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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战爆发后，泰国华侨同世界各地华侨一道，以空前高涨的爱国热忱，为支援祖国奔走呼号，或捐款捐物，或归国参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活动。据估计回国参战的泰国华人就逾2000人。为弘扬和彰显他们的爱国精神，在北京泰国归侨联谊会常务副会长石苏苏帮助下，本刊特地辑录几位泰国归侨子女讲述父辈归国抗战故事，以飨读者。
怀念母亲钟时
（福建）吴平戈
义无反顾归国抗战
我的母亲钟时祖藉广东普宁，1919年1月4日出生在泰国佛统府一户商贾之家。
母亲小学毕业后被华侨学校特聘为泰文教员，因此结识了几位思想进步的同事，开始阅读进步刊物；祖国危亡的现实使她忧心如焚，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也认识得更加清楚。此后母亲转入曼谷中华中学继续读书。不久认识邱及老师（后来才知他是侨党领导人之一），母亲追随他投入紧张的抗日救亡活动，还参加推行世界语的工作。有一次她和同学进行救国募捐时，被泰国政府以“妨碍日暹邦交”罪拘捕，在邱老师帮助下并经侨领伍左锋交涉和家里担保才被释放。
七七抗战爆发后，母亲决心抛弃优裕富足生活回国参加抗战。她知道父母不会应允只好留信告别。1939年1月15日下午，暹华抗联安排郭树青送母亲和许可、林苹3个姑娘登上太古公司的轮船远航回国。船刚出港驶到阁世浅岛海面正逢落潮，须等次日上午涨潮时才能继续起航。海员怕洋老板巡查时发现就让她们到甲板上的牛栏里去躲一夜。牛栏里奇臭扑鼻，牛蝇袭扰，但一想到即将奔赴抗日战场她们也不以为苦。次日晨当她们对着地图再次议论去陕北路线时，外婆、大舅和外公公司里的总管炳秋叔突然出现在轮船舱门口，外婆一进门抱住母亲先是狂喜，接着哭泣起来，一定要母亲跟她回家。母亲先是哀求，见无效急得嚷了起来：“如果你一定要我回家，那我就跳海了！”见此情形炳秋叔和大舅也在一旁劝说外婆。最后，外婆抹泪把身上的泰币全给她留下，抽泣着下了大船换乘小船走了。母亲万没想到，这是她和外婆的永别！
数日后轮船抵达香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同志前来迎接并告之，国民党顽固派重重封锁了去延安的路，还到处扣留和迫害赴延进步青年，将她们先安顿到了东江游击纵队。东纵是中共领导的抗日队伍，她们都成了光荣的游击队员。母亲还任政治战士，除作战和行军外负责宣传鼓动工作。游击队作战和行军都在晚上，生活虽艰苦但大家情绪高涨。
1939年秋，母亲与几位战友奉命离开该纵队途经香港、越南再由广西镇南关（现友谊关）入境，千里跋涉辗转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到军部战地服务团。团里人才济济，朝气蓬勃，生活愉快。母亲放声教唱革命歌曲，热血沸腾地聆听从苏南敌后到军部来的陈毅做形势报告。家里汇来钱，母亲悉数交公。后来服务团的简易浴室即用母亲家汇来的200元所建。她觉得这也是一个华侨之家为抗战出的一份微力。10 月母亲光荣入党。
集中营里斗智斗勇
1941年爆发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母亲的人生进入最严峻时期。1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调集十倍于我的兵力将奉命转移途中的新四军团团围住。经七昼夜血战新四军终因弹尽粮绝伤亡惨重，除少数突围并分散隐蔽在山林外大部战死沙场。一部分指战员被俘陆续押往江西上饶集中营。母亲也在突围中被俘。
敌四十师竟设个军事法庭来审问抗日战士。当敌法官说新四军不服从军令时，母亲勇敢地站出来驳斥敌人的无耻诽谤：“汪精卫是你们的大头目，他命令你们当汉奸，你们就该服从他去当汉奸吗？！”这话触到了敌人痛处，那法官恼羞成怒离座下来打了她耳光还说要枪毙她。这时，母亲把仅有的挎包交给一旁同志，视死如归昂首怒视敌人。在旁的李关玉厉声责问那法官：“她是抗日的，为什么要枪毙！”在场的被俘同志也一齐喊道：“不准杀害抗日战士！”那法官才气急败坏地草草收了场。
这次“审问”后的第二天，母亲和汤惠民等3人被押解到安徽深渡镇定潭村的临时集中营。从斗争策略考虑，多数同志改换姓名并编造假履历，母亲名字也由钟赛琴改为钟时，同志们见面后在敌面前都装着互不认识，准备迎接更残酷的斗争。
关押在定谭集中营的女同志有29人。敌人把她们编为女生队，实为女囚队。她们秘密与男队联系后决定成立女队党支部，书记是李捷，母亲任党小组长。在这特殊环境里支部任务就是把党员组织起来，团结带领大家共同战斗；党员身份由在部队时同过组织生活、被捕后表现坚定的党员互相证明后确认；并决定临时支部不负责发展新党员。从此大家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展对敌斗争，一次次挫败了敌阴谋。
4月，他们被押解到江西上饶集中营，男的一律剃光头、女的一律剪短发，说是为清洁卫生其实是防备越狱。还给男女囚犯逐个照相，显然为日后通缉做准备。母亲照事先布置在摄影师按快门瞬间猛然把头一甩，让敌阴谋破产。
重新编队后女队被编为第五中队第三区队，单独关在上周田村。特务控制更为严密且常对男队严刑拷打，对女队则采取感化怀柔政策，软化腐蚀迫使她们自首变节，沦为那些反动特务、军官的太太。党支部及时告诫大家要始终坚定保持革命警惕和气节。
四五月间，女队被迁到下周田村直属第五中队。这时，敌特叫她们填写学员登记表。女队党支部明确提出两条原则：不说暴露我党我军内部情况的真话、与我党政治主张相违背的话。任何时候政治上都要坚持我党的正义立场，不自首悔过，不说不做任何反党反新四军的言行；生活上对非原则问题如内务公差、操场队列、劳动勤务等可以按其要求去做，以顯示新四军女战士的英武精神、防敌借故打击迫害。这些策略在对敌斗争中起了很好作用，使大家行动有了应遵循的原则和应掌握的分寸。
这时敌人宣布了一项规定：学员可以与家里通信，接受家里汇款，但往来信件须经检查，汇来的钱款须由集中营保管。女队党支部提出：因斗争的需要有必要与外界沟通信息争取必要的经济支援。家在蒋管区的尽量不通信；家在解放区和沦陷区的可以通信，但要注意隐蔽，不要让敌人钻空子；家在海外的可争取多通信。母亲给泰国的家人写信透露：“我现正在国内吃免钱饭。”“吃免钱饭”是潮州俗语意即坐牢。此信由李捷设法绕过特务检查捎到上饶市直接投寄。同时又另写一封假信交给特务，内容是发牢骚，收信人地址和姓名都是虚构。到七八月间的一个上午，特务中队长曾恭生忽然传令母亲到中队部去。原来是泰国家里回了信并汇来700元。银信局规定，凡侨汇侨信（统称侨批）须当面交收并由收件人亲自写回执带回银信局。因送批人坚持照章办事，曾恭生才不得不叫母亲去领取。家信还告知了外婆病故噩耗，母亲忍着悲痛含泪接下了信和钱。曾恭生当即恬不知耻提出要母亲把钱全交他保存， 母亲仗着送批人在场，曾不便动口动手之机，说没钱用了还欠着别人钱须立即还清，拿了300元出来。母亲返回后经与李捷商量，把其中200元密封在一个自制的厚皮本子里，以备越狱之用。其余强行代管的大部分钱则由党支部视需要支配使用，届时由她出面去索还。 7月1日，母亲等在集中营里迎来党日。这天恰好是敌所谓公休日，特务各自到上饶市游玩取乐，为便于监视早早就把她们集中到门口大树下活动。母亲等唱着最喜欢的革命歌曲寄托对党的思念。同济大学高材生徐韧用德语唱《国际歌》，大家热泪盈眶万分振奋，在场监视的特务竟毫无察觉。这年秋在女队党支部指示下，母亲等利用机会在外面买了一些外语书和毛边纸、钢笔尖和墨块，组织大家学外文和新文字。却遭特务阻止，因此党支部派人在室外放哨，其他人在室内由母亲授课，特务来了就发信号。由于敌特加强了监视，集体学习活动持续不久被迫中止。
集中营的环境险恶，条件艰苦，但同志们始终互相关心、支持，团结战斗。离女队较远的三队被特务认为是最顽固的，其党支部决定让那些已暴露被敌认作重点打击对象的同志设法伺机越狱。有一天李捷告诉母亲，三队同志要求经济支援。母亲就利用到诸葛祠堂去“上课”之机在大家掩护下，顺利把纸团和藏在身上的50元钱交到三队林严手里。几天后林严越狱成功。50多年后，林严还专程到龙岩看望母亲，对当时给他的支援再三表示感谢！
坚定信仰终获释放
1942年四五月间，日军大举进攻，浙赣线吃紧，国民党将集中营迁往福建。5月底，茅家岭壮士暴动成功的英雄行动在大家心中激起巨大波澜并准备在迁闽途中暴动。集中营里弥漫着一种迎接大战的紧张空气，女队党支部把大家编为几个行动小组，安排利用打草鞋的机会把灰布棉被拆开翻面赶制便装。还设法弄来一些预防痢疾的大蒜头分发供暴动路上用。6月4日离开上饶，酷暑烈日，她们被押解行走在赣闽的山道上向两省边界走去，一路上都在等待暴动号令可因敌人设防、看管严密，她们未获得机会。6月17日到赤石镇时，六队正要渡河，特务令母亲等人先到街旁休息，等六队过去她们再渡河。就在这时河上响起枪声。六队80余人在敌人荷枪实弹四面警戒、两边监押的情况下，终乘渡河之机发起英勇暴动。这时枪声越来越紧，母亲和朱平在街上向外冲，左右都无路可走，四周宪兵用枪口对着她们，把她们押了回来。那天从下午到晚上，敌人出动了一个宪兵团和更多保安队搜捕追剿。被追捕回的壮士们无一不是被打得皮开肉绽半死不活，但无人屈服求饶。在山村里负责掩护大家的老百姓则以窝匪罪被抓捕。母亲后来才知仍有许多同志突破搜捕网回到武夷山区游击队。
暴动后母亲等人又被押回赤石镇。6月19日下午4点多，穷凶极恶的特务将李捷等14名被追捕回的战友和老百姓共几十人，押到虎山庙旁的废茶园里全部枪杀。茅家岭暴动、赤石暴动和敌人的虎山庙大屠杀，彻底暴露了敌人的反动、残暴、凶恶，宣告了敌人标榜的“施仁政感化青年”谎言的彻底破产。面对敌人凶残的镇压，同志们对党和真理的信仰像火炬一样依然在心头燃烧，他们爬起来继续战斗。
6月23日，集中营的囚犯被押解到福建建阳徐市镇。母亲等人住在庙里，阴森潮湿，瘴气扑鼻，蚊蝇跳蚤成群，疫病流行，加上山里阴风阵阵，本已虚弱到极点的她们一天吃两餐糙米饭喝不洁的水，大都病倒了。因无医无药许多同志相继病逝，每天都有尸体被抬着送到荒郊乱坟。母亲白天繁重劳役，夜里坚持与同志们轮流照料生病同志；设法瞒过宪兵岗哨到老百姓家要来清茶喂她们；争得由难友宅鹏仙大夫诊断并开处方后设法筹钱买药。后来，母亲也患上伤寒，重病中她担心神智不清会暴露秘密，就尽量说泰语设法保守秘密。后来同志们告诉她，有几天她意识不清，说的都是别人听不懂的泰语，她才放下心来。在大家精心照料下已走到死亡边缘的母亲终活下来。
敌人为粉饰其的罪行伪装险恶狼藉的形象，到徐市镇不久举行了一次所谓结业典礼。此前，特务在女队公开发下“悔过自新”“奸党线索”的表格胁迫大家填写。母亲坚定地说：“参加新四军是为了抗日救国，我们从未做过一件对不起国家和民族的事，无过可悔！”不管敌软硬兼施，都没人办那手续。 敌人不断变化手段搞心理战，斗争变得越发复杂。外号猫头鹰的特务中队长黄席隆找母亲谈话说：“你是从海外回来的华侨学生，本来是来抗日的，现在你想抗也抗不成。只要你办个手续，我们就可以保荐你到远征军去当个军官，那时就是个威风凛凛的钟时。”母親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没有这个本事，也没有这个需要！”他狡猾地换个话题问：“你信仰不信仰三民主义？”母亲说：“我是拥护三民主义。” 他逼她写一篇信仰三民主义的文章即使是100多字也行。她说：“我根本没想写，也决不会写。”特务狰狞地笑着说：“钟时！我可以断定你一定是共产党员。”过后，听说特务们私下议论，钟时这个人不简单，一点纰漏也找不到。
因屡屡发生越狱事件，敌人的防范也越来越严密。一些同志越狱成功了，但不少同志因人地生疏、化装隐蔽等方面经验不足都先后失败了。母亲和同志们从不屈服仍伺机越狱。1944年8月底，她和许可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越狱并把自己的钱全留给其他同志，但没几天就被敌人追回，在狱中之狱又被关了整7个月受到更多酷刑折磨。即使是遍体鳞伤母亲等人仍轻声唱着《新四军军歌》《黄桥烧饼歌》《卡秋莎》等歌曲寄托对党的思念，仿佛又回到新四军中和大家一起战斗生活，革命歌曲给她鼓舞、安慰和力量，使她更顽强与敌斗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集中营，她们完全忘记了自己身陷囹圄，情不自禁地雀跃欢呼！ 10月，在我党的积极争取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纷纷抗议下，国民党顽固派不得不释放了她们。
一位海外赤子，归国请缨，满腔爱国热情，积极投身抗战。殊料，在抗战中，她却在囚牢里被关押了5年！脱离牢笼后，母亲历尽艰辛终于回到党的怀抱，又走上革命的新征程。
怀念父亲钟非和母亲魏林
（广东）钟 联
我的父母亲在人生征途中永结同心、为革命鞠躬尽瘁却甚少把革命经历挂在嘴边。之前，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对他俩的过去只知概况，还是在写此文查找资料时才对其经历多了些了解。
父亲钟非，广东揭阳人，1914年农历八月十八在老家出生，儿时跟随家人漂洋过海到了泰国。在异国他乡，爷爷起早摸黑地去干活，而家里的日子仍旧过得紧紧巴巴，尽管如此，爷爷还是勒紧裤腰带把父亲送进华人学校念书。我父亲深知机会来之易，学习相当刻苦，成绩也很不错，10多岁时便开始坚持勤工俭学。天道酬勤，不满23岁的他终于学业有成，成为曼谷一所华侨小学的校长。母亲魏林，祖籍广东丰顺留隍镇，1916年11月22日出生在泰国曼谷一个华侨富商之家。我外祖父挺开明，为继承中华文化，把我母亲送进华文学校读书。毕业后母亲进了父亲任校长的学校当老师。由此两人相识、相知并相爱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泰国华侨纷纷行动起来，声讨日军侵华罪行，开展抗日募捐，动员爱国青年回国抗日，母亲的恩师庄世平老前辈也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奔走呼号其中。我父母深受庄老影响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底抗战已全面爆发。“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我父母认为抵制日货和捐资救国犹如远水难解近渴，与其留在泰国声援抗战还不如回国与日军拼个你死我活，便义无反顾放弃了稳定职业和安逸生活，结伴同行回国直奔延安。说起这段往事时母亲告诉我们：“当时因担心你们的外祖父母阻挠，本来从不说谎的我唯有谎称回国求学；你们的外祖父信以为真，给了我盘缠，还让我到广州后去他的商号拿学费。”正所谓“忠孝难两全”，从此父母亲与各自的家人天各一方再也没能见面。但他们从未后悔，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与亲人的离别正是为了成就亿万同胞的团聚。
从海外奔赴延安的路途充满艰辛，他们一路走一路寻找中共办事处，辗转香港、广州、武汉……历时近半年才到达延安，其时，他们已身无分文。我真不能想象，文质彬彬、书卷气十足的父亲和从小生活优越、娇生惯养的母亲是怎样走过来的。
1938年6月，父亲被安排在陕北公学学习，母亲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39年，我父母可谓双喜临门，一是他们双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是这对共赴国难的爱国青年终于喜结连理，有情人终成眷属。1940年初，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战火中诞生。
父亲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四军工作。先后任第四支队战地服务团组长、队长，二师政治部宣传文化中队中队长、文艺科副科长。后转到地方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建设人民政权忘我工作。在苏皖根据地先后任新四军七师皖江区党委工作团副团长、党支部书记，巢无中心县南苏区委书记、区长，苏皖边区水利局秘书主任。解放战争后期先后在济南任市委政策研究室组长、纺织厂管委会主任，在上海任市委党校支部书记等职。
母亲毕业后被派往新四军二师，一直做教育、民运、后方工厂的工作。解放战争后期曾在山东、上海等多个城市参加组建政权、恢复生产、支援前线的工作。
在战争年代，他们都曾命悬一线，与死神擦肩而过。在新四军二师工作期间，驻地在淮南，那是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期，1941年1月更是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父母亲所处环境危机四伏，在日军兵力密布及国民党顽固派缴共野心不死的境况下工作和战斗，随时面临生死的考验。
母亲曾回忆说：战争年代，因为工作关系，与你们的父亲聚少离多；尽管是在根据地，但危险总是不期而遇。一次，部队夜间急行军，竟然与换防的国民党军队遭遇，双方擦肩而过（平行距离不超过30米），国民党军队武器精良，我军处于劣势，一旦交火后果不堪设想。当时你们的大哥还不满3岁，我担心他发出哭声惹来大祸，情急之下捂住他的嘴巴，紧跟部队快速前进；到达安全地带时，才发现他被我捂得满脸通红，差点儿缓不过气来。
抗战期间母亲生下3子，但只有老大一直留在身边，老二和老三一生下来就托付给当地老百姓抚养直至解放后才接回家。母亲说，有一天，国民党军队又大肆进攻我安徽抗日根据地，当时我正挺着大肚子来不及撤退，老乡让我藏进柴草堆里，我刚刚藏好敌人就冲了进来大肆搜查，他们的刺刀就在我身边插来插去险些被捅到，真是命悬一线啊！脱险后母亲上了山并自己接生，生下了老三。大概因这缘故她为老三取名单字——山。
把日本侵略者赶回老家去、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已实现了他们回国的初衷，当时才30岁出头的他们本可打道回府与家人团聚，但他们选择留在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祖国，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伴随着祖国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富强。
怀念母亲叶小梅
（广东）徐玲玲 徐敏敏 徐红红
我们的母亲叶小梅，祖籍广东省潮阳县陈禾陂乡，1926年12月出生于泰国尖德纹府一个富商家庭，从小天真活泼，聪明漂亮。无论在哪都受到长辈、老师的百般赞赏和宠爱。1937年母亲随舅舅回国，在广东潮汕南侨中学读书。受进步师生影响，母亲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少年先锋队走上了革命道路，年仅12岁的她成为地下党组织的小交通员，开始了对共产主义理想一生的追求。1940年，她参加了青年抗敌会、妇女呼声会等抗日救亡团体的宣传队、演剧队，任宣传员、交通员并举办民众夜校。她收集敌情、送情报、刻印和张贴传单、分送进步书报、串连青少年学习马列主义和党的各项主张，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41年第一次反共高潮，党的外围机关团体遭到破坏被迫解散。地下党组织通知她到广西桂林读书。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她边读书边继续從事地下工作，负责传送党的文件、报刊，积极参加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1944年，按照党的指示，母亲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做机要工作，开始了她的红色电波生涯。期间，她以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发现了一起国民党特务纵火案，并舍生忘死地及时将火扑灭，粉粹了敌人的阴谋，受到了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
1945年，党组织送她到陕西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学习。期间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预备党员，她表现出色，被评为“劳动英雄”，经党中央组织部批准，提早半年转为正式党员，还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1946年6月毕业后，母亲被选派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处工作，专门负责收发刘邓大军的电报，传达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多次受到中央首长表扬。
1948年底，中共南方局的电台被破坏，党中央与南方局的联系被迫中断，为适应边区武装斗争的需要、恢复与南方党组织的联系，党中央先后从延安中央办公厅机要处派遣三批同志携带电台和密码前往香港南方局，但途中均被敌人杀害。这时，中央首长找到她把即将派她到香港执行任务的重要性和危险性告知。她明知征途有艰险却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毅然接受了党交给的任务。她带着两部电台和密码从延安取道天津、青岛等城市，机智勇敢地穿过国民党统治下5个省份的封锁线，凭着过人胆略智慧，长途跋涉九死一生，终于辗转到了香港，胜利地完成了党交付的艰巨任务，再次受到周恩来的表扬。到了香港，母亲明知爱人徐扬在香港南方局任工作，但严格遵守党的机要工作保密制度，在未得到上级组织指示前未跟父亲见面。期间，南方局先后举办多期机要员培训班，母亲任机要训练班主任、地下党独立组组长，为南方党组织培养机要人才贡献了力量。
1949年，母亲被调往闽粤赣边区党委任机要科长，在当时的游击战争环境下为保密和安全，机要科以“流星”为代号。母亲带领“流星”队随中共闽粤赣边纵队南下，配合电台同志担负了无线电联络和翻译密码电报的艰苦任务。全中国解放前后，特别是解放初期，接管任务十分繁重，国内外敌我斗争十分尖锐，敌人时刻妄图颠覆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机要工作在“人与密码共存亡，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的要求下，异常危险和繁忙。母亲与她的“流星”队为打击敌人、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夜以继日地工作，及时准确完成上传下达的译电任务，保证时效，为领导做出对敌斗争的决策提供了第一手情报。
全国解放后，凭着对党、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无限忠诚，母亲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无论是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或是白色恐怖的岁月，还是在建设祖国的征程中，母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严格遵守各项纪律，干一行爱一行，毫无保留地贡献了全部力量！
（责编 王燕萍）
怀念母亲钟时
（福建）吴平戈
义无反顾归国抗战
我的母亲钟时祖藉广东普宁，1919年1月4日出生在泰国佛统府一户商贾之家。
母亲小学毕业后被华侨学校特聘为泰文教员，因此结识了几位思想进步的同事，开始阅读进步刊物；祖国危亡的现实使她忧心如焚，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也认识得更加清楚。此后母亲转入曼谷中华中学继续读书。不久认识邱及老师（后来才知他是侨党领导人之一），母亲追随他投入紧张的抗日救亡活动，还参加推行世界语的工作。有一次她和同学进行救国募捐时，被泰国政府以“妨碍日暹邦交”罪拘捕，在邱老师帮助下并经侨领伍左锋交涉和家里担保才被释放。
七七抗战爆发后，母亲决心抛弃优裕富足生活回国参加抗战。她知道父母不会应允只好留信告别。1939年1月15日下午，暹华抗联安排郭树青送母亲和许可、林苹3个姑娘登上太古公司的轮船远航回国。船刚出港驶到阁世浅岛海面正逢落潮，须等次日上午涨潮时才能继续起航。海员怕洋老板巡查时发现就让她们到甲板上的牛栏里去躲一夜。牛栏里奇臭扑鼻，牛蝇袭扰，但一想到即将奔赴抗日战场她们也不以为苦。次日晨当她们对着地图再次议论去陕北路线时，外婆、大舅和外公公司里的总管炳秋叔突然出现在轮船舱门口，外婆一进门抱住母亲先是狂喜，接着哭泣起来，一定要母亲跟她回家。母亲先是哀求，见无效急得嚷了起来：“如果你一定要我回家，那我就跳海了！”见此情形炳秋叔和大舅也在一旁劝说外婆。最后，外婆抹泪把身上的泰币全给她留下，抽泣着下了大船换乘小船走了。母亲万没想到，这是她和外婆的永别！
数日后轮船抵达香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同志前来迎接并告之，国民党顽固派重重封锁了去延安的路，还到处扣留和迫害赴延进步青年，将她们先安顿到了东江游击纵队。东纵是中共领导的抗日队伍，她们都成了光荣的游击队员。母亲还任政治战士，除作战和行军外负责宣传鼓动工作。游击队作战和行军都在晚上，生活虽艰苦但大家情绪高涨。
1939年秋，母亲与几位战友奉命离开该纵队途经香港、越南再由广西镇南关（现友谊关）入境，千里跋涉辗转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到军部战地服务团。团里人才济济，朝气蓬勃，生活愉快。母亲放声教唱革命歌曲，热血沸腾地聆听从苏南敌后到军部来的陈毅做形势报告。家里汇来钱，母亲悉数交公。后来服务团的简易浴室即用母亲家汇来的200元所建。她觉得这也是一个华侨之家为抗战出的一份微力。10 月母亲光荣入党。
集中营里斗智斗勇
1941年爆发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母亲的人生进入最严峻时期。1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调集十倍于我的兵力将奉命转移途中的新四军团团围住。经七昼夜血战新四军终因弹尽粮绝伤亡惨重，除少数突围并分散隐蔽在山林外大部战死沙场。一部分指战员被俘陆续押往江西上饶集中营。母亲也在突围中被俘。
敌四十师竟设个军事法庭来审问抗日战士。当敌法官说新四军不服从军令时，母亲勇敢地站出来驳斥敌人的无耻诽谤：“汪精卫是你们的大头目，他命令你们当汉奸，你们就该服从他去当汉奸吗？！”这话触到了敌人痛处，那法官恼羞成怒离座下来打了她耳光还说要枪毙她。这时，母亲把仅有的挎包交给一旁同志，视死如归昂首怒视敌人。在旁的李关玉厉声责问那法官：“她是抗日的，为什么要枪毙！”在场的被俘同志也一齐喊道：“不准杀害抗日战士！”那法官才气急败坏地草草收了场。
这次“审问”后的第二天，母亲和汤惠民等3人被押解到安徽深渡镇定潭村的临时集中营。从斗争策略考虑，多数同志改换姓名并编造假履历，母亲名字也由钟赛琴改为钟时，同志们见面后在敌面前都装着互不认识，准备迎接更残酷的斗争。
关押在定谭集中营的女同志有29人。敌人把她们编为女生队，实为女囚队。她们秘密与男队联系后决定成立女队党支部，书记是李捷，母亲任党小组长。在这特殊环境里支部任务就是把党员组织起来，团结带领大家共同战斗；党员身份由在部队时同过组织生活、被捕后表现坚定的党员互相证明后确认；并决定临时支部不负责发展新党员。从此大家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展对敌斗争，一次次挫败了敌阴谋。
4月，他们被押解到江西上饶集中营，男的一律剃光头、女的一律剪短发，说是为清洁卫生其实是防备越狱。还给男女囚犯逐个照相，显然为日后通缉做准备。母亲照事先布置在摄影师按快门瞬间猛然把头一甩，让敌阴谋破产。
重新编队后女队被编为第五中队第三区队，单独关在上周田村。特务控制更为严密且常对男队严刑拷打，对女队则采取感化怀柔政策，软化腐蚀迫使她们自首变节，沦为那些反动特务、军官的太太。党支部及时告诫大家要始终坚定保持革命警惕和气节。
四五月间，女队被迁到下周田村直属第五中队。这时，敌特叫她们填写学员登记表。女队党支部明确提出两条原则：不说暴露我党我军内部情况的真话、与我党政治主张相违背的话。任何时候政治上都要坚持我党的正义立场，不自首悔过，不说不做任何反党反新四军的言行；生活上对非原则问题如内务公差、操场队列、劳动勤务等可以按其要求去做，以顯示新四军女战士的英武精神、防敌借故打击迫害。这些策略在对敌斗争中起了很好作用，使大家行动有了应遵循的原则和应掌握的分寸。
这时敌人宣布了一项规定：学员可以与家里通信，接受家里汇款，但往来信件须经检查，汇来的钱款须由集中营保管。女队党支部提出：因斗争的需要有必要与外界沟通信息争取必要的经济支援。家在蒋管区的尽量不通信；家在解放区和沦陷区的可以通信，但要注意隐蔽，不要让敌人钻空子；家在海外的可争取多通信。母亲给泰国的家人写信透露：“我现正在国内吃免钱饭。”“吃免钱饭”是潮州俗语意即坐牢。此信由李捷设法绕过特务检查捎到上饶市直接投寄。同时又另写一封假信交给特务，内容是发牢骚，收信人地址和姓名都是虚构。到七八月间的一个上午，特务中队长曾恭生忽然传令母亲到中队部去。原来是泰国家里回了信并汇来700元。银信局规定，凡侨汇侨信（统称侨批）须当面交收并由收件人亲自写回执带回银信局。因送批人坚持照章办事，曾恭生才不得不叫母亲去领取。家信还告知了外婆病故噩耗，母亲忍着悲痛含泪接下了信和钱。曾恭生当即恬不知耻提出要母亲把钱全交他保存， 母亲仗着送批人在场，曾不便动口动手之机，说没钱用了还欠着别人钱须立即还清，拿了300元出来。母亲返回后经与李捷商量，把其中200元密封在一个自制的厚皮本子里，以备越狱之用。其余强行代管的大部分钱则由党支部视需要支配使用，届时由她出面去索还。 7月1日，母亲等在集中营里迎来党日。这天恰好是敌所谓公休日，特务各自到上饶市游玩取乐，为便于监视早早就把她们集中到门口大树下活动。母亲等唱着最喜欢的革命歌曲寄托对党的思念。同济大学高材生徐韧用德语唱《国际歌》，大家热泪盈眶万分振奋，在场监视的特务竟毫无察觉。这年秋在女队党支部指示下，母亲等利用机会在外面买了一些外语书和毛边纸、钢笔尖和墨块，组织大家学外文和新文字。却遭特务阻止，因此党支部派人在室外放哨，其他人在室内由母亲授课，特务来了就发信号。由于敌特加强了监视，集体学习活动持续不久被迫中止。
集中营的环境险恶，条件艰苦，但同志们始终互相关心、支持，团结战斗。离女队较远的三队被特务认为是最顽固的，其党支部决定让那些已暴露被敌认作重点打击对象的同志设法伺机越狱。有一天李捷告诉母亲，三队同志要求经济支援。母亲就利用到诸葛祠堂去“上课”之机在大家掩护下，顺利把纸团和藏在身上的50元钱交到三队林严手里。几天后林严越狱成功。50多年后，林严还专程到龙岩看望母亲，对当时给他的支援再三表示感谢！
坚定信仰终获释放
1942年四五月间，日军大举进攻，浙赣线吃紧，国民党将集中营迁往福建。5月底，茅家岭壮士暴动成功的英雄行动在大家心中激起巨大波澜并准备在迁闽途中暴动。集中营里弥漫着一种迎接大战的紧张空气，女队党支部把大家编为几个行动小组，安排利用打草鞋的机会把灰布棉被拆开翻面赶制便装。还设法弄来一些预防痢疾的大蒜头分发供暴动路上用。6月4日离开上饶，酷暑烈日，她们被押解行走在赣闽的山道上向两省边界走去，一路上都在等待暴动号令可因敌人设防、看管严密，她们未获得机会。6月17日到赤石镇时，六队正要渡河，特务令母亲等人先到街旁休息，等六队过去她们再渡河。就在这时河上响起枪声。六队80余人在敌人荷枪实弹四面警戒、两边监押的情况下，终乘渡河之机发起英勇暴动。这时枪声越来越紧，母亲和朱平在街上向外冲，左右都无路可走，四周宪兵用枪口对着她们，把她们押了回来。那天从下午到晚上，敌人出动了一个宪兵团和更多保安队搜捕追剿。被追捕回的壮士们无一不是被打得皮开肉绽半死不活，但无人屈服求饶。在山村里负责掩护大家的老百姓则以窝匪罪被抓捕。母亲后来才知仍有许多同志突破搜捕网回到武夷山区游击队。
暴动后母亲等人又被押回赤石镇。6月19日下午4点多，穷凶极恶的特务将李捷等14名被追捕回的战友和老百姓共几十人，押到虎山庙旁的废茶园里全部枪杀。茅家岭暴动、赤石暴动和敌人的虎山庙大屠杀，彻底暴露了敌人的反动、残暴、凶恶，宣告了敌人标榜的“施仁政感化青年”谎言的彻底破产。面对敌人凶残的镇压，同志们对党和真理的信仰像火炬一样依然在心头燃烧，他们爬起来继续战斗。
6月23日，集中营的囚犯被押解到福建建阳徐市镇。母亲等人住在庙里，阴森潮湿，瘴气扑鼻，蚊蝇跳蚤成群，疫病流行，加上山里阴风阵阵，本已虚弱到极点的她们一天吃两餐糙米饭喝不洁的水，大都病倒了。因无医无药许多同志相继病逝，每天都有尸体被抬着送到荒郊乱坟。母亲白天繁重劳役，夜里坚持与同志们轮流照料生病同志；设法瞒过宪兵岗哨到老百姓家要来清茶喂她们；争得由难友宅鹏仙大夫诊断并开处方后设法筹钱买药。后来，母亲也患上伤寒，重病中她担心神智不清会暴露秘密，就尽量说泰语设法保守秘密。后来同志们告诉她，有几天她意识不清，说的都是别人听不懂的泰语，她才放下心来。在大家精心照料下已走到死亡边缘的母亲终活下来。
敌人为粉饰其的罪行伪装险恶狼藉的形象，到徐市镇不久举行了一次所谓结业典礼。此前，特务在女队公开发下“悔过自新”“奸党线索”的表格胁迫大家填写。母亲坚定地说：“参加新四军是为了抗日救国，我们从未做过一件对不起国家和民族的事，无过可悔！”不管敌软硬兼施，都没人办那手续。 敌人不断变化手段搞心理战，斗争变得越发复杂。外号猫头鹰的特务中队长黄席隆找母亲谈话说：“你是从海外回来的华侨学生，本来是来抗日的，现在你想抗也抗不成。只要你办个手续，我们就可以保荐你到远征军去当个军官，那时就是个威风凛凛的钟时。”母親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没有这个本事，也没有这个需要！”他狡猾地换个话题问：“你信仰不信仰三民主义？”母亲说：“我是拥护三民主义。” 他逼她写一篇信仰三民主义的文章即使是100多字也行。她说：“我根本没想写，也决不会写。”特务狰狞地笑着说：“钟时！我可以断定你一定是共产党员。”过后，听说特务们私下议论，钟时这个人不简单，一点纰漏也找不到。
因屡屡发生越狱事件，敌人的防范也越来越严密。一些同志越狱成功了，但不少同志因人地生疏、化装隐蔽等方面经验不足都先后失败了。母亲和同志们从不屈服仍伺机越狱。1944年8月底，她和许可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越狱并把自己的钱全留给其他同志，但没几天就被敌人追回，在狱中之狱又被关了整7个月受到更多酷刑折磨。即使是遍体鳞伤母亲等人仍轻声唱着《新四军军歌》《黄桥烧饼歌》《卡秋莎》等歌曲寄托对党的思念，仿佛又回到新四军中和大家一起战斗生活，革命歌曲给她鼓舞、安慰和力量，使她更顽强与敌斗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集中营，她们完全忘记了自己身陷囹圄，情不自禁地雀跃欢呼！ 10月，在我党的积极争取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纷纷抗议下，国民党顽固派不得不释放了她们。
一位海外赤子，归国请缨，满腔爱国热情，积极投身抗战。殊料，在抗战中，她却在囚牢里被关押了5年！脱离牢笼后，母亲历尽艰辛终于回到党的怀抱，又走上革命的新征程。
怀念父亲钟非和母亲魏林
（广东）钟 联
我的父母亲在人生征途中永结同心、为革命鞠躬尽瘁却甚少把革命经历挂在嘴边。之前，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对他俩的过去只知概况，还是在写此文查找资料时才对其经历多了些了解。
父亲钟非，广东揭阳人，1914年农历八月十八在老家出生，儿时跟随家人漂洋过海到了泰国。在异国他乡，爷爷起早摸黑地去干活，而家里的日子仍旧过得紧紧巴巴，尽管如此，爷爷还是勒紧裤腰带把父亲送进华人学校念书。我父亲深知机会来之易，学习相当刻苦，成绩也很不错，10多岁时便开始坚持勤工俭学。天道酬勤，不满23岁的他终于学业有成，成为曼谷一所华侨小学的校长。母亲魏林，祖籍广东丰顺留隍镇，1916年11月22日出生在泰国曼谷一个华侨富商之家。我外祖父挺开明，为继承中华文化，把我母亲送进华文学校读书。毕业后母亲进了父亲任校长的学校当老师。由此两人相识、相知并相爱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泰国华侨纷纷行动起来，声讨日军侵华罪行，开展抗日募捐，动员爱国青年回国抗日，母亲的恩师庄世平老前辈也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奔走呼号其中。我父母深受庄老影响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底抗战已全面爆发。“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我父母认为抵制日货和捐资救国犹如远水难解近渴，与其留在泰国声援抗战还不如回国与日军拼个你死我活，便义无反顾放弃了稳定职业和安逸生活，结伴同行回国直奔延安。说起这段往事时母亲告诉我们：“当时因担心你们的外祖父母阻挠，本来从不说谎的我唯有谎称回国求学；你们的外祖父信以为真，给了我盘缠，还让我到广州后去他的商号拿学费。”正所谓“忠孝难两全”，从此父母亲与各自的家人天各一方再也没能见面。但他们从未后悔，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与亲人的离别正是为了成就亿万同胞的团聚。
从海外奔赴延安的路途充满艰辛，他们一路走一路寻找中共办事处，辗转香港、广州、武汉……历时近半年才到达延安，其时，他们已身无分文。我真不能想象，文质彬彬、书卷气十足的父亲和从小生活优越、娇生惯养的母亲是怎样走过来的。
1938年6月，父亲被安排在陕北公学学习，母亲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39年，我父母可谓双喜临门，一是他们双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是这对共赴国难的爱国青年终于喜结连理，有情人终成眷属。1940年初，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战火中诞生。
父亲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四军工作。先后任第四支队战地服务团组长、队长，二师政治部宣传文化中队中队长、文艺科副科长。后转到地方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建设人民政权忘我工作。在苏皖根据地先后任新四军七师皖江区党委工作团副团长、党支部书记，巢无中心县南苏区委书记、区长，苏皖边区水利局秘书主任。解放战争后期先后在济南任市委政策研究室组长、纺织厂管委会主任，在上海任市委党校支部书记等职。
母亲毕业后被派往新四军二师，一直做教育、民运、后方工厂的工作。解放战争后期曾在山东、上海等多个城市参加组建政权、恢复生产、支援前线的工作。
在战争年代，他们都曾命悬一线，与死神擦肩而过。在新四军二师工作期间，驻地在淮南，那是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期，1941年1月更是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父母亲所处环境危机四伏，在日军兵力密布及国民党顽固派缴共野心不死的境况下工作和战斗，随时面临生死的考验。
母亲曾回忆说：战争年代，因为工作关系，与你们的父亲聚少离多；尽管是在根据地，但危险总是不期而遇。一次，部队夜间急行军，竟然与换防的国民党军队遭遇，双方擦肩而过（平行距离不超过30米），国民党军队武器精良，我军处于劣势，一旦交火后果不堪设想。当时你们的大哥还不满3岁，我担心他发出哭声惹来大祸，情急之下捂住他的嘴巴，紧跟部队快速前进；到达安全地带时，才发现他被我捂得满脸通红，差点儿缓不过气来。
抗战期间母亲生下3子，但只有老大一直留在身边，老二和老三一生下来就托付给当地老百姓抚养直至解放后才接回家。母亲说，有一天，国民党军队又大肆进攻我安徽抗日根据地，当时我正挺着大肚子来不及撤退，老乡让我藏进柴草堆里，我刚刚藏好敌人就冲了进来大肆搜查，他们的刺刀就在我身边插来插去险些被捅到，真是命悬一线啊！脱险后母亲上了山并自己接生，生下了老三。大概因这缘故她为老三取名单字——山。
把日本侵略者赶回老家去、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已实现了他们回国的初衷，当时才30岁出头的他们本可打道回府与家人团聚，但他们选择留在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祖国，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伴随着祖国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富强。
怀念母亲叶小梅
（广东）徐玲玲 徐敏敏 徐红红
我们的母亲叶小梅，祖籍广东省潮阳县陈禾陂乡，1926年12月出生于泰国尖德纹府一个富商家庭，从小天真活泼，聪明漂亮。无论在哪都受到长辈、老师的百般赞赏和宠爱。1937年母亲随舅舅回国，在广东潮汕南侨中学读书。受进步师生影响，母亲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少年先锋队走上了革命道路，年仅12岁的她成为地下党组织的小交通员，开始了对共产主义理想一生的追求。1940年，她参加了青年抗敌会、妇女呼声会等抗日救亡团体的宣传队、演剧队，任宣传员、交通员并举办民众夜校。她收集敌情、送情报、刻印和张贴传单、分送进步书报、串连青少年学习马列主义和党的各项主张，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41年第一次反共高潮，党的外围机关团体遭到破坏被迫解散。地下党组织通知她到广西桂林读书。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她边读书边继续從事地下工作，负责传送党的文件、报刊，积极参加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1944年，按照党的指示，母亲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做机要工作，开始了她的红色电波生涯。期间，她以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发现了一起国民党特务纵火案，并舍生忘死地及时将火扑灭，粉粹了敌人的阴谋，受到了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
1945年，党组织送她到陕西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学习。期间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预备党员，她表现出色，被评为“劳动英雄”，经党中央组织部批准，提早半年转为正式党员，还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1946年6月毕业后，母亲被选派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处工作，专门负责收发刘邓大军的电报，传达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多次受到中央首长表扬。
1948年底，中共南方局的电台被破坏，党中央与南方局的联系被迫中断，为适应边区武装斗争的需要、恢复与南方党组织的联系，党中央先后从延安中央办公厅机要处派遣三批同志携带电台和密码前往香港南方局，但途中均被敌人杀害。这时，中央首长找到她把即将派她到香港执行任务的重要性和危险性告知。她明知征途有艰险却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毅然接受了党交给的任务。她带着两部电台和密码从延安取道天津、青岛等城市，机智勇敢地穿过国民党统治下5个省份的封锁线，凭着过人胆略智慧，长途跋涉九死一生，终于辗转到了香港，胜利地完成了党交付的艰巨任务，再次受到周恩来的表扬。到了香港，母亲明知爱人徐扬在香港南方局任工作，但严格遵守党的机要工作保密制度，在未得到上级组织指示前未跟父亲见面。期间，南方局先后举办多期机要员培训班，母亲任机要训练班主任、地下党独立组组长，为南方党组织培养机要人才贡献了力量。
1949年，母亲被调往闽粤赣边区党委任机要科长，在当时的游击战争环境下为保密和安全，机要科以“流星”为代号。母亲带领“流星”队随中共闽粤赣边纵队南下，配合电台同志担负了无线电联络和翻译密码电报的艰苦任务。全中国解放前后，特别是解放初期，接管任务十分繁重，国内外敌我斗争十分尖锐，敌人时刻妄图颠覆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机要工作在“人与密码共存亡，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的要求下，异常危险和繁忙。母亲与她的“流星”队为打击敌人、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夜以继日地工作，及时准确完成上传下达的译电任务，保证时效，为领导做出对敌斗争的决策提供了第一手情报。
全国解放后，凭着对党、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无限忠诚，母亲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无论是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或是白色恐怖的岁月，还是在建设祖国的征程中，母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严格遵守各项纪律，干一行爱一行，毫无保留地贡献了全部力量！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