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与“记还生”
　　我酷爱新闻与写作。读大学二年级时，利用假期自费参加了新闻培训，从那时起，我便立志走新闻这条路，但后来才知道，这条路并不好走。
　　1996年，我获悉一家民营企业被当地电业局两年“吞吃”损耗费高达120万元之巨，经调查后发表的《电老虎两年吞吃120万》，引起各方“震荡”。
　　哈尔滨某局向一家股份制企业索要红利和股本金遭拒后，利用职权违法免掉了该企业书记和董事长职务，我又写文予以揭露。
　　当我准备写某县人民检察院成立反贪局向企业索要钱款的报道时，已监听我电话两个多月的检察机关将我带走——那天是1997年1月16日，我正在医院照顾患病的妻子。
　　15个月后，检察机关撤销案件，我被无罪释放，但我的生活轨迹却因此改变。
　　我的儿子，因目睹我被抓而受到强烈刺激，不再会背“鹅鹅鹅，曲项向天歌”，成为一个不再会叫爸爸的病残儿童，经检查为“大脑缺氧，脑细胞坏死”所致。
　　2008年10月5日，我的儿子走完了他短暂的16年人生路，离开了这个喧闹的人世，到了另外一个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没有病痛、没有寒冷、没有酷暑的清静的世界。
　　《法律与生活》杂志社总编李秀平后来写了一篇《一名记者的新闻旅程》，对我坎坷的新闻旅程做了报道，报道中的两幅图片，一张是我看着我儿子的照片，另一张是一个女孩趴在我后背上笑得很灿烂的照片。
　　那个笑得很灿烂的小女孩，是我把她的命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她的名字叫“记还生”。“记还生”的故事，是我到北京工作后，在哈尔滨采访的一个新闻事件。
　　一个以捡破烂为生的农村妇女，超生后再度怀孕，被要求引产。2001年4月24日，医院对其引产后，产下的女婴竟然活着，院长要让这个孩子“消失”。
　　我在媒体连续发表了四期报道，孩子终于回到父母怀抱，父母给她起名叫“记还生”——记者还她一条生命。
　　两篇文章14年情
　　有些报道，是用笔来写的，还有些报道，不是用笔写，而是用心写。对被采访人来说，记者付诸的实际行动，也是最好的报道，是刻在百姓心中的文章。
　　2007年10月下半月，我采写了这样一篇文章——《“渐冻人”的绝唱》。文章背后，浓缩了我与这个特殊家庭14年的特殊交往。
　　运动神经元疾病是世界上五大绝症之一，这种疾病患者，全身肌肉萎缩，最后窒息而亡。这种病人被称为“渐冻人”。和世界著名物理学家霍金一样，包俊艳也是这样的“渐冻人”。这种家族遗传性不治之症，包氏家族四代人中有11人发病，而现在活着的，只有包俊艳一个人。
　　不幸的是，2004年3月15日，包俊艳发病，被专家确认患的是“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得的是和她两个同胞姐姐一样的病。
　　包俊艳的两个姐姐，在1993年年末，相继患病，住进医院。1994年3月8日，我得知信息后，决定采访她们。当时，我的左臂摔伤，儿子住院动手术，岳父患肺癌，生命垂危。
　　当胳膊系着绷带的我，出现在包氏姐妹面前时，她们顿时热泪滚滚。后来，我采写的万字长文《同胞姐妹不同命运》，在当年4月26日的《法制日报》整版刊出，在全国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数十家新闻媒体相继刊发此文，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组也专程去哈尔滨采访后播出，全国读者向包氏姐妹伸出了友爱之手。
　　1994年5月27日，包俊艳的大姐离世，一星期后，二姐也离开人世。我赶到火葬场，送了包氏姐妹最后一程。
　　从那以后，我只要到哈尔滨，就会到包俊艳家看望她和她的母亲。包俊艳2004年发病后，我鼓励她面对现实，把病情变化和心情如实记录下来。
　　包俊艳做到了，她坚持写《绝症日记》，记录她生命的变化，也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捐献活体供医学研究。
　　于是，我在《法律与生活》上发表了这篇《“渐冻人”的绝唱》。中央电视台《共同关注》节目，对此采访后也进行了专题报道。
　　我在哈尔滨跑市政府、社保局、医院、街道办、养老院等各个部门，为包俊艳争取尽可能多的权利，替包俊艳给哈市政府等对她有过帮助的单位送锦旗。
　　包俊艳托人在2008年6月20日为我做的锦旗上写道：“笔锋饱含正义智慧，文章关注百姓冷苦。”锦旗被送到我供职的《法律与生活》杂志社，领导让挂在墙上，一直没有摘下来——这面锦旗就这样一直鞭策着我、激励着我、鼓舞着我。
　　2011年6月22日13时，47岁的包俊艳离开了人世。据她母亲常秀英讲，头天晚上，她睡得很香，就这样一直没醒来。
　　包俊艳走得很安详，没受太多罪，也享受了人间关爱。她和两个姐姐，在天堂聚首。如今，七十多岁的常秀英老人，与儿子、儿媳和孙女相依为命。
　　在“霸道”中携爱前行
　　2008年12月17日，黑龙江农民王连清将一份判决书寄给我。
　　王连清和该村村委会有一起借款纠纷，终审判决后，他申请执行，但两年过去了，法院始终没有执行。
　　我给法院院长打电话，院长以无法确定记者身份为由挂断电话。我再次打过去：“根据《宪法》规定，公民反映法院不作为问题，你作为一院之长，总要听一听吧？如果问题确实存在，你总不能不解决吧？”可法院还是不去执行。
　　2009年2月10日，我致电该县县委书记。一个月后，法院执行了一小部分；5月22日，我前往当地采访，7月中旬，法院又执行了一部分。
　　实地采访后才知道，王连清几近双目失明，妻子也体弱多病，家境贫寒。村支书的哥哥是县里一位主要领导。我回到北京后，法院执行再次搁浅。
　　8月24日、9月9日，我分别给鹤岗市委政法委执法检查室以及时任市委书记发函，希望能够重视这起久拖不决的“小案件”。
　　发函不到一周，这起标的仅四万余元的案件，终于在舆论监督下画上了句号。 　　从那以后，王连清夫妇逢年过节就给我打电话问候，邀请我去吃苦菜，吃开江鱼。老太太每次都说：“老弟啊，我们老两口一辈子忘不了你，你是好人哪！”
　　某地一位副局长接受完我的采访后对我说，“你这个记者太‘霸道’”，但随后他又说，“不过，你这个记者还是很让人敬佩的”，他也不得不承认，“你这样的记者越多越好”。
　　作为记者，在依法行使舆论监督权力时，只要你做得对，即便被批评者表面不服，但心里还是对你敬畏三分。
　　北京某区一名七十多岁的张姓老人，认为某房管所建造房屋侵占了他家宅基地，遂起诉至法院。
　　该案开庭后，一名法官独任审判。庭审中，对证人进行质证时，被告代理人一直在替证人说话，好像她就是证人，而法官却视而不见。
　　我的火气“腾”地一下就起来了，站起来对法官说：“请问法官，被告这位代理人，如果是证人，就不要坐在代理人位置上，如果是代理人，就不要替证人说话！”
　　法官接受了我的建议，制止了被告代理人的行为，但也对旁听席上的我进行了警告。
　　一个月后，该案这名法官和书记员来到老人的住处，开始对老人的房屋进行测量。
　　我对这名法官说：“你是当裁判员，还是当运动员？法官作为居间审案者，怎可亲自测量？”
　　这名法官无言以对，书记员却急了，问我：“你是哪一伙的？”
　　我说：“我是弱势群体那一伙的。作为记者，监督法官是否依法办案，不可以吗？”
　　当着法官和书记员的面，我建议老人写申请给法院，要求第三方机构进行测量。这名法官说：“他写申请，我不接收。”
　　后来，这名法官不再担任该案审判员，法院又换了一名年轻一点的李姓法官，仍然是独任审判。
　　9月10日上午，李法官带领一家测量机构对被告房管所的房屋进行测量。老人担心测量人员做手脚，建议对红外线测量仪进行检查，以证明仪器没有任何问题，结果这名测量员气呼呼地说“不测了”，我对她说：“是法院委托你们测量的，你说不测就不测吗？“
　　这名女测量员向其领导汇报了“有记者在监督测量”的问题，之后继续测量，但她对法官说：“他是记者，不能参与。”我立即要求老人给我写委托书，虽然最终委托书没写，但法官也不再制止我旁观测量。
　　我问这名女测量员：“红外线测量是否会受天气等因素影响？”她回答：“天气、气候、风力、温度等，都会影响到测量结果，但不是太大。”
　　对此，我建议法官：因为在老人家里的那次测量，是一个星期以前，当时的气温、气候、风力等情况，与今天完全不同，是否应该在同一个条件下、同一个时间段，用同一台仪器，对原告的房屋进行测量？
　　法官采纳了我的建议。在对老人的房屋正式测量时，老人请测量员对一个地方的距离进行测量，这名女测量员不同意，理由是“那面墙是新修的，不能测量”。我问她：“你是搞测量的，还是搞鉴定的？”我又问法官是否该测量，法官非常坚定地说该测量。
　　以前，我对那些不公平的事情，写成文章就去发表，而今二十多年过去了，那些不公平的事情，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没有减少的迹象。我开始反省自己，并尝试着付诸行动，不再单纯地靠发表文章去改变什么，而是根据自己的深入调查，向有关部门提出一些建设性建议，指出解决问题的多个方式、方法和渠道，给领导决策提供帮助——这样，利用自己的知识、智慧，既帮助百姓解决了问题，又能让有的领导认识到问题症结所在，使其在今后工作中尽量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
　　新闻这条路，我会走一辈子，无怨无悔。
　　编辑 陈陟 czmocho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