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将执掌未来中国民营家族企业的这群人而言,他们如何看待父辈财富?他们如何认识自己与他们所处的这个社会?
　　
　　是的,当这些20多岁的“少主”们不负众望,学成归来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彬彬有礼、低调的姿态,开启自己事业的崭新罗盘,当然,他们的起点高于普通人:
　　有些马上成为众望所归的“储君”,接受早被安排好的宿命,他们在父辈的企业挂职,或由底层开始锻炼,或直接“空降”高层,总之,在强大的父(母)亲和一堆胸有丘壑的企业“元老”前,他们得展现踌躇满志以及远超实际年龄的成熟老到(这是必需的);有些独立门户,自己创业,或做实业,或拉风投;部分人选择顺应内心那个强大崛起的“自我”,或搞起了文艺,或从事一个自己喜爱、却让外人匪夷所思的大众职业……
　　顾明祥进入家族企业的步履沉稳,未雨绸缪。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踏实走好每一步”。从2002年假期开始,他每年都在家族企业的工厂实习。2005年年底,担任家族企业人力资源部经理的顾明祥,常常跟工人们同吃同住,打成一片,这段持续半年的生活,让“顾经理”的称呼在这个位于长江之滨的家族企业内部沿用至今。
　　
　　接力中国
　　
　　“我们如何在家族企业中承担接力角色?我们如何接好企业转型、发展这一棒?我们如何能发挥一代人的作用?我们希望用群体的力量来发出统一的声音,传递积极、努力、责任的意识,大家可以相互学习,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接力中国。在这个群体当中,你会发现,自己需要不断努力。我们的许多会员后来都跟我说:终于找到组织了!”陈豪说。
　　陈豪,1982年生人,这个头脑灵活的年轻人,长着一张带喜气的娃娃脸。陈豪是“接力中国”的发起人之一与现任理事长,也当选了新一届的“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委员”。
　　“我们这些人,其实都是蛮孤独的”,陈豪说。
　　经过一年多的运作,2008年5月,接力中国在香港注册成功,目前挂靠在上海市杨浦区工商联青年工作委员会之下。这个民间组织目前拥有100余名会员,包括:汤臣集团执行董事,28岁的汤子嘉;江南最大的私家园林——静思园总经理,1980年生的陈天红……
　　“我们的成员都希望自己做点事,也有很大的压力和抱负。花花公子型的‘富二代’,不会来我们这个组织”,接力中国秘书长陈雪频向《新民周刊》记者概括这些“富二代”的相同背景包括:家境优渥,其父(母)辈“富一代”的家族企业资产为几千万元至100亿元不等;大约都为80后,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为人低调,许多人都有在国外求学的经历,目前回到中国,在父(母)辈的企业逐渐开始独当一面或选择自己在外创业;他们都愿意接班,普遍有强烈的责任心……
　　“接力中国名义上是全国性组织,但实际上长三角的占了超过一半,还有一些人来自台湾、香港、长沙等地。这些所谓的‘富二代’,他们物质上很富有,但都面临着一些相同的困扰和压力,与背景相似的人交往,会让他们感觉自然”,有过丰富财经类媒体从业经验的陈雪频介绍,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截至目前,他们一次性收取5万元会费,作为协会的活动经费,他们会定期对每位成员发布财务状况。对于外界关心的慈善,陈雪频说,他们“还在酝酿中”,“希望尽快能把大家的理念落到实处”。
　　陈豪强调,接力中国保持着审慎态度,他们从未采取营销的方式去扩大规模,而是依靠最原始的“口口相传”、“人复制人”的方式,不断有新会员加盟。
　　接力中国的很多会员,目前都在为家族企业的接班大业而努力。就接班议题而言,衍生出来的许多问题,在“富二代”中,是相同的。
　　比如,大部分年轻的家族企业接班人都会遇到“镇不住场子”的情况,处境比较边缘。“很多企业的老臣就觉得:是我们跟你的父辈把这个企业打造起来,你那时候还在穿开裆裤呢!这种情况在接力中国的会员中,很普遍!”接力中国成员、添香实业有限公司CEO许涛芳说。
　　
　　这些人拥有着与生俱来的物质上的极大富足,也面临着无从回避的继任压力。记者了解到的,一个最为典型的压力是来自于社会认知层面:他们被认为是含着金匙出生的富家子,如果做好父(母)辈的企业,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做不好,即为败家子。
　　一位“富二代”对记者称,在接力中国找到了很多有共同语言的朋友,“你跟普通人沟通时,有些东西你没办法说得非常投机,很多时候,你要顾及别人的感受。但在这里,沟通比较顺畅”。
　　虽然在接力中国的很多会员看来,他们是一个相似背景的同龄人的互助组织,但接力中国后来也被外界称为“富二代俱乐部”。
　　在陈雪频看来,外界对“富二代”群体的高度敏感与关注,也许会给“富二代”自身带来一种积极力量:首先,他们希望自己有点出息;其次,他们希望能够传承父(母)辈的家族企业,同时解决在该企业任职的员工的生计问题;再次,他们希望能改变公众对他们的眼光,做一些事情,“让别人对他们的印象好点吧”。
　　在中国公众面对“富二代”的聚焦之下,这群面孔年轻的家族继承人,如缸中之鱼,他们还不太习惯媒体与公众审视的目光。“对媒体报道中的一些字眼,他们会有些敏感”,陈雪频说。
　　这种小心翼翼或许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其中一部分人走得更远,他们愿意以公开的姿态亮相。这较之他们基本上不同媒体接触的父(母)辈,已是一个长足进步。
　　当然,一些人也开始希望在这个“小大亨”汇集的组织寻找商业机会。常常有一些看上去拘谨的中年人捧着一些资料在接力中国位于苏州河畔的会所,等着预约这些比他们年轻很多的目标客户。“比如,有些楼盘开发商就希望我们的会员买他们的房子,后来,还真的有人买了”,陈豪说。
　　
　　“少主即位”之路
　　
　　王均瑶“身后”的财产纷争,这则暴露民企传承忧患的案例充分说明:家族企业依赖一个能人传承,风险太大,一旦民营富豪出现任何闪失,其身后围绕产权归属还会衍生出无休止的法律纠葛。
　　接班,正在成为中国民营企业最为严峻的挑战。华尔街电讯(wswire.com)研究表明,全球67%的家族企业都将面临老一辈创业者或守业者对下一代的权力交接问题。在中国,未来5至10年是中国家族企业交接班的关键时期,一批50至60岁的富豪经过20多年的拼争,要逐步将公司移交给自己的子女。这可能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财富迁移运动,一个全球化的家族“接班时代”已经到来。
　　5年前,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在选择企业未来接班人的问题上颇费思量,他提议,由原始股东会设立“败家子基金”,以养活那些没有大出息的后代。
　　在历经多年苦心经营之后,相当数量的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深重忧虑——究竟有谁能够接自己的班?
　　在温州大学城市学院常务副院长、管理学教授谢健的眼中,未来几年将是中国民营企业接班的关键时期,他告诉《新民周刊》记者,现在他接触到很多较早去培养子女成为接班人的温州民营企业家,这些人“非常刻意地让子女进入家族企业高层,有的‘富二代’刚刚大学毕业,就已经在做接班的准备工作了。我们很多学生在读书期间也就到他的家族企业里就职,他们的目的性非常明确”。
　　谢健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文化中比较注重“家”的概念,会强调将个人与家族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是华人家族企业的一个特色;再者,在目前情况下,用职业经理人经营家族企业“难度会非常大”,这是因为,“职业经理人市场、我们的信用机制不健全,导致现在很少有企业用流动性很强的职业经理人,即使用外人,也是用从企业内部慢慢提拔上来的那种人”。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说,“制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对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果他们生活中有什么令人感到诧异或者迷惑不解的事件,人们就会如饥似渴地抓住不放,编造出种种神话,而且深信不疑,近乎狂热。这可以说是浪漫主义对平凡黯淡的生活的一种抗议”。
　　“富二代”中,不乏天生的商业奇才,也不缺败家子。然而更多的人只是凡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让他们的父母亲毫无选择,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们的确是被一个叫作“命运”的家伙推上了必须接班的道路上的。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踏上接班之途的董铭就常常有莎士比亚在《第十二夜》中所形容的,“被迫成为大人物”的感觉。这位于2003年就进入父亲创办的家族企业威力锻压设备有限公司准备接班的年轻人,那年22岁,甫一亮相,就任职副总,如履薄冰。
　　一些“富二代”,需要面对的是强势的父(母)亲。
　　当“富一代”的父(母)亲与“富二代”的儿子产生意见分歧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应对的?“我们交流意见时,父亲是不说话的,我看他的神情来判断他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温州长城集团总裁助理、24岁的叶凡说。但是,如果父亲反对呢?“那就先把它埋在心里吧”。
　　20岁时的顾明祥血气方刚,“那时就是个小孩,自己在国外学到一点东西,回来后老觉得我们家是土枪土炮,管理不规范,母亲就不把我的意见当回事,那时觉得自己不受重视。到后来才觉得母亲那种方法当时是切实可行的”。到2003年,顾明祥就开始认真地在家族企业的工厂实习了,后来他总結,“这是个插曲”。
　　2006年初,24岁的缪新颖从加拿大留学回国,在家族企业温州新丰集团锻炼了2年多时间,这位家族企业接班人在企业内部推行的包括整肃公司纪律、人事制度改革的一系列“新政”,遭遇滑铁卢,最终无法推行下去;他招聘的一批年轻大学生在一年之后也相继离开。
　　缪新颖的父亲是新丰集团董事长缪存良,缪父认为儿子“太理想化”,这一点,“是他进入公司后的毛病之一”,“他可能觉得公司要像电影、电视里那样一片忙忙碌碌才对。但在我看来,只要你做好本职工作也就可以了。也许他想的那样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我在的时候,人是不会让他动的”。
　　目前,缪新颖在上海筹备自己的公司,主要从事金融和资本运作,“在家族企业里,哪怕是副总,对你也不敢有太高要求。既然这样,还是要到江湖里闯一闯,才能学到更多东西”。如他所言,Still Long Way To Go(路依然漫漫)。
　　
　　父辈财富有时是枷锁
　　
　　跟相对传统的父(母)辈不同,一些准备接班的“富二代”往往属于改革的“激进派”,很容易接受新观念。
　　2008年,赵臻给自己买了一辆保时捷SUV。
　　这个1987年出生的年轻人,用带着一点小自豪的语调告诉记者,这辆约100万元的保时捷是他“用自己努力赚来的钱买的”。
　　就在今年,谈一个项目的时候,赵臻刚迈进门,对方那位年逾四十的商人,神情马上产生微妙的转变,“那是俯视,满不在意的眼神”。还有一次,对方在与他有了愉快的交流之后,终于交底,“刚看到你进来的时候,我在想,怎么来了一个小鬼?”
　　“18岁的外表,38岁的心理”——年仅22岁的赵臻这样形容自己。与赵臻颇为熟识的一批企业家二代有许多都已经30多岁了,而与他在商场上周旋的常是一批中年人士,其中有许多人与他的父亲年龄相当。
　　年轻的脸孔,显然给他的创业带来诸多不便。
　　2005年,赵臻考上了南京一所“不怎么好的”大学。在大学里,他感觉到同学们都爱玩,“风气不是很好,而课本上的知识对做企业都不太实用”。进校一两个月,他就产生了强烈的退学念头。
　　赵臻的父亲,从一个从事电动机生意的小商贩起家,20多年后已经坐拥江苏南京一家业内知名的电机企业,这家被赵臻形容为起源于“家庭式作坊”的企业,目前旗下有500多名员工,年销售额逾3亿元人民币。
　　高中毕业后,一定要读大学,然后去家族企业接班——这是从小父母亲给赵臻设定的一条“光辉大道”。
　　但是,在熬了一个学期后,赵臻终于“爆发”了,他决意放弃大学学业。这个决定,被认为是逾越常理,在赵家内部遭遇激烈反对,“跟刚改革开放那时候,有人要下海一样”。赵臻的父亲就属于持坚决反对意见的那一拨,为了儿子的事情,这位45岁的企业家几宿夜不能寐。
　　让赵臻庆幸的是,他的父亲比较开明,父子俩许多问题都可以协商。
　　退学后的赵臻,从新华书店买来许多书籍与光碟,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学,清晨7点起床,深夜12点睡觉,除了吃饭就是学习……慢慢地,父母开始认同儿子的执著。
　　在父亲的电机企业,赵臻呆了半年。那段时间,他没有头衔,工作内容相当于“监事”,就是在厂区里转悠,熟悉企业流程。员工们都知道,这个留着平头、身材瘦削的小年轻儿,是董事长的公子,未来的老板。
　　“父亲经营企业还是按照他固有的理念,对我来说,在这种固定模式中呆久了,是一种枷锁”,不愿呆在家族企业的赵臻跟父亲说:我现在还很年轻,我的观念是很新的,还处于一个空白期,如果这个时候让我在家族企业工作,就相当于把我关在了笼子里,我进去,就出不来了。
　　最终,赵臻选定了从事房地产行业。“长大后要做一名房地产商”是赵臻高中时代就有的宿愿。2007年,江苏淮安鑫鼎置业成立,赵臻任副董事长,这家地产公司目前正在江苏涟水县城中心地段进行一项占地8万多平方米的老城区改造项目。父亲给了赵臻在鑫鼎初创时期的一半资金。这一年,赵臻还担任浙江宏盛造船有限公司董事,“我和几个朋友投资了宏盛,我算是他们的股东”。
　　赵臻也遭遇了人生中的挫折。在去年的时候,他亏了几十万,“这对我在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我知道了,一些人是看重利益的”,赵臻感觉这个江湖“水很深”,他常常想到胡适那句“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为什么要接班?赚钱最终是为了什么?——他们也在思考。
　　“赚钱是我的手段,不是我的目的。我不要赚很多钱”,赵臻说他的动力是想“体现一个人在社会上存在的价值,帮助身边更多的人”。
　　而陈豪的身上,似乎有着天生的商业嗅觉。他的每一步,似乎都踏上了“赛末点”。
　　在华东理工大学管理工程系念书时,陈豪就开始了他创业之路。大一、大二时,陈豪在学校承包了两家店铺,卖文曲星、书、鞋子等学生用品,他做上了“小老板”,抽空就跑到义乌等地去进货,下了课就去巡店……两年下来,他每月有了一笔固定收入。
　　2003年左右,陈豪发现同是20元的短信套餐,浙江移动推出的一种校园手机卡可以发1000条短信,而上海地区的卡却只能发400条短信。陈豪和几个合作伙伴进了一批浙江移动的手机卡到华东理工大学来卖,每张150元,他们的进价是50元。后来这种卡在上海其他高校竞相流行,陈豪挖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在卖电话卡的时候,陈豪得到了几个客户的反馈称,刚买的新卡里面并没有100元满额,要少一两元。陈豪想把这件事弄清楚,于是查询了一张新卡的扣费情况,结果发现了里面有一种服务每月扣两块,“可是我们刚买卡的时候没有定制任何服务。后来我找到有过业务往来的手机运营商,他们表示卡里的钱不是他们扣的,是SP(Service Provider)服務商扣的”。
　　当时,正是SP的鼎盛之年,从事SP服务的空中网和掌上灵通相继在纳斯达克上市。陈豪看到其中的商机,决定成立一个SP公司。
　　SP确实是很赚钱的一行业,在2005年,还是大四学生的陈豪年营业额1000万元,上缴了税费100多万元。“有时早晨我醒来的时候,看见机器开着,屏幕上每秒钟数字都在滚动。我那时想,我连躺着的时候,都在赚钱,觉得很刺激!”在回忆那个淘金的“蛮荒年代”,陈豪眉飞色舞。
　　那一年,陈豪常常开着他新买的那辆帕萨特,和几个伙伴去吃4元钱一份的炒米线,“仍然感觉很幸福”。
　　陈豪的父亲,在浙江嘉兴地区拥有一家近500名员工的生产高分子材料的企业。2005年,从华东理工大学管理工程系毕业后,陈豪并没有进入父亲的家族企业,他选择与几个朋友在外做风投,“父亲不干涉我,他让我自己去闯。其实创业就是一个发现自己的过程,我不是很适合做管理,因为我对细节要求很高;而投资讲究的是判断力,我比较适合”。
　　对于父亲的产业,陈豪也有自己的看法,“我们要进行产业升级,因为目前制造业的利润太低,只有5%”。
　　实际生活中的陈豪们,具备远比大众媒介刻画的脸谱,拥有更为生动的个性。在他们的言谈间,往往会有一个清醒的“自我”,不自觉地跳脱出来。
　　“他们总喜欢把我讲成他们所设想的那种样子,实际上,我就是我自己”,一位“富二代”有些忿忿不平。这时,你必须承认所有个体的丰富性。就像承认,这个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
　　
　　对红烧肉的感情
　　
　　“一个挨过饿的人和一个没有挨过饿的人对一碗红烧肉的感情是迥然不同的”,在《写给100年后人们的信》中,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柳传志这样说。
　　多位“富二代”表示,当年父母亲那种能吃苦的打拼精神,是他们所不及的。
　　虽然“富二代”中的许多人强调,他们自己“不会乱花钱”,但他们显然比他们的父(母)辈,更懂得怎么从物质上不亏待自己。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拥有逾百万元人民币的宝马、奔驰或保时捷。就像记者见到的一位“富二代”,戴香奈儿J12手表,拎Hermes Birkin的包。
　　在他们看来,这些稀松平常,没必要大惊小怪,因为感觉自己“的确要用”。恰如亚当·斯密所言,“一个出生在富有家庭的人,即使具有节俭天性,也是很难做到的”。
　　“我们要去接纳或体验这些品牌,不是为了去炫富的目的,你要知道什么东西才是好的,这样你在做产品、做人各方面都会要求精致”,陈豪说,他在上海的生活“都是靠自己,没有靠过家里”,包括他去年年初添置的那辆100万元的奔驰。
　　在谈及有关父(母)辈以及自己的产业规模时,许多富二代的态度,低调而审慎。一位“富二代”很少驾驶着她那辆价值130多万保时捷跑车上下班,很多时候,她会让这个拥有鲜亮黄色外壳的家伙,带着她穿行在这个城市灯火阑珊的夜幕中。
　　在婚姻问题上,这些“太子”、“公主”们的选择范围,事实上,比你我所设想的,要小得多。许多人只是埋头,工作工作工作,业余生活很“宅”,“基本上靠一根网线与外界连接”。他们通常的玩伴,要不是相识多年的发小、同窗,要不就是具备相同背景的“富二代”们,因为这样,安全、轻松,无负担。
　　这个年代,不乏三姑六婆,殷勤地持着姑娘们、小伙子们的照片探门。此时,“富一代”们已经迫不及待地为他们置办了名车与别墅,万事俱备,只欠一个合适的主人。
　　不管父母是否知晓,实际上,“富二代”中的许多人,已经经历了至少一次的美好恋情。最后过不了父母那一关、劳燕分飞的,当然有。但本刊记者接触中的多位“富二代”往往会在私底下说,当年那场无疾而终的恋情,“不是家庭原因”,或是因为当年太年轻,“思想上还没有准备好”,或是因为“个性不合”。
　　在寻找人生伴侣的终身大事上,“富二代”显然必须顾及的是父母亲与家族成员的感受。
　　就在今年,母亲向顾明祥下达了“死命令”:一定要今年结婚。
　　“这当然不可能,八字连一撇都没有!”还没有女朋友的顾明祥终于不好意思地笑出声来。
　　他希望未来的另一半是能跟自己一起并肩奋斗、共同进退的,“我不看重对方的家庭背景,只希望能让我母亲满意,孝顺,乖巧,能够讨她欢心”。
　　对待终身大事,他们中的有些人也显得尤为慎重。现在,如果有女孩围着赵臻,有时他在心理上会有一种难以言传的警惕感,她会不会是看上了他的那些身外之物?
　　记者接触到的不少“富二代”同时也在思忖:长辈们强调的所谓“门当户对”,究竟是否合理?
　　“对这个问题,我没有任何框架限制,但我们要能有共同语言吧”,陈豪说目前他的事业还没有稳定,“结婚的事情过两三年再考虑”。
　　一位“富二代”说,他们较难认识圈外人;跟圈内人也不太可能,因为圈内有许多同龄人都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他们不得不将极大的精力花在应付接班大业上。
　　这是个悖论。灰姑娘与水晶鞋的童话,在现实中被演绎的可能性,好比徒手摇中六合彩。
　　当然,这些问题,很矛盾也很折磨人,即便去念最牛的EMBA,也无法解决。尽管如此,记者接触的数位尚处空档期的“富二代”,无一例外地宣称:不会为了一些家族企业的利益而让渡婚姻。
　　我的婚姻,不接受arrangement(安排),这几乎是底线!——他们(她们)中的多位,这样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