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朱少卿，一辈子的小学教师。从青春年少到年近花甲，跨度很大。母亲和学生的情缘也与时俱增，这种自然情感，成全了母亲充实的教师生涯。
　　母亲班上的学生名字，我和哥姐都能倒背如流。学生的情况，我们熟识于心。比如有的孩子老写错别字，将星期天写成“星斯天”，将小弟写成“小第”，狐狸写成“孤狸”等。母亲经常在放学后将他们留下，教他们写对再走。母亲回家晚，我们就猜，一定跟“小第”和“孤狸”他们在一起。
　　母亲和学生的故事极普通。一句话可带过。
　　孙水潭说：“我到南山二小第一天，是朱老师从我妈怀里把我抱过去的。”
　　汪迎春说：“她强调课堂纪律，形容要一根针掉在教室的地上也听得见。”
　　李爱萍说：“她教我写日记，我开始一页写五天，后来一天写一页。她表扬我。”
　　张静萍说：“她让我们做个小本子，有好词句就记下来，我就养成了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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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去世三年多后，有一位学生将自己的记忆写下刊登在《新民晚报》上：我小学的班主任叫朱少卿，是个非常棒的语文老师。她常常在中午的时候，来学生的家里，看看学生有没有午睡……我跟哥哥们中午要玩，一听见地板楼梯里响起了脚步声，我们都“啪”地倒在床上装睡。朱老师轻轻进来，悄悄出去。有一次，她跟我说：“你睡觉的时候，眼睫毛是一动一动的。”我顿时说不出话来……
　　这个作者，是当今著名作家王丽萍。
　　和学生眼里的老师故事一样，母亲口里也有说不完的学生故事。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母亲班上有个白净秀气的女孩叫高月定，工人的女儿，品学兼优，是班长。小学六年她是老师的得力助手。毕业后师生情同母女。高月定上卫校、工作、结婚生子、儿子结婚、孙子来了、夫君走了……母亲无一不及时知晓。1995年秋，母亲摔倒骨折住院。年届五旬的高月定赶到病床前，红着眼眶默默陪伴，用棉签蘸温水为老师润唇，并要求兄弟姐妹夜间陪护把她也排上。
　　沈世英，幼时体弱，家长担忧。母亲每天在校午餐时，特意留心照顾他饮食清淡。成年后的沈世英在北京工作。每年春节回杭州看望老师，几十年如一日。那年杭州大雪，家人问他是否提前买车票。他说：“不急，我还没看过朱老师呢。”
　　七十年代母亲因为颈部疾患时常去医院换药。学生楼眉生、卢冠军闻讯赶到换药室。人到中年的他们站在诊室外久久等候。母亲换药结束，护士进来说：“快走吧，外面您的儿子已等很久了。”
　　赖存理，当年支边宁夏的知青。在大西北的矿井下从事繁重体力劳动多年。他始终和我母亲通信。母亲一再鼓励他：你有扎实的知识，永远不要放弃努力。后来他考上研究生，毕业后进入经济理论研究领域，担任了省级社科院经济所的领导职务。几十年来，他每出版一本新著，第一个想送的就是朱老师。他说我这是向老师交“课外作业”，请老师“批阅”。
　　考大学了、读研究生了、评职称了、任职了、出国深造了……母亲不停地接收着学生们的喜讯，接受着桃李天下带给她的精神馈赠。
　　我曾陪母亲参加过两次同学聚会。
　　一次是2000年的第一个春天，五十年代的同学聚会。他们将公园茶室摆放成有“讲台”和“课桌”的课堂，然后宣布，按照课堂纪律，谁发言，一律先向朱老师举手。
　　半个世纪后的“课堂”里，少年学子都已随着时代变迁成为工人、职员、医生、工程师、教授、厂长、局长……但面对老师，他们仍端坐着抢着举手发言。有一位同学说：“教育对我们产生影响最大的阶段是哪一个？我认为是小学！进入二十一世纪，国家正在大发展，我们能为祖国做贡献，再微小的力量也来自知识。所以人生的启蒙老师，我终生难忘。”
　　另一次是1986年冬天，六十年代的一个班的聚会。同学们回到南山二小的老教室。黑板上留着一行漂亮的美术字——老师，我们又回到了童年。
　　这次同学聚会接近尾声时，年过六旬满头华发的母亲带着一个纸袋走上讲台。她说：“今天这个日子，我要送每位同学一件礼物。下面，请叫到名字的同学到讲台上来领取。”纸袋里是一沓作文本。那是1966年最后一本作文本。停课了，老师无法发给大家。母亲说：“这二十年里，我丢失过很多东西，但你们的作文本我没丢。我一直觉得，总有一天，我会把本子还给你们。”
　　每一个领回作文本的同学都迫不及待地打开它，里面有二十年前红笔留下的点、线、框、圈，有大段的评语和等待改正的错别字……
　　当年母亲大病之后，身体羸弱。学校照顾她，为她配備的副班主任总是得力能干的。母亲感恩，带重点班，精心教学，公开课讲得炉火纯青，被评为校先进工作者。即便退休多年后，学校仍推荐母亲接受两位来自北京的记者采访。
　　我曾想，母亲何来如此能量，将为人师表、桃李芬芳的事做得这么欢实。
　　道理很简单：恪守天职。
　　因材施教，寓教于乐，有教无类，让你省却不必要的枝节交错，让你不“累”。虽与富贵功利无关，却关乎为人师表者的灵魂风华。
　　2017年初夏，我与小哥看望当年母亲的领导。老校长年事已高，行动困难。谈及南山二小，仍目光炯炯充满情感。告别时，德高望重的老校长拄着拐杖，颤抖着一定要站起来相送，再三劝阻都不行。那种执意，那种颤巍，让我泪奔而下。回想当年我家与校长同住校宿舍多年，从无私交来往。人们信奉的“天职”，从来神圣洁白。
　　母亲去世前一周，生命体征很弱，但思绪清晰。听说学生要来医院看望，倦怠的眼神顿时有了光亮。母亲想见他们。从医的二姐和小嫂，再三评估母亲的病情，艰难地决定，听从母亲。
　　护士路过走廊，看见一大群人，说：“你们怎么回事，来这么多人。这是病区。”
　　我赶紧迎上去解释，这是病员朱少卿的学生来看望，平时凑不全，国庆里才约齐。
　　护士一听，沉默了。她对大家说：“那你们说话轻点，尽快结束探望。”
　　走廊是一条河。四十多年前的学生们急于要跨过这条河。河那边，半个世纪前晨光映照的早读教室门口，女教师一头短发，目光和蔼地迎接他们。或者，更早年代的她，一身列宁装，两根粗黑辫子，明眸皓齿，笑容端庄。手握一本点名册，走上讲台轻轻站定。
　　走廊的人群两人一组，如同当年进教室那般排队进入病房。一群岁月故事回到老师身旁，长长地流淌，带着不舍，带着珍贵的恒温。
　　（摘自《人民日报》）（责编 悬塔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