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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中贪污腐败现象的显现,加之汶川地震后官员因为压力大而出现的诸多自杀现象,已经不能单纯的依靠法制的强化和思想的教育而抑制此类事件的发生。本文从心理学的方向出发,通过幼儿的早期教育,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以及人性社会道德的形成及发展等方面的分析,对政府官员的角色扮演和角色转换做了一个新的解释。
【关键词】角色扮演 角色转换 心理学分析 理解
随着公民对政府办公透明化程度要求的提高,媒体对政府官员行政工作的报导及揭发,政府官员在社会中所处的环境状况正发生着明显的变化;与此同时,社会工作的分工越来越细,世界经济一体化越来越明显,因此,社会对政府官员的要求也随之变化,政府官员不得不寻求新的自身的适应方式,来更好的提高效率,服务于人民。这样一来,我们就更加关注政府官员在工作单位、家庭乃至社会中的角色扮演问题,他们是怎样协调好这种种带有冲突的角色,怎样安排分配这些角色间的孰轻孰重,更多的是怎样在这些角色间调整自己的心态而不影响自己的生活。
社会的发展永远是曲折的,政府官员在任职期间,人们更多的关注仍然是他们的清正廉洁,为民办实事,为民办好事,不贪图钱财,不迷恋于权色;在家是个好丈夫(妻子),在外是个好公仆。然而事与愿违,在我们身边,不断有高官落马,政府要员被双规、被党纪处分,一个个“金丝雀”被社会所认识……这些例子不断提醒着我们,动摇着我们对于政府官员的信任,也不断让我们开始质疑这些官员。于是,我们只能单一的开展监督活动,进行廉政建设,进行思想学习,加大对贪腐官员的惩罚力度,来“拯救”这些官员,来规范这些官员,从而提高社会效率。
在汶川地震发生后不久,参加抗震救灾的汶川地方官员就频频传出让我们震惊的消息——自杀,此时我们才恍然大悟,才开始正视和重视政府官员的心理建设和治疗,设立心理咨询站,为受灾当地官员提供治疗,着力于这些官员心理的“灾后重建”。
可以说,心理是每个人都必须面临的问题,而心理健康的状态,直接反映在这个人对于工作、生活的热爱程度以及诸多价值观上。所以,笔者认为,对于如今政府官员所反映出来的许多问题,不能单纯依靠措施被动的来解决,更要从心理上去积极应对,从根本上去帮助政府官员。同时,由于人们心理上所反映出来的种种特点和人性固有的弱点,我们也应该对政府官员的“过失”进行一定程度的理解,并进行必要的自我反思。从角色中断和角色失败两个方面论述:
首先,来看一组汶川地震发生后当地政府官员自杀的数据统计及官方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数据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地震对于当地官员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而他们在地震期间舍小家为大家的工作精神确实让我们为之感动和敬佩,可是,为什么在我们都坚信如此坚强的人们当时能够挺住,以后也一样能够从黑暗中走出时却因为不能忍受精神压力而选择自杀呢?当然,谁都不了解对方当时真正想了些什么,却又都对此感到惋惜和痛心,也在心底里进行了心理学上所说的换位思考,构想了一下如果那个人是自己会怎么样,同时得出结论:我们可以理解他们。于是这样的事情就这么过去了,直到下一个自杀官员事件的出现。但我们又是否想过,如果在地震救灾后这些官员能都得到有效及时的心理救治,是否又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呢?答案是肯定的。正是我们忽略了,也正是我们在无形中将官员的能力扩大化了,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认定他们比我们坚强,是我们的榜样,然而我们忘记了,这些官员其实与我们一样,只是平平常常的人。
接下来,再看一组因为贪污而被我们熟知的政府官员的背景资料:
通过以上资料我们发现其中有相似的现象存在:这些官员都出生在一个家庭环境不是很好的家庭,父母为了支撑家庭而对其教育时间不多;求职过程艰辛,工作岗位换动四次以上;其中农民家庭出身、受父母管教时间极少的官员贪污金额巨大。
当然,并不是说以上的生活经历就一定能导致官员们贪污、腐败,只是能从中总结一些有助于我们的东西。
心理学认为儿童时期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在出生以后的五年里所发生的事情,几乎是具有决定性的。远离童年以后,我们一直会保有最初五年的生活印记,只不过没有根本地认识它而已。一个人病态心理(包括简单意义上的价值观模糊)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时期所经历的生活,尤其是他所经历的挫折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的阴影。所以,我们再看看资料,发现这些官员的共同点是:家庭环境不好,父母没有时间管教。家庭环境不好可以理解为物质条件的匮乏,而父母没有时间管教可以理解为缺乏爱,虽然其以后很独立,但先前的早期的充足的爱却能够操纵他以后的政治观点、职业选择、思想、行为等。由此,这些官员以后在工作中之所以贪污(恋钱)和政治觉悟迷失(早期没有得到充足的爱),就不难理解了(这里所说的理解并不是原谅,而是理解其历史根源)。但并不是只要小时候家境不好、缺少爱的官员就一定会贪污,只能说机率会更大些,然而没有这些经历的官员也不能说就不可能贪污。因为从小的心理定势的形成会影响他们以后的行动,童年时所发生的事有些似乎被遗忘了,却强有力地保留在潜意识里;所遭受的挫折在心灵深处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一旦触发,就会从隐到显表露出来。即使他们从儿童的角色转换成成人,从普通公民的角色转换成政府官员,也不能摆脱童年生活的经历。所以,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特别是爱的教育,是很重要的。
这些官员在有了儿时的影响做铺垫的情况下,接下来,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来继续进行说明,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些官员行为。
一、生理需要
1.难于得到的东西更珍贵
先看一个心理学实验:
心理学家E•沃尔斯邀请了一大群大学男生,他们并不清楚真正的研究目的。每个学生得到了5个姑娘的背景资料,并可以从中选出一个最愿意约会的对象。资料所显示的5位姑娘的基本情况相似,其主要差异在于:她们中的一个似乎是很容易“得到”的,因为她愿意和提供给她的5位男士约会;一位姑娘似乎是很难得到的,她愿意和男士约会,但对于提供给她的5位男士都没有热情;第三个姑娘对于大多数男士来说是难以得到的,但是愿意和所提供的5位男士中的一位约会;另外两位女士的资料并没有显示她们是否愿意和所提供的男士约会。在男生们了解了5位姑娘的情况以后,被要求评价对她们的喜欢程度。结果显示,大多数男士喜欢的是那位只愿意和一位男士约会的女生。
我们可以发现,在一定程度下,难以得到的东西是会对人们产生极大的吸引力的,人们会为了得到它而想方设法,相反,那些轻易得到的东西往往得不到人们的珍惜,也即是人际交往中的距离之美。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对于这些官员而言,在他们的人生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之后,便会在客观情况下不断地给自己订立新的“目标”, 就如我们,在人生中不断的订立目标,完成目标,再订立新的目标。同样,官员们也会努力去争取达到一个个新的“目标”,即使他们现在根本不缺少这些东西,于是,在思维惯性的驱使下,在儿童时期物质匮乏和爱不能充分得到的先前条件下,他们便会想要得到更多的钱,会想得到更大的权力,会想得到更多的美色,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2.糖果的诱惑
先看一个心理学实验: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瓦特•米伽尔做了一个实验。实验对象是幼儿园的孩子,实验开始时,研究人员带着孩子们在房间中玩耍。接着,研究人员借故离开房间。在离开前,把孩子最喜欢吃的糖果和一个按铃放在孩子们面前并告诉他们,如果耐心地等他回到房间,就可以得到许多糖果,但如果孩子不想再等下去,也可以按铃,研究人员便会马上返回,但这种情况下,只能得到一颗糖果。在孩子们完全明白以上情况后,研究人员离开房间。这时,小孩面临选择:马上按铃并得到一颗糖果;等待研究人员回来,并得到更多糖果。
在这项研究中,有的孩子耐心地等待研究人员回来(20分钟)。当然,这20分钟一定非常漫长。这些孩子用尽各种方法让自己撑下去:有的闭上眼睛不去看诱人的糖果,将头埋入手臂中,自言自语,唱歌,玩弄自己的手脚,甚至努力让自己睡着。而有些孩子则比较冲动,研究人员才走几秒钟便按铃,甚至有的孩子直接拿走了糖果。
这是一个象征冲动与自制、本我与自我、欲望与克制力、追求满足与延迟满足的实验。当然后续试验是通过继续跟踪研究看看这些孩子以后的人生道路,并证明小时候的品质是完全可以影响以后的人生走向的。
童心是纯洁的,与他们相比,在物欲横流的成人社会中,这些官员就比普通人更多的接触着这些诱人的“糖果”,他们更大的承受着心理上的煎熬。简简单单的糖果,便能反映人性,那面对大笔的金钱,权力的吸引,美色的诱惑,就更是对人性的考验了。对于普通人而言,金钱、权力、美色自然是令人“垂涎三尺”的“糖果”了,然往往遥不可及,在职已久、身居高位的官员们,则颇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面对“糖果的诱惑”,人性的弱点便显现出来,人性的丧失便也顺理成章了。
3.拥有的是最好的
先一个心理学实验:
心理学家沃卢姆请女性被测试者评定几件家庭小用品,就这些物品在一个从“非常好”到“很差”的等级量表上打分。在两件被测试者给予同等评价的小用品中,研究人员允许被试者选择一件拿回家作纪念。被试者十分高兴地带着东西回家了。
一天后,研究者要求这些女性再评定一次全部的用品,结果发现,被试者对于所选择的用品的评价提高了,而对自己放弃了的用品的评价降低了。
正如我们很小就听过的故事“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一样,人们的选择经常不是面对一个对象,而是许多个对象,而每一个对象都有其优缺点。与那些根本得不到的东西相比,“甜柠檬效应”的运用暂时能够帮助人们缓解内心的焦虑,协助人们平静地面对现实,自立自强。而与此同时,得到的东西便如数家珍一般努力保护,不会轻易与别人分享,例如名誉、金钱、职位等。人们都一样,会思考为了目前的一些东西失去部分利益值得不值得,然后“三思而后行”,然而,因为有着“放大镜效应”和“光环效应”的存在,我们就更会注视那些公众人物的行为,将自己心理的对于领导者的定义无形中加于他们。于是,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买官卖官、权色交易被无限的放大,甚至直逼当权的政府。然而这只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反映,是人的本性,官员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不得不为此 “牺牲”,并又再次沦陷道德。
二、社会心理需要
1.家庭责任
每个人都是家庭的一份子,在家庭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政府官员在家庭中同样也担负着不小的责任。笔者认为“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女人”这句话有它的道理,特别是当今社会的家庭中,妇女的处事能力直接关系到男人在外事业的境况。因为有着上述人性本质生理的需要,官员们在承受很大的工作压力和舆论监督之后,便会寻求避风港的庇护。这时矛盾就产生了,当官员回到家庭中扮演着丈夫(妻子)或者父亲(母亲)的角色的时候,由于工作环境、文化程度、婚姻质量等不同方面、程度的影响,夫妻之间会感到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与子女之间也因为长时间的工作而关系疏远,如此循环,便不断加重其中的互相误解与心理压力,导致官员无从诉说、发泄心中的不满,产生了角色上的转换迟钝,继续加重对外的物质欲望与性欲望的需求。
2.当权者服从
先看一个心理学实验:
美国耶鲁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克做了一个实验。选择了40名20～50岁的男子,安排两人作为一组。一位扮演教师,一位扮演学生。每当学生犯一个错误,教师就给他一个电击。两个志愿者抓阄决定各自扮演什么角色。事实上,谁扮演什么在抽签之前早已安排好,两人中有一位是假装的被试,扮演学生。然后,研究者带领两位受试者到一个房间,“学生”坐在一张桌子前,双臂被绑起来,电极接到手腕上。“教师”被带入另一个邻近的房间,他可以在这里向“学生”说话,也可以听到“学生”的声音,可是看不到他。桌子上有一个“电击发生器”(提前安排好的道具),标有“轻度电击”、“中度电击”等等,直到在435伏上标着“危险:严重电击”。研究者安排“教师”宣读一些成对的词给“学生”听,考他的记忆力。“学生”通过前面的按钮来回答,每当“学生”答错时,“教师”面前的灯泡就会亮起来,“教师”便会给他一个电击,从最低水平的开始,以此叠加。一开始实验进行的很容易,“学生”会给出一些正确答案,也会给出一些错误答案,“教师”在每次错误答案之后都给学生一个轻微的电击,然后继续进行。“学生”故意增多错误次数,电击程度便随之增高。情形越来越糟糕:到75伏的时候,“学生”故意发出了听得见的呻吟声;到150伏时,他叫出声音来:“放我走,我不想试了!”听到“学生”痛苦的叫喊,“教师”有些动摇了,询问研究者是否继续,研究者用十分冷漠而严厉的口吻说继续。于是,当“学生”犯错时,“教师”继续加重处罚。到180伏时,“学生”喊叫起来,“我受不了了!”到270伏时,他嚎叫起来。“教师”又犹豫不决了,研究者依然面无表情地让其继续。“教师”只好加码电击。后来,“学生”开始撞墙,再后来,他尖声大叫,到最后,“学生”既不回答问题,也不打墙壁,好像真的是痛的昏过去了……
我们暂且抛开这个实验违背心理学道义不谈,单就实验现象来说,令我们惊讶的是,在试验者的要求下,这些被试有63%的人将惩罚进行到底。这样的现象在心理学中解释为对权威的服从现象。于是,我们又可以联想到,政府官员可能在比自己更高职位、更大利益集团的权威压力之下,不得不进行着违背自己初衷的行为,而一旦涉足进来,便只能继续加大砝码,由收受小恩小惠逐步变为聚敛庞大资财。所以,政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是黑暗的也是恐怖的,每一个下马的贪官之后,必定有一群官员存在,单纯的“杀鸡儆猴”行为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此类问题的发生了。
三、社会“潮流”需要
不知从何时起,礼尚往来成了政界的敲门砖,想找人办事,必须得“放点血”。这里的“礼”已经失去了中国自古以来“诗书礼仪”中“礼”的本意,而更多的是包含一种物质价值,一种行为方式。于是,送“礼”的想尽各种方法,收“礼”的提出各种要求,这种“礼”的文化便逐步“发展”起来,成为当今政界不可小视的一股“新生力量”,成为了新时代社会的“新文化”。
1.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先看一个心理学实验:
心理学家布罗克召集来一批男大学生,通过“智商测试”把他们分为两组,一组是“高自我评价群体”,一组是“低自我评价群体”。
测试中研究者逐一带一名被试一起去实验室旁边的小卖部喝咖啡。小卖部的售货员实际上是研究者的助手,她通过改变服装、发型和化妆,时而显得魅力四射,时而又平平常常。研究者故意将两人引见后托辞离开。
如果被试向女孩提出约会的请求或者打听她的电话号码,那就说明他对这个女孩感兴趣,否则就表明不感兴趣,而这,就是这个实验的真正目的。
结果,“高自我评价群体”中的被试在女孩子打扮得很有魅力时对她提出了约会邀请或打听她的电话号码,而“低自我评价群体”中的被试则是在女孩子平平常常的时候对她比较有兴趣。
相似会导致人际吸引,这一点已经为社会心理学家所做的大量实验所证明。在政府官员当中,大多数都是高学历、高品位、高修养的人,不免会为彼此的背景,行为所产生共鸣,寻觅到“知音”。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单把贪污拿出来看,谁都知道它是不道德的,是违法的,可是一旦大环境形成了一个贪污的群体,不贪污的人就显得格格不入,从而会被其他人排挤、打压,直至脱离政界群体。所以,从一个侧面讲,官员可能迫于这些人为的压力而不想变成“另类”才和大家一样贪污钱财。同样,当一个个高官都有“金丝雀”的时候,一旦出现了一个“另类”,就会在心理上产生“不如人”的反应,这叫“从众效应”,也会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时候寻觅一位“金丝雀”。
2.社会化伪装(去个性化)
先看一个心理学实验:
心理学家金巴多做了一个实验,召集了一些女大学生作为被试,并要求她们对隔壁的一个女大学生进行电击,不需要负任何道义上的责任,完全是为了科学实验的要求。通过镜子被试可以看见那个实际上是工作人员的女大学生,当然,她并没有真正受到电击。当被试按下电钮时,她假装大喊大叫,流泪求饶,以使那些作为被试的女大学生们相信,她真的非常痛苦。
被试被分为两组,第一组被试都穿上了带头罩的白大褂,每个人只露出两只眼睛,因此彼此谁也不认识。研究人员请她们实施电击的时候也不叫她们的名字,整个实验在昏暗中进行。这种情境被称为“去个性化的条件”。
第二组被试穿着平常的衣服,每个人胸前都有一张名片。在实验时,研究者很有礼貌地叫着每个人的名字,并且房间照明很好,每个人彼此都能看得很清楚。这一情境称为“个性化”。
结果,去个性化小组比个性化小组按电钮的次数多达将近两倍,并且每一次按下电钮的持续时间也较长。
俗话说“人多胆子壮,恃众好逞强”,即使平时是一个文静、性格内向的人在一定条件的刺激下便也会变得外向、狂放。而产生如此现象的两个重要条件就是:匿名性和责任模糊。试想一下,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人都显得很有信心,因为就算自己不行,身后还有人撑着。在面对责任分摊的时候,如果不记名,不落实到人,我们的动力和积极性就会大打折扣。同样如此,当官员在行贿的资金面前犹豫不决的时候,在美色面前极力控制的时候,是什么方式让他们舒心的接受?不就是这“去个性化”的条件么。当条件形成,任何一个官员都不必为集体行为而承担责任,由于感到压力减少,觉得没有受惩罚的可能,没有内疚感,从而使行为更加粗野、放肆;而一旦有媒体开始揭露的时候,他们肩头担负着责任,他们便会一个个带头学习廉政建设思想,号召群众坚决抵制贪污腐败。
经过上面的阐述,已经了解了一个官员在面对诱惑的时候心里的反应和角色转换中的细微的选择,从而使我们更加“理解”他们的行为。但最终是什么原因促使官员的这种行为无限的延续并且让他们在角色的选择中迷失了道德的本质呢?
看一组心理学实验:
道德的起源:
把五只猴子关在一个笼子里,上头有一串香蕉,实验人员装了一个自动装置,一旦侦测到有猴子要去拿香蕉,马上就会有水喷向笼子,而这五只猴子都会一身湿。
首先有只猴子想去拿香蕉,结果每只猴子都被淋湿了。之后每只猴子在几次尝试之后便达到一个共识:不要去拿香蕉,以免被水喷到。
实验人员把其中的一只猴子释放,换进去一只新猴子A。这只猴子A看到香蕉,马上想去拿。结果被其他四只猴子痛打了一顿。因为其他四只猴子认为A会害他们被水淋到,所以制止A去拿香蕉,A尝试了几次,虽然被打的满头包,依然没有拿到香蕉,也不知道为什么其他四只猴子会打它。于是这五只猴子也就没有被水喷到。
实验人员又把一只猴子释放,换上另外一只新猴子B。这猴子B看到香蕉,也是迫不及待要去拿。当然,如A一样,其他四只猴子把B痛打一顿。
值得注意的是,猴子A打的特别用力。
B猴子试了几次总是被打得很惨,只好作罢。
后来慢慢的,所有的旧猴子都一只一只的换成了新猴子,而大家都不敢去拿香蕉,但是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拿香蕉就会被打。
这就是道德的起源。
如人类社会一样,一个官员受贿没有被惩罚,两个官员受贿没有被惩罚,一个接一个,便形成了一种所谓的“道德”:受贿,不会被处罚,不受贿,会被其他官员“打”,这样,这种贪污腐败的“道德”便弥漫在官员中了。而对于猴子A,因为它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痛打,产生了报复的心理,变本加厉的实现在下一个“新人”身上。同样,一位官员在相比之下,得到的“油水”“羞于挂齿”时,便会大开胃口,一届比一届贪,一层比一层贪。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救助款、投资款逐级划拨下来便大大缩水了的原因所在。
阶级的起源:
实验人员继续实验,不过这一次他们改变了喷水的装置,一旦侦测到有猴子要去拿香蕉,马上就会有水喷向拿香蕉的猴子,而不是全体。
然后实验人员又把其中的一只猴子释放,换进去一只新猴子C。不同以往的是猴子C很强壮。当然C看到香蕉后也马上要去拿。一如以前的情形,其他四只猴子也想痛打C一顿。
可是因为C很强壮,结果他们被C痛打一顿。
于是C拿到了香蕉,当然也被淋透了。C一边打喷嚏一边吃香蕉,但美中不足。而其他猴子没有香蕉吃但因为没有被淋到也比较快乐。
后来C发现只有那个拿香蕉的才会被淋到,于是他就要最弱小的A去替他拿香蕉。A不想被打,只好每天拿香蕉然后被水淋。
其他三只猴子更快乐了,因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于是这五只猴子形成了三个阶级。阶级也随着道德的起源而起源了。
发现在猴子的社会中所存在的现象竟然与人类社会惊人的相似,随着道德的建立,阶级便产生了。而占据统治地位的统治者们压迫最底层的阶级,通过牺牲他们得到好处。而处在中间阶级的人们,带着与生俱来的“看热闹”本性,乐此不彼,也变向的压迫最底层的阶级。
这些官员们处于中间的阶层,因此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已经适应了从金钱、权力和美色中得到快乐,而也因为供给者们恰到好处,有求必应的“上供”,使得这种“快乐”无限扩大,演变成了全社会的问题。官员们继续贪污腐朽,虽然严厉惩治,可是,供求关系决定了社会中必然会存在这样的角色,毕竟在当今社会中求人者大量存在着。
信仰的起源:
五只猴子,三个阶级(吃香蕉阶级,拿香蕉阶级,干看着阶级)快乐的生活了很久,终于A由于生病被实验人员由猴F代替,而F同样很强壮。
当然F也对香蕉感兴趣,可不幸的是他最终以微弱的优势被以C为首的群猴痛打。
又到了拿香蕉的时候,猴子C作为吃香蕉阶级不会被淋到。真正恐慌的是除F以外的其他三只猴子,因为F那么强壮,他们不可能让他去拿香蕉。他们将面临一个抉择,谁去接A的工作。
这三只猴子进行激烈的争论,讨论谁做下一个拿香蕉阶级。而F很奇怪也很好奇,什么叫“拿香蕉”阶级?这三只猴子解释道:所谓“拿香蕉阶级”就是猴子社会中勇敢者的阶级,需具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才能得此殊荣。
F听后有些跃跃欲试,当然,最后他做了拿香蕉阶级。
再后来,三只干看着阶级被陆续换出局,换来的猴子个个强壮如C。
他们继续大打出手,不过目标不是香蕉,而是那个唯一的拿香蕉阶级。
于是信仰出现了。
我们更清楚的理解到,一旦一个官员被其他贪污的官员或者供给者通过花言巧语或其他方式拉下水之后,他便会将这种“文化”继续传承下去,使得最后贪污的本质有所改变,不单单是为了满足物质的欲望,也是证明一种虚荣,证明一种能力。
再看一个心理学实验:
研究人员征集了20多名大学生担任志愿者。随机把这些志愿者分成两组,其中6名大学生扮演“看守”,另外的人扮演“犯人”。
接下来的一切都完全按照当时监狱里的情境进行。“看守”有警服和警棍,要轮流值勤,注意维持秩序。“犯人”被带上“手铐”,押到“警察局”,签字画押、验明正身后,被蒙住双眼,带到一个地下“监狱”。在这里,他们进一步经历了作为“犯人”所受的待遇,并且不再称呼他们姓名而改用号码称呼,每名“犯人”被分别关入只有一张床、一个门洞的单人牢房。
实验没过几天,“看守”和“犯人”的表现越来越“专业化”:“看守”们日益强化自己的权力,渐渐学会了从侮辱、恐吓以及非人性地对待“犯人”中获得乐趣,不时地命令他们做俯卧撑,拒绝他们上厕所的要求,以及做出各种虐待狂似的行为;“囚犯”们最初会进行抵抗,但很快就变得被动、情绪低落,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抑郁、愤怒、沮丧等心理症状。
人的社会角色影响着他的心理和行为。当一个人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中呆久后,便会将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专业化”,供给者更像供给者,贪官更像贪官。因此,这些官员便逃不出这个“怪圈”,只能更加“专业”的去演,将这个角色“演好”,而不断接受着供给者的贿赂,也使得这个贪污集团有能力不断繁衍下去。
生活是一门艺术,人生如一场盛宴。虽说人生如戏,在不同的角色人生里,我们每个人都是主角,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演好这场戏。通过上述的分析,对于官员在角色扮演中的行为我们会在一些方面有所“理解”,同时更重要的是应该让我们自省,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腐败之风盛行的今天,我们也是这场铜臭文化的促进者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讲,是我们使得这种“文化”充满着整个社会,影响着政府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和地位。所以,从自身看去,在与腐败的斗争中,需要努力改变这种病态的供求关系,进而为政府官员创造一个轻松的角色转换和角色扮演的环境,给社会创造一个明净的未来。人生并不等同于戏剧,抓住机会,成功扮演属于自己的角色,在社会道德规范的前提下,满足社会的期望,满足个人的需求,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参考文献】
1.徐翔运、刘杰:《社会学概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2.白玉萍:《破译心灵的密码》,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
3.《官就是官,商就是商》,搜狐新闻
4.《汶川大地震半年后出现自杀小高峰》,新浪新闻
5.《社会心理学实验》,搜狐新闻
6.《官员的心理探究》,蓝心网
【指导老师:卜易然】
(作者单位:116023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关键词】角色扮演 角色转换 心理学分析 理解
随着公民对政府办公透明化程度要求的提高,媒体对政府官员行政工作的报导及揭发,政府官员在社会中所处的环境状况正发生着明显的变化;与此同时,社会工作的分工越来越细,世界经济一体化越来越明显,因此,社会对政府官员的要求也随之变化,政府官员不得不寻求新的自身的适应方式,来更好的提高效率,服务于人民。这样一来,我们就更加关注政府官员在工作单位、家庭乃至社会中的角色扮演问题,他们是怎样协调好这种种带有冲突的角色,怎样安排分配这些角色间的孰轻孰重,更多的是怎样在这些角色间调整自己的心态而不影响自己的生活。
社会的发展永远是曲折的,政府官员在任职期间,人们更多的关注仍然是他们的清正廉洁,为民办实事,为民办好事,不贪图钱财,不迷恋于权色;在家是个好丈夫(妻子),在外是个好公仆。然而事与愿违,在我们身边,不断有高官落马,政府要员被双规、被党纪处分,一个个“金丝雀”被社会所认识……这些例子不断提醒着我们,动摇着我们对于政府官员的信任,也不断让我们开始质疑这些官员。于是,我们只能单一的开展监督活动,进行廉政建设,进行思想学习,加大对贪腐官员的惩罚力度,来“拯救”这些官员,来规范这些官员,从而提高社会效率。
在汶川地震发生后不久,参加抗震救灾的汶川地方官员就频频传出让我们震惊的消息——自杀,此时我们才恍然大悟,才开始正视和重视政府官员的心理建设和治疗,设立心理咨询站,为受灾当地官员提供治疗,着力于这些官员心理的“灾后重建”。
可以说,心理是每个人都必须面临的问题,而心理健康的状态,直接反映在这个人对于工作、生活的热爱程度以及诸多价值观上。所以,笔者认为,对于如今政府官员所反映出来的许多问题,不能单纯依靠措施被动的来解决,更要从心理上去积极应对,从根本上去帮助政府官员。同时,由于人们心理上所反映出来的种种特点和人性固有的弱点,我们也应该对政府官员的“过失”进行一定程度的理解,并进行必要的自我反思。从角色中断和角色失败两个方面论述:
首先,来看一组汶川地震发生后当地政府官员自杀的数据统计及官方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数据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地震对于当地官员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而他们在地震期间舍小家为大家的工作精神确实让我们为之感动和敬佩,可是,为什么在我们都坚信如此坚强的人们当时能够挺住,以后也一样能够从黑暗中走出时却因为不能忍受精神压力而选择自杀呢?当然,谁都不了解对方当时真正想了些什么,却又都对此感到惋惜和痛心,也在心底里进行了心理学上所说的换位思考,构想了一下如果那个人是自己会怎么样,同时得出结论:我们可以理解他们。于是这样的事情就这么过去了,直到下一个自杀官员事件的出现。但我们又是否想过,如果在地震救灾后这些官员能都得到有效及时的心理救治,是否又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呢?答案是肯定的。正是我们忽略了,也正是我们在无形中将官员的能力扩大化了,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认定他们比我们坚强,是我们的榜样,然而我们忘记了,这些官员其实与我们一样,只是平平常常的人。
接下来,再看一组因为贪污而被我们熟知的政府官员的背景资料:
通过以上资料我们发现其中有相似的现象存在:这些官员都出生在一个家庭环境不是很好的家庭,父母为了支撑家庭而对其教育时间不多;求职过程艰辛,工作岗位换动四次以上;其中农民家庭出身、受父母管教时间极少的官员贪污金额巨大。
当然,并不是说以上的生活经历就一定能导致官员们贪污、腐败,只是能从中总结一些有助于我们的东西。
心理学认为儿童时期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在出生以后的五年里所发生的事情,几乎是具有决定性的。远离童年以后,我们一直会保有最初五年的生活印记,只不过没有根本地认识它而已。一个人病态心理(包括简单意义上的价值观模糊)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时期所经历的生活,尤其是他所经历的挫折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的阴影。所以,我们再看看资料,发现这些官员的共同点是:家庭环境不好,父母没有时间管教。家庭环境不好可以理解为物质条件的匮乏,而父母没有时间管教可以理解为缺乏爱,虽然其以后很独立,但先前的早期的充足的爱却能够操纵他以后的政治观点、职业选择、思想、行为等。由此,这些官员以后在工作中之所以贪污(恋钱)和政治觉悟迷失(早期没有得到充足的爱),就不难理解了(这里所说的理解并不是原谅,而是理解其历史根源)。但并不是只要小时候家境不好、缺少爱的官员就一定会贪污,只能说机率会更大些,然而没有这些经历的官员也不能说就不可能贪污。因为从小的心理定势的形成会影响他们以后的行动,童年时所发生的事有些似乎被遗忘了,却强有力地保留在潜意识里;所遭受的挫折在心灵深处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一旦触发,就会从隐到显表露出来。即使他们从儿童的角色转换成成人,从普通公民的角色转换成政府官员,也不能摆脱童年生活的经历。所以,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特别是爱的教育,是很重要的。
这些官员在有了儿时的影响做铺垫的情况下,接下来,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来继续进行说明,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些官员行为。
一、生理需要
1.难于得到的东西更珍贵
先看一个心理学实验:
心理学家E•沃尔斯邀请了一大群大学男生,他们并不清楚真正的研究目的。每个学生得到了5个姑娘的背景资料,并可以从中选出一个最愿意约会的对象。资料所显示的5位姑娘的基本情况相似,其主要差异在于:她们中的一个似乎是很容易“得到”的,因为她愿意和提供给她的5位男士约会;一位姑娘似乎是很难得到的,她愿意和男士约会,但对于提供给她的5位男士都没有热情;第三个姑娘对于大多数男士来说是难以得到的,但是愿意和所提供的5位男士中的一位约会;另外两位女士的资料并没有显示她们是否愿意和所提供的男士约会。在男生们了解了5位姑娘的情况以后,被要求评价对她们的喜欢程度。结果显示,大多数男士喜欢的是那位只愿意和一位男士约会的女生。
我们可以发现,在一定程度下,难以得到的东西是会对人们产生极大的吸引力的,人们会为了得到它而想方设法,相反,那些轻易得到的东西往往得不到人们的珍惜,也即是人际交往中的距离之美。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对于这些官员而言,在他们的人生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之后,便会在客观情况下不断地给自己订立新的“目标”, 就如我们,在人生中不断的订立目标,完成目标,再订立新的目标。同样,官员们也会努力去争取达到一个个新的“目标”,即使他们现在根本不缺少这些东西,于是,在思维惯性的驱使下,在儿童时期物质匮乏和爱不能充分得到的先前条件下,他们便会想要得到更多的钱,会想得到更大的权力,会想得到更多的美色,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2.糖果的诱惑
先看一个心理学实验: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瓦特•米伽尔做了一个实验。实验对象是幼儿园的孩子,实验开始时,研究人员带着孩子们在房间中玩耍。接着,研究人员借故离开房间。在离开前,把孩子最喜欢吃的糖果和一个按铃放在孩子们面前并告诉他们,如果耐心地等他回到房间,就可以得到许多糖果,但如果孩子不想再等下去,也可以按铃,研究人员便会马上返回,但这种情况下,只能得到一颗糖果。在孩子们完全明白以上情况后,研究人员离开房间。这时,小孩面临选择:马上按铃并得到一颗糖果;等待研究人员回来,并得到更多糖果。
在这项研究中,有的孩子耐心地等待研究人员回来(20分钟)。当然,这20分钟一定非常漫长。这些孩子用尽各种方法让自己撑下去:有的闭上眼睛不去看诱人的糖果,将头埋入手臂中,自言自语,唱歌,玩弄自己的手脚,甚至努力让自己睡着。而有些孩子则比较冲动,研究人员才走几秒钟便按铃,甚至有的孩子直接拿走了糖果。
这是一个象征冲动与自制、本我与自我、欲望与克制力、追求满足与延迟满足的实验。当然后续试验是通过继续跟踪研究看看这些孩子以后的人生道路,并证明小时候的品质是完全可以影响以后的人生走向的。
童心是纯洁的,与他们相比,在物欲横流的成人社会中,这些官员就比普通人更多的接触着这些诱人的“糖果”,他们更大的承受着心理上的煎熬。简简单单的糖果,便能反映人性,那面对大笔的金钱,权力的吸引,美色的诱惑,就更是对人性的考验了。对于普通人而言,金钱、权力、美色自然是令人“垂涎三尺”的“糖果”了,然往往遥不可及,在职已久、身居高位的官员们,则颇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面对“糖果的诱惑”,人性的弱点便显现出来,人性的丧失便也顺理成章了。
3.拥有的是最好的
先一个心理学实验:
心理学家沃卢姆请女性被测试者评定几件家庭小用品,就这些物品在一个从“非常好”到“很差”的等级量表上打分。在两件被测试者给予同等评价的小用品中,研究人员允许被试者选择一件拿回家作纪念。被试者十分高兴地带着东西回家了。
一天后,研究者要求这些女性再评定一次全部的用品,结果发现,被试者对于所选择的用品的评价提高了,而对自己放弃了的用品的评价降低了。
正如我们很小就听过的故事“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一样,人们的选择经常不是面对一个对象,而是许多个对象,而每一个对象都有其优缺点。与那些根本得不到的东西相比,“甜柠檬效应”的运用暂时能够帮助人们缓解内心的焦虑,协助人们平静地面对现实,自立自强。而与此同时,得到的东西便如数家珍一般努力保护,不会轻易与别人分享,例如名誉、金钱、职位等。人们都一样,会思考为了目前的一些东西失去部分利益值得不值得,然后“三思而后行”,然而,因为有着“放大镜效应”和“光环效应”的存在,我们就更会注视那些公众人物的行为,将自己心理的对于领导者的定义无形中加于他们。于是,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买官卖官、权色交易被无限的放大,甚至直逼当权的政府。然而这只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反映,是人的本性,官员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不得不为此 “牺牲”,并又再次沦陷道德。
二、社会心理需要
1.家庭责任
每个人都是家庭的一份子,在家庭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政府官员在家庭中同样也担负着不小的责任。笔者认为“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女人”这句话有它的道理,特别是当今社会的家庭中,妇女的处事能力直接关系到男人在外事业的境况。因为有着上述人性本质生理的需要,官员们在承受很大的工作压力和舆论监督之后,便会寻求避风港的庇护。这时矛盾就产生了,当官员回到家庭中扮演着丈夫(妻子)或者父亲(母亲)的角色的时候,由于工作环境、文化程度、婚姻质量等不同方面、程度的影响,夫妻之间会感到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与子女之间也因为长时间的工作而关系疏远,如此循环,便不断加重其中的互相误解与心理压力,导致官员无从诉说、发泄心中的不满,产生了角色上的转换迟钝,继续加重对外的物质欲望与性欲望的需求。
2.当权者服从
先看一个心理学实验:
美国耶鲁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克做了一个实验。选择了40名20～50岁的男子,安排两人作为一组。一位扮演教师,一位扮演学生。每当学生犯一个错误,教师就给他一个电击。两个志愿者抓阄决定各自扮演什么角色。事实上,谁扮演什么在抽签之前早已安排好,两人中有一位是假装的被试,扮演学生。然后,研究者带领两位受试者到一个房间,“学生”坐在一张桌子前,双臂被绑起来,电极接到手腕上。“教师”被带入另一个邻近的房间,他可以在这里向“学生”说话,也可以听到“学生”的声音,可是看不到他。桌子上有一个“电击发生器”(提前安排好的道具),标有“轻度电击”、“中度电击”等等,直到在435伏上标着“危险:严重电击”。研究者安排“教师”宣读一些成对的词给“学生”听,考他的记忆力。“学生”通过前面的按钮来回答,每当“学生”答错时,“教师”面前的灯泡就会亮起来,“教师”便会给他一个电击,从最低水平的开始,以此叠加。一开始实验进行的很容易,“学生”会给出一些正确答案,也会给出一些错误答案,“教师”在每次错误答案之后都给学生一个轻微的电击,然后继续进行。“学生”故意增多错误次数,电击程度便随之增高。情形越来越糟糕:到75伏的时候,“学生”故意发出了听得见的呻吟声;到150伏时,他叫出声音来:“放我走,我不想试了!”听到“学生”痛苦的叫喊,“教师”有些动摇了,询问研究者是否继续,研究者用十分冷漠而严厉的口吻说继续。于是,当“学生”犯错时,“教师”继续加重处罚。到180伏时,“学生”喊叫起来,“我受不了了!”到270伏时,他嚎叫起来。“教师”又犹豫不决了,研究者依然面无表情地让其继续。“教师”只好加码电击。后来,“学生”开始撞墙,再后来,他尖声大叫,到最后,“学生”既不回答问题,也不打墙壁,好像真的是痛的昏过去了……
我们暂且抛开这个实验违背心理学道义不谈,单就实验现象来说,令我们惊讶的是,在试验者的要求下,这些被试有63%的人将惩罚进行到底。这样的现象在心理学中解释为对权威的服从现象。于是,我们又可以联想到,政府官员可能在比自己更高职位、更大利益集团的权威压力之下,不得不进行着违背自己初衷的行为,而一旦涉足进来,便只能继续加大砝码,由收受小恩小惠逐步变为聚敛庞大资财。所以,政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是黑暗的也是恐怖的,每一个下马的贪官之后,必定有一群官员存在,单纯的“杀鸡儆猴”行为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此类问题的发生了。
三、社会“潮流”需要
不知从何时起,礼尚往来成了政界的敲门砖,想找人办事,必须得“放点血”。这里的“礼”已经失去了中国自古以来“诗书礼仪”中“礼”的本意,而更多的是包含一种物质价值,一种行为方式。于是,送“礼”的想尽各种方法,收“礼”的提出各种要求,这种“礼”的文化便逐步“发展”起来,成为当今政界不可小视的一股“新生力量”,成为了新时代社会的“新文化”。
1.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先看一个心理学实验:
心理学家布罗克召集来一批男大学生,通过“智商测试”把他们分为两组,一组是“高自我评价群体”,一组是“低自我评价群体”。
测试中研究者逐一带一名被试一起去实验室旁边的小卖部喝咖啡。小卖部的售货员实际上是研究者的助手,她通过改变服装、发型和化妆,时而显得魅力四射,时而又平平常常。研究者故意将两人引见后托辞离开。
如果被试向女孩提出约会的请求或者打听她的电话号码,那就说明他对这个女孩感兴趣,否则就表明不感兴趣,而这,就是这个实验的真正目的。
结果,“高自我评价群体”中的被试在女孩子打扮得很有魅力时对她提出了约会邀请或打听她的电话号码,而“低自我评价群体”中的被试则是在女孩子平平常常的时候对她比较有兴趣。
相似会导致人际吸引,这一点已经为社会心理学家所做的大量实验所证明。在政府官员当中,大多数都是高学历、高品位、高修养的人,不免会为彼此的背景,行为所产生共鸣,寻觅到“知音”。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单把贪污拿出来看,谁都知道它是不道德的,是违法的,可是一旦大环境形成了一个贪污的群体,不贪污的人就显得格格不入,从而会被其他人排挤、打压,直至脱离政界群体。所以,从一个侧面讲,官员可能迫于这些人为的压力而不想变成“另类”才和大家一样贪污钱财。同样,当一个个高官都有“金丝雀”的时候,一旦出现了一个“另类”,就会在心理上产生“不如人”的反应,这叫“从众效应”,也会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时候寻觅一位“金丝雀”。
2.社会化伪装(去个性化)
先看一个心理学实验:
心理学家金巴多做了一个实验,召集了一些女大学生作为被试,并要求她们对隔壁的一个女大学生进行电击,不需要负任何道义上的责任,完全是为了科学实验的要求。通过镜子被试可以看见那个实际上是工作人员的女大学生,当然,她并没有真正受到电击。当被试按下电钮时,她假装大喊大叫,流泪求饶,以使那些作为被试的女大学生们相信,她真的非常痛苦。
被试被分为两组,第一组被试都穿上了带头罩的白大褂,每个人只露出两只眼睛,因此彼此谁也不认识。研究人员请她们实施电击的时候也不叫她们的名字,整个实验在昏暗中进行。这种情境被称为“去个性化的条件”。
第二组被试穿着平常的衣服,每个人胸前都有一张名片。在实验时,研究者很有礼貌地叫着每个人的名字,并且房间照明很好,每个人彼此都能看得很清楚。这一情境称为“个性化”。
结果,去个性化小组比个性化小组按电钮的次数多达将近两倍,并且每一次按下电钮的持续时间也较长。
俗话说“人多胆子壮,恃众好逞强”,即使平时是一个文静、性格内向的人在一定条件的刺激下便也会变得外向、狂放。而产生如此现象的两个重要条件就是:匿名性和责任模糊。试想一下,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人都显得很有信心,因为就算自己不行,身后还有人撑着。在面对责任分摊的时候,如果不记名,不落实到人,我们的动力和积极性就会大打折扣。同样如此,当官员在行贿的资金面前犹豫不决的时候,在美色面前极力控制的时候,是什么方式让他们舒心的接受?不就是这“去个性化”的条件么。当条件形成,任何一个官员都不必为集体行为而承担责任,由于感到压力减少,觉得没有受惩罚的可能,没有内疚感,从而使行为更加粗野、放肆;而一旦有媒体开始揭露的时候,他们肩头担负着责任,他们便会一个个带头学习廉政建设思想,号召群众坚决抵制贪污腐败。
经过上面的阐述,已经了解了一个官员在面对诱惑的时候心里的反应和角色转换中的细微的选择,从而使我们更加“理解”他们的行为。但最终是什么原因促使官员的这种行为无限的延续并且让他们在角色的选择中迷失了道德的本质呢?
看一组心理学实验:
道德的起源:
把五只猴子关在一个笼子里,上头有一串香蕉,实验人员装了一个自动装置,一旦侦测到有猴子要去拿香蕉,马上就会有水喷向笼子,而这五只猴子都会一身湿。
首先有只猴子想去拿香蕉,结果每只猴子都被淋湿了。之后每只猴子在几次尝试之后便达到一个共识:不要去拿香蕉,以免被水喷到。
实验人员把其中的一只猴子释放,换进去一只新猴子A。这只猴子A看到香蕉,马上想去拿。结果被其他四只猴子痛打了一顿。因为其他四只猴子认为A会害他们被水淋到,所以制止A去拿香蕉,A尝试了几次,虽然被打的满头包,依然没有拿到香蕉,也不知道为什么其他四只猴子会打它。于是这五只猴子也就没有被水喷到。
实验人员又把一只猴子释放,换上另外一只新猴子B。这猴子B看到香蕉,也是迫不及待要去拿。当然,如A一样,其他四只猴子把B痛打一顿。
值得注意的是,猴子A打的特别用力。
B猴子试了几次总是被打得很惨,只好作罢。
后来慢慢的,所有的旧猴子都一只一只的换成了新猴子,而大家都不敢去拿香蕉,但是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拿香蕉就会被打。
这就是道德的起源。
如人类社会一样,一个官员受贿没有被惩罚,两个官员受贿没有被惩罚,一个接一个,便形成了一种所谓的“道德”:受贿,不会被处罚,不受贿,会被其他官员“打”,这样,这种贪污腐败的“道德”便弥漫在官员中了。而对于猴子A,因为它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痛打,产生了报复的心理,变本加厉的实现在下一个“新人”身上。同样,一位官员在相比之下,得到的“油水”“羞于挂齿”时,便会大开胃口,一届比一届贪,一层比一层贪。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救助款、投资款逐级划拨下来便大大缩水了的原因所在。
阶级的起源:
实验人员继续实验,不过这一次他们改变了喷水的装置,一旦侦测到有猴子要去拿香蕉,马上就会有水喷向拿香蕉的猴子,而不是全体。
然后实验人员又把其中的一只猴子释放,换进去一只新猴子C。不同以往的是猴子C很强壮。当然C看到香蕉后也马上要去拿。一如以前的情形,其他四只猴子也想痛打C一顿。
可是因为C很强壮,结果他们被C痛打一顿。
于是C拿到了香蕉,当然也被淋透了。C一边打喷嚏一边吃香蕉,但美中不足。而其他猴子没有香蕉吃但因为没有被淋到也比较快乐。
后来C发现只有那个拿香蕉的才会被淋到,于是他就要最弱小的A去替他拿香蕉。A不想被打,只好每天拿香蕉然后被水淋。
其他三只猴子更快乐了,因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于是这五只猴子形成了三个阶级。阶级也随着道德的起源而起源了。
发现在猴子的社会中所存在的现象竟然与人类社会惊人的相似,随着道德的建立,阶级便产生了。而占据统治地位的统治者们压迫最底层的阶级,通过牺牲他们得到好处。而处在中间阶级的人们,带着与生俱来的“看热闹”本性,乐此不彼,也变向的压迫最底层的阶级。
这些官员们处于中间的阶层,因此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已经适应了从金钱、权力和美色中得到快乐,而也因为供给者们恰到好处,有求必应的“上供”,使得这种“快乐”无限扩大,演变成了全社会的问题。官员们继续贪污腐朽,虽然严厉惩治,可是,供求关系决定了社会中必然会存在这样的角色,毕竟在当今社会中求人者大量存在着。
信仰的起源:
五只猴子,三个阶级(吃香蕉阶级,拿香蕉阶级,干看着阶级)快乐的生活了很久,终于A由于生病被实验人员由猴F代替,而F同样很强壮。
当然F也对香蕉感兴趣,可不幸的是他最终以微弱的优势被以C为首的群猴痛打。
又到了拿香蕉的时候,猴子C作为吃香蕉阶级不会被淋到。真正恐慌的是除F以外的其他三只猴子,因为F那么强壮,他们不可能让他去拿香蕉。他们将面临一个抉择,谁去接A的工作。
这三只猴子进行激烈的争论,讨论谁做下一个拿香蕉阶级。而F很奇怪也很好奇,什么叫“拿香蕉”阶级?这三只猴子解释道:所谓“拿香蕉阶级”就是猴子社会中勇敢者的阶级,需具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才能得此殊荣。
F听后有些跃跃欲试,当然,最后他做了拿香蕉阶级。
再后来,三只干看着阶级被陆续换出局,换来的猴子个个强壮如C。
他们继续大打出手,不过目标不是香蕉,而是那个唯一的拿香蕉阶级。
于是信仰出现了。
我们更清楚的理解到,一旦一个官员被其他贪污的官员或者供给者通过花言巧语或其他方式拉下水之后,他便会将这种“文化”继续传承下去,使得最后贪污的本质有所改变,不单单是为了满足物质的欲望,也是证明一种虚荣,证明一种能力。
再看一个心理学实验:
研究人员征集了20多名大学生担任志愿者。随机把这些志愿者分成两组,其中6名大学生扮演“看守”,另外的人扮演“犯人”。
接下来的一切都完全按照当时监狱里的情境进行。“看守”有警服和警棍,要轮流值勤,注意维持秩序。“犯人”被带上“手铐”,押到“警察局”,签字画押、验明正身后,被蒙住双眼,带到一个地下“监狱”。在这里,他们进一步经历了作为“犯人”所受的待遇,并且不再称呼他们姓名而改用号码称呼,每名“犯人”被分别关入只有一张床、一个门洞的单人牢房。
实验没过几天,“看守”和“犯人”的表现越来越“专业化”:“看守”们日益强化自己的权力,渐渐学会了从侮辱、恐吓以及非人性地对待“犯人”中获得乐趣,不时地命令他们做俯卧撑,拒绝他们上厕所的要求,以及做出各种虐待狂似的行为;“囚犯”们最初会进行抵抗,但很快就变得被动、情绪低落,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抑郁、愤怒、沮丧等心理症状。
人的社会角色影响着他的心理和行为。当一个人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中呆久后,便会将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专业化”,供给者更像供给者,贪官更像贪官。因此,这些官员便逃不出这个“怪圈”,只能更加“专业”的去演,将这个角色“演好”,而不断接受着供给者的贿赂,也使得这个贪污集团有能力不断繁衍下去。
生活是一门艺术,人生如一场盛宴。虽说人生如戏,在不同的角色人生里,我们每个人都是主角,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演好这场戏。通过上述的分析,对于官员在角色扮演中的行为我们会在一些方面有所“理解”,同时更重要的是应该让我们自省,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腐败之风盛行的今天,我们也是这场铜臭文化的促进者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讲,是我们使得这种“文化”充满着整个社会,影响着政府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和地位。所以,从自身看去,在与腐败的斗争中,需要努力改变这种病态的供求关系,进而为政府官员创造一个轻松的角色转换和角色扮演的环境,给社会创造一个明净的未来。人生并不等同于戏剧,抓住机会,成功扮演属于自己的角色,在社会道德规范的前提下,满足社会的期望,满足个人的需求,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参考文献】
1.徐翔运、刘杰:《社会学概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2.白玉萍:《破译心灵的密码》,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
3.《官就是官,商就是商》,搜狐新闻
4.《汶川大地震半年后出现自杀小高峰》,新浪新闻
5.《社会心理学实验》,搜狐新闻
6.《官员的心理探究》,蓝心网
【指导老师:卜易然】
(作者单位:116023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