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中，很多地区都出现了违背国家产业政策和监管部门要求，盲目扩张工业开发区，上马大批重工业及制造业项目的情形这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肇因于我国以GDP为核心的地方官员考核体系。
　　国内生产总值反映了一个地区所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价值的总和，因此人们习惯以GDP和财政收入评价地方经济的发展，然而GDP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既不能反映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也不能从根本上反映产出是否适应需求。片面追求GDP会带来许多不良后果，也不符合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很多地区都出现了违背国家产业政策和监管部门要求，盲目扩张工业开发区，上马大批重工业及制造业项目的情形，这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肇因于我国以GDP为核心的地方官员考核体系。
　　中央对地方的放权和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官员考核体系曾是我国改革开放后20年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摆脱了计划经济束缚的地方政府以GDP和财政收入为追求目标，积极招商引资，修桥铺路，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国有银行基本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甚至让地方政府表现出了相当大的企业特征，通过向投资者提供优惠贷款、土地来吸引项目投资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然而当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低端加工制造业开始过剩，提升产业层次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时，地方政府间的“市场竞争”、工业开发区遍地开花的行为就和国家发展的整体利益发生了抵触。随着发改委等机构的完善和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监管力度的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受到了削弱，但只要以GDP为核心的地方官员考核体系不改变，地方政府对投资和建设的追求就不会停止。
　　近几年来，由于我国仍未根本摆脱以低端加工制造业产品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外汇储备年创新高。由此带来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快速增长引发了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是固定资产的建设投资热潮，以及伴随而来的原材料生产行业的扩张，二是商业银行流动性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银行面临扩大贷款规模的压力。这些趋势与地方政府对投资的需求正是不谋而合。一般说来，对固定资产的投资需要人员、土地、能源、贷款的支持，四者缺一不可。
　　不可否认，地方政府上马的大部分项目都能在短时间内为地方财政做出贡献，并为政府官员的政绩添上光辉的一笔。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这样的政绩带来的很可能是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生产能力过剩，更为严重的是，大量国有能源企业被拖入了地方政府制造的固定资产投资热潮，扩增了远高于正常需求的供应能力。同时被卷入的还有提供巨额贷款的商业银行。
　　现实已经表明，单凭监管部门的控制手段不可能阻止地方固定资产投资的热潮。而以行政手段干预将导致“车毁人亡”的后果，使地方经济和金融机构同时受到重创。目前急需而必要的是设计科学的地方官员考核体系，调整并不意味着要政府忽视地方经济的发展，而是应该在考核指标中引入教育、社会保障、劳动力价格等多种指标，综合性的评价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官员政绩。同时要逐步限制地方政府的权力，采取措施增强地方相关职能和监管部门的独立性，改变目前地方政府企业化，垄断“经营”地方经济的局面。