此后陷入无尽的惭愧之中。本就因被至亲的叔叔欺骗而不信任任何人的“先生”，现在也开始怀疑自己，他从讨厌别人开始讨厌自己，这一切都是“自我本位”破灭导致的，他满足了自己的私欲，却无法消除内心的罪恶感。他鄙视利己主义但是自己也无法摆脱，他对整个社会产生绝望，不再相信任何人。 无论是鲁迅笔下与封建社会斗争的知识分子还是夏目漱石笔下试图坚守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他们都遇到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自我身份定位的艰难。
在鲁迅小说《伤逝》中，涓生企图借助子君来摆脱空虚和寂静，通过对子君说教来实现自我价值。然而进入实际生活之后，子君陷入普通的家务劳动，不再听涓生说教，涓生很快又被空虚感包围，产生了抛弃子君的念头，并将希望寄托在与子君分手之后的新生活，可是新生活又在什么地方呢？“呐喊”时期的知识分子要破旧立新，但是从小受旧文化影响的他们也无法做到与旧文化完全割裂，内心备受煎熬，无法形成完整的独立人格。启蒙失败后的他们不得不退回到旧时的日常生活中，这使他们对自我的社会价值产生焦虑，对自我存在的意义产生怀疑。
夏目漱石极超前地发现了全面西化的弊端，认清了西方拜金主义的危害，对西方的文明进行了批判性的接受。他在英国留学生活了两年，看清了西方个人主义日趋堕落的本质，也目睹了日本当时崇洋媚外、缺乏独立人格的风气。为了使日本摆脱对西方盲目地机械模仿，同时也为了建立一种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学观，夏目漱石提出“自我本位”的思想观念，觉醒了的知识分子试图在西方文明和传统封建文化的夹缝中努力地寻找立足之地，但是具体实施起来却无比艰难。《心》这部作品中利己主义与利道之心的冲突最为激烈，主人公的内心被撕裂成两半，找不到出路在什么地方，也找不到自我定位的方向。小说充满自杀、遗书等字眼，笼罩着沉郁的气氛。
三、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意义
通过对鲁迅和夏目漱石笔下知识分子形象的比较，人们可以看到鲁迅和夏目漱石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审视，他们的笔触深入知识分子复杂的内心世界，使人们读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和挣扎，借探索知识分子的出路来探索国家未来的出路。夏目漱石笔下的知识分子出路有二：一種出路是痛苦地清醒着，对社会持批判态度但不再反抗，如《三四郎》中的广田先生、《我是猫》中的苦沙弥、《行人》中的二郎;另一种出路是自杀，如《心》中的先生和K、《虞美人草》中的藤尾。
鲁迅一方面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也就是下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另一方面提出“走下去”来摆脱恶劣的环境和虚无的内心状态，即使社会环境恶劣，依然要“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的走”，虽然战斗可能失败，但还是要义无反顾地举起投枪，毅然决然地同敌人也同人生的虚无作抗争。
鲁迅对人性有着更深层次的关怀，《娜拉走后怎样》中曾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与其让人觉醒后无助彷徨，倒不如让其在沉睡中灭亡来的快乐，鲁迅这种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与怜悯，上升到了对整个人类存在境遇的反思，在这一点上鲁迅比夏目漱石思考得更加深刻。
四、结语
鲁迅与夏目漱石通过对知识分子心灵的剖析，抒发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对国家出路的忧虑。当今人们重读鲁迅与夏目漱石，更加值得回味思考的是知识分子到底该有怎样的姿态才能既保持自我不随波逐流，又承担责任不陷入精致利己的泥潭，做一个敢说、敢写、能说、能写的真正的知识分子。通过夏目漱石和鲁迅笔下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人们可以看到特定时代知识分子内心的煎熬和矛盾，以及他们的探索之路，这也为人们提供了一把解读社会的钥匙。
（天津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
作者简介：崔天资（1997-），女，山东淄博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
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